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世界体系的两轮脱钩 ——重新挂钩：以自主发展为中心 作者：姚中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教授） 来源：《世界政治研究》 2021年第二辑 总第十辑 内容提要 后发国家实现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在世界体系中，但该体系又是支配性的，因而对后发国家来说，是否进入体系、如何进入、进入多深、构建何种身份，以及能否在必要时退出、脱钩，又在合适时机进入、重新挂钩，是国家的顶层战略抉择问题。1949年以来，中国有过两轮与世界体系的脱钩—重新挂钩：第一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与美国主导的西方体系脱钩，转身进入苏联领导的东方体系；第二轮是50年代末，中苏友好关系破裂，苏联排斥中国，中国逐渐接触西方。本文简单梳理两轮脱钩—重新挂钩过程，揭示中国从中获得的自主发展收益；据此历史经验，对一个国家与世界体系脱钩—重新挂钩的必要性、条件、效果略做理论探讨；最后分析国家发展新战略所隐含的与西方体系再度局部脱钩、进而协和生成以生产为中心的新世界体系之政治意志。 【关键词】 脱钩；重新挂钩；世界体系；国家自主性 一、问题、文献与方法 近年来，美国日益明显而广泛地寻求与中国脱钩——实即排斥，把中国排出其所主导的世界体系。面对这一做法与新冠肺炎疫情的叠加冲击，中国从2020年年中开始调整国家发展战略，从事实上的国际大循环转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其中隐含了在核心关键技术领域实现局部脱钩、以摆脱依附、实现自主发展之义。这样，世界体系中强者的排斥与弱者的脱钩策略，成为学术界亟须深入研究的问题。 历史可以为鉴。过去大半个世纪，中国已有两次脱钩或遭排斥而又重新挂钩的经历：第一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与美国主导的西方世界体系脱钩，转身进入苏联领导的东方世界体系；第二次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中、苏友好关系结束，苏联排斥中国，中国与苏联脱钩，于70年代初逐渐接触美国主导的西方世界体系。 这两次脱钩—重新挂钩是新中国历史进程之关键节点，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战略格局变化之关键节点。从全球范围看，中国最终取得了较好的发展成就，又坚持了政治、经济的独立，这表明两次脱钩—重新挂钩的战略决策是基本正确的。深入研究其过程、得失，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世界体系的性质，理解中国在此体系中为了实现自主发展而进行战略抉择的政治逻辑；至关重要的是，这一逻辑贯穿国家新发展格局构想和“‘十四五’规划纲要”。 本文借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但作扩张使用：以苏联为首的东方社会主义阵营也被视为一个世界体系。之所以使用这一概念，是因为世界体系首先是经济性的，且有中心与边缘（或外围）间的支配关系。“脱钩”是外围国家寻求自主发展的一种策略，通过主动、暂时脱出支配性体系，构建自身的政治独立和发展自主权。与之相关的“排斥”指世界体系中的霸主国家联合中心国家借助各种机制、政策，阻止特定外围国家在世界体系内活动、从中获取发展所需之资源。脱钩和排斥都不可能断绝一切关系，而是从战略层面上相互脱离，不再保持制度性分工关系，因而不再进行系统性匹配。在脱钩或遭排斥之后，后发国家又可与世界体系重新挂钩，即重新进入世界体系，此即过去几十年间学术界所讨论的“融入”。 本文关注脱钩、重新挂钩，重点是脱钩，对此，中外学界已有一定研究，基本沿三条线索展开。 第一条线索是贸易保护主义理论。作为美国立国之父的联邦党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是早期阐述者。面对英国的先发技术优势，汉密尔顿于1791年向国会提交了《制造业报告》，主张为了发展本国“幼稚工业”，须建立强大国家，并采取严厉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贯穿19世纪的“美国学派”继承了这一思想，且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甚至孤立主义倾向。