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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秉琦先生是我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的导师。1968年我分配到辽宁工作后，仍然经常得到先生的指导，特别是随着辽宁西部山区东山嘴、牛河梁等红山文化遗址的发现，向先生请益机会更多。1996年底还有幸陪先生到深圳写作《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在与苏先生的长期接触中，对他一生不平凡的学术经历和从考古实践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思想不断有新的了解和领会。 走自己的路 1934年，刚大学毕业进入北平研究院考古组工作，苏秉琦就参加了陕西宝鸡斗鸡台遗址的发掘，后来又主持了发掘材料的整理和考古报告书的编写。 斗鸡台遗址是北平研究院探索周、秦初期文化计划中首选的发掘地点。在沟东区，两个年度发掘到上百座小型土坑墓和上千件器物，如何用这些“哑巴”材料达到预定的学术目标？那时正值抗战时期，整理工作从西安到北京再到昆明。在缺少参考材料的情况下，作为一个初学者，苏秉琦在困惑中艰难摸索，在对每一件器物从细部特征到制作方法都作了仔细观察和记录后，选择瓦鬲为切入点和重点，对墓葬和器物逐一分类。将全部40件瓦鬲分为A、B、C、D四型，有的型还分为亚型，每型又分为若干式，由此排出了这批墓葬的年代分期、阶段特征和瓦鬲形态的演变过程：从四五千年前出现A型鬲（袋足鬲）到公元前五世纪前后D型鬲（矮足鬲）演变为釜，这2000多年正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前半段，而不同地区的鬲又各有发展脉络。由此，他将一种古代器物与中国历史文化的起源与演变相联系：瓦鬲这种“中国古文化所特有的、在古代中原和北方普遍应用、形制特殊、存在时间长久而又变化敏感的三足器，不但可以目为中华古文化的代表化石，对于追溯中华古文化的始源与流变问题更具有特别的意义”。 这是中国考古界第一次系统运用分型分式法，将器物按其形态差别而划分为型、亚型和式别，也是第一次根据遗迹、遗物的共存关系来判断各单位的相对年代。地层学和类型学是近代考古学的基本方法。系统的类型学方法，是瑞典人蒙特留斯在1903年建立的。苏秉琦从中国考古的实际材料出发，正确运用和发展了这种方法论。此后的考古学研究中，皆以此为范例，形成普遍使用的“型”和“式”的概念，苏秉琦也被公认为中国考古类型学的奠基人。 50年代末，在陕西华县北大考古实习工地，苏秉琦继续用类型学方法研究仰韶文化并辅导学生，受学生们提出的“见物不见人”等意见的触动，开始思考中国考古学的走向问题。 当时遇到的问题，一是“硬套”，指学习苏联初期经验，把考古学简单理解为物质文化史；一是“生搬”，指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发展史的有关论点和自己的论著镶嵌在一起，考古学的具体研究仍然是干巴巴的空壳，终是不能深入肤理。那一时段他反复思考的问题是：学科发展的需要与社会的需要两者怎样才能结合得更好？学生们提出考古学“见物不见人”，那个“人”字不就是社会的人吗？考古学文化不就是属于人们共同体即社会的遗存吗？透过遗存就可以见到人。社会是运动发展的，而以往对考古文化遗存的研究，总停留在静态的定性描述。看来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只有运用唯物辩证法，把考古文化视作一种运动的物质，找到它的运动规律，才能达到“见物又见人”的目的。 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研究成果，体现在1965年他在《考古学报》第一期上发表的《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一文。该文把仰韶文化作为一种运动物质，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在纷繁庞杂的诸多因素中，分析出半坡和庙底沟两种类型，是距今6000年前后活动在以华山为核心的八百里秦川内外的两个平行发展的人们共同体。他还分析出仰韶文化后期氏族制由上升走向瓦解的大量因素和中心区东部发展快于西部的不平衡性现象。这就不仅揭示出仰韶文化所反映的特定时间和特定地区的具体历史，而且找到一条在唯物辩证法指导下考察各种考古学文化的有效方法。 这是继类型学之后，苏秉琦为研究考古学文化树立的又一个典范。此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符合中国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论，已在他的心中提上了日程。 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考古工作在全国各省区的普遍开展，周邻地区不断有与中原发展水平相近甚至更为先进的考古发现，这使习惯于以中原为中心的传统史学观受到挑战，苏秉琦敏锐地把握住这种新形势，及时总结，提出了中国考古学文化划分区系类型的理论。 