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大儒、大商兼大侠 作者:丁千城 来源:“鹿游小酒馆”微信公众号 时间:西历2021年3月29日 顾炎武是纯粹的儒生,他和道家、佛家没有牵扯。 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样本,可以观察一个儒生是如何为人、处事、应变的? 一、江东望族与离奇的原生家庭 顾炎武是江苏昆山人,锦绣江南自古经济繁荣、人文荟萃。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上,昆山长期是“天下第一县”。 顾家是江东望族,顾炎武的高祖(顾济)、曾祖(顾章志)、祖父(顾绍芳)连续三代进士,横跨大明王朝正德、嘉靖、万历三朝。顾家是典型的走读书、科举之路的士大夫家族。 到顾炎武父亲和他本人这一辈,顾家的科举运势转入低谷,顾炎武终生止步于秀才,他多次到南京参加乡试,到27岁依然未能中举,又过了三年,满清入关,明朝灭亡,他的科举之路就断绝了。进入清朝往后,顾家的科举运势向女儿家转移,顾炎武有一个妹妹,15岁结婚,儿子徐乾学、徐秉义、徐元文(“昆山三徐”)在大清顺治、康熙年间考中一个状元、两个探花,这个成绩在中国科举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顾炎武的原生家庭有些离奇,祖父这一辈有三个兄弟:顾绍芳、顾绍芾、顾绍芬。顾绍芳生子顾同应,顾同应娶妻何氏,生五子四女,顾炎武是其第二个儿子。1644年(甲申年)清兵入关,1645年(乙酉年)清兵在江南大屠杀,顾炎武的两个亲弟弟(顾子叟、顾子武)被杀,生母何氏被清兵砍断一只手臂,侥幸活命。 顾炎武的小爷爷顾绍芾生子顾同吉,顾同吉英年早逝,没等到结婚就去世了。顾同吉有未婚妻王氏,当时16岁,自愿到顾家守节。在今天看来,“未婚守节”让人匪夷所思,但按照儒家伦理,这种决绝的行为是值得表彰的,有强大的道德正当性,所谓“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即使这个丈夫只是订婚,并没有正式结婚。守寡40多年后,明朝灭亡,王氏绝食而亡,走完了“先殉夫,后殉国”的一生。王氏虽是女性,但喜读《史记》《资治通鉴》,虽不能走读书、科举之路,但她是一个决绝的儒家伦理的信徒。 儿子英年早逝,顾绍芾有无后之忧,于是顾炎武一出生,就过继给顾绍芾为孙。这样,顾绍芾就成了顾炎武的嗣祖父、王氏就成了顾炎武的嗣母。 顾绍芾少年时,曾以昆山县诸生的身份到北京国子监学习,但后来多次参加乡试,一直未能中举。顾炎武过继过来时,他已经51岁。嗣孙的到来,让他非常高兴,对科举越发心灰意冷,于是就放弃了。从崇祯十一年开始,朝廷《邸报》铅印出版,很像现在的报纸,可以看到当时的许多新闻,比如“陕西安塞大旱,颗粒无收”,“陕北饥民暴动,声势浩大”,“崇祯帝处死明朝宁远大将军袁崇焕”等等。顾绍芾非常重视了解时事,这让他深忧国事,崇祯帝即位的1627年,后金(后来的大清)攻取沈阳、辽阳,第二年又攻陷广宁,一步步向关内进逼,当时顾炎武9岁,顾绍芾指着门外的青草对他说:到清兵入关的那一天,要是还能吃上这些东西,就算是幸运了。关外满清势力的不断滋长和步步进逼,再加上自己多年科举不利,让顾绍芾越来越觉得科举无用,而必然致力于切实有用的学问,才能救这个国家。顾炎武23岁时,正全力应对科举考试,因此“独好五经及宋人性理书”,顾绍芾对他说,“士当求实学,凡天文、地理、兵农、水土,及一代典章之故不可不熟究。”意思是,现在这种形势,不应该只读四书五经以及宋儒讲心性之学的书了,而应该转向农政、水利、军事、地理以及历代制度延革和改朝换代经验教训的实学,这些学问对国家是真正有用的。顾绍芾的这种理念,后来成为顾炎武一生为学的枢纽。 