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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上述列举的十个核心词汇中，尤以“为政以德”最具统领性与涵摄性，堪称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精粹，亦是儒家德性政治理论的核心表达。 “为政以德”出自《论语》，《为政》篇开宗明义讲：“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古往今来，学界对这句话主要有两种解释脉络。第一种解释脉络强调“德”蕴含着一种政治规律。汉代包咸、郑玄均将“德”字解作“无为”，皇侃指出“譬人君若无为而御民以德”。这里的“无为”，指的是以“德”为引领便能自然建立秩序，如同北极星岿立于中央，众星井然有序绕其而动。朱熹指出：“为政以德，则无为而天下归之，其象如此。”这与道家法自然、反人为的“无为”观念颇为接近。但儒家“无为”思想蕴含鲜明的内在逻辑：由于“德”是为政的根本，恪守根本则能教化民众，统治者正己敬德便可自然抵达“无为”之境。此种“无为”不代表为政者不作为，而是指应当提升自身德性以教化民众。第二种解释脉络强调要通过“君德”以上率下。钱穆认为：“德，得也。行道而有得于心，其所得，若其所固有，故谓之德胜。为政者当以己之德性为本，所谓以人治人。”有德之人当政，才能“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而有德者自身也“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徐复观认为“为政以德，即是人君以自己内外如一的规范性的行为来从事于政治”，“德”作为“内外如一的规范性的行为”，要求为政者首重“修己”方能“安人”。 以上两种解释脉络，皆为“政治统一之说”，也都揭示了孔子对于德性政治理想的追求。揆诸历史，“为政以德”虽由孔子提出，但其思想渊源可追溯至中华上古时代，尧舜时期即已出现“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思想原型。殷周易代，上古“天命”观发生了重大“革命”。“德”的观念伴随新制度建立而发生了转变：周之所以被上天选中取代了殷商，是因周的统治者有顺天应人、敬天保民之“德”，即《尚书》所言：“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王国维认为，殷周之变意味着“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构成至为深刻的“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周公制礼作乐的宗旨在于“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周代之制度典礼，实皆为道德而设”。“以德配天”，乃至通过“明德慎罚”“天子建德”“兴灭继绝”“制礼作乐”等举措，进一步将德性治理的范围由“族内”推展到“天下”，进而实现“纳上下四方于道德”，遂成为周人维护其执政正当性的理据。 东周之季，礼坏乐崩，目睹天下四分五裂的孔子，希冀构建上下有序、各处其位的秩序。但此种秩序并非全然复古，而是汲古开新。“为政以德”言简意赅地勾勒出孔子的政治理想：有德者，居其位，天下归仁。孔子实际上从制度精神中打破了“德”的宗族垄断性，促成了“君子”与“小人”的去血缘化，使“德”逐渐摆脱了对“位”的依赖，使后世“以德配位”“以德致位”乃至“以德抗位”的政治实践落地。何谓“有德”？“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在“为政以德”的实践路径上，孔子进一步从“仁”“礼”两方面设定了标准：自我修养方面，要做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社会教化方面，应践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在“仁者爱人”的基础上做到“约之以礼”，是孔子给为政者指明的善治方向。此后，从孟子的“仁心义路”“礼门义路”，到荀子的“以德兼人者王”，均彰显出以“敦风化俗”实现“天下文明”的德性政治传统。执政者先慎乎德、修己以敬、施行仁政，自可产生北辰一般的感召力、凝聚力、向心力，方能“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可见，“为政以德”集中揭示了儒家治国理政的核心理念：天地之大德曰生，执政者要法天则地，用仁爱民本的“生生之德”，来以德配位、以德致位；“盛德”是“大业”的基础，执政者要以忧患意识“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不断进行内（圣）外（王）双重意义（自我+社会）的“革命”，并以高度的历史感念兹在兹，不忘初心，才能获取永葆“天命”、牢记履行“使命”；德性政治的内在本质是“仁义”和“信托”，而非“霸权”和“契约”，外在体现是“礼乐”为主、“政刑”为辅、“天下”为怀，此种政治是“把人当人看”的政治，是驱除神权政治、武力政治和财阀政治的政治；最后，德性政治并不排斥制度和法治，而是在此前提下高度关注政治担当者的贤能素养。 汉承秦制，但也在制度精神层面吸纳了周政蕴含德性的原理。超稳定的大一统国家结构，既是一种“统一的治理体系”更是一种“统一的道德秩序”。法家与儒家在这两大体系方面各擅胜场，“礼乐刑政”实应兼而采之，“法家创造了中央集权郡县制和基层官僚系统，儒家则创造了士大夫精神和家国天下的集体主义伦理”；于中华古典政治传统而言，恰是汉宣帝所言的“汉家自有制度，本以王霸道杂之”。遗憾的是，帝制时代的当权者，往往会有意识地回避自身应担负的道德责任，将“为政以德”改造为维护自身利益的“双标”思想枷锁，使得“德治”沦为维护宗法帝制与家产官僚制统治的等级化“人治”。历史上，儒家德性政治传统跌宕起伏，不绝如缕；但是，德性政治的礼乐仁义精神作为一种超越现实政治的精神实质和强韧文化基因而得以不断再生产，注入每个时代有识之士内心深处，成为一种难以摧毁的力量，构成了中华文明血脉传续的根本。近代以来，“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志在救亡图存的中国人放眼世界，在风雨激荡中最终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德性政治传统以内核的儒家政治理论迎来剥复之机，并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关键性的精神资源，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在中华德性政治传统滋养下愈加彰显其强大生命力。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下“志道据德”“以德行道”，成功地将中国社会“组织起来”，以强大的领导力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和到强起来的跨越。 在当代中国，“为政以德”的重要体现有如下荦荦大者：一是“伟大的自我革命”。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及“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只有时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才能使自己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和“坚强领导核心”。所谓“打铁必须自身硬”，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端赖于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二是“伟大的社会革命”。“为政以德”是星体之喻、引力之喻，满天繁星是“多”，巍巍北辰则是“一”，中国智慧在充分尊重多样性的基础上强调和而不同、合而为一，有利于科学阐发“一多关系”和有效构建“共同体理论”。中国共产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树牢群众观点，贯彻群众路线，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接受人民批评和监督，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不断巩固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增强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形成同心共圆中国梦的强大合力。这也正是“为政以德”在新时代我们党治国理政伟大实践中的集中生动体现。 总之，“为政以德”作为中国政治“活着的传统”，构成了中国本位政治理论构建的枢轴环节，构成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标识理念，理应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的重要契合点和融通点。 原载：《青岛财经日报》2022.12.8 作者：孔新峰，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副所长、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