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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启蒙读物有哪些？古文功底是否来自幼年的熏陶？ 汪涌豪：小学时，替同桌做功课。作为奖励，他隔段时间就会从家里偷拿出一些祖父的藏书借我。其中一本1947年出版的《辞海》，让我第一次发现了汉语的丰富和雅赡，从此与文字结缘。至于稍擅古文，应归功于我父亲的督促。他虽然精于会计，却一辈子喜好文史，即使晚年罹患阿尔氏海默症仍如此。他从上海福州路书店买来的石印本《唐诗三百首》和《古文观止》，构成我孩提时代古典阅读的最初体验。 您有一个观点，认为少年时期读过的书，是可以跟人一辈子的。您在青少年时期的阅读，怎样影响了您的一生？ 汪涌豪：我生长于60年代初，少年时无书可读。所以除了电台听小说，只能读报。当时的报纸只有四版，我连中缝都看了，常感意犹未尽。所幸70年代后期出版物日渐丰富，第一批进来的西方名著拯救了我，极大地拓展了我的视野。知道歌德是怎么描述他初次读到莎士比亚的感受的？仿佛有一双手轻拂过我的脸，一道久违的阳光刺痛了我长久失明的眼。那也是我的感觉。今天，个人的神情似已淡定到波澜不惊，但内心依然能确然无疑地体认到，那仅属于我的性情和行事方式，仍烙有哈代和罗曼·罗兰们的印记。和作家李洱一样，我能背诵他们小说中许多章节，甚至还给其中一些小说配过插图，而这一切都发生在我将要考大学的高中年代。就考试而言，它们显然没有帮到我什么，但给了我足以独自远行的丰富的内心世界和足够的审美滋养，以致到今天，自己的生活仍在它们划定的延长线上。该怎么让今天的孩子明白，一种不赶朝市、不问米价的悠闲自在的生活，是可以拜这样的阅读所赐的。当然，必须强调自己当时的阅读是非常认真的，甚至够得上痴迷。我的意思显然是，只有认真而非功利的阅读才能影响人一生。眼下，雅斯贝尔斯所感叹的那种只知快速获得讯息，然后不加反思就快速忘记的阅读，正充斥于课堂和图书馆，它们除了让人对应多读那种看是无用的书产生怀疑，还毁掉了人和书自来的亲密关系，是最最不可取的。 曾看到您主张阅读经典的文章，能谈谈您的阅读经验吗？ 汪涌豪：之所以这样的主张，是因为人生太过短暂，而所面对的挑战又太过残酷。这注定了你必须努力在有限的时间里，从最能给你切要帮助的书中获取营养。所以，如果要说经验，善于辨别、精于选择并敬畏那些经过时间汰洗留存下来的经典，就变得特别重要了。我愿引小说家库切的话，提醒人关注那些“历经最糟糕的野蛮攻击而得以劫后余生的作品”，并认为以此作为经典的定义很恰当。当然，撇开他言说的特殊语境，那些历经人世最诚挚的颂扬而得以光景常新的作品，无疑也是。人们需要了解的是，因为经典，它们必然各有各的难度，有进入它们必须跨越的重重障碍。很多时候，它们并不总是对应你所熟知的人生经验和阅读习惯，相反，常常让你莫名诧异甚至惊惧，直至不得不直面自己的无知，羞惭于自己的鄙俗。要之，在成为你须臾不可离开的诤友之前，它们简直就是你的对手，甚至寇雠。自己初读经典，常常会想排拒作者所提供的解释、所安排的结局，但最后不得不一次次地确认它们的雄辩和必然。它们似乎构成了个人判断的反作用力，一如书家常讲的行笔须“用逆”。经典就是这样，它是砥砺思想和智慧的淬石，是一切肤伪和庸常的永远的反对者。因为它们，人才走得坚定，走得稳实。可能这样讲有点抽象，但个人在这方面的阅读经验就是如此。 那您能推荐一部有关经典阅读的书籍吗？ 汪涌豪：当然可以。有一个法国人叫夏尔·丹齐格，只长我一岁，出版过多部小说、诗集和散文集。继十年前所著《为什么读书——毫无用处的万能文学手册》造成广泛的社会影响后，七年前，又推出了《什么是杰作——拒绝平庸的文学阅读指南》一书，对如何确认一本书是杰作——也即经典，以及经典的评价标准与配方，经典是否为今人所需要等问题，作了简明而精辟的论述。个人对书中讨论杰作的“坚韧”“不公允”“出人意料”“不循常理”及“杰作是我们的盔甲”等篇很是认同，每有先获我心之感。另一篇“杰作是一支箭”开头的一句话，我特别想趁此机会推荐给所有爱阅读的人：“杰作是一支箭，它一刻都不坠落。” 同样读经典，每个人的收获大有不同。影响读书所获裨益的会有哪些因素？读书方法？个人素养或者其他？ 汪涌豪：首先得确认哪些书是经典。找到后，用今天时髦的话说，还得有正确的打开方式，不然很难期待有特别的收获。由于个人始终相信经典是向任何人敞开的，所以确立好的、其实是合理的阅读观念就显得特别重要。个人以为，在这方面须特别注意祛除功利的考校，以造就一种真正的“自由阅读”。还有就是须克服贪多求快的心理，以造就一种真正的“品质阅读”。前者是要人确立读经典的目的在涵养精神，拓展心胸，并最终能够成己成物。这个世界有许多书本来就与实用无关，而只与人的精神和情趣有关。它们离你熟悉的现实可能很远，但离你梦想的理想也许很近。