70年代初，在河南信阳干校进行“业余考古”时，他已开始思考全国考古文化的区系划分。回京后，他亲临多地，对全国积累的考古资料，分区进行研究。从1979年起，他连续发表文章，将中国人口密集地区在万年以内划分为相对稳定的六大文化区系：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以环洞庭湖、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和以环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六大区古文化各有渊源、特征和发展道路，区内和区间大致同步演变又相互影响，指出这是夏商周三代文化以及春秋战国时期晋、楚、秦、齐、燕、吴越、巴蜀诸文化，从史前时期就已形成的文化渊源和传统，从而为秦汉统一大帝国的出现准备了条件。 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是在全国各地考古实践基础上形成的，既是对中国考古学文化的规律性揭示，又是一种最基础的研究方法，于是迅速被视为学科的指导思想，考古工作从此加快步伐。大家虽然对这个理论的具体理解不尽相同，却普遍认识到，在“多元一体”共识的基础上，这一理论还认为，多元不等于对等，平衡中孕育着不平衡，各大区的发展进程又是有先有后的，区间的影响是相互的，又是有主有次的，在这方面，周邻地区率先产生某种进步因素并向中原汇集的情况屡见不鲜，形成如车辐聚于车毂，而不像光和热那样由中原向四周放射，通过长期的交汇与融合，不断组合和重组，使得中华文化丰富多彩，连绵不断，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无限的创造力和巨大的凝聚力。考古学以此为转折点，从半个多世纪以来以积累经验、资料和基础理论建设为主，真正进入到以复原古史为主的新时期。其直接结果是，再一次叩启了中国文明起源的大门。 古史重建 中国有5000年文明史，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但通行的史学观点却认为中国的文明史只能从4000年前的夏代算起，此前的1000年只能作为传说时代对待，原因是缺乏实物证据。 苏秉琦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体会到，中国文明起源这一重大课题的解决，最终要靠考古学，考古工作者要时刻意识到这是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因为中国文明的起源，绝不仅仅是一个学术课题，而且是牵动亿万人心的大事。由于他对此有清醒认识，所以当20世纪80年代以来辽西红山文化、江浙良渚文化、晋南陶寺文化和此前的山东大汶口文化、岭南石峡文化接踵显现出社会变革迹象时，他最早捕捉到其中不同寻常的学术意义和社会影响。在1985年5月于北京大学召开的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上，他就提醒大家要注意一场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大讨论即将开始，而他自己，除了以极大的热情来迎接考古界的这一喜人新形势以外，更注重理论上的建树，从而始终站在这场大讨论的第一线，把握着讨论的方向。 由于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在实践中的不断发展，使苏秉琦在研究中国文明起源时，在关注中原地区的同时，也将注意力转向中原以外地区。1983年辽宁西部东山嘴、牛河梁红山文化坛庙冢遗址发现后，他把重点更多地移到燕山南北地区，于1985年9月提出“古文化古城古国”的著名论断：“古文化指原始文化，古城指城乡最初分化时的城和镇，而不必专指特定含义的城市，古国指高于部落以上的独立的政治实体，三者联系起来的新概念在于，把史前文化中与古城古国相联系的那部分加以突出，与社会分工、社会关系分化相应的，区别于一般村落的遗址、墓地在原始社会后期、距今四五千年间或五千年前的若干个地点都已找到了线索。”“考古发现的大遗址规格就是古城古国所在，秦汉设郡都是以当地古国为基础的。”可以看出，这是苏秉琦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中国考古实际的深化。在此认识基础上，他提出了中华文明的起源“不似一支蜡烛，而像满天星斗”的文明观。 在文明起源讨论中，大家常常将注意力集中到文明起源的标准和进入文明社会的具体时间上，苏秉琦则主张不必在概念上过多纠缠。那么，他此时在思考什么问题呢？ 1985年11月，苏秉琦在山西侯马举行的晋文化讨论会上作题为《晋文化问题》的学术报告，以一首诗《晋文化颂》为纲：“华山玫瑰燕山龙，大青山下斝与瓮。汾河湾旁磬和鼓，夏商周及晋文公。” 这首诗从字面上看，是把当时从中原到北方有关的考古发现，分为三个大的时期进行了系统而形象的概括，以此作为晋文化形成的历史背景，其实际所要表达的含义是，以北方与中原经晋中南的文化关系为重点，将辽西、三北（冀北、晋北、陕北）、晋中南和中原连成一线，以突出晋文化的枢纽地位。原来他正在思考的问题，是从区间考古文化的相互关系进一步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这已涉及文明起源的动力和机制问题了。