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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论道：深谷的回望 ——陶澍与中国近代化的探索与揭橥 作者：黄松平（国防科技大学信息系统工程重点实验室副教授，博士） 来源：“湖湘读书”微信公众号  编者按： 4月23日，石头记黑茶社暨“陶澍与湘人崛起”主题读书会启动，引起书友的广泛关注，纷纷加入到对陶澍文化思想的研究中。本公众号将陆续刊播专家及书友相关作品。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已孕育着近代化的因子，这可以从陶澍（1779-1839）推动经世致用风气发展和革除积弊的改革探索中得到反映。陶澍不但是湖湘文化和湖湘人才群体崛起的标志，也是中国由古代社会走向近代社会转折时期的杰出政治家、近代改革先驱的“晚清第一人才”，陶澍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是中国古代的最后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改革家、理财家，同时又是中国近代的最初一位政治家、改革家、理财家。对于这一重要人物在中国近代化历程中应有的地位和所做的贡献，学术界迄今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嘉道时期，中国封建社会积弊重重，国势衰微，已经走入了一个深谷，作为皇帝倚重的封疆大吏，陶澍从历史的回望中找到了一把根治社会弊端的经世致用“金钥匙”，使积贫积弱的晚清社会止跌回升，同时为随后魏源、林则徐、曾国藩、左宗棠等在更广阔视角的回望和借鉴开启了智慧之门、树立了路标。  一、陶澍与近代化思潮的引领 经世致用是由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船山、黄宗羲、顾炎武等人提出的，指的是学问必须以治事、救世为急务。具体而言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人提出的经世致用思想主要包括五个方面：重视当世之急务、勇于任事、致力创新、注重调查研究、强调实践。清初大兴“文字狱”，康乾年间士林遂崇尚考据之学。清朝中后期国势衰微，士风不纯，吏治腐败，社会矛盾激化，局中人自有一种处于乱世变局之慨，龚自珍称为“将萎之华，惨于枯木”，“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一批关心国家和命运的知识分子，以振作天下为己任，关心国家大政，关心实务，“经世致用”思潮再度兴起。“这一思潮演进发展，成为中国社会由封闭守旧的传统社会向开放变革的近代社会转化”。 陶澍从小生活在湖南安化农村，家境贫寒，出身低微，早年与父亲辗转多地求学，与劳动人民有较多的接触，对底层百姓的生活疾苦有较多的了解。他回忆说：“陶子少贱，牧于斯，樵于斯，渔于斯，且耕且读。”同时梅山地区的艰苦环境也造就了陶澍勤劳朴实、勇敢坚毅的精神品德；加以湖湘文化对陶澍的影响，因而形成了陶澍自己独特的经世致用思想。陶澍作为一个学识渊博、业有专长的学问家和晚清重臣，身兼仕林学界，身体力行提倡改革，并在周围聚集了一大群有志士人、官员，如魏源、林则徐、贺长龄、包世臣、姚莹、龚自珍、黄爵滋、汤鹏等，互相切磋，互相砥砺，推动了“经世致用”风气的发展，使士林经世意识迅速兴起，成为清代学术的一个重要转变契机，亦成为清末思想学术巨变的重要基础。从经世致用的思潮重启和实践层面来说，陶澍就可谓是清朝经世致用第一人，以及经世致用复兴思潮的中坚人物，影响所至，囊括了整个晚清时代，为中国社会由旧传统走向近代化、由封闭走向世界前进了一大步，为近代中国引进西学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著名学者刘广京评价说：“陶澍任江南封疆大吏的十几年中，是中国近代史上极关键的时代……陶澍的一个重要贡献就在于证实道光初年经世思想与经世事功的并行发展……陶澍的示范，使《皇朝经世文编》所揭橥的精神和原则，成为一时的风气。” 一是强烈的变革意识。陶澍的经世致用思想充分反映了中国传统儒家知识分子在身逢衰世，面对日益没落的社会现实时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变革意识和忧患意识。陶澍批判当时吏治、盐务、漕务、水利积弊深重的现象，提出要革除积弊，厉行改革，并克服重重困难将它的改革主张付诸施行，这都表现出他以天下为己任，对政治之兴衰、民生之疾苦的关怀而形成的一种责任感。 二是鲜明的兼容气量。长期以来，汉学和宋学各立门户，相互攻伐，互不兼容。陶澍对门户之间的危害有深刻的认识，主张为学应吸纳各家之长。他反对汉学的繁琐，同时又肯定其求实、求真的实证精神；他批评宋学的空疏，同时又赞扬其经世济民的义理。