综合起来看,顾炎武的原生家庭弥漫着儒家伦理的悲情氛围,科举的不顺、时代的末世气息,让这个家庭既坚守旧道德,又在艰难地寻找转型之路。 顾炎武小时候生活优越,我们看一看他读书的场景,就能获得深刻的印象。王昶《春融堂文集》记载: “闻顾亭林先生少时,每年以春夏温经,请文学中声音宏敞者四人,设左右座,置注疏本于前。先生居中,其前亦置经本,使一人诵而己听之。遇其中字句不同或偶忘者,详问而辩论之。凡读二十纸,再易一人。四人周而复始,计一日温书二百纸。《十三经》毕,继温‘三史’或《南北史》。” 这个读书场景很豪华,只有大户人家搞得起。现在给孩子上课外培训班,不差钱的家长可以选择“一对一”,顾炎武是“四对一”,四位老师陪着他一个人读书。 从学习体系和方式来看,也特别讲究,首先是“春夏温经”,春夏时节温习经书,就像春天播种百谷一样;其次,老师面前放的是“注疏本”,顾炎武面前放的是“经本”,便于“详问而辩论之”;再次,“一日温书二百纸”,效率很高,也足见顾炎武本人天资卓越。 从学习内容来看,《十三经》是十三部儒家经典,是扩大版的“四书五经”,包括“诗”(《诗经》)、“书”(《尚书》)、“礼”(《周礼》《仪礼》《礼记》)、“易”(《易经》)、“春秋”(《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其次是《论语》《孟子》,至于《大学》《中庸》还没有从《礼记》中抽出来独立成篇,《尔雅》是词典,还有一部《孝经》。“三史”是“二十四史”中的前三史,《史记》《汉书》《后汉书》。《南北史》是“二十四史”中的《南史》(讲南朝宋、齐、梁、陈四朝历史)、《北史》(由讲北朝历史的《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删节汇编编成)。 从这个书目看,已经远远“溢出”科举考试的范围以外,我有一种感想,顾绍芾、顾炎武这样有才华的人,之所以连举人也考不上,是因为他们的学习过于自由放任了,他们不是为科举应试而生的。再看我们现在所谓学国学,绝没有如此系统,如此下功夫,只不过东边看几段,西边听几句而已。 顾炎武书法 二、性格底色与自我定位 只有细细体会,才能了解顾炎武的性格底色。从表面上看,顾炎武好交游,流连诗酒,会办事,有担当,足迹遍天下,朋友通南北,但从骨子里来说,他是一个严谨的学者,不是风流才子,不是血脉贲张的豪侠之士,他从来没有失去理性。 青少年时期的顾炎武非常任性,兼有才子和富家子的双重傲慢,他和周围的人都处不来,别人看他也不顺眼,只和归庄是好朋友。归庄和他同年,是明朝“散文第一”的归有光的孙子,为人豪迈,行为古怪,顾炎武和他是黄金搭档,人称“归奇顾怪”。两人的友谊经过血与火的洗礼,终身不渝,鲁迅先生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他们就是这样的知己。 顺治十四年(1657年),44岁的顾炎武开始北游。在送别宴上,归庄说:“宁人(顾炎武字宁人)之学有本……焉知今日之困厄,非宁人行道天下之发轫乎?” 康熙七年(1668年),55岁的顾炎武为了保护朋友,在一桩牵连甚广的文字狱中,主动到济南自首,度过了七个月零五天“每日以数文烧饼度活”的监狱生活,受尽折磨,归庄认为他“善处忧患”。 这些都是知音之论。 虽说是知音,但仔细分辨起来,两人的性格还是有不小的差异。 顺治二年(1645年),清兵攻江南,昆山知县跑了,县丞阎茂才降清,代理知县,下剃发令,激起民变。归庄率领民众冲入县衙,杀死阎茂才,然后闭城拒守,坚守到七月,昆山城破,清兵屠城,昆山4万多民众死难。归庄的嫂子陆氏、张氏殉节,父亲不久也去世了。归庄被指名搜捕,侥幸逃脱,亡命他乡。 归庄率众杀昆山县令的勇猛强悍,像极了项羽杀会稽太守殷通在苏州起兵的情形,归庄是充满血性的豪侠之士,敢于冒险,敢于展开面对面的军事斗争。从长期反清复明的经历来看,顾炎武一直是理性的,他不会轻易冒险,而是长于谋划,自比诸葛亮,有他自己的诗句为证: 遥看白羽扇,知是顾生来。 