人可以带着目的读书，但不能太有目的了，且这个目的不能太过单一了。后者是要人养成沉静和沉思的习惯与个性，一卷在手，沉潜往复，从容含玩，心知其意，并明其理，这就是熊十力所说的“分析与综会”“踏实与凌空”的统一。要做到这一点，除了前面说的超越功利，还须坐得住，有神闲气静的静定。想想古往今来，为什么人们会认为惟闲者才是智者，很大程度就是因为闲者静得下来，然后深得下去，懂得谨细体察，求得悟解，从而使自己的阅读真地复活了一段精神，造就了一种新人生。这是一个既充实了自己，又能让经典因自己的理解而得以延展增值的美好旅程。总之，一个是选得精，一个是读得细。这样你必能进步，必有收获。 在您的学术生涯中，有哪些书对您的影响至深，能简单例举一二谈谈吗？ 汪涌豪：应该说不少。由于自己阅读上很不安分，所以殊难一一罗列。倘一定要说，那传统经典如《老子》《庄子》《文选》《六祖坛经》，西方名著如《约翰·克利斯朵夫》《罪与罚》《呼啸山庄》，还有《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林中路》《对自由的恐惧》《极权主义的起源》等书，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从不同方向给过我较深的影响。有些书的影响则一直延续至今。譬如《老》《庄》等传统哲学元典，个人觉得就其思辨达到的广度和深度而言，是一点也不逊色于西人的。前有黑格尔，后有德里达，认为西方之外或许存在具有尊严的各种思想和知识，但都够不上称哲学，这样的判断是武断的。 您在30岁起兴做游侠史，《中国游侠史》还被翻译到海外，对游侠史感兴趣的背后有什么原因吗？ 汪涌豪：是有感于过去的史学研究过分重视政治史、经济史、农民起义史的研究，重点都着落在帝王将相、勋臣贵戚，而很少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以为这样写出的历史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全史”。以后读到梁启超、李大钊的相关论著，包括了解到注重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年鉴学派”的主张和方法，更觉得有必要为中国历史上曾非常活跃的这一特殊人群留照。同样的原因，我也颇留意对道教徒的研究，只是这部分人们关注的同样很不够。在这里，我想引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中说的话：“历史研究不容画地为牢，若囿于一隅之见，即使在你的研究领域，也只能得出片面的结论。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我后来对该书作了很多增补，推出了修订版，正是想实践这种“总体史”或“整体史”（histoiretotale）的理念。 您的私人藏书有何特点？有什么让人大吃一惊的书吗？ 汪涌豪：因为专业，我的藏书以传统文史哲经典为主，也包括后人围绕这些经典作出的各种研究。不过，也因为刚才说到的不安分，另有三分之一溢出了专业范围，跨属于其他类别。譬如，因为自小习画，一直有当画家的理想，近些年越来越觉得艺术史很重要，图像包含的信息有时远远超过文字，所以这方面的专著收了不少。又因为近十多年来持续在欧洲各国行走，不免关注欧洲的文明史、文化史和制度史等研究专著。其中既有中国人写的，更多新出的译著。此外，三年前开始喜欢上写诗，经常向诗人勒要诗集，欧阳江河、孙文波、王家新、张执浩、黄礼孩、朵渔等都被我骚扰过。自己也买了不少。现在，我正在物色更大的房子，不是一间书房，是整个家都可以成为书房那种。 如果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您会选哪三本？ 汪涌豪：《庄子》《闲情偶寄》《莎士比亚全集》。 您会选择怎样的书为枕边书？能否谈谈您近期所读的枕边书？ 汪涌豪：首先避免厚重，其次必须轻松、有趣和睿智，这样既涵养精神，又足以引睡。近期在读C.S.路易斯的《四种爱》、威廉·沃恩的《英国美术的黄金时代》和安娜·阿赫玛托娃的《回忆与随笔》。 如果您可以成为任意文学作品中的主角，您想成为谁？ 汪涌豪：如果我说哪个都不想成为，你觉得怎么样？其实，我是想在将要到来的某一部作品中出场，而它的作者，是我自己。 作为复旦大学教授，您常为学生推荐书吗？如果有，愿意列一下书单吗？ 汪涌豪：从未。因为向来以为，对爱读书的人来说，没有什么书是不可以读的，也没有什么书是读了无益的。然后，爱读书的人终将找得到属于他自己的书。在这方面，无须任何人代劳，其实是无法代劳，任谁也别自信可以代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