德国人李斯特曾在美国生活多年，他观察美国保护主义政策的实施，并自觉继承汉密尔顿的思想，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系统发展了保护主义理论，其要旨是通过保护性关税，与工业发达国家在一定程度上脱钩，以谋求本国“幼稚工业”自主发展。继承李斯特主义思想传统的德国学者迪特·森哈斯于1977年发表《世界经济秩序与发展政策：对脱钩的呼吁》，倡导后发国家走“脱钩型发展”之路，其所用词汇dissoziation（dissociation）相当于de-coupling，意即脱钩。1982年出版的《欧洲发展的历史经验》进一步申论“隔断作为发展原理”（dis-sociation as a development rationale）命题。 第二条线索是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马克思论述了资本主义的世界性，从而构建了思想史上第一种世界体系理论，相应地认为社会主义革命也是世界性的。然而，革命却在俄国首先爆发，新生的苏维埃国家遭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排斥，处在事实上的脱钩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发展列宁的“一国革命论”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认为苏联自身可以建成社会主义，暂时的脱钩被正常化。据此，斯大林认为，苏联党和国家的根本任务是在世界体系之外、完全通过内部积累，实现工业化。这是其五年计划思路的理据。不过事实上，在西方经济危机爆发后，苏联立刻抓住机会，大力吸引西方资本、技术，此即构成重新挂钩。由此，苏联迅速建立了完整而独立的工业体系。斯大林版本的脱钩论对社会主义阵营有巨大影响。 第三条线索发展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拉美、第三世界国家“欠发展”（underdevelopment）、依附的讨论中，由萨米尔·阿明较早提出并阐明。1969年，阿明提出“脱钩”（de-linking）概念；在1970年出版的《世界规模的积累——欠发达理论批判》一书《绪言》中阿明再次明确提出：“与世界市场的决裂是发展的首要条件。”1985年，阿明在《脱钩：迈向多中心的世界》一书中，集中阐述其所倡导的脱钩命题；两年后，阿明又发表《关于脱钩概念的笔记》一文，加以申论，引发学界一定讨论。长期关注拉美欠发展问题的弗兰克也主张后发国家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脱钩”。 以上国际性讨论展开于20世纪中期，中国发展成就当时尚不明显，因而未涉及中国。阿明在其学术生涯后期注意到中国，并曾不甚明确地以其脱钩理论进行解释，强调“中国不是自1980年以后，而是自1950年以后就走了一条独特的道路，虽然这条道路历经了许多方面都不同的几个阶段”；“中国的成功崛起完全是这个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结果。” 中国学者讨论脱钩问题较早、较多的是温铁军和贾根良：贾根良受李斯特主义和美国学派影响，主张“不对称全球化战略”，即“通过保护主义与发达国家处在半隔绝、半脱钩状态（浅度全球化）”；在此基础上，贾根良较早提出“国内大循环”命题。温铁军受阿明影响较大，但偏好“去依附”概念，其团队的研究触及了两轮脱钩—重新挂钩，但未对其作专门的理论研究。 提出世界体系理论的沃勒斯坦本人曾讨论过中国与世界体系的关系，并敏锐地指出：“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资本的积累必然导致剩余价值分配出现两极分化。这个体系要正常运作，世界人口中处于上层的比例从来不可能超过15%……中国全力推进经济增长恰恰是令资本主义体系的结构性危机变得更加尖锐的因素之一。”这一认识有先见之明。王正毅在介绍世界体系理论的专著中，简单触及中国与世界体系的关系。 脱钩、重新挂钩均是相对于国际体系而言，国际关系学界对中国的退出、融入有不少研究。分开来看，专门研究中苏关系的学者对“一边倒”到中苏决裂的过程有颇多研究；研究中美关系的学者对中国与美国脱钩、二十年后又与美国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也有所研究。牛军把两者放在一起研究，但主要聚焦于领导人的战略决策。