他还从文化关系中归纳出文明起源的三种形式：裂变、碰撞与融合。 一年以后，苏秉琦在《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一文中，对这首诗的含义，作了更深层次的解释，那就是从考古学上追溯中华文化的根，复原五帝时代的历史。 这是一篇不到2000字的短文，文章对从距今五六千年到三四千年间北方与中原古文化交汇的路线、形式、过程、对接点和后果，以严密的逻辑和准确的语言，作了精练的阐述。源于华山脚下以玫瑰花图案彩陶为主要特征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沿太行山麓北上，源于辽西以龙鳞纹图案彩陶为主要特征的红山文化，由大凌河源南下，它们在河北省西北部相遇，产生了以龙纹与玫瑰花结合的文化群体，红山文化坛庙冢就是它们相遇后迸发出的文明火花。到晋南的陶寺文化，又具有汇聚北方、东南沿海诸多因素的综合体性质，并为夏商周三代在中原的先后兴起奠了基。这一先南北碰撞后西北和东南向一起汇聚的演变轨迹，与古史记载的“五帝三王”时“诸侯相侵伐”，继之“尧舜禅让”，再后的“逐鹿中原”等一系列大事件的社会背景相吻合，这就使长期以来扑朔迷离的五帝传说，从考古文化中理出了头绪。 以史前考古复原五帝时代的历史，是几代历史考古学家不懈追求的理想，却又因疑古与信古之争而成为一个敏感领域。苏秉琦将强烈的使命感贯注到反复的实践—理论—再实践—再认识过程中，研究成果虽有些出人意料，却有根有据：“当我们提出，从华山脚下延伸到大凌河流域和河套地区，再南下到晋南，这一古文化活动交流的路线时，我们并没有引《五帝本纪》，但却与《史记》记载相同，我们是从考古学角度提出自己的观点，再去对照历史传说，就可以相互印证，这不是生搬硬套的比附，而是有机的结合。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历史与考古的结合终于找到了一条理想的通路。” 微观方法与宏观思维 在谈到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时，苏秉琦先生经常引用一句古话：“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前者要求走向世界，面对未来，后者要求做到如生物学那样的分子水平。这是学科方法论上从微观入手到宏观思维的比喻，也是衡量中国考古学是否成为真正科学的标准。其实，这也是苏秉琦先生本人学术历程的真实写照。 提起从微观入手，考古界都熟知苏先生摸陶片的“功夫”。到那时，陪同者总会被他的专心致志和观察事物的细微所吸引，有时又不免感到有些神秘。先生在回顾他整理斗鸡台发掘材料时“如痴似呆”摸瓦鬲的经历时，以哲学的思辨，回答了大家的不解：“对于陶器，如果以为仅凭视觉观察到的印象可以代替手感的体验，那就错了。科学是以逻辑思维反映客观世界，艺术是以形象思维反映客观世界。根据我的实践体验，形象思维对于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性决不下于逻辑思维，而手感对于形象思维的作用，绝不是凭视觉得到的印象所能代替的。”由于悟出了形象思维的重要性，才使那次瓦鬲研究的成果成为中国考古类型学的奠基之作，后又对瓦鬲的起源找到了可靠线索，那是在北方的河北张家口和内蒙古河曲地区仰韶文化末期到龙山文化早期的遗址里，都找到了小口尖底瓶晚期形式与早期鬲相衔接的实例。 由此他联想到甲骨文中的“丙”和“酉”字，前者与原始鬲相近，后者则同晚期小口尖底瓶惟妙惟肖，这就从五千年前后这两种代表性器物的演变中，找到了两个甲骨文字最初创意时的物证，而这两个字都是属于与祭祀礼仪有关的“干支”系列，从而把鬲的起源与文字的起源，也就是与文明起源的具体进程联系起来了。 这种考古学特有的从微观到宏观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也表现在苏秉琦对仰韶文化的分析中。他在从仰韶文化众多特征中紧紧抓住庙底沟类型的标志性纹样——抽象化的玫瑰花，此图案在分布中心区演变序列有头有尾，更影响到大半个中国，是仰韶文化中最具生命力的一种因素。显然，它与中华文化的起源息息相关。于是，他由“花”引申出“华”，以为“华山”就是由活动在华山脚下的以玫瑰花图案为标志的原始人群而得名的，今天我们自称“华族”“华人”也渊源与此。 苏秉琦由微观到宏观的研究方法，在他的晚年达到高峰，那就是提出了中国考古学与世界接轨，古与今接轨的目标。 关于中国考古学与世界接轨，是在90年代紧接着重建中国史前史的号召之后提出来的。那时，他把中华传统的渊源向前追溯到旧石器时代，将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归纳为四句话：“超百万年的‘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古国和两千年中华一统实体。”以为有了这个对“国情”的基本认识，中国考古学与世界比较就有了成熟的条件。 在我国，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相对薄弱。苏秉琦从区系观点出发，将中国六大区系概括为面向大陆和面向海洋的两大块，分别与欧亚大陆和环太平洋的两大块相衔接，这是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基本格局。