对顾炎武的性格底色作这样的分析,丝毫没有怀疑他反清复明意志的意思,他的反清复明之心一直是无比灼热、无比坚定的。顾炎武36岁时,江南大屠杀已经过去了四、五年,顾炎武的众多至亲好友牺牲了,反清复明看不到前途,在这种情况下,顾炎武写了一首《精卫》诗: 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 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 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 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 呜呼! 君不见西山衔木众鸟多, 鹊来燕去自成窠。 当时,绝大多数人已经降清了,他们像喜鹊和燕子一样,忙着在新朝经营自己的小日子,但顾炎武自比精卫鸟,要在绝望中以“一寸身”的微薄之力继续抗争,不惜“自苦”,依然以“平东海”为矢志不移的目标。 顺治十六年(1659年),满清入关已经16年,顾炎武的外甥徐元文以25岁的年纪高中状元,顾炎武写了一付对联勉励他: 有体国经野之心, 而后可以登山临水。 有济世安民之略, 而后可以考古论今。 其时,顾炎武在北中国漫游,“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与其说他在用田野调查的方式作学术研究,不如说他在反清复明的道路上继续“政治旅游”。他行万里路,登山临水,目的是为了“体国经野”;他读万卷书,“常将汉书挂牛角”,考古论今,目的是为了“济世安民”。 顾炎武永远不失赤子之心,也永远有清明的理性,他是在既定轨道上行进的绿皮火车,而不是沙漠戈壁中肆意驰骋,左冲右突的悍马。 在日本为革命奔波的章太炎 250多年后的反清斗士、国学大师章太炎,是顾炎武的超级粉丝。章太炎原名学乘,后改名炳麟,后来因为特别仰慕顾炎武,又改名为绛(顾炎武本名顾绛),号太炎。最近热播的电视剧《觉醒年代》,其中的风云人物鲁迅、钱玄同、黄侃等人,都是他的学生。看章太炎的意思,他的自我认同或人生最高理想,应该是“顾炎武再世”。 顾炎武是大儒,但他会办事,尤其有经商的才能。 关于顾炎武经商,有许多晦暗不明的传说,最高大上的一个说法是,李自成仓皇撤离北京时,带走了大量金银财宝,后来李自成败死,这笔巨额财富落在山西人手里,顾炎武还有傅山等人,以此为本金,开启山西钱庄,帮助山西商人厘定晋商商规,从而让晋商在金融业称霸二百多年。 这件事,章太炎言之凿凿,不仅如此,章太炎还说顾炎武是清朝秘密帮会“洪会”的创始人,洪会后来大力支持过孙中山的辛亥革命,在抗日战争中也不遗余力。不管顾炎武在山西钱庄事业中,在秘密帮会组织中,究竟处在何种地位,起过何种作用,这些问题都可以进一步讨论,但有两点是明确的: 一是顾炎武的终身志向是“反清复明”,虽然这件事短期之内是没有希望了,但精通历史的顾炎武知道,没有不灭的王朝,他需要为未来做准备,这个准备可以分为几个方面,一是财政上的积累,二是建立相关组织,当然现在只能是地下组织,三是考察山川地理,大搞调查研究,一方面保存汉文化,一方面搞清楚中国各区域的财政地理、军事地理,为未来的抗战作参谋。 二是顾炎武一直很富有,他既继承了巨额家产,又擅于经商理财,参与钱庄生意,从事土地买卖,他的三个外甥虽然贵为状元、榜眼,在北京当官,但经济上并不宽裕,顾炎武也支助他们。 大儒而兼大商,顾炎武的人格类型非常独特。 我相信章太炎的说法,至少性质上是这样,或许程度上有理想化的成份,但不管是经商,还是创建秘密会党,都需要精明的计算和清晰的理性。这样长期的事业,不是光靠血气之勇就能完成的。 顾炎武的理性还可以从他的私生活中窥见一斑。 明末南京的秦淮河是“红裙与青史”活色生香的大舞台,一边是孔庙和江南贡院,一边是以秦淮八艳闻名的青楼。 