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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枕边书会经常变化吗？ 毕飞宇：我在年轻的时候枕边书经常变，中年之后，变化的频率就慢了。实际上枕边书的功能也变了，它成了一种特殊的阅读，带有自我奖励的性质，就是临睡之前让自己舒缓一下。年过半百之后，我发现我的枕边书又有了新功能，主要是培养睡意。假如我的床边有一个录像设备，俏皮一点说，我相信我读枕边书的画面和电影上的死亡也差不多，先是阅读，最多半个小时，眼皮子就耷拉下去了，挣扎几下，然后，手一松，一本书从我的手上滑落下去了。 它们通常是那些？这些书为什么会成为您的枕边书？ 毕飞宇：二十多岁的时候肯定是文学作品居多，尤其是冬天。那个时候没有空调，我很喜欢半躺在被窝里头读书，非常舒服。读小说我还是有点经验的，故事性太强的书我不会放在床上，那相当危险，为了追情节，搞不好一夜就没了。有一年的冬天我开始读功夫小说，一读就是一夜，这很糟糕。后来我就变聪明了，选择一些阅读难度比较大的哲学类，之所以选择哲学类，是因为我有了一个发现，读哲学书你很难坚持太久。这是四十岁左右。 再后来我就有点迷恋人物传记了，尤其是和科学沾点边的那种，许多东西都不在我的知识范围之内，它足以让人好奇，也不至于过于兴奋。我最爱的一本人物传记是《爱因斯坦传》，它有一个特点，介于读得懂和读不懂之间，我个人比较偏爱这一类的枕边书。它们不是专业书，但是，带有艰涩的专业性质，你似懂非懂的，同时也不用考试，没有压力，这个就比较有意思。这一层意思很难表达，为了说清楚，我还是举例子吧——它和我个人的童年经验比较吻合。我在童年时代经常站在河边，幻想着自己能够跳过去，我知道自己不可能跳过去，也没有尝试过，可是，幻觉始终在，总觉得将来可以。我就那样站在河边，一站就是老半天。我想我已经表达清楚了。 能否具体谈谈，您眼下所读的枕边书的感受？ 毕飞宇：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有点忧伤的话题，从2016年3月开始，我的枕边就不再有书了，我已经彻底告别了枕边书。我做了一次腰椎间盘手术，谢天谢地，手术很成功。但是医生警告我，我再也不能半躺在床上看书了，那个姿势对椎间盘的压力是巨大的，尤其在席梦思上。我必须听医生的话，不听也不行啊，如果我不听，第二天就会有报应，腰部的反应特别地大。在枕边读书是我几十年的习惯，一下子没有了，无论是生理还是心理，我都需要适应。理论上说我是可以看手机的，但是，这不一样，很不一样。一说起这个我就十分心疼我的父亲，他是一个手不释卷的人，读了一辈子的书，后来眼睛不行了，做完了手术就告别了阅读。 这些枕边书给您带来什么？ 毕飞宇：我觉得没有给我带来什么，诚实地说，我躺在床上看枕边书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企图，求知啊或者寻求慰藉什么的，都没有，就是一个习惯而已。我是一个写作的人，习惯于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内部，阅读有一个很大的作用，可以帮助我把所有的注意力拉到外面来，这个转换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尤其是睡眠。如果一定要回答枕边书对我的作用，那就是让我安静下来。 哪一本书对您有较大影响？ 毕飞宇：卡尔维诺《为什么要读经典》。这是一本好书，我给许多人推荐过。读完了之后我意犹未尽，又把帕慕克的《哈佛讲稿》给翻了出来。这两本书我差不多是一前一后读的，它们的本质其实一个样：写小说的人讲小说。比较下来，卡尔维诺更适合我的口味，他读得特别好，很具体。老实说，讲小说讲得更好的人一定是批评家，他们宏观，有大视野，史学素养和逻辑能力都是写小说的人没法比的。但是他们也有一些遗憾，面对具体问题的时候，他们很难感同身受。其实我对作家的讲稿没什么兴趣，我很年轻的时候就出去做讲座了，要是整理起来，估计能出一堆书，可我觉得没什么价值，都是口水罢了。是卡尔维诺改变了我对这一类作品的看法，也让我看到了这一类作品的价值，这个影响是实打实的，要不然我也不会整理和出版《小说课》。 有什么书曾激发您的写作欲望吗？ 