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各地的区域文化多姿多彩，都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出现在泰山之阳的邹鲁文化格外引人注目，这里因为产生了孔子到孟子等中国文化的优秀代表人物从而光耀世界。 在很大程度上，“邹鲁文化”更是一个“学术文化”概念。邹地与鲁国相连，鲁为儒学繁盛之地，孟子时代，邹地也受到了儒家文化的濡染。孔子的孙子子思曾到邹地讲学，特别是孟子迁居邹地后，更使这里名声日隆，具有了浓重的儒家文化氛围。例如，邹穆公接受孟子的劝说施行“仁政”（《孟子•梁惠王下》）。“邹”“鲁”连称，最早可能仅仅因两国土地相接，以后则是在儒家学说这一点上将二者相提并论，而且由于孟子的原因，自战国时起，人们还在将两地合称时，把“邹”放在“鲁”的前面，而称为“邹鲁”。 孔子在总结以前数千年中国文化基础上所创立的儒家学说，经孔子弟子特别是曾子、子思等人的大力弘扬，影响越来越大。到战国时期，孟子四处奔走，宣传自己的思想主张，更使得儒家学说声名远播。例如，孟子在齐国之时，“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孟子•滕文公下》），浩浩荡荡，可谓场面宏大。“邹鲁”这一概念恰是因为孟子的巨大影响。 从史籍看，“邹”、“鲁”连称时，多是从明礼、好儒的角度而言。汉代以前如此，以后也是这样。因此，所谓“邹鲁文化”其实指的是从孔子到孟子一脉相承的儒家思想学说。（参见杨朝明：《邾鲁关系•邾国文化•邹鲁文化》，《齐鲁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由此，我们分析总结“邹鲁文化”的品格，需要紧紧抓住从孔子到孟子的思想发展脉络。 从孔子、曾子、子思直到孟子，都十分注重个人的修养，这恰是儒家思想的突出特色。“孔孟之道”是社会治理之道，而说到底，“孔孟之道”也是“人之为人的修行之道”。孔子说 “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他总结认为，孔子学说“一以贯之”的是他的“忠恕”之道。子思学于曾子，子思更是对孔子、曾子思想的发扬光大。在子思著作中，《中庸》是非常重要的一篇。什么是“中庸”，东汉时期的郑玄说：“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孙子思伋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原来“中庸”可以理解为“用中”、“把握中道”。《中庸》的中心观念就是“诚”，《中庸》说：“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中庸》用以解释“诚”、“诚之”的“道”实际是一种行为方式或者途径。 《中庸》解释说：“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所以，“天之道”、“人之道”的两种方式，其区别在于是天生还是人为。“诚者，天之道”，是说人不通过努力，而合乎天生需要，没有选择状态下的行为方式，而“诚之者，人之道”，讲的则是要人自觉接受道德约束，认真思考判断，使行为尽量合乎道义，这显然是一种内修的功夫。 学术界都看到了郭店竹简与子思学说的关联。读郭店儒简，其中大量的关于心性问题的论述会给人留下强烈印象。那些竹简文字，许多与今天结构不同，这便是好多字以“心”为偏旁，其中出现最多的心旁字是从身从心的“仁”字。庞朴先生说，这“使人可以想像，那时候，人们对于内心世界或心理状态的了解与研究，已是相当可观了”, 他认为，“仁”字从身从心，“也许表明他们对于仁的理解，已从求诸野的阶段，进入到心性论的时期。”（庞朴：《郢燕书说——郭店楚简中山三器心旁文字试说》，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编：《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 那么，怎样“修心”？如何才能做到“心修”？《郭店楚墓竹简•五行》中说到：“君子无中心之忧则无中心之智，无中心之智则无中心之悦，无中心之悦则不安，不安则不乐，不乐则无德。”所谓“中心”，内心也。人要有德，要具有仁、智、圣的智慧，必须具有内心深处的忧患。君子求德，慎修其身，其具体途径是“思”，以“思”生德，《性自命出》也说：“凡思之用心为甚。难，思之方也。”从《五行》、《穷达以时》等篇看，子思修身思想的确重视自省，两篇都提到“慎独”，这其实正是内心追求的一种境界。 孟子“学于子思之门人”，他的思想学说与子思完全相通。据统计，在《孟子》中，“心”字多达117见。显然，《孟子》里的“心”事实上与“身”构成了一种对立统一的身、心关系。“修心”与“修身”二者一致，这就像《大学》在强调“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的同时，还说“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正而后身修”。 《庄子•天下》篇纵论天下学术，以为学术有“道术”与“方术”的分别。什么叫“道术”？