江南贡院是古代中国最大的科举考场,无数寒窗十年的士子在这里做过中举的梦,当然得意的人少,失意的人多。比如同为苏州老乡,唐伯虎考中第一名举人,一时风光无限,而顾炎武从14岁开始,三年考一次,至少考过四次,一直名落孙山。 大明王朝秦淮河边的第一流人物还不是唐伯虎,而是像陈子龙这样的人。陈子龙是上海松江人,父亲是工部侍郎陈所闻。他和王阳明一样,是翩翩贵公子。 从科举来说,陈子龙22岁中举,29岁中进士。 从学问来说,陈子龙主编《皇明经世文编》,是江南学者转向经世致用之学的一个重大成果。这本书问世时,顾炎武26岁,后来对他的学术研究产生重大影响。顾炎武比陈子龙小5岁。陈子龙还删改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并定稿。 从人生大节来说,陈子龙是反清复明的无畏战士,大清顺治四年(1647年),陈子龙在苏州吴县被清军抓捕,后被押往南京,在途经松江境内时,他乘看守的人没有防备,一跃而起,投水自尽,享年40岁。陈子龙是慷慨悲歌的烈士,也是反清复明的民族英雄。 从私生活来说,陈子龙和柳如是的情史一直让后人无限牵挂。崇祯五年(1632年),两人在苏州相识,陈子龙24岁,柳如是14岁。两人都有诗词才情,在题材和风格上,柳如是受陈子龙的影响,诗词走出闺阁之狭小格局,家国情愁,慷慨激昂。陈子龙交游广阔,经常带着柳如是与四方名流游宴,可谓神仙眷侣。 南京是明朝留都,处于末世,才气和脂粉气交融,再加上明末保持民族气节的英雄气,三气流贯,有一种让人不安的繁华,充满了喧哗与骚动,陈子龙正是其间殊为难得的第一流人物。 柳如是像 和陈子龙相比,顾炎武的私生活非常平淡。 顾炎武的原配夫人王氏,是嗣母王氏的侄女,不能生育。顺治六年,顾炎武纳妾韩氏,次年正月生子,但三岁时不幸夭折。后来,顾炎武把韩氏休了,独自一人去了北方。顺治十年,顾炎武在南京纳秦淮女子戴氏为妾,但没有生育。顾炎武终身没有儿子,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儒家伦理观念下,他是有着深深的遗憾的。 虽然顾炎武和陈子龙、冒襄等人是好朋友,在秦淮河畔照样有一段“诗酒流连,香草美人”的生活,但顾炎武虽有这方面的经历,但没有传奇。 顾炎武还有一件事比较奇特,他烧毁了32岁前的全部诗作。他是大历史学家,他对史料的重视是异于常人的。 康熙元年(1662年),顾炎武从山东北上,后在太原结识比他大6岁的傅山。傅山是个多面手,精通经史,长于书画,还是医学大家。顾炎武有无子之痛,据说傅山为他诊病后,认为他还能有儿子,于是顾炎武又纳妾,但毕竟是五、六十岁的人了,儿子没生出来,反而身体每况愈下,于是又把妾休了。顾炎武在给傅山的诗中说: 苍龙日暮还行雨, 老树春深更著花。 有人认为是艳诗,实在是充满娱乐精神的有意误解,顾炎武没那么风流。他只是想表达曹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不服老的精神。 三、从亡国到亡天下:步步血腥,退无可退 许多历史人物都有“中年劫”,比如苏东坡乌台诗案,王阳明发配贵州,但这些磨难和顾炎武相比,都是轻量级的。 崇祯十四年(1641年),顾炎武28岁,嗣祖顾绍芾去世,争夺家产的“家难”发生。顾炎武是过继来的,随着嗣祖去世,以从叔顾叶墅、从兄顾维为核心的族人开始抢夺家产,家产数量在万两银子以上,这样巨额的家产争夺,在手段上自然无所不用其极,顾炎武家的仆人和族人相互勾结,纵火、告官、暗杀,激烈的家族内斗还引来外部势力的觊觎,比如大地主叶方恒的趁火打劫。 家难延续了很多年,后来又和明清易代大变局、反清复明斗争、文字狱相叠加,顾炎武遭遇暗杀、入狱,他自己也直接杀过人,处死了和族人勾结的仆人陆恩,这或许是顾炎武一生中唯一一次直接杀人。 从顾炎武一生经历的险境来看,以家难最凶险,反清复明的斗争还在其次,因为家难无所逃避,而反清复明斗争的介入方式,还有可以调整的空间。 