时殷弘将1840年至今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概括为抵抗、屈服、趋同、造反、协调五个阶段，后两个阶段即本文所论涉及者；王逸舟勾勒中国外交三个“三十年”，把1949—1979年定性为“造反者”对抗“权势者”的态势；刘相平明确地讨论过1949年以来中国与两个世界体系的关系。目前已有多部研究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变化的著作出版，但对两轮脱钩—重新挂钩的内在关联，似未见深入讨论者，且国际关系学界的论述均有强烈价值倾向：首先，不自觉地把西方社会视为唯一的国际社会，忽略东方社会主义阵营本身构成一个国际社会，中国虽在此国际社会中，却常被斥为封闭。另外，对世界体系的中心—外围结构或国际体系的支配性缺乏清醒认识，把融入视为理所当然，对脱钩普遍采取拒斥态度，未做同情性理解与理性分析。 总体上，目前尚未有以脱钩为中心概念讨论这两轮战略决策、进而探讨中国实现自主发展之经验的研究。本文试图弥补这一缺憾，从后发国家发展的角度，对两轮脱钩—重新挂钩决策进行连贯的研究，以期理解规模巨大而国力贫弱、并被嵌入于己不利的世界体系中的中国，为谋求自主发展而艰难突破、探索的过程及其背后的政治逻辑。 现代国家是在世界体系中存在、活动的，其政治必然是世界性的，因而把国家置于世界政治体系中考察，是研究现代国家构建及其行为逻辑的构成性方法。体系内生压力迫使所有后发国家不能不谋求超常规发展，但这种压力或中心国家给予的诱惑又可能使国家陷入外围化，从而陷入欠发展陷阱中。这样，是否进入世界体系，进入哪个体系，与体系尤其是其中霸主国构建何种性质和何种幅度、程度的关系，以及是否退出某个体系，成为后发国家所面临的顶层战略抉择问题，其效应远超外交或国际关系领域，而全面、深刻地塑造国家价值、各领域制度和政策，当然也会对体系本身产生大大小小的冲击。 本文后续节次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描述1949年中国与西方世界体系脱钩、与东方世界体系重新挂钩的过程与得失；第三部分描述中国与东方世界体系脱钩、与西方世界体系重新挂钩的过程与得失；第四部分基于中国经验，对一个国家与世界体系脱钩—重新挂钩的必要性、条件、收益略作理论探讨；第五部分分析国家发展新格局构想和“‘十四五’规划纲要”所隐含的局部脱钩、重构世界体系的内涵；最后是一个简短结语。 二、第一轮脱钩—重新挂钩：退出西方体系，进入东方体系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所著《现代世界体系》开篇道：“从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一个我们可称其为欧洲世界体系的格局宣告形成。”在此体系中，西欧是“中心”，美洲、东欧、非洲是“边缘”。不过在此后两三百年中，该体系主要局限于环大西洋地区。明朝中期到清朝中期的中国经济仍能独立自主地发展，甚至成为“世界工厂”，与欧洲中心国家进行平等交易，并领导东亚甚至印太天下秩序，可谓“远方的中心国家”。 到19世纪上半期，这一格局被打破。英国率先完成工业化，在技术和军事上对中国享有代差优势，在鸦片战争中打败了中国。此后，欧美各国陆续完成工业化，并有能力侵略中国，中国接连遭遇失败。由此开始，欧洲人所主导的世界体系覆盖亚欧大陆，旧世界的历史性国家普遍“外围化”，中国的世界地位发生大逆转：从遥远的中心国家变成半殖民地国家，政治上部分丧失独立自主地位，经济上逐渐陷入半依附状态，仅比美洲好一些。1949年之前的100年间，中国经济确有所增长，但十分缓慢，且属于依附理论所说的“没有发展的增长”：民族工业受到西方压制，难以健康发展；各产业之间、现代经济部门与传统经济部门之间存在严重“脱节”，尤其是缺乏重工业支撑，未能构筑、积累出国家经济自主发展之内生能力——这是外围依附性经济体的典型特征。 孙中山、蒋介石曾致力收回关税自主权、废除不平等条约；抗战胜利时，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然而，国民党政权对美国的依附心态带来一次反向运动：抗战结束前，蒋介石接受美苏在雅尔塔达成的默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出让众多国权。后果更严重的是随后签订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及相关条约，中国对美国全面实施自由贸易政策，贫弱的中国成为拥有巨大产能的美国着手构建之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最早加入者。美国商品大量涌入中国，本土工业遭遇巨大冲击、破坏。国民党政府又进行币制改革，与美元挂钩，财政、金融高度依附美国。 