有一种观点，硬是要把毛泽东与孔子绝对地对立起来。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毛泽东思想与孔子学说是绝对对立的，还是可以融合的？是一个不容回避的敏感问题，是思想文化领域中的重大问题，必须予以澄清。  毛泽东在孔林 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是中国人心目中的“圣人”。毛泽东是新中国的缔造者，是当今时代的伟人。那种把毛泽东和孔子绝对对立起来的观点，拒绝对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进行全面客观的、具体深入的、辩证动态的分析，这种态度很容易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潭。 把毛泽东与孔子绝对地对立起来，这既不符合毛泽东一生的实践活动，也是一种不明智的行为。正是毛泽东，为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相融合指明了方向：“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毛泽东选集》第2卷），是二者相融合的时代命题；“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同上），是二者相融合的历史任务；“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同上），是二者相融合的指导方针；“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同上），是二者相融合的科学态度。打开《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等大量文稿，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的一系列论述为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相融合，创造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开辟了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它的结晶。 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是孔夫子的信奉者。毛泽东开始识字学习，是从《三字经》、《百家姓》、《增广贤文》、《幼学琼林》入门的，之后又读了四书、五经，韶山毛泽东纪念馆至今还保存着他小时候读过的《诗经》、《论语》。（《毛泽东传》）儒家文化传统在少年毛泽东的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从毛泽东的大量早期文稿来看，他在长沙求学时代还是颇为崇信孔子的，当时正是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的时期，陈独秀等人以《新青年》为阵地，在猛烈抨击康有为等人打着“尊孔”、成立“孔教会”的旗号掀起复辟逆流的同时，采取了全面否定孔子的态度。青年毛泽东也是《新青年》的热心读者，但在对待孔子的态度上，却与陈独秀等人不同，孔子在他心中依然是圣人。他在1917年4月出版的《新青年》上发表的《体育之研究》，虽然提倡的完全是新思想，但是却大量引用《论语》、《礼记》等儒家经典中的典故、成语。他还称孔子、释迦牟尼、穆罕默德都是“古之所谓圣人”，是“最大之思想家”。青年毛泽东受到了传统思想和西方民主主义思潮的双重影响，他认为改造中国“宜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提出了“普及哲学”的治国之道。他说，普及哲学可以使“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大同者，吾人之鹄也。”这是青年毛泽东深受孔子“大同世界”思想影响而提出的理想社会及其实现途径。此时的毛泽东，还主张“个性解放”，反对“三纲”等封建礼教，学习了许多西方民主主义思想的书。（《毛泽东传》） 毛泽东从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到“文化大革命”之前，对孔子及其学说一直是采取批判地继承的态度。五四运动前后，面对当时“尊孔读经”和“打倒孔家店”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社会思潮，毛泽东从不盲从，而是冷静思考，深入研究。 1919年9月，毛泽东在《问题研究会章程》中，将“孔子问题”列为研究专题之一。（《问题研究会章程》，1919年10月23日《北京大学日刊》） 1920年是毛泽东由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关键一年。他在一封信中，明确地提出了西方文明必须与我国文明相结合的观点。他说：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毛泽东传》）这一重要观点，奠定了毛泽东一生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 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离京赴上海，中途，他特意下车去游览了孔子的故乡——曲阜，还登了泰山。对孔子这位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仍怀着一种特殊的感情。（《毛泽东传》）后来，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时回忆起这次孔子故乡之行，他说：我在曲阜停了一下，去看孔子的墓，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濯足的那条小溪和孔子幼年所住的小镇。在有历史意义的孔庙附近，有一棵有名的树，相信是孔子栽种的，我也看到了。我还在孔子的一个著名弟子颜回住过的河边停留了一下，并且看到了孟子的出生地。显然，此时的毛泽东不是一般的参观旅游，而是带着倾慕之心前来瞻仰的。