顾炎武后半生离家北游,固然有更宏大的使命,但家难让他在江南无法立足,应该是更直接的原因。 家难的惨烈从柳如是的遭遇也可见一斑。柳如是与陈子龙相恋,但陈子龙已有一妻三妾,容不下柳如是,后来柳如是嫁给了大她36岁的大名士钱谦益。康熙三年(1664年),钱谦益去世,乡里族人聚众夺其房产,柳如是上吊自杀,一代花魁和才女就此殒落,享年46岁。 嗣祖顾绍芾去世后三年,崇祯十七年(1644年)清兵入关;次年,清兵入江南。国破家亡相继而至,历史进入快车道,多事之秋,生死动荡。 我们看一看1644年的大事记: 4月25日,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帝在煤山自缢身亡。 6月3日,李自成称帝,第二天仓皇西撤,清军占领北京,改年号为顺治元年。 6月6日,明朝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监国,以次年为弘光元年。 清军入关后,在北方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1645年,兵锋指向江南。 5月9日,清军渡过淮河。 5月20日,攻克扬州,史可法殉国,“扬州十日”共有80多万男女老幼死难。 6月1日,清军趁大雾夜渡长江。 6月2日,清军攻克镇江。 6月3日,弘光帝朱由崧逃离南京。负责南京城防的忻城伯赵之龙、魏国公徐允爵、礼部尚书钱谦益等一大批高官显贵降清。 6月8日,清军进入南京城。 8月6日,归庄率民众冲进昆山县衙,将汉奸县令阎茂才斩首示众。 8月18日,明朝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称帝,以是年为隆武元年。 8月26日,昆山城破,居民4万多人死难,归庄、顾炎武侥幸逃脱。顾炎武弟顾子叟、顾子武被清军杀害,生母何夫人被砍断右臂,险些丧命。 9月3日,清军攻陷常熟。嗣母王氏开始绝食,9月19日去世。临终前对顾炎武说:“我虽妇人,身受国恩,与国俱亡,义也。汝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则吾可以瞑目于地下也。” 10月5日,清军攻陷江阴,屠城三日,死难者数十万人。 …… 时间从来不是匀速前进的,时光斑驳,或浓或淡。 锦绣江南血流成河,至亲好友死于非命,国仇家恨接踵而至。 1644年是甲申年,清兵入关,明朝灭亡;1645年是乙酉年,清兵在江南大屠杀。“甲乙之年”对顾炎武来说,先是国仇,后是家恨。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满清是异族,“亡国”已是事实,无可挽回,现在只好继续往后退,让“亡天下”成为抗战的新前线,也是退无可退的最后一道防线。 什么是亡国?什么是亡天下?《日知录》中说: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 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这是顾炎武的原文,大家熟知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八字箴言,是梁启超对以上说法的高度概括。从传播的角度来说,梁启超的提炼功不可没。 一个伟大的学者,必干预现实,必在绝境中为民众指示新路。 顾炎武说,“亡国”是易姓改号(皇族换了姓,年号也改了),这个并不可怕,中国历史上已经多次改朝换代;而仁义完全崩溃,人如同野兽,完全丧失文明的底线,这是“亡天下”。如果仅仅是亡国,“其君其臣肉食者”片面抗战就可以了;如果到了亡天下的悬崖边,那就必须实行“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的全面抗战。 