陶澍认为，“汉人言象数，宋人言义理，不可偏废。无义理，则象数为诞；离象数，则义理为虚。”由此可见，陶澍的经世致用思想是一种兼容并蓄的思想，他一方面认为理学为做学问的根本；另一方面又反对空谈，主张把经世之学引入理学，强调经世实践。陶澍兼容并蓄的学术见解在乾嘉时期尚不多见，它使复兴的实学能够广泛吸纳有益养料，不断发展壮大。 三是突出的实行风格。这也是中国主流工具主义价值观的体现和发扬。陶澍认为读书是为了学以致用，而不是单纯为了考取科举功名。当读书人汲汲于考取功名钻研八股文章时陶澍却鼓励大家多多学习历史、地理、军事、经济、水利等各种实用知识。他对专注形式的八股文和繁琐的宋学、迂阔的汉学都提出了批评。他主张“有实学，斯有实行，斯有实用”。他特别重视具有直接实用价值的史地学科的研究。以史学为例，“陶澍对各朝正史均有研究，对《史记》、《资治通鉴》，各代典章制度探讨尤深，他对司马迁、司马光、杜佑称颂有加，并试图‘仿司马氏网罗放失之义’，广泛搜罗古今材料，以求致治之理。” 陶澍所处的时代恰好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爆发并促进生产力极大发展的时代，人类开始进入蒸汽时代，科技在西方进入一个狂飙猛进的阶段，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1687年）、瓦特改进的蒸汽机（1765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776年）等人类重大科技成果，都在陶澍出生之前业已完成，近代科学体系在19世纪初叶也已经建立起来，囿于时代局限和自身知识结构，陶澍对西方世界“山海的另一边”的情况茫然无知，他所倡导的“实用”之学也没有包括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等现代科学，这些基础学科恰好是社会和生产力发展的深层动力，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陶澍少年读书处印心石屋 二、陶澍近代化的经济改革 陶澎为官数十年，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就是在江南进行的经济改革。纵观陶澍仕途，他一贯重视经济问题，在各地为官，都把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放在重要地位，“平生衣被志万家”，决心要人民过丰衣足食的生活。特别是在两江为官近20年，陶澍以经世致用思想为指导，进行了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在赈灾、水利、吏治、漕运、盐政等几大方面作出了突出政绩，对两江地区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开发，起了重大的奠基作用。陈蒲清教授为《陶澍全集》撰写的前言中，用刘广京先生为《陶澍在江南》一书所撰的序言说：“陶澍的重要性则在于主持财政、经济方面的改革，对于江南漕、盐、河三大政尤有其切实的贡献。”陶澍的经济改革取得了很大成效，晚清学者陈文述将陶澍和历史上著名的理财家桓宽、刘晏并题：“淮南盐策任郎官，国帑空虚事已难。唐代经纶赖刘晏，汉廷议论酌桓宽。扫除积弊良田莠，力挽颓波大海澜。闻道北盐筹更好，年年修竹报平安。”这些改革的许多做法在客观上具有近代意义，为中国社会的近代化积累的可贵的经验和资源。陶澍近代化的经济改革，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呈现出“用商利商恤商”和遵循市场法则的特点，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对传统的自然经济具有冲击作用，客观上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这就使得他的改革具有时代先进性，开了中国近代经济改革的先河。” 一是用商利商恤商。在封建社会中，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很低，居于“四民”之尾，收到社会和政府的歧视。陶澍虽然无法从根本改变这一根深蒂固的传统价值观念，但他不泥古法，一反“重本轻末”的传统做法，因时、因势重视商业，充分利用商人力量推进改革，提高商人地位。陶澍祖父陶孝信曾从事商业活动，将安化茶叶运到湖北武汉出售，因此，“陶澍从小多少受到些商业的熏陶，对商人有比较正确的认识，能体会到商人的重要作用。”正是因为家族的经商经历，陶澍“敢于从感情上去亲近他们，询问他们的意见，政治上提携他们”，这有利地推动了生产的复苏和经济的发展，开近代史上先声。在用商方面，他积极借助商人和商业资本来完成漕务、盐政、河工改革。