战争和依附造成普遍经济、社会危机，这是中国共产党赢得人心、迅速夺取政权的原因之一；但这一局面也给中国共产党出了一道难题：如何处理对美国的这一广泛而深刻的依附性关系？基于其政治理论和抱负，中国共产党不可能接受这种状态。 首先，中国共产党成立于巴黎和会上中国被西方列强出卖、中国人开始有反帝意识之后，并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在西方思想谱系中，马克思发展出世界体系理论，以之解释资本主义的诞生和运转——20世纪各种版本的世界体系理论都由马克思的理论发展而来；列宁依据19世纪后期欧洲的新动向发展了帝国主义理论。马列主义理论让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具有世界视野，认识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剥削是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中共二大确定反帝为革命的主要目标；中国共产党随后投入抗日战争，在解放战争中，美国则支持国民党。凡此种种事实不断强化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反美、反西方体系意识。 其次，马克思主义理论让中国共产党认识到现代社会以工业化大生产为基础；战争也让中国共产党深切认识到工业化的威力。因而在宣告“一边倒”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报告中，毛泽东明确宣布：“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以此作为条件，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的问题。”据此，作为建国宪法的《共同纲领》第三条明确规定国家根本任务是“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而帝国主义是中国实现工业化的最大障碍，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又论证说，中国的现代性工业发展迟缓，“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中国要发展工业，就必须推翻帝国主义，“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欲达此目的，没有对外贸易的统制是不可能的。” 据此，中国共产党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时做出了“一边倒”的体系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冷战格局已经成型，二元世界体系并存。这为中国共产党调整国家发展战略提供了战略选择空间；美国基于其与苏联的体系性对抗战略，拒绝接受中国共产党和寻求国家独立的新中国。因而在立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确定三大外交政策：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归结为一点：与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体系脱钩，进入以苏联为首的东方世界体系。随后展开的中国与西方体系的脱钩是全面而彻底的。 第一，政治脱钩。清末以来，中国政治变革的基本方向是西方化、美国化。新政权终结了这一趋势，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实行人民民主专政，以建设社会主义为目标。 第二，外交脱钩。新政权不承认旧政府同各国建立的一切外交关系，而是在新的政治基础上同各国逐个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由此彻底脱出原有国际体系，获得对邦交国的选择权，自主地构建了平等、互利的邦交国体系，在其中享有完全独立自主地位。 第三，经济脱钩。中国共产党明确地拒绝资本主义制度，抛弃自由贸易政策，国家凭其对外贸的绝对控制权构建了全面的贸易自主权，贸易对象从西方体系转向东方体系；在货币上，依靠强有力的资源动员和掌控能力，发行“实物本位”人民币，既不依附美元也不依附卢布。 第四，文化脱钩。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精英群体总体上是亲美的。