客观地说,顾炎武不是“肉食者”,他只是秀才,并没有进入士大夫的行列,说到底,他只是一介布衣、一个匹夫,但在亡天下的危急关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要把“匹夫之责”自觉地担当起来,用一生去抗争,虽九死而无悔。他是《大学》里讲的“真知行”的人,也是王阳明讲的“知行合一”的人。 对于那些投降清朝的人,无论是士大夫,还是布衣、匹夫,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有一个条目讲“廉耻”,他说: 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 一个人不讲廉耻,那么祸乱败亡马上就会到来,一个大臣无所不取,无所不为,那么天下没有不乱的,国家没有不亡的。士大夫是国家的精英,如果这个群体集体无耻了,那么这种无耻,就是“国耻”。 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 和平时代、太平年月,一个人是不是无耻,不容易分辨出来,必须等到亡国、亡天下的非常时期,才能看清一个人的底色。孔子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天气转冷的时候,才能知道松柏的坚贞,就像君子,危难时节才能看清他的操守。《诗经》中说:“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当风雨交加,天色晦暗的清晨,雄鸡依然啼鸣不已,这就像忠臣处乱世,依然能够飙出时代的最高音。所以,顾炎武说: 松柏后雕于岁寒,鸡鸣不已于风雨。 这是顾炎武的自我期许,他要做对“天下兴亡”负责任的匹夫,他是“傲霜雪”的松柏,是“一唱天下白”的雄鸡。 顾炎武书法 四、西部牛仔的“无后方作战” 1644年4月25日,崇祯帝上吊自杀。一个多月以后的6月6日,明朝万历皇帝的孙子、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位,以第二年为弘光元年。 儒家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进阶,顾炎武因为科举失利,无法进入仕途,没有机会“治国”,他只能止步于“齐家”,而家也破了,他一定渴望有机会进入士大夫的行列。 现在机会来了,福王在南京建立弘光小朝廷,并且马上授予他兵部主事之职,这样的职位本是进士才能获得的,所以顾炎武非常感激,也备加珍惜。 南明弘光元年(1645)春天,顾炎武应诏赴南京就职,但为权臣所阻,一直不能到岗,他只好和从叔顾兰服闲住在南京朝天宫,等待可以入朝的那一天。在顾炎武最美好的期许中,他希望福王朱由崧是东汉光武帝的那样的中兴之主,哪怕退而求其次,能够保有东南半壁江山,成就一个南宋那样的南明,可以给王朝续命,总比整个大明王朝灰飞烟灭要强得多。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福王朱由崧即位以后,沉湎酒色,内政不修,政治腐败,南京被清军占领后,被迫逃亡芜湖,后来被押往北京处死,享年40岁。朱由崧在位只有八个月,顾炎武的士大夫之梦也永远断绝了。 反清复明大业后来还起过一些波澜,先是郑成功几次北伐,有一次居然一举攻克镇江,离南京近在咫尺了,顾炎武大为兴奋,但北伐还是很快失败了。反清复明最后的高潮是“三藩之乱”,康熙十二年(1673年),吴三桂为了对抗朝廷撤藩,决定反清,虽然开始时势如破竹,但到康熙十七年(1678年),随着吴三桂去世,也终于平息了,反清复明到这一步也就正式结束了。 反清复明归于沉寂,很大的原因在于康熙是一个难得的好皇帝,他的雄才大略、怀柔手段,让民心渐渐安定下来,反清复明慢慢失去了他的社会基础。 顾炎武一直在微芒的希望和巨大的失望、绝望中前行。 