在漕运改革中，陶澍意识到仅靠官方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他将原来由官方组织的兵弁军船运输改为商人沙船运输，就是充分利用了商人的力量来解决运力不足的问题。“在河工、水利中，陶澍也十分注意利用商人资本进行治水、治河”。在利商方面，他就海运漕粮，制定了“商船奖叙”条款，明文规定“运米一万石”，即赏给匾额；一万石至五万石，分别给予职衔。这就给商人打开了获取“国之名器”的通道，这在之前是不可想象的。 二是遵循商品规律和市场法则。陶澍的经济改革遵循商品规律、市场法则、价值规律，在加速盐业销售方面，陶澍多管齐下，通过实施票盐法，采取酌核带销、缓纳积欠、疏浚运道、添置岸店、亟散轮规等措施，加速食盐的销售。同时，通过删减浮费、加斤减加、简化盐运手续等，去弊兴利，使盐务改革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票盐法施行后，魏源评价说，“始而化洪湖以东之场私，继而化正关以西之芦私”。同时百姓也得到了价格低廉的食盐。 三是推崇以银为本。清代实行银钱并行的货币制度，银块称量计值，银一两值制钱千文。随着清王朝的衰落和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嘉道年间出现白银外流和银贵钱贱现象，开始发生货币危机。陶澍采取了禁止鸦片进口、严禁纹银出洋、对洋钱进行限制和统一钱法等措施，应对货币危机。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道光十三年，陶澍与林则徐在《会奏查议银昂钱贱、除弊便民事宜折子》中，提出自铸银币，用计量银币代替称量银块，适应了商业发展与保护本国经济的要求，启发了近代币制改革。这一改革建议虽然未能实施，但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的带有商业资本思想色彩的改良币制的主张。说明陶澍和林则徐已从实际和理论上，开始认识到计量货币取代衡量货币的必然趋势，在思想上已具有为商业资本发展提供方便的要求。  陶澍与左宗棠照 三、陶澍与近代化人才准备 陶澍是道光皇帝赞许的“干国良臣’，依托新型幕府在他周围形成了一大批无愧于当世、刚正廉洁、勤于思考、勇于任事的人才群体。这个人才群体又可以细分为两个派系，其一是“中国近代改革派”，其二是“湖湘经世派”，当然这两个人才派系也有一定的重叠，如贺长龄、李星沅、魏源等两派兼而有之。这两个人才派系都与陶澍有密切关系。陶澍是这个改革派集团的先行者和前期的重要领袖和核心。他同时也是湖湘经世派当之无愧的领袖，堪称近代湖南人才兴起的源头。正如学者陶用舒所言，“近代湖南人才群体的出现，和陶澍有直接的关系，陶澍是近代湖南人才群体的领袖和核心。”著名史家萧一山说：“不有陶澍之提倡，则湖南之人才不能蔚起‚是国藩之成就，亦赖陶澍之喤引尔。”实际上，陶澍不仅是近代湖南人才群体的核心，也是中国近代化人才群体的第一座高峰，他发现、培养和影响了一大批人才，为中国近代化的推进提供了人才和智力支撑。 一是高度重视人才。陶澍多次强调“当今之要，首在得人。”《清史稿》称陶澎“胸怀洞无城府”，当时中国杰出人才也团聚在其周围。陶澍在担任两江总督时期，其幕府聚集了一大批有真才实学的杰出人才，而且他都能礼贤下士，视为知己，扬长避短，给予高度信任，因而充分发挥这些人才的作用。比如他创办槽粮海运、改革盐政广修水利等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就是与他充分发挥了王凤生、俞德渊、姚莹、黄冕等人的作用分不开的。当这些干才遇到困难或者出事遭遇不测，陶澍也总是第一时间进行帮助和慰问，对下属关怀备至。1836年初，陶澍在由京返湘的途中得知两淮盐运使俞德渊病逝的消息，当即中止回籍，从河南折回江苏进行吊唁。 二是善于识别人才。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陶澍对左宗棠、胡林翼都是一见“目为奇才”，在历史上成为善于识人的佳话。陶澍发现胡林翼幼年聪慧，即以女许之，并带在身边读书教导。陶澍见左宗棠志存高远，晚年以总督之尊结交布衣左宗棠，并结儿女亲家，可谓惊世骇俗。百年之后，无不让人佩服其识人之高明。林则徐的重用也与陶澍密不可分。陶澍病逝前，向道光皇帝举荐林则徐继任两江总督，称他“才长心细，识力十倍于臣”。正因为陶澍能不拘一格发现人才，他对于先贤诸葛亮善于发现和使用人才敬仰万分。他称赞诸葛亮“能从乱世收名士，毕竟英雄只识君”，主张处处留心发现人才。 三是积极培养人才。陶澍注重在身边发现和培养人才，但这有很大的偶然性，因此人才培养的规模和速度也不大。陶澍自幼在岳麓书院学习，受益于此，必光大于此。他积极探索书院的人才培养之路。陶澍曾亲自捐款兴建书院，督导属员修建书院，改革书院教育，树立良好的士风。他个人捐款创建的惜阴书院，就在培养良好的士习学风方面起了积极作用，培养了不少人才。