1949年上半年，毛泽东接连发表四篇评论，“批评了国内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美国帝国主义的幻想”；抗美援朝期间，国家协调境内各基督教教会切断与外国的联系；对西方国家在华的教育、文化机构实行解散、接管等政策；在高校引导知识分子在精神上去殖民化。 中国共产党做出这一重大决策的动机固然有意识形态因素，同样甚至更为重要的是获取工业化所需外部资源之迫切愿望。 中国共产党清醒地认识到，自1840年以来的中国革命是世界性的，现代化建设同样必须是世界性的。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明确指出：“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时代，任何国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中国必须从先进国家获得技术、资本，但：“现时英美的统治者还是帝国主义者，他们会给人民国家以援助吗？我们同这些国家做生意以及假设这些国家在将来愿意在互利的条件之下借钱给我们，这是因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资本家要赚钱，银行家要赚利息，借以解救他们自己的危机，并不是什么对中国人民的援助。”中国要推进工业化，必须换一条世界道路：“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因此，中国共产党与西方世界体系脱钩，绝非走向封闭，而是走向另一方向的开放：东方社会主义阵营是一个世界体系，既是政治的也是经济的，其内部存在一个以苏联为首的经济分工合作体系，其中有足以供中国推进工业化所需之知识、制度和资源。 模仿苏联工业化模式曾经是20世纪30、40年代国人之共识。洋务运动以来，中国持续谋求工业化，但在西方世界体系中奋斗百年而未达目标。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成效引起全世界震动，包括自由主义者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自然产生了效仿苏联工业化模式之意。中国共产党则将此付诸实施。 中国进入东方世界体系，确实实现了工业化进程的一次革命性突破。明清时代的中国就是“世界工厂”，后来败于欧美列强，乃因为欠缺工业革命所带来的重工业，在西方世界体系中始终没有发展起来，苏联模式恰以重工业化为中心。通过“一边倒”，中国建立了一套具有内生能力的重工业体系，掌握了工业生产体系的底层逻辑。相应地，苏联协助培养中国的科研、技术人员，赋予中国自主发展科技的能力。由此支持的军事工业迅速改善了军队的装备水平，提高了其维护国家独立自主的能力。 可见，苏联支持中国工业化颇为慷慨，显示东方世界体系与西方世界体系有完全不同的逻辑。西方世界体系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中心国家通过各种机制确保其资本收益的最大化，包括使用暴力，一方面拓展市场，另一方面维护其技术、产业垄断。苏联则依据国际主义原则在体系内建立跨国的技术—产业分工体系，不吝与盟国分享其先进技术。中国也由此得到了当时比较先进的技术。 苏联尚能尊重中国的独立自主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与中国签订的一系列条约加深了中国的依附性，面对中国共产党建立国家政权的事实，则抱着“蔑视”态度，缺乏最基本的尊重，这是双方走向敌对的一大原因。苏联的态度相对好一些。在革命时期，毛泽东抓住历史契机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在组织上、思想上相对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独立自主。带着高度自觉的独立自主意识，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并加入社会主义阵营。斯大林虽有民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倾向，但并未彻底抛弃国际主义。 事实上，在东方世界体系中，中国享有“半中心国家”地位。中国共产党基本上独立地取得革命胜利，使斯大林另眼相看，形成其“革命东移论”命题：世界革命中心先从西欧移到俄罗斯，又从俄罗斯移到中国和东亚；中国共产党可与苏共“合作分工”，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发挥一定领导作用。