他特别重视古史所记的“四裔”地区作为中国与世界交流的衔接点和桥梁的作用。由此看出，东西方文明之间从来就不是封闭的，它们各有独立发展道路、特征，同时又频繁交流，有着相近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进而他又提出“人类文明一元性”的观点，因为地球是独一无二的。 苏秉琦是考古界的思想家，他提出考古要哲学化，这尤其体现在他人生最后几年对中国考古学实现古与今接轨、与未来接轨的思考。他以为，这并不是遥远而不可及的事。 其实，早在他把全国考古文化划分六大区时，就是考虑到建国以来几经变化但在现实生活中起作用的六个行政大区的划分。他始终强调，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的最终目的，是阐明把十亿人凝聚到一起的中国文化体系的基础结构及其形成过程，是为了认识中华、振兴中华、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 从一种器物到一个考古学文化，再到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从中国文明起源的系统论述，到世界的中国考古学和历史与现代化、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等古今一体的设想，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是大跨度的，却是一步步扎扎实实走过来的。 布衣教授的情怀 1994年秋，北京大学考古系为苏秉琦先生举办85岁诞辰庆祝会时，学生们称先生为“布衣教授”，这不仅是指他除在中国考古学会这一民间学术团体被推选为理事长以外，从未担任过任何社会职务，更是对先生高尚人格的赞誉。 不过，苏先生自称是幸运者，这指的一是事业，一是学生。 从1952年起，北京大学受文化部委托，连续举办了三期考古训练班，同年，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成立。苏秉琦先生作为培训班的主要筹划者和考古专业的创始者、负责人，将考古研究与教学相结合，在建立教学体系和培养人才方面，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在北大考古专业初创时期，他主持了教学计划、教学方案和实习计划的制定。与他多年共事的宿白先生说，苏先生将他一生中精力最充沛的时期贡献给了北大考古教学工作。 因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二十多年，只有北大设有正规的考古专业，70年代以后，在各地大学创建的考古专业，也大多是以北大毕业的同学为教学骨干、以北大的教学为模式的。所以，苏秉琦先生作为大学考古教学的创始人，可以称为是名副其实的桃李满天下。 每一个与苏秉琦先生接触过的人，都有会被他那富于远见的思维脉络和幽默又耐人寻味的比喻所吸引，所感染，并在实际工作中被一再证明，从而始终尊先生为引路人和指导者。 学问上的收获之外，学生们更为钦佩的，是先生那一颗爱国的赤子之心。考古界流传着苏先生用个人经费资助考古发掘的事。那是1934年发掘斗鸡台因经费短缺面临停工时，他从西安自家工厂中筹措了一笔数目不菲的款项。对此，苏先生从未谈起，有学生问到，先生只淡淡地说：“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因为先生想得更多的，是中国考古学几十年来的巨大变化，他常常为赶上这个新时代而兴奋不已。他一再强调，考古是人民的事业，不是少数专业工作者的事。为此，他力主学科要坚持科学化与大众化的发展方向。先生的《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一文被选为1988年高考语文阅读试题，1994年《苏秉琦考古论述选集》一书获首届国家图书奖。社会的反响与认可，使他感到，我们的路子走对了。 先生晚年思维仍十分活跃，学术思想的发展明显加快。他希望多做些事，也意识到“岁月不饶人”。在人生的最后几年，他已有了“对后人要有个交代”的想法，并促成最后一本著作《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在他弥留之际问世。与苏秉琦先生同时倡导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费孝通先生在北大百年校庆纪念文章中，评价这本书“代表了北大对中国文化发展历程实事求是研究的传统，是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自觉”。先生确信，有已创建并继续发展的学科理论体系，有不断壮大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派，中国考古学面向世界、面对未来的道路会越走越宽。对学科的进一步发展，他已寄希望于年轻和更年轻的一代。所以，他欣慰地说：“21世纪的考古学，我看到了。” （作者：郭大顺，系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誉院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