毕飞宇：这个有的，年轻的时候尤其是这样，读着读着，突然被人家掀开了天窗，产生了动手的欲望，这本来就是小说家的一个常态。当然，这个路径通常都是间接的，一般说来并不具体。在我的写作历史上，因为阅读直接导致了某个作品的诞生，只发生过一次，我以前好像已经说过了，那就是阅读《看来看去或秘密交流》导致了《地球上的王家庄》的写作。《看来看去或秘密交流》是李敬泽的旧作，大概是世纪初出版的，读者并不多，这本美轮美奂的“小册子”曾经是我的枕边书。多年之后，它改版了，书名也换了，叫《青鸟故事集》，一再版就成了爆款。细心的读者可以去翻翻，《青鸟故事集》里有一句话，说：“古罗马人的地理是想象力的地理。”这句话就是“黄河之水天上来”的现代版和国际版。这句话刺激了我，“我的地理”凭什么就不是“想象力的地理”呢？《地球上的王家庄》就这么来的。这个小说我可能只用了几个小时就写完了，具体的写作细节我可是一点都想不起来了，估计是太快了、太顺了，几乎就是一个空白。对了，《青鸟故事集》里头还有一句话，也很神，我也很想写个短篇。现在我是不会告诉你的。 您最理想的阅读体验是怎样的？ 毕飞宇：我想这样说，读枕边书的心理有时候是比较幽暗的，它的体验非常地独特。我记得周作人写过一篇文章，大概是在《雨天的书》里头说的，他说，生病的时候最适合读线装书。我这个年纪的人大多没有读线装书的经历，可是，有一年，一个朋友送了我一套线装的《红楼梦》，天蓝色的封面，又大又薄，我一下子就想起了在家和尚了。我也没病——这话听起来有点别扭哈，我也没病，却尝试着去寻找病中拿起线装书的感觉，老实说，味道好极了，周作人说得对，线装书轻，手腕子一点也不费力，字体也很大，刹那之间我就有了很冬烘和很腐朽的快感。这种体验相当地蛊惑，总觉得自己的上一辈子是一个纨绔子弟，雪夜闭户、红袖添香什么的。我想说，对中国人来说，腐朽的旧文人气息确实很迷幻，是根性的东西，一不小心你就能把你罩住。我很警惕这个东西，绝不放纵自己。那套线装的《红楼梦》只在我的枕边滞留了个把星期，我就把它撤了。这东西不能玩，我不能让自己变成那样的旧式文人，我的阅读体验告诉我，旧文人的趣味是很可怕的。 您常常重温读过的书吗？反复重读的书有哪些? 毕飞宇：是的，我是那种喜欢回头阅读的人，我就是迷信经典。至于怎么回头，许多时候也不取决于我，反而取决于外部的环境。某种程度上说，阅读只是代偿，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比较好的方法就是回过头去阅读经典。从春节到现在，我挑了几本鲁迅，对我来说，他一直活着，从未远去；我找来了《神曲》，除了吓唬我自己，作用似乎也不大；每天读几首《诗经》，我真心觉得《国风》实在是不可思议；《红楼梦》我好几年没碰了，此时此刻，我就觉得《红楼梦》十分无聊；我对卡夫卡的评价一直不高，就在上个月，我重温了《变形记》，我突然发现我是有可能喜欢他的，我们都有可能流出那些“咖啡色的血液”。 所有您见过的作家中，对谁的印象最深？ 毕飞宇：美国诗人施耐德。那是十多年前了，在香港，很小的范围，就四五个人。他可能是我见过的最有视觉魅力的一个男人了，他的身上具有不可思议的静。实际上，整整一个晚上，我都不知道他是施耐德，因为他们都在用英语闲聊，只有我一个配了翻译。到了第二天的上午，我突然犯过想来了，那个老头怎么那么熟悉东方文化的呢？不会是施耐德吧？我就打电话，一问，Snyder果然就是施耐德。我特别地遗憾。其实事先也介绍了的，是我的英语反应迟钝，我把Snyder听成了纳艾德。 如果您有机会见到一位作家，在世的，已故的，您希望是谁？您希望从这位作家那里知道什么？ 毕飞宇：茨维塔耶娃，这个没有疑问。我承认她很吸引我，我甚至愿意承认我很爱她。事实上，这个茨维塔耶娃也许并不存在，是我从诗歌、相片和人物生平当中臆想出来的一个女人。我不想从她那里知道什么，相处就可以，处不来也没关系。我很想为她烤一片面包，看着她吃下去。 如果允许您带三本书去一个无人岛，哪三本？ 毕飞宇：我会带一本《现代汉语字典》，别的书我都不会带。我会每天翻翻字典，保证我的语言能力就可以了，其他的我都不要。在无人岛上，我宁愿选择动物的生活，我会尝试着和动物们交流。我知道，在那样的情况下，苏格拉底和孔夫子是帮不了我的。（主持人：宋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