自19世纪末朝贡体系崩溃以来，中国再次发挥国际领导地位。这是中国恢复世界性大国进程中的重要一步。 当时以及今天一直有人怀疑，“一边倒”是另一种依附。确实，中国共产党做出“一边倒”决策后，在政治、军事、教育等各方面采用苏联模式。但稍加考察即可发现，“一边倒”是中国共产党在权衡了两个世界体系对中国发展——尤其是工业化的利弊之后，独立自主地做出的政治决断，完全不同于此前国家领导者的被动、依赖心态。正因为有此精神，毛泽东在1949年10月出访苏联、重构中苏关系时，坚决要求废除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所规定的苏联在华主要特权，不惜与斯大林发生冲突。 三、第二轮脱钩—重新挂钩：中苏决裂，再度进入西方体系 中国共产党在东方世界体系中的独立性、自主性推动中、苏两党很快结束蜜月，引发中国的第二轮脱钩—重新挂钩：中国与东方世界体系脱钩，反身进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体系。 斯大林逝世后，1956年年初，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发表了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震动世界左翼阵营，共产主义观念在西方世界急剧退潮；东方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人心浮动，波兰、匈牙利陷入政治危机。面对如此剧变，赫鲁晓夫举措失当，毛泽东却审时度势，向苏联党及时提出正确应对之策，化解了两场危机。赫鲁晓夫颇为感激，邀请中国充当调解人，协调其与波兰党的紧张关系。由此中国大幅度提高了在东方世界体系中的地位，成为所有党公认的具有一定领导作用的大党。 毛泽东由此决意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国道路。中国共产党如此独立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制度创新引起苏共不满，50年代末，苏共废除了对中国的援助协议，纠合各国共产党批判中国共产党，疏远中国。中国遭遇中心国家的排斥。这之后，中、苏之间、实际上是中国对当时东方世界体系中的多数党，展开了为时数年的意识形态论战，两者最终走向决裂。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二次脱钩，两种力量在此战略调整过程中同时发挥作用：一方面，中国主动摆脱苏联模式，拒绝苏联的支配，探索自主发展道路；另一方面，苏联领导其盟友排斥中国。就两党决裂而言，后一因素的作用可能更大一些。不过，这次脱钩是犹豫而漫长的，脱钩主要出于苏联的排斥。因此，整个60年代的中苏关系表现为：在意识形态领域，两党激烈争论；在经济领域仍保持经贸往来，中国的对外贸易主要发生在与这个体系内的东欧国家之间。 中苏决裂后，毛泽东更认真地探索独立发展的现代化中国道路，但中国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难以支持内生性工业化。从各国经验规律看，工业化的启动有赖于享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入世界规模的市场，国际大循环是无法绕过的。中国与苏联脱钩、又未进入西方世界体系，缺乏必要资源投入和市场规模，工业化必然陷入停滞。而当时美苏两国投入巨资进行军备竞赛，带动新一轮技术革命，中国无从获得。故与苏联脱钩后，中国发展陷入停滞。 接连遭遇经济、政治挫折的毛泽东认识到内生工业化的不可能性，乃于60年代末重新思考国家发展战略。美苏两霸关系的紧张再次给中国提供了战略回旋余地，中国及时调整战略认知，确定苏联为首要战略敌人，反美则退居其次。由此，中美有了共同战略利益，逐渐接近，很快实现了关系正常化。此时距中苏脱钩已有十年矣。 不过，接下来中国与美国为首的世界体系的重新挂钩过程是比较缓慢的。1979年中美始正式建交；两国经贸往来虽有增加，依然有限；直到2001年年底，中国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比较完整地进入西方经济体系，此时，中美关系正常化已过去30年。 如此漫长的过程与中国当年迅速进入东方世界体系形成鲜明对比，主要原因在于中美两国的政治互信度较低：一方面，中国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各方面与美国是明显异质的，美国对中国的进入设置了苛刻条件，两国交往过程中也出现过多次反复；中国进入体系之后，美国领导西方国家仍在多个领域对中国采取防范、歧视或封闭措施，旨在维护其在技术、产业、军事等方面的绝对优势。