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学家经典阐释的问题意识与研究意义 作者:陈碧强(复旦大学哲学院博士) 来源:《原道》第32辑,陈明、朱汉民主编,湖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出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二月初四辛亥 耶稣2018年3月20日 很长时间以来,人们对心学派的经典诠释都存在各种程度的误解。通常以为,心学家对经典诠释不甚重视,如象山说“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六经注我,我(安)注六经”,阳明则认为六经不过先王“记籍”,他在龙场悟道之后,曾写过一本《五经臆说》,但后来又将其付之一炬。陆王二人都更加看重心体的呈现,对经典的解读多散见于其言论中,仅是对学人和朋友的“随处指点”,并不系统。我们不免困惑:心学家们的学问都是从哪里来的?到底有无根据? 一、一个例证:作为经学家的杨慈湖 由于各种原因,当谈到宋明儒者的经典诠释时,大家首先想到的都是朱子,而对心学一脉相对比较忽视。其实,和朱子相同,心学派中也有一个博览群书的人物,那便是杨慈湖。《慈湖遗书》十八卷中,有将近一半的篇幅是讨论对经典的诠释,如《论大学》《论论语》《论孟子》《论中庸》《论孝经》《论礼乐》《论春秋》等。此外,他还有成体系的大部头解经著作如《杨氏易传》《慈湖诗传》《五诰解》《慈湖春秋传》。作为“象山弟子之冠”,他不仅是一个心学家,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被称为经学家。为了证明自己言论的权威性,慈湖将先秦典籍中散见的孔子言论与行事进行辑录,着成《先圣大训》一书,足见其学术抱负,简言之,他有志于构建足以和理学相抗衡的心学言说体系。 慈湖对心学的贡献在于,他将象山的理论体系化、精致化、极端化,使其得以和理学并驾齐驱,一时间“笼罩一世”。通过注释经典,杨慈湖还为自己的学说找到原典方面的根据,并由此激活经典,并呈现出新意。在此之前,象山已经初步地提出了心学派经典诠释的方法和原则,但将之提炼和深化的则是杨慈湖。慈湖心学涉及的向度十分广阔,以心解经就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除了慈湖以外,阳明后学对经典的诠释也颇为可观,如季本便有对《周易》的系统诠释。 二、心学家经典诠释的问题意识 当然,说到经学或经典诠释,除了朱子以外,大部分宋儒都被清人嗤之以鼻。尽管如此,经学研究依然是他们阐发学说的重要依靠。以杨慈湖为例,本心如何在历史文化中展开自身?心学和经学呈现出怎样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关系?从以上问题出发,慈湖对经典诠释极为关注,这是其不同于陆王的地方,在心学一脉中亦不多见。正是由于在经典诠释方面的巨大成就,慈湖虽被四库馆臣定性为“全入于禅”,其著作依然大部分被收录,从而得以保存下来。 事实上,如果我们缺乏对心学与经学关系的研究,将很难真正理解心学。我们总是需要从对他者的关照中来理解自身。不能很好地理解心学,则对理学的理解亦必将流于肤浅。心学与经学之间是什么关系?心学家如何诠释儒家经典?他们有哪些原则与方法?他们的诠释有多大的合理性?其利弊何在?相对于理学派的解读而言,心学派的解读又哪些特色?诸如此类,都是很值得考察的问题,总之,心学派的经典诠释思想很值得发掘,进一步阐释的空间很大。 三、研究心学家经典诠释的意义 通过对现当代传统文化研究的检讨发现,我们对中国思想(哲学)的研究都主要以人物为中心,以对某些重要问题的考察为中心,主要以思想家个人的文集为依据,从中找材料来进行研究。这样的做法当然有其合理性,但却忽视了经学这个大背景,因此我们的研究有可能变成纯粹义理体系的建构,而并不一定符合古人的思路,也不能与经典相衔接。然而,若离开对经典的考察来研究思想,必将蕴含着风险,很有可能造成“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恶劣后果。因此,从经学的角度来研究中国思想(哲学),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扭转这样的局面。笔者认为,注重心学派的经典诠释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有助于回归经典。按照传统的四部分类法,经学高居首位,其尊贵不言而喻。经者,常道也,这意味着经典并非一时一地起作用,而是具有永恒的价值。