（卢志丹：《毛泽东品国学》） 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说：“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因为你未出门时脑子是空的，归来时脑子已经不是空的了，已经载来了解决问题的各种必要材料，问题就是这样子解决了。”（卢志丹：《毛泽东品国学》） 1937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的大会上说：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卢志丹：《毛泽东品国学》） 1938年5月21日，毛泽东在抗大干部会上说：黑格尔是马克思的老师，此人似乎当了一世教员。我们中国的孔夫子起初做官，以后撤职，大概就是当教员当到死吧！我们要学习黑格尔，学习孔夫子。我们三四百人，可否出几个孔夫子，出几个黑格尔呢？又说：孔夫子是圣人，几千年只此一个。（卢志丹：《毛泽东品国学》）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向全党提出研究理论、研究历史和研究现状的任务。他在谈到研究历史时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毛泽东选集》第2卷）“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提法，表达了毛泽东对孔子在中国历史上所占重要地位的一种肯定。《孔子评传》一书的作者匡亚明认为，毛泽东之所以挑选孔子作为研究历史的开始，第一是因为孔子是上古以来文化的集大成者，通过研究孔子，是从纵的方面追溯研究前代情况的一个最恰当的选择。第二是因为孔子在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中，无论在当时或后世，在国内或国外，都是影响最深最广的人物，通过研究孔子，是从横的方面研究诸子百家的一个最恰当的选择。（匡亚明：《孔子评传》）匡亚明还回忆说：1942年，他在延安曾向毛泽东请教如何评价孔子的问题。毛泽东认为：孔子生在二千多年以前，确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但孔子毕竟是二千多年前的人物，他思想中有消极的东西，也有积极的东西。只能当作历史遗产，批判地加以继承和发扬。对当前革命运动来说，它是属于第二位的东西。第一位的用以指导革命运动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其时重庆（国民党政府所在地）方面正在大搞什么“尊孔读经”。他们靠孔夫子，我们靠马克思。要划清界限，旗帜鲜明。毛泽东又认为：当时对孔夫子，最好是暂时沉默，既不大搞批判，也不大搞赞扬。（同上） 1939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给张闻天的信》中，认可“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是观念论，同时肯定地指出：“观念论哲学有一个长处，就是强调主观能动性，孔子正是这样，所以能引起人的注意与拥护。……我们对孔子的这方面的长处应该说到。”毛泽东肯定“过犹不及”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认为“孔子的中庸观念……是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则是无疑的。这个思想的确……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同时还指出孔子的中庸观念没有发展的观点这个不足。毛泽东认为，应当明白指出“孔子在认识论上与社会论上的基本的形而上学之外，有它的辩证法的许多因素，例如孔子对名与事，文与质，言与行等等关系的说明。”毛泽东还指出：“说孔子的功绩仅在教育普及一点，他则毫无，这不合事实。”（《毛泽东文集》第2卷） 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重要思想。他说：“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毛泽东文集》第2卷）这些光辉思想，为我们正确对待孔子，正确对待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指明了方向。 1943年6月28日，毛泽东在刘少奇一封信上的批语中写道：“剥削阶级当着还能代表群众的时候，能够说出若干真理，如孔子、苏格拉底、资产阶级，这样看法才是历史的看法。”他明确地说：“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毛泽东文集》第3卷） 1944年3月，毛泽东在《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中说：“要提倡父慈子孝……应该父慈第一，子孝第二，这是双方面的。如果父亲把儿子打得一塌糊涂，儿子怎么样能够孝呢？这是孔夫子的辩证法。……我们主张家庭和睦，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双方互相靠拢，和和气气过光景。”在谈到教学方法时，毛泽东强调：“现在我看要有一个制度，叫做三七开。就是教员先向学生学七分，了解学生的历史、个性和需要，然后再拿三分去教学生。这个方法听起来好像很新，其实早就有了，孔夫子就是这样教学的。同一个问题，他答复子路的跟答复冉有的就不一样。子路是急性子，对他的答复就要使他慢一些；冉有是慢性子，对他的答复就要使他快一些。”（《毛泽东文集》第3卷） 1944年7月，毛泽东在《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中，回答了所谓“共产党是‘中国至上’还是‘共产党至上’”的问题，他说：“没有中华民族，就没有中国共产党。……我们像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一样，坚信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当人们问我们是‘共产党至上’还是‘中国至上’时，可能指的就是这一点。可是，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中国文化遗产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外国思想的价值。