另一方面，中国虽有借助西方世界体系实现快速发展的殷切希望，却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第一，不改变基本政治和经济制度；第二，坚持经济上的自主发展战略，保持国有企业的战略性地位，保持政府对经济全面而强大的管理权，保持国家对金融的全面控制；第三，坚持有控制的、渐进的开放政策，坚守货币主权，坚持维护工业体系的完整性和独立性。可以说，邓小平所阐述的“两手抓”原则，也适用于处理与世界体系的关系：一方面坚定推动开放，另一方面坚决维护国家的独立自主。当时接连发生的西方思想、政治冲击波，促使邓小平对后者的认识日益坚定。 中国如此坚持政治独立和发展自主，在80年代以来的世界体系中是颇为罕见的。冷战结束后，东方世界体系崩溃，“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覆盖全球，非西方体系中的绝大多数国家改变了其政治制度和发展战略，而有所谓“民主化第三波”、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等世界政治现象；历史将终结于西方的经济政治制度的说法一度极为流行。中国面临巨大的政治、意识形态压力，却保持战略定力，特立独行：实施对外开放，进入这个单一世界体系，却始终保持制度和政策的自主性，按自己的战略需要，自主地实施有管理的开放政策，按国家发展需要引进各种外部资源，以建立独立而完整的工业体系为国家根本任务。事实证明这种自主性开放的发展模式是有效的。 四、脱钩—重新挂钩：作为后发国家实现自主发展的策略 在短短二三十年中，中国与世界体系进行了两轮脱钩—重新挂钩，如此频繁、剧烈的战略调整当然有其特定历史脉络，但也呈现了后发国家在现代世界体系中谋求发展所面对的两难困局，更呈现了中国共产党所建立和领导的国家克服这种困局的意志和战略。 英国于19世纪初率先完成工业化，对其他国家拥有了绝对技术、军事优势，其他国家乃成为后发者，被迫面临国家战略抉择的难题：为摆脱劣势，必须推进工业化；但工业化所需之技术、资本、市场等资源掌握在先发国家手中；先发国家确实积极地推动所有国家进入世界体系，为此构建了自由贸易意识形态，甚至不惜发动战争强迫后发国家“开放”，但其目的却是把后发国家外围化，便于长期汲取其剩余价值；为此，还以各种机制维护技术垄断地位——美国对中兴、华为的技术打压即清楚地显示了这一行为逻辑。于是，身在世界体系中的后发国家不能不在开放和封闭之间进行选择；当然，由于内外各种压力，经常采取开放政策，却陷入“有增长无发展”“不平等的发展”“欠发展”之类的陷阱。后发国家一直在寻求摆脱困境之道。 建国之初的美国相对于英国是后发者，汉密尔顿敏锐地意识到这一后发困境，主张贸易保护主义，可视为温和脱钩论。20世纪中后期的桑哈斯、萨米尔·阿明等学者进一步提出激进脱钩论。从实践上看，凡是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普遍采用了温和或激进脱钩战略。 美国就是典型。北美殖民地之所以寻求独立，就是因为殖民者不满帝国的垄断，争取贸易自主权和工业发展权。但美国在政治上独立之后，经济上仍依附英国——这与20世纪的大多数亚非拉国家一样。1812年的英美战争再次切断美国经济与英国的部分联系，北方制造业得到一定发展空间。但南方经济却高度依附英国：黑人奴隶制庄园生产的棉花绝大多数出口英国，又进口英国的工业品，构成了在国家体外循环的“经济飞地”，南、北方经济之间形成严重“脱节”——这是外围国家常见的现象。因此，南北方之争归根到底是自主的、工业化的、内部市场统一的发展道路与依附的、大宗农产品出口的、内部市场分裂的发展道路之争，其间利益极为巨大，双方乃走上战场。南方战败后，美国内部市场走向统一，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其工业化进程加快。不过，获得独立自主地位的美国又与英国重新挂钩，吸纳大量英国资本支持其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发展。苏联其实也是通过被动脱钩，而后重新挂钩，自主地实现了工业化。 这两个例证首先表明，一个国家与世界体系脱钩是完全可能的。世界规模的资本主义的强大政治、经济逻辑确有力量把所有国家卷入世界体系中，中心国家也必然通过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手段把外围国家固化在依附状态。但是，世界体系的基本单位毕竟是现代民族国家，按照19世纪以来的国际制度，总是可以保有一定自主性，当然包括与世界体系脱钩的自由。