陶澍自己对于人才培养方面的建树也颇为得意：曾自称：“余自翰林出官蜀、晋，宦辙所至，虽未敢遽能化民成俗，而于劝学造士之道，每兢兢藉为先务。”诚如其言，陶澍对于劝学造士，“每兢兢藉为先务”，即把发展教育，培育人才放在首位。 清末名士张佩纶在其《涧于日记》中说：“道光以来人才，当以陶文毅为第一。其源约分三派：讲求吏事，考订掌故，得之在上者则贺耦耕，在下则魏默深诸子，而曾文正总其成；综核名实，坚卓不回，得之者林文忠、蒋砺堂相国，而琦善窃其绪以自矜；以天下为己任，包罗万象，则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直凑单微。而陶（澍）黄河之昆仑、大江之岷也。”后人把陶澍比作晚清时期全国人才发生、发展的“源头”，就像黄河发源于昆仑山、长江发源于岷山一样。这种评价是极为中肯的。  四、陶澍与军事近代化的开启 陶澍在中国军事近代化方面所作贡献的研究在学术界还是一个空白。不可否认，陶澍的对中国近代化的探索主要集中在文化思想、政治、经济、人才等领域，但作为一个长期担任总督（统辖一省或数省行政、经济及军事的长官称为总督），并具有创新精神和近代化眼光的地方大员，在军事领域做出探索和贡献也是其应有之义。陶澍在军事方面没有系统的专门著作，他的军事近代化思想和事功只能从一些奏折、书信和时人的记载中反映出来，是分散的、片面的就事论事，没有理论上的分析提高。 一是对军事训练和日常战备的重视。嘉庆二十四年（公元1819年），陶澍受任川东兵备道，这也是陶澍首次出任地方官。兵备道主要为稳定地方治安而设，同时又要协助巡抚处理军务，其军事职权主要包括分理军务，操练卫所军队和地方民快，缉捕盗贼镇压民乱，管理卫所兵马、钱粮和屯田，巡视江湖防御等。川东统辖夔、重、绥三府及忠、酉二州，地域辽阔，物产丰富，人口众多，民族关系复杂。既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地区，又是一个十分难治的地区。陶澍上任后，“日座堂皇视事，有诉立讯，剖决如流，数月滞讼一空。”道光帝登基后四川总督蒋攸锆向道光帝奏报：陶澍在四川任川东兵备道期间治理有方，政绩昭著，治行为四川第一，堪胜大任。陶澎在两江“百政俱修”，“伟绩卓卓”，显然也包括军事方面的成绩。任职总督期间，陶澍深入各地，了解地方形势与风土民情，一方面重视和加强治安力量；一方面根据各地形势，对原有治安力量进行适当调整。同时，建立驻防、巡查、训练、检查等制度，有奖有罚，明确职责，保持兵弁和治安力量良好的训练水平，有力地促进了地方经济和社会秩序的好转。值得一提的是，漕粮是清朝宫廷及王公百官、京师八旗兵丁的主要食粮来源。陶澍的漕务改革，在客观效果上加速了军事物流，从某种程度上解决了军事后勤问题，提高了战备水平。 二是对军事地理和攻守战备的考察。陶澍“少负经世志，尤邃史志舆地之学，所至山川必登览形势，察访利病”。出仕后，陶澍曾在各地为官，自称“足迹几遍天下”，所到之处，勤加考察，对地理沿革、地形地貌、攻守战备，有不少真知灼见，他认为“为国者不可不知地利”，这种考察的目的是多面的，但也包含着做好战争准备的意图。他考察“古今战守”的目的是使“守土者，易知所绸缪”。因而他一方面潜心研究《水经注》、《水道提纲》、《读史方舆纪要》、《天下郡国利病书》等历代地理学著作，一方面实地考察各地山川形胜，相继完成《鸿雪因缘图记》、《与百菊溪制府书》、《蜀輶日记》等著述，或“考析山川源流，纠正成说谬误”，或“指陈地理形胜，讨论战夺得失”，或“结合江河形势，讨论漕运水利”，或“分析人文风情，言明治理之要”。陶澍对舆地之学的重视，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幕僚魏源，为其编撰《海国图志》提供了契机。魏源《海国图志》反映的军事思想，则是中国近代军事变革思想的萌芽，为中国军事近代化起了导引作用。 三是为军事近代化作了人才准备。前面已经谈到陶澍作为“晚清人才第一人”，识别、使用和培养了一大批人才。这些人才中，有很大一部分为中国的军事近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陶澍实际上为中国军事近代化作了人才准备。他不但直接培养了一批政治和军事兼备的复合型人才，如林则徐、左宗棠、胡林翼，这些督抚大员在军事领域颇有建树。陶澍还直接扶植了能够正确看待西方军事技术的思想和学术精英魏源，后者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道出了军事后发国家赶超军事发达国家的有效途径，影响极其深远。同时，陶澍影响和熏陶了对推动军事近代化做出重要贡献的曾国藩。可以说，“曾、左、胡‘湘军三杰’的成长均得力于陶澍。”陶澍的改革思想启迪和影响了曾国藩在军事领域大刀阔斧的改革，在军事制度、军事训练、军事人才等领域有力地促进了军事近代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