道术无处不在，道术“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庄子还把孔子和“百家”区别开来。他说，所谓“道术”，包含着“天地之美”、“万物之理”，而“方术”则不然，方术“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它得其一偏，“得一察以自好” ，抓住一点不及其余。 “道术”包含系统思维、整体观念、全局意识，“方术”则“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没有这些优点。 那么，“道术”在哪里呢？按照《天下》篇的说法，道术在“六经”（或称“六艺”，即《诗》、《书》、《礼》、《乐》、《易》、《春秋》）之中。这些典章包含了古圣先王之道，包含着“内圣外王之道”。庄子感叹：“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他所推崇的，正是内圣外王之道！庄子还说，在“六经”中的内圣外王之道，“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所以“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他把“百家之学”与“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区别开来，由此我们看出，庄子是将儒家特出于百家之外、之上的！ 两千多年过去了，儒家的“修己”学说愈发显示出它的价值与意义。当人们进入文明时代形成生活共同体以后，必要的规范便应运而生。那么，“规范”或者“规则”是靠“强制执行”还是靠“自觉遵守”，恐怕这就是一个社会文明发展水平的标志了。在蒙昧时代，人们敬畏天命、鬼神，惧怕天命、鬼神的惩罚，然而，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人”的因素越来越重要，人们就更多地思考怎样保证“规范”或者“规则”得到执行、得到遵守。在这方面，儒家思考的结果是人们加强修养，自觉修己，这方面，儒家的论述很多、很丰富。而人人“修己”正是儒家教化所追求的目标。 古往今来，对于文明社会中每个有志于过一种有尊严的生活的人，修身是一门“必修课”。古人多有注重修身的优良传统，所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不论你是高高在上的天子，还是一般的平民百姓，都应当自觉修身。修身是中国传统政治教化的重要目标和实现手段，每个人出生后就要接受社会的教化，之后自觉的修身随之而来。 修身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修身是人特有的属性，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重要标志。孟子说：若无修身教化，“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人而无教，与禽兽无异。所以唐代大诗人韩愈说：“人之能为人，由腹有诗书。”诗、书教化对于人有格外重要的意义。 教化的重要性在于基于整个社会的需要。我们都向往一个“善”的世界，就像《大学》中所说的，人们都希望社会“止于至善”，这就要求社会上的每一个人自觉修养，人人向“善”，人人知其所“止”。所谓“止”，当然不是停止、终止。在甲骨文中，它是一个指事字，表示走向一定的方向、目标，向这个方位或目标不偏不斜地走去，平正而不偏斜。 所谓人人“知其所止”，诚如《大学》所说，即“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孔子曾经分析说：“凡夫之为奸邪、窃盗、靡法、妄行者，生于不足，不足生于无度。无度则小者偷盗，大者侈靡，各不知节。是以上有制度，则民知所止，民知所止则不犯。故虽有奸邪、贼盗、靡法、妄行之狱，而无陷刑之民。”（《孔子家语•五刑解》）孟子一再讲的“明耻”的问题，说“人不可以无耻”，“耻之於人大矣”（《孟子•尽心上》），同样也是希望人人修德，就是“天下有道”。 关于“道”与“德”的关系，孔子说：“夫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以非德，道不尊；非道，德不明。”（《孔子家语•王言解》）“道”就是来观察每个人德行的。如果遵从“道”，按照“道”去行事，德行就好，否则德行就差，德行的好坏由“道”检验。如果“无道”，就意味着价值观的扭曲、是非观的混乱。“道”可以“明德”，“德”用于“尊道”。治国之道也是如此。孔子说：“虽有博地众民，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致霸王。”一个国家，即使地大人多，但如果没有正确的价值观来主导，这个国家也强大不起来。所以，中国传统的“大学之道”，就在于“明明德”、在于“新民”，最终达至“止于至善”，使社会走向美善！ 从孔子到孟子，他们思考社会之“治”时，从“天理”与“人欲”的关系出发，希望人们克己反躬，从而明道守礼。《礼记•乐记》说，人生而“静”，感于物而“动”，如果“好恶无节”，为外物所“化”，就会出现严重后果。因此，如何使“自然的人”成长为一个“社会的人”，达到人“自然性”与“社会性”的协调统一，就成为人们思索的中心问题。