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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君子、知识分子和意识形态 作者：吴宁（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 来源：《原道》第32辑，陈明、朱汉民主编，湖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出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二月初五壬子 耶稣2018年3月21日 一、士君子是对儒家理想型人格的概括 士、君子皆以社会地位和政治职位而言。“士”的原初含义是指成年男子或官名，“君子”则为贵族男子之通称，有时也会与小人或野人对举。至春秋战国，作为最低级贵族的士亦渐成“四民”之首，君子的伦理意涵也开始加强。 孔子不仅经常讨论君子，往往也提及士。士和君子的概念有时基本上是重叠的，可以说士是有志于成为“君子”的读书人。在许多情况下，士和君子皆可指有才德之人，所以，在《论语》里，除了君子与小人或野人相对而言的场合外，君子和士多数时候可以换用。故而后世遂将士与君子合二为一，例如《礼记•乡饮酒义》谓“乡人、士君子，尊于房户之间，宾主共之也”；荀子说，“士君子不为贫穷怠乎道”（《荀子•修身》）；唐代韩愈提到，“士君子言语行事，宜何所法守也？”（《昌黎集•讳辩》）士和君子合称士君子。此外，亦有所谓士大夫之名，但士大夫拥有官职，士君子则未必，因此士君子是个适用范围更广的称呼。从规范的意义上讲，士君子是对儒家理想型人格的概括。 孔子对士、君子的概念的转换，使之不仅成为一种伦理评判的标准，而且还是道的身体力行者，“士志于道”，即致力于价值系统，这又是经由学来实现的，故“君子学以致其道”，可见士君子正是通过学而成为文明的守护者和道的承载者。孟子更提出“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之说，进一步彰显了士君子的独立人格和道德主体性。《诗》《书》《易》之论士君子，往往多从其社会地位和政治职位而言，《论语》对君子的讨论则兼具“德”“位”两义，而更偏重于“德”，这一大调整对士君子人格的推崇，遂成为中国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特征之一。 孟子认为，“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士君子把道德品质视作“性”，是因为其端绪在人，能通过自身修养进行扩充而而得以完全的体现。士君子之道即仁道，须自作主宰，因为为仁由己。但士君子之目的不仅在于修身成己，而且要达人成人、仁民爱物，故须推己及人、博施济众，因此士君子绝非自了汉，而须经由修身层层外推以及他人和万物。成己之事自己能完全掌控，成人之时则会受制于种种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外在条件，所以孟子说，“及其成功则天也”。尽管如此，士君子不仅志于道而且承载道，且以经世为目标，怀有“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崇高使命感。 二、士君子与知识分子之异同 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概念源自近代欧洲，意指对社会现实进行批判性探究、思索和反思并为社会规范问题提供解决方案的公共领域内的权威人士。 据此概念，知识分子对现实须有所保留，而总是倾向于寻求真理、批判社会，维护基本价值（理性、自由、正义等），因而与政治权威有种与生俱来的紧张，故被称作“社会的良心”。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之外，同时还必须深刻地关怀着民众、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的私利之上。 乍一看来，知识分子与士君子差相仿佛：士君子以“义”为原则从事社会批判和反思，并为解决社会问题采取行动并不懈努力，如《论语•阳货》谓：“君子义以为上”，孟子说“格君心之非”，荀子更是主张“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根据葛兰西等人的说法，以改变世界为目标的西方现代知识分子正好起源于教士、先知和哲学家。美国汉学家狄百瑞也提出，就个人心灵自由和超凡魅力而言，士君子有似于犹太先知。杜维明则从道、学、政等几个层面出发认为，儒家学者兼具教士功能和哲学家作用，因此士君子不仅是文人，而且还是行动着的知识分子。可见，杜维明对士君子的论述较之狄百瑞要恰当得多。无论士君子还是知识分子，都有身处其中的复杂的历史情境和自身的生存处境的问题，这两方面的差异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了他们采取怎样的姿态和策略分析和批判社会现实，例如孟子在对待礼等方面之所以有别于孔子，与其身处其中的历史情境和个体生存境遇的不同有关。尽管如此，士君子从整体上看在中国历史上构成了一个连续的传统，而知识分子则是近现代才引入中国的概念。 事实上，士君子与知识分子的区别十分明显。知识分子从其诞生之初，就是意识形态化的，而士君子则不然，虽然后者可能也有其政治立场，但具有更强的兼容性和实践品格。知识分子追求正义和真理，其中少数会投身各种运动甚至参加和引领革命。士君子则以道自任，既保持心灵独立同时又从道的高度进行社会批判，例如孔、孟、荀对当时社会皆有深刻的批判，东汉时期的李膺、陈蕃等人所发起的清议运动、北宋范仲淹等人的政治实践、明末东林学派之议论等。与知识分子不同，士君子通过修身来达到政治、道德的有机结合的目的，并借此对社会的方方面产生深刻影响。士君子积极参与社会建设，故而不会像多数知识分子那样必须通过与政治和现实保持距离来坚守其独立性，甚至作壁上观。在社会参与度和整合社会的功能和作用上，士君子大大超过了知识分子。“君者何也？能群也”（荀子语），正是士君子致力于自己置身其中的社群的良序美俗形成才造就了礼乐文明共同体，这或许是比之于知识分子更加根本的不同之处。