中国历史遗留给我们的东西中有很多好东西，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们必须把这些遗产变成自己的东西。……继承中国过去的思想和接受外来思想，并不意味着无条件地照搬，而必须根据条件加以采用，使之适合中国的实际。我们的态度是批判地接受我们自己的历史遗产和外国的思想。我们既反对盲目接收任何思想也反对盲目抵制任何思想。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毛泽东文集》第3卷）这段谈话表明了我们党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华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基本态度，蕴含着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实现三者相融合的光辉思想。 1945年4月，毛泽东在《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中说：“决议把许多好事挂在我的账上，我不反对，但这并不否认我有缺点错误，只是因为考虑到党的利益才没有写在上面，这是大家要认识清楚的，首先是我。孔夫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即使到七十岁相信一定也还是会逾矩的。”（《毛泽东文集》第3卷） 从新中国成立直至“文化大革命”之前，毛泽东对孔子依然是既有肯定，又有批评。 1954年9月，毛泽东在《关于辛亥革命的评价》中说：“郭沫若曾经用很多材料证明，孔夫子所以成为圣人，是因为他是革命党，到处参加造反。说孔夫子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那是孟子讲的。其实当时孔夫子周游列国，就是哪里造反他就到哪里去，哪里想革命他就到哪里去。所以此人不可一笔抹煞，不能简单地就是‘打倒孔家店’。”（《毛泽东文集》第6卷）毛泽东的这段话，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他不赞成“一笔抹煞”孔子，不赞成“打倒孔家店”之类简单化、绝对化的口号。 1955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中说：“曲阜县是孔夫子的故乡，他老人家在这里办过多少年的学校，教出了许多有才干的学生，这件事是很出名的。可是他不大注意人民的经济生活。他的学生樊迟问起他如何从事农业的话，他不但推开不理，还在背后骂樊迟做‘小人’”。 1956年6月1日至4日，毛泽东接连三次畅游长江，兴之所致，写下《水调歌头·游泳》一词。他在词中直接引入《论语》中的原句而写道：“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借以抒发时光在流逝，社会在进步，应奋发有为的豪情壮志，也充分表达了毛泽东对孔夫子其人其语的赏识之情。 1958年5月8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谈到青年人胜过老年人时，列举了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名人，其中就有孔子。他说：孔夫子在青年时也没有什么地位，当过吹鼓手，在人家办丧事时，给人家喊礼，后来教书。他虽然做过官，在鲁国当过司法部长，也是短期的。也还当过管钱的小官，相当于我们农业社的会计。他学了很多本领，颜渊是孔子的弟子，算个二等圣人，他死时才三十二岁。（卢志丹：《毛泽东品国学》） 1958年8月，毛泽东在《对陆定一〈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的批语、按语和修改》中说：“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贵君轻……不能不影响对人民的教育，谈中国教育史，应当提到他们。”（《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 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在春节座谈会上谈教育问题时，充分肯定了孔子的教育思想。他说：孔夫子的传统不要丢。孔子的学问是从实践中自学得来的。孔子这个人爱说老实话，为此，吃了不少苦，挨了不少骂。毛泽东同时指出，孔子办教育不重视生产劳动，这方面我们要想办法补足。（卢志丹：《毛泽东品国学》） “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是毛泽东毕生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是他对中国革命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毛泽东文集》第2卷）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这个“实际”，既包括中国革命的实际，又包括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实际。然而在很长时间内，我们对前一个实际比较重视，而对后一个实际则重视不够、研究不够。随着中国崛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愈益彰显，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相融合的问题，也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形成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成为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第一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需要它；第二是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和马克思主义有许多契合点，从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营养。