因此，早期儒家特别推崇“先王”，思考“人心”与“道心”，从而要求人们持正守中。 其实，这恰是邹鲁文化的品格或精髓所在。从孔子到孟子，他们都深刻思索人性，思索人的价值。他们认为，人之为人，就要区别于其他的动物，就应当明礼义，守礼仪，正如《孔子家语•论礼》篇所说：“礼也者，理也；乐也者，节也。君子无理不动，无节不作。”《礼记•礼器》也说：“礼也者，合于天时，设于地财，顺于鬼神，合于人心，理万物者也。”孔子说：“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论语•雍也》）孟子则说：“夫义，路也；礼，门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也。”（《孟子•万章下》）。礼是我们天然的应当遵守的规则，否则，社会将乱象丛生。所以《孔子家语•礼运》说：“欲、恶者，人之大端，人藏其心，不可测度，美、恶皆在其心，不见其色，欲一以穷之，舍礼何以治之？”这样，人自觉修养自身就显得极其重要。 孔孟之学就是“仁爱”之学，就是为人之学。大学之教，教人穷理正心，教人“明明德”。 孟子则用“善”的眼光来观察世界，用“善”的眼光看人。他“道性善”、“言性善”，强调人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认为这是仁、义、礼、智之“端”，主张放大这种善性。他的逻辑在于，人既然有善性，为什么不放大善性呢？他追求的是人成为更完善的人，使人人正身修己，人格完备，从而达到社会的“至善”。 这样说来，儒家教育就是关于“成人”的教育。礼有表面的仪式，也有深层的内涵，表层的礼仪固然重要，内在的礼义更加根本。表面仪式服务于内在的礼义。比如冠礼，人举行了礼仪就一定“成人”了吗？这一仪式是一个标志，提醒人按照“人的要求”去做。所以《礼记》说：“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冠礼的礼义在于人具备人的内涵，在于“弃尔幼志，顺尔成德”（《仪礼•士冠礼》）。所以，《礼记•冠义》又说：“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这与我们今天常说的“正衣冠”意思一样。作为“成人”的礼仪，冠礼对人的教育就是从最基本的做起，按照每个人在社会上的角色、身份来定位。《孔子家语•礼运》说：“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中说：“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礼者，谓之成人。”人“成人的标志”，就是“能自曲直以赴礼”，就是有了正确的价值观、是非观、荣辱观。 由此，我们便可回到庄子的说法，他所说“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白的“内圣外王之道”，是“孔孟之道”的精髓。司马迁在《史记•货值列传》中说：“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於礼，故其民龊龊。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俭啬，畏罪远邪。”他的描述大致概括了邹鲁文化的特征。在儒家文化的熏染下，邹鲁之地好儒重礼，民风醇厚。在这里，百姓们安居乐业，恭谨礼让，简朴本分。这正是邹鲁文化的基本品格。 邹鲁之地因为有以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等为代表的早期儒家而成为文教兴盛之地，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不可取代的特殊位置。两千多年来，邹鲁文化由邹鲁之地而走向全国乃至世界，“邹鲁”成为良风美俗的代名词。有一位英国作家说：“在孔子学说的影响下，伟大的中华民族比世界上别的民族更和睦和平地共同生活了几千年。”（贡布里希（Ernst H.Gombrich，1909～2001）：《写给大家的简明世界史•一个伟大民族的伟大导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邹鲁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我们今天应充满文化自信，继承和弘扬邹鲁文化传统，传承其核心思想和精神灵魂。  杨朝明，生于1962年，当代著名学者，现任中国孔子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任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山东省第十届政协委员、第十一届政协常务委员等。 师从李学勤先生，一直致力于孔子和儒学思想等传统文化的研究。先后出版《孔子家语通解》、《论语诠解》等学术著作1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120余篇。多次应邀赴香港、台湾、韩国、欧洲等诸多国家和地区讲学。（来源：《今日头条》 作者：杨朝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