此外，士君子甚至可以进入制度，例如传统中国的御史和谏官，这与西方知识分子完全不同。实际上，士君子的主要作用在于建立和规范社会秩序。 总之，正如孟子所说“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士君子以道自任，既独立于政统，又形成批判性力量，既不必专门与政治权威敌对，亦无须持一种外在而中立的态度。所以他们以强烈的入世情怀来推动良序美俗的形成，“在朝则美政、在下则美俗。” 三、意识形态问题与知识分子、士君子 意识形态与世俗化和理性化有关，是现代性的产物。刚才张薇薇老师所提到的诸神纷争，正是对现代意识形态多元格局的一种刻画。意识形态适逢宗教日渐式微之际而在西方早期现代化过程中逐渐形成。其间孟德斯鸠、卢梭等思想家影响巨大：他们建构了以启蒙理性和世俗化为特征的政治和法律理论体系。启蒙理性宣告了历史的新阶段，也构成了现代性最重要的标志之一。这一切都为意识形态的出现提供了必要前提。 在经历了从特拉西、拿破仑到马克思，以及卡尔•曼海姆、葛兰西、阿尔都塞到哈贝马斯等人的转换之后，“意识形态”有两种含义：或者是消极的，或者是中性的、功能性的。但理论家们都认为政治意味浓厚的意识形态依托于宏大叙事，故而难免扭曲历史，因此，理解意识形态就必须对其进行反省和批判。 近代以来部分士人在引进和实践政治意味浓厚的西方思想观念之后，就迅速转变为知识分子。从曾国藩、张之洞到严复、容闳、康有为、梁启超，再到陈独秀、胡适，提供了一条从士君子转变为知识分子的清晰线索。此一阶段各种西方意识形态粉末登场，并开始塑造知识分子和民众，从而使中国偏离了固有的士君子传统。尽管革命与自由主义成为20世纪在中国交互作用的两大主流意识形态，这些“主义”大都反传统，可以追溯到启蒙理性，尽管如此，然而儒家的伦理、政治和文化观念从骨子里一直或显或隐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 各种“主义”虽然是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案而被引入中国，但知识分子借此相互攻驳、并以之为反传统的利器，而极少对作为意识形态的“主义”本身进行反思。中国在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同时遂成为各种西方意识形态的杀戮场。由此，种种意识形态的误植、误用造成了一系列新问题，最终使意识形态本身也成其为亟需解决的问题之一。意识形态几乎只关心态度和立场而罔顾其余，这说明意识形态是特定的姿态和行动，而非理性反思。不过，尽管意识形态会带来种种问题，但现代社会似乎也离不开意识形态，例如对左派、右派的区别，对激进和保守的分判，对市场和计划的选择等。 意识形态自有其功能和作用，又有非常消极后果，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儒家是否一种意识形态？如果将始自汉武帝所确立的以六经为中心的官学系统可被视作意识形态的话，那么儒家只是一种很薄的意识形态。在经历了晚清以来制度儒家的解体之后，儒家已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作为深层的精神结构和礼仪规范存在于人伦日用之间。虽然缺少了制度层面的有力支撑，但儒家在民间却有着时隐时现的内在思想根底和牢固的集体无意识基础，由此所形成的精神面向最能体现儒家式自然秩序的原初意义。也许可以说，正是由于远离了意识形态，儒家才显出其本真状态。当前回归传统最强劲的动力既非来自官方也非来自学界而是源自民间这一事实，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基于此，也许不应强化儒家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一面，而应关注使其主要作为社会规范和文化心理的一面。 孟子提出，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以此描述20世纪中国意识形态变迁的基本轨迹十分恰当：1949年之后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是归于墨的，80年代以后则归于杨，这几年来，也许可说是开始归于儒了。儒家之道对待百家的态度是“归，斯受之而已矣”，即兼收并蓄。知行合一、德才兼备的士君子向来是社会方向的引领者，回归儒家、重建士君子群体对当前社会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日本学者近藤一成对《宋代的士大夫与社会》的研究值得参考。他认为，宋儒心目中士君子理想的处世方式是：1.轻财急谊，援助族人、乡里中的贫困者；2.据理调停族人、乡里的种种纷争，不必上诉；3.轻视功名利禄；4.志在性理之学；5.合乎礼教；6.如有官职，则作风清廉、秉公办事。这是从功能上描述士君子的社会意义。如此，不仅士君子、士大夫必将促成社会共同体的形成，而且士君子自身的共同体也会出现，此即欧阳修所说的“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 尽管儒家会以兼收并蓄的方式淡化种种意识形态，但意识形态本身绝非虚假的幻象，相反，因其对权力和民众的控制力，它们常常真实地发挥着作用。然而，在浓厚的意识形态氛围中，个人或团体一旦被贴上意识形态的标签就意味着他或它完全被固化了，被从生活中剥离出来，化作一个政治目标或者政治符号。由此可见，意识形态仅仅是单一而平面化的政治理念，而人本身是活泼泼的，从根本上说不可能也不应该被刻板的、僵死的标签所限。因此，当以仁义为本的士君子群体得以重建之时，既是道的回归，也是人的回归。孟子曾说“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今天看来，只有知识分子强化意识形态的宣传和控制才能使霸者之民“驩虞如也”；而王者之民既胸怀宽广又自得其乐，要实现此一目标显然只能接受一种薄的意识形态，否则“诸神纷争”后果严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