康熙平定“三藩之乱”后,顾炎武对反清复明的军事斗争彻底死心了,现在他需要转换策略,重新选择战场,从前是江南抗清的阵地战,后来是来往大江南北联络义军,做军事参谋的游击战,现在退无可退,只剩下“保天下”的少数匹夫的文化抗战。 顺治十五年(1658年),顾炎武第一次到北京。他甚至想做荆轲那样的刺客,效仿张良行刺秦始皇的冒险举动,去刺杀清朝皇帝。这种企图,让人觉得心里有些酸楚。 顾炎武的后半生一直在北中国游历,他访友,经商,展开学术研究,现在“齐家”“治国”都没有可能了,他只能直接从“修身”跳脱到“平天下”,把手中的刀枪换成笔墨。法国大作家巴尔扎克说,“拿破仑用剑完成的事业,我要用笔来完成。”如果顾炎武读到这句话,不知道他会作何种感想。 自古汉、唐取天下,走的是从西北往东南的进击道路,而西北的山西、陕西又是大清统治比较薄弱的地区,所以顾炎武要去了解、研究。他甚至还梦想在这个地区能找到新的光武帝。的这种心志,同样让人觉得酸楚。 顾炎武在游历山西、陕西时,没有找到光武帝,倒是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从性格来说,顾炎武是外向型的,喜欢结交朋友,广泛接触社会。顾炎武结交朋友有几个特点: 一是有许多忘年交,注重团结年轻的同志。 在太原,他结识了比他大6岁的傅山,比他小16岁的朱彝尊、小17岁的屈大均;在山西代州,结识了比他小18岁的李因笃。在陕西,结识了比他小14岁的李颙。这些人都是不肯降清的明朝遗民,所以他们是“同志”。 二是不因学术观念的分歧而影响彼此的友谊。 比如李颙,他是阳明心学的信徒,而顾炎武坚决反对阳明心学。李颙讥讽顾炎武到处奔波的北方游历生活是“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认为目前的时势,应该“向内求”,求心性的自我修养,而不是“向外求”,去从事那么多实际的外部工作。虽然有这些观念上的分歧,但并不影响他们之间深厚的友谊。 三是非常主动,往往不惜千里跋涉登门拜访。 顾炎武曾经去河南辉县访问著名学者孙奇逢,但此时的孙奇逢因为《甲申大难录》文字狱被逮捕,押往北京去了,因此未能遇到,这样的经历同样让人觉得酸楚。 顾炎武和朋友们在一起,除了切磋学问,还积极从事实务,比如他曾经和傅山、李因笃、朱彝尊等二十余人集资垦荒于雁门关之北,并亲自筹划经营。 不管顾炎武有多少朋友,做过多少事,但我始终觉得,在北方游历的顾炎武,依然是一个独来独往的“西部牛仔”,一个“无后方作战”的战士,他的内心是孤独的、苍凉的。 顾炎武书法:如鱼水之方乐,驾鹿车以同游 五、“寻找父亲”与“成为父亲” 顾炎武刚生来就过继给同族长辈当孙子,他的嗣父去世早,嗣母未婚守寡,顾炎武自己,一生没有子女,所以他是一个没有父亲,而自己也不能成为父亲的人。在血缘亲情层面,顾炎武比王阳明艰难得多,王阳明的父亲是状元,王阳明也一直受到没有儿子的困扰,但到了晚年,王阳明终于有了自己的儿子。 了解顾炎武的私生活,我不认为是无足轻重的。就像柳如是,一提起她,就是“秦淮八艳”,是南京秦淮河畔与江南士子交游、酬唱的花魁,但柳如是首先是一个孤儿,一个孤苦无告,没有父母兄弟姊妹,被多次转卖,像浮萍一样无根飘泊的小女孩。 父亲的缺失,让顾炎武特别想寻找精神上的父亲,同时对天下有父亲身份的人,尤其是高高在上的“君父”,有许多严厉的批评,因为他觉得他们既然获得了父亲的身份,就应该努力成为一个好父亲。 顾炎武对大明“君父”有特别的情感,尤其是明朝头尾两个皇帝,近处的崇祯帝,远处的明太祖。李自成攻破北京城时,崇祯帝上吊自杀了,作为全国政权的明王朝灭亡了。接着有明朝皇族在南京称帝,在福州称帝,在西南边陲称帝,顾炎武都积极响应,在血与火的危局中来回奔走,他不能没有君父。后来,这些苟延残喘的君父又一个接着一个被大清朝灭了,顾炎武没有办法,他只好一次又一次地去南京祭拜明孝陵,去北京祭拜思陵,他要找明太祖、崇祯帝说说话,就像受伤的儿子倒在父亲的怀里哀告哭泣。 