毛泽东是深知这一点的，他坚信，只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毛泽东与孔夫子》一书的作者、中央党校教授许全兴说：“毛泽东在讲话、著作中常常引用中国古人的话借以表达自己对问题的看法。在他引用的古人古语中，孔子的话最多。他反对教条主义，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毛泽东较少直接引用马列经典作家的言论。”《毛泽东品国学》一书的作者卢志丹说，《毛泽东选集》雄文四卷，曾有人作过粗略统计，其中的成语典故，有40条左右来自《左传》，有20至30条来自《论语》、《孟子》、《史记》、《汉书》等，有10条左右来自《诗经》、《尚书》、《易经》、《大学》、《中庸》、《战国策》、《后汉书》、《三国志》、《孙子兵法》、《老子》、《庄子》、《国语》等。“毛选”中活用古典小说、诗词曲赋的地方更是俯仰皆是。 这恰恰是毛泽东思想的一大特色，是毛泽东思想之所以为中国广大老百姓所喜爱，所接受，成为指引中国人民前进的伟大旗帜的根本原因之一。那么，毛泽东思想与孔子学说的契合点，主要体现在那些方面呢？ 第一，关于尊重人，爱护人的思想。孔子学说的核心是“仁”，孔子说：“仁者，人也”（《礼记·中庸》），他从多个角度阐释过“仁”的内涵，最基本的就是“爱人”二字。《论语》中孔门师徒反复探讨的问题，是人的真情实感、人的日常生活、人的品行修养、人的道德教化和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孔子学说就是围绕着人之所以为人、人如何才能为人这一主题展开的。其中既有维护统治者利益的内容，又有尊重人的生命，同情民众疾苦，倡导与人为善，主张人际和谐的内容。儒学强调以民为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政治立场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它的核心理念和宗旨。在我们党处于执政地位和领导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为人民服务又升华为“以人为本”、“执政为民”。 第二，关于“大同”社会的理想。“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这句名言清楚地表明，孔子把“礼”作为治世的手段，把“和”作为治世的目的。孔子在谈到他的志向时说：“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这三句话，体现了他“泛爱众”（《论语·学而》）和“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的仁爱思想，也表达了他实现人际和谐的社会理想。孔子还具体地描述了一个“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大同世界景象。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对孔子的大同世界情有独钟。成为中国共产党领袖的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借用孔子的“大同”世界概念，指明了“人类进步的远景”，回答了国内外普遍关注的“中共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问题，赋予了“大同”全新的含义。 第三，关于人与世界关系的思想。儒学主张世界统一于气（物质），宇宙运动发展的根本原因是一阴一阳之谓道，主张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与时偕行，革故鼎新，强调格物致知，行先知后，知行统一。这和毛泽东思想坚持的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是契合的。 第四，关于民为邦本的思想。儒学强调以民为本，执政者要为政以德，博施济众，与民同享同乐，具有为国家社稷、天下苍生而英勇谏诤的斗争精神。这和毛泽东关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思想、我们党执政为民的理念是契合的。 第五，关于国家统一的思想。孔子认为，天下一统的集中体现，是国家大事由天子发号施令，他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他晚年作《春秋》，为的也是国家统一大业。《公羊传》提出，区别“华夏”与“夷狄”的标准，不是种族肤色，而是“先王之道”。儒家以礼乐为中心、以和谐为价值追求的文化，是中国境内各民族团结和共同发展，最终形成中华民族的深层原因。毛泽东的一生，是为建立独立、统一、民主、富强的新中国，为中华民族团结和睦、实现伟大复兴而奋斗的一生。 第六，关于重视教育的思想。孔子认为，治理国家，首先要使民众在“庶矣”的基础上“富之”，然后还应“教之”（《论语·子路》），这是国家的千秋基业。他提出了“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的重要观点和“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的教育目标，终身诲人不倦，积累了诸如因材施教、启发诱导、学思结合等一系列丰富的教学经验和方法。他是为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的伟大教育家。毛泽东历来重视对孔子教育思想与方法的继承和发展，直至1964年，他还在春节座谈会上肯定孔夫子的教育传统不要丢。 第七，关于修身立德、心怀天下的思想。孔子认为，修身立德是做人的根本。他培养人的目标，是做一个品德高尚、能以天下为己任的君子。正如他的学生曾参所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在孔子学说影响下，中华民族历代不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志士仁人。毛泽东建党思想的一大特色，是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他强调共产党员要有远大的理想、坚强的党性、高尚的品德和优良的作风，一心一意为广大群众谋利益、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他号召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第八，关于见义勇为、坚忍不拔的思想。