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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概念建构与日常语言的关系问题 作者：刘宏（安徽师范大学政治学院） 来源：《原道》第32辑，陈明、朱汉民主编，湖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出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二月初四辛亥 耶稣2018年3月20日 上世纪末以来，儒学渐趋复兴，已是一个事实；而儒学能否完成复兴，则是一个问题。从当下的形势来看，围绕着儒学复兴产生了诸多的学术争论。而这些学术争论的产生，其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目前的儒学界尚未形成一套统一的概念体系。这里不拟谈论既有儒学概念在具体学术之争上的体现，而在于探讨为建构统一的儒学概念体系，应关注的一个更为重要的基本问题，亦即未来的儒学概念建构与日常语言之间的关系问题。 一、儒学概念与日常语言的关系 儒学的特色之一是，儒学并非纯粹概念化的理论思辨，而是直接干预日常生活的学问。与西方哲学相较，西方哲学家大都在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时，发明了各自专属的哲学概念。这些概念及概念之间的逻辑思辨，也大都只有哲学家本人才有解释权，普通大众是难以理解的、无法理解的、也是不需要去理解的。这并非是说，西方哲学远离日常生活、无用于日常生活，而是说，西方哲学的表现形式过度拉大了与日常生活之间的距离。而儒学则不同，儒学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而且是直接地相连。儒学也不是哲学家的专属，而是直接存身于每个生活个体的一言一行之中。可以说，儒学并不仅仅是一种思辨的“概念”，而且是一种生活的“话语”。某种意义上说，儒学言说的只是“人云亦云”的东西。 以上所说，并不意味着儒学只是西方哲学家（比如黑格尔）所批评的缺乏逻辑、缺乏思辨的经验之谈。作为学术形态的儒学不乏逻辑思辨性，这是毋庸置疑的。问题是，儒学所使用的概念与日常语言之间具有很大的同构性。其中，有些甚至就是直接源出于生活中的日常语言，反之，又可作为日常语言而再度运用于生活之中。所以，儒学所建构的概念体系能够形成一套价值观而直接切入人们的日常行为方式。一言以蔽之，儒学是源于生活而又入于生活的学问。儒学中的概念总是带有一种强烈的生活化特质。 二、儒学概念的生活化表征 关于儒学概念的生活化特质，可以从儒学的历史中得到证实。对于既往儒学史的划分，如果以“学术形态”为标准的话，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先秦的“原始儒学”时期，以孔、孟、荀为代表；二是，秦汉之后的“传统儒学”时期，尤以宋明的程、朱、陆、王为代表；三是，西学东渐以来的所谓“现代新儒学”时期。统观这些不同时期的儒学核心概念与日常语言之间的相关度，可见儒学对于生活的影响力之旺盛程度。 以原始儒学而言，孔子最为关心的问题是“正名”。而所正之“名”，无非“仁”与“礼”而已。从《论语》中弟子多次问及这两个概念，即可推知这是当时社会中最为重要的生活问题。孔子所推崇的“忠”“恕”“孝”“悌”等观念本来就是先秦时期一致认可的生活观念，而且在孔子和孔门弟子的阐发下一直延续到了后世的日常语言之中。再如，孟子讲“仁义”，荀子讲“礼法”，在理论上是对孔子所创立的儒学的推进，而作为一种生活观念同样也深刻地影响了后世人们的具体生活。以宋明理学而言，貌似程、朱、陆、王等人忙于构建形而上的哲学体系，他们的理论带有极强的思辨性，已经远离了日常生活。但实际上，他们依然是针对现实生活中的伦理、政治问题而发。宋明理学最为核心的“天理”“良知”，都不是离开生活的纯粹思辨产物。用程颢的话来说，“天理”是需要自家在生活中体贴出来的；而王阳明的意思也是，“良知”是需要“致”的，是需要践行到日常生活之中的。