尽管经学在二十世纪由于主客观的多种因素而解体,但它并没有死去,没有成为“游魂”,依然在以各种或显或隐的方式发挥作用,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和行动方式。子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从经学中产生的,缺少经典的支撑,子学将成为无本之末、无源之水。心学的产生,除了受到佛学的滋润与刺激以外,也有来自先秦儒家经典的孕育和支持。从经学的角度考察心学,无疑有助于回归经典,这对于巩固大本大源是极为有益的。古人言:“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对于人文研究来说,回归经典非常重要,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通过考察心学派的经典诠释,我们可以从中汲取智慧,即便无法做到这一点,至少能对经典更加熟悉。 第二,有助于丰富对心学的认识。一说到心学,人们都会想到“以心为本”之类的说法。“心”固然是本,“发明本心”乃第一要务,但不能以此为借口而忽视理论知识的学习,必须将二者结合起来,心学的发展才有可能走上合理的道路,获得完整的形态。心学重视主体的作用,彰显意志自由,无论象山的“心即理”还是慈湖的“心即道”,皆意味着人心的自觉以及文化的担当,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人的精神觉醒。心学家们所说的“心”有体有用,不仅是一个存在论的肯认,也在人伦日用中展现自身,同时还面对如何理解历史文化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他们面临和理学家们共同的课题,即:圣人之道的本质是什么?如何才能体现出圣学的真精神?因此,理学家批评心学中人不读书、只任一己私见的说法是不对的,这样说恰恰体现了前者的“私见”。总之,以经学关照心学,从子学回归到经学,对心学的认识也会随之加深,从而改变以往对心学认识的刻板印象。 第三,有助于发掘经典的新意。和理学(狭义)相比,心学在诠释方面有一套独特的方法,其看待经典的视角也与以往不同,非常注重经典和本心之间的关系,时刻注意从这个角度来进行诠释。经典的内容是杂多的,它包罗万象,宇宙和人生皆涵摄于其中;本心精一无二,万物的意义皆需要通过精神的作用而呈现,本心是一切存在的根据,乃价值的源泉。通过主体的转换,心物之间的关系也相应地改变,原本杂乱无章的东西在本心的安排下获得了秩序,因而也有可能生发出新的意蕴。例如,慈湖在对“克己复礼”的诠释中,将“克”训为“能”,认为“克己复礼”的本意为:人应该尊重自己的本心,相信精神的力量,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以恢复人心本有之礼,成就其道德人格。该诠释将人的道德主体性和意志自由表达无余,充分地展现了它与以往诠释路径的不同,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不可否认,心学家们对经典的诠释有时候也会流于主观化、片面化和绝对化,他们太过于相信“心”的力量,反而会对经典文本的客观性不够尊重,其随意解读亦有肢解经典之嫌。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他们的做法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理解”,而是全新的“解释”,带有更多自由创造的色彩,这一点相对于汉唐经学和程朱繁琐的义理之学来说尤为可贵。 依笔者之见,从经学的角度切入对各种学问的考察,不仅抓住了关键,可以帮我们更为准确地理解各种学派的思想,凸显其相互之间的张力,而且有助于从多维度展开对经典的研究,从而激活经典,使之焕发出新的生机。毫无疑问,在宋明新儒学中,理学(狭义)家们对经典的阐释占据了很大的比例,这与其在历史上的地位是相称的,但心学一脉也有自己的经典诠释思想,这一点同样不可忽略。总的来说,目前对心学派经典诠释的关注力度还很不够,可以做的工作有很多,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经典是理学和心学的共同思想来源,从经学研究的角度出发,考察二者对经典的阐释,对于我们深化对二派学说同异的认识亦不无益处。经典是开放的,具有无限的包容性,任何人皆可以通过对经典的创造性诠释来表达自己的思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