孔子把仁、智、勇三者兼备，视为君子的完美品德，后世称为“三达德”。孔子说：“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他身处乱世，坚信仁爱之道是治世良方，不避艰险，不怕打击，百折不挠，奔走呼号，被隐士们讥讽为“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他的所作所为，体现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和自强不息的精神。毛泽东更是一位具有大智大勇的战略家，在井冈山斗争时期，面对极端困难的条件，他有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远见卓识；在中国革命长期处于敌强我弱显明对比的态势下，他提出了“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一整套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面对着挥舞原子弹的美帝国主义以及被它武装到牙齿的蒋介石军队，他提出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毛泽东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教育和鼓舞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夺取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不息。 第九，关于热爱学习、追求真理的思想。《论语》记载：孔子多次说过，自己并非“生而知之”者，而是“学而知之”者。他“十有五而志于学”（《论语·为政》），“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论语·述而》）是他一生的写照。孔子的学习完全是为了求道、行道，他说：“士志于道”（《论语·里仁》），“君子谋道不谋食”（《论语·卫灵公》），“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这种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的精神，是值得大力弘扬的。毛泽东酷爱读书，读书学习伴随了他的一生，不仅在硝烟弥漫的紧张战斗生活中是如此，而且在晚年病重期间、直至临终之前，他依然没有停止读书学习的脚步。青年毛泽东求学，不是像多数年轻人那样喜欢谈“立志”，他认为，真正的立志，首先是寻找真理，然后按它去做。若“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毛泽东传》1893——1949）。当他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真理之后，就终身为之奋斗，从不动摇。 第十，关于注重实际、知行统一的思想。孔子学无常师，他的学问，一是从古代典籍中学来的，二是从实际生活中学来的。孔子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论语·述而》），要“每事问”（《论语·八佾》），这都是他重视向实际生活学习的经验之谈。对此，毛泽东曾多次给予肯定和称赞，他说：孔子的学问是从实践中自学得来的。孔子治学的基本精神，是主张所学必须与所行相符合。他反对夸夸其谈，主张少说多做；反对言过其实，看重实际行动。他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衡量一个人，要“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孔子提倡的学风，是研究问题要“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反对主观臆测，反对绝对化地肯定或否定，反对拘泥守成而固执己见，反对听不得别人意见而唯我独是。这些思想对毛泽东有着重要影响。《实践论》是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相融合的典范。《实践论》的副标题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这就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与儒学强调知行统一，行是知的基础，行比知更重要这一传统思想的契合点。毛泽东在通篇的论述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对中国传统的知行统一观进行了新的阐述。毛泽东还依据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观点，赋予了古代成语“实事求是”新的内涵，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成为我们党长期坚持的思想路线。 总之，孔子学说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一座丰富的思想宝库，为毛泽东思想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毛泽东思想与孔子学说的契合点是很多的，这里仅是举其大略而已。我们说孔子学说和毛泽东思想有许多契合点，并不是说二者是同一个思想体系。而是说，二者在许多方面是会通的，马克思主义是可以对儒学精华进行借鉴、吸收、转换、提升和融合的。如果我们把眼界放得更宽阔一些，就会看到，人类各民族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都有可以相融的特点。随着人类的不断文明进步，这一特点将会愈益突出地显示出来。（原载：《孔子文化季刊》总第6期 作者：贾陆英，山西当代儒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兼学术传播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