顾炎武在世的时候,虽然自己不能成为一个父亲,但在他身后,他却成了有清一代学子精神上的父亲。 顾炎武终其一生都是著名的“明朝遗民”,对清朝来说,这是一个政治上非常敏感的人物,但他的“常将汉书挂牛角”的治学风格,以及无与伦比的学术成就,让他慢慢成为了“清学之祖”。 乾隆时期,官修《四库提要总目》在考评顾炎武的著作《左传杜注补正》时说: “炎武……博极群书,精于考证,国初称学有根柢者,以炎武为最。” 在考评顾炎武的名著《日知录》时,称赞其考证的功夫: “炎武学有本原,博赡而能通贯,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而后笔之于书。故引据浩繁,而牴牾者少,非如杨慎、焦竑诸人偶然涉猎,得一义之异同,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 《四库提要总目》又将清人张尔岐的《蒿菴闲话》与顾炎武的《日知录》相比,盛赞《日知录》“原原本本,一事务穷其始末,一字务核其异同”,而《蒿菴闲话》“特偶有所得,随文生义,本无意于著书,谓之零玑碎璧则可,至于网罗四部,镕铸群言,则实非《日知录》之比”。 顾炎武慢慢被清朝官方塑造成“清学第一人”。满人在学术上终究不能有大成就,学术还是要靠汉人。到了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御史赵启霖奏请将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三人从祀孔庙,第二年果然办成了。 时间真是一个魔法师,江南曾经倒在清军的锋刃之下,但江南的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却慢慢成了杀人者与被杀者共同的精神上的父亲。 至于顾炎武为什么坚决反对阳明心学,值得作一个分辨。 顾炎武认为,心性之学是清谈,而清谈的危害无与伦比,五胡乱华是晋朝人崇尚清谈造成的,而当今的清谈之风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晋朝人清谈是谈老庄,当今清谈则是谈孔孟。读书人以明心见性之空言,来代替修己治人之实学,最终导致了明朝的灭亡。 讲心性之学的大师,离顾炎武时间上最近的是王阳明,所以在一定程度上,顾炎武把明朝灭亡的原因归结在王阳明身上。顾炎武的个人气质和现实困境,都让他没有心思来谈玄妙的心性之学,他希望实事求是,直面问题,不要虚化,不要模糊焦点,因为血与火的现实太坚硬了。 我个人现在的一个感受,如果学儒学,不妨先学顾炎武,再学王阳明。 王阳明讲心性之学,本质上讲的是道德哲学,很难有统一的标准,更多诉之于个人的感受,阳明心学发展到“王学末流”是其必然的趋势。学阳明心学,可能会学得非常高妙,非常虚空,结果什么也没有学到,只学了个目空一切。 中国的学问总是与时势相联系的,对顾炎武所处的时势来说,“士当求实学,凡天文、地理、兵农、水土,及一代典章之故不可不熟究。”顾炎武实际上强调的是,不能仅仅讲求空疏的心性之学,还必须有专业方面的选择,要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才能于事有补。对于现代人来说,人人有职业选择,心性之学反而不为人知,或者只是领导力的一部分,可毕竟做领导的人少,普通人还是绝大多数,所以还是从学顾炎武开始比较稳妥,有机缘、有地位了,再学王阳明也不迟。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春天的一个早晨,顾炎武70岁,他照常骑马出门远行,上马时不小心失足坠地,第二天就去世了。 顾炎武死在出征的路上,他是一个战士,他选择战死沙场,而不是回到故乡。 2021年3月29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