这两个概念虽然在宋明之前就已存在，但经过宋明儒的赋义、阐扬之后，依然作为活生生的日常语言存在于当今时代的生活之中。现代新儒学自认是接着宋明理学讲的，而从他们的学术形态来看，他们汲取了西方哲学的资源。就理论上的思辨程度而言，可谓前人无有能及。而就这种理论的思辨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关切度而言，则不能不说是见功甚微的。最起码，他们的哲学话语未见能转化为生活的日常语言，他们对现实的伦理、政治的影响也是有限的。事实情况也是，现代新儒学并未导出宋明理学式的那种儒学的复兴运动。当然，现代新儒学在西学的冲击环境下，为儒学的保存命脉之功，是卓著的，也是成功的。 以上的儒学历史告诉我们，儒学总是与日常生活之间保持着适度的张力。由此，才使得儒学既不停留于零碎的经验性说教，又不流失于过度的先验性思辨。又，由前者，儒学得以作为一种学术性的理论形态而挺立；由后者，儒学得以成为大众化的日常学问而“百姓日用而不知”。有鉴于此，当下正在复兴中的儒学，同样需要在“理论性”和“大众化”两个方向加以创新和推进。而反观儒学的当下境遇，不得不说，实际上面临着很大的困难。 三、当代儒学的历史境遇 在儒学的理论性研究方面，面临的一个很大困难，就是尚未形成一套统一的概念体系。究其原因有三： 一是汉语本身带有模糊性的特点。儒学所使用的同一概念在不同的时代、甚至在同时代的不同儒学家那里，有着不同的含义。这种“旧瓶装新酒”的现象，在儒学的概念史上屡见不鲜。这既使得儒学概念本身保持着极大的开放性和延展性，又使得当下的儒学研究需要针对同一概念的多重含义加以铢分毫析。 二是当下习用的对儒学的阐释概念受到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甚至当年日本哲学翻译带来的影响。当然，这不是说，凡是一切借用来的外来概念都不可用。但是，由于此种影响的存在给儒学带来的某些错解甚至是歪曲，却是不争的事实。如何清除和避免这些误解的可能，恐怕不仅需要中、西、马多方在字词上的切磋，而且需要在思想上的融通。 三是以上两点的交涉的影响。有些儒学概念，在儒学史中已经被批判、已经被遗弃，而现代人简单承袭带来的后果，要么是这些概念早已失去了生命力，无关于当下人的生活；要么是在不自觉地宣扬有违现代生活方式的价值观念，有碍于当下人的生活。而失却现代哲学概念的阐释，儒学的复兴只能食古人之余唾，只能成为口号式的复古呐喊，而无助于儒学的真正复兴。 以上状况是当下社会转型期的中西古今之辨在学术领域上的折射。而有鉴于不同时期儒学概念与日常语言的相关性，诸种问题的解决则需要从当下生活中择取适宜的日常语言加以改造、提炼，以期形成一套系统的理论化表达。至于哪些日常语言可承担儒学概念的理论化建构，则同样有赖于回到生活的再检验。 在儒学的大众化推进方面，同样任重而道远。一方面，在当下的学科体制建设中，儒学尚未纳入正规的教育体制之中。目前，虽然各种“读经热”、“国学热”蔚为大观，但问题是这些课余的学习，培养的更多是一种“技能”而非一种“价值观”。而且，其中所传授的某些观念未必就是符合现代生活方式的应有观念。在此意义上，如何为儒学的复兴奠定坚实而又合理的大众化基础，就不仅是一个急需行动的实践问题，而且是一个亟待思考的理论问题。与上相关的另一方面是，如何将儒学研究的理论成果转化为指导日常生活的价值观，这不得不需要一大批儒学人才的造就。而在现行的大学体制中，培养的大多是研究型人才，而且这些人才毕业之后依然从事于学院化的理论工作，难以参与儒学的大众化推进。如何将这些研究型人才输送到儒学大众化的复兴前线，同样需要体制上的完善。 其实，儒学的大众化推进当以儒学的理论性研究为先导。因为只有在理论上认清儒学究竟为何，才能在实践中明确儒学应当何为。而未来儒学的理论性研究，当时时观照当下的日常生活，儒学的概念建构与日常语言之间的张力也应当保持在适度的范围之内。总之，学术形态的儒学概念建构，当以生活化的日常语言为理论来源和实践导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