国际关系领域中的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肯定了这一点，吉登·罗斯认为：“外交政策选择是由实际的政治领导人和政治精英制定的，因此，重要的是他们对相对实力的感知，而不仅仅是物质资源或现有军事实力的相对数量。”用建构主义的话语说，体系固然是重要的，但国家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构建其与国际体系间的关系，即国家的国际身份。 脱钩是建构有利于自己国际身份的重大政治行动；而是否与世界体系脱钩，取决于其国家领导团体是否有脱钩的意志，而这由其认知和情感决定。在中国，促成中国共产党与以美国为首的世界体系脱钩的知识是列宁主义理论，它定义西方世界体系为帝国主义的，是中国贫弱之源。另一方面，中国有悠久而辉煌的文明历史，曾构建了一个世界体系，从情感上不可能接受他者的支配，不可能甘于经济和政治上的依附地位。这两者共同支持中国共产党与两个世界体系进行脱钩的政治意志。 脱钩意志之实现，以国家的强大组织动员能力为依托。脱钩必定带来巨大而全面的震荡、冲击，经济社会生活方面均需重新构造、再次启动。中国之所以能在短短十年之内进行两次脱钩，主要因为共产党的组织化程度极高，党所建立和领导的国家同样有极高程度的组织化；党—政体系对国民和各种经济资源进行了空前的广覆盖、深渗透，使之服务于党所确定的统一目标。这套体制足以应对脱钩所带来的各方面的巨大冲击，并在短时间内完成重新挂钩所需要的国家发展路径的整体转换，重新快速启动。 脱钩需要合适的外部条件。从结构上看，20世纪中期的二元世界体系格局让中国有自主进行战略选择的空间，与西方世界的脱钩是以与东方世界体系的挂钩为目标的，同时期不少亚洲、非洲国家也做出了与中国类似的选择。19世纪独立建国的拉美各国则没有这么幸运，在政治上独立了，经济上却没有备选世界体系可供转圜，不得不继续留在其所反抗过的宗主国支配的世界体系中，依附长期化、永久化，以至于其成为依附理论的主要经验来源。 脱钩的实施需要恰当的时机，通常形成于世界体系动态演进所敞开之时间窗口，一般是战争带来的，依附性国家与中心国家之间或国家内部的战争导致依附性联系的中断。国家领导者团体若有脱钩意志，可把握时机，将这种临时中断转变为结构性脱钩。不过仔细考察即可发现，此类战争的导火线常起源于脱钩的意向。脱钩意向引发了战争，战争让脱钩成为事实。以中国为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以反帝为宗旨，内含新政权与西方世界体系脱钩的逻辑。在美国，谋求自主发展的北方要求南方废除其依附于英国棉纺织业的庄园制经济，内含与英国脱钩的政治意愿；由此引发的内战摧毁了南方的奴隶制经济，造成了脱钩的事实。 因此，一个国家是否与世界体系脱钩，归根到底由其国家领导者团体对国家发展战略的认知和选择所决定。一旦其有了自主发展的坚定意志，则必定密切关注世界体系的变化，这就有可能抓住时机，实现脱钩。 脱钩确实可以给处在依附状态的后发国家带来一定好处。后发国家对世界体系的依附通常是全面的，脱钩的好处一般也是广泛的，比如在政治上实现独立自主，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去殖民化，但最为重要的还是推动自主的工业化，“建设一个统一的、自主的、以自身为动力的民族经济”。如阿明所言，外围国家在经济上的致命缺陷是“脱节”“去结构化”，一般经济学所讨论的“二元经济”只是其最粗疏的表达；相反，处在世界体系中心的各国经济是“自我中心的”“一体化的”“民族的”，即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普遍论及的国民的/国家的经济（national economy）。这是“国民国家构建”（nation-state building）的重要面相。所谓现代国家构建在政治上主要是构造普遍的直接统治体系，统一的国家权力穿透一切中间组织，达及所有人，造就相互平等而统一的国民共同体。国家构建在经济领域的任务是打破一切地理、政治、社会的阻隔，形成所有国民可低成本参与交易之统一的国内市场，即“国民的/国家的经济”。如此内在连贯的国民经济可以实现国家的“自我中心型发展”，这是国家富强、国民保持凝聚力的关键所在。因此，构造“国民经济体系”是现代国家构建的基础性工作。 中心国家的政治国家构建、国民经济体系构建与其构建世界体系的扩张行动一般是同步的，中心国家的支配性力量正来自此。后发国家构建统一的国民经济体系的努力却遭到中心国家的羁绊，在政治上，无从构建现代国家；在经济上，传统的统一国内市场遭到解构，经历“去工业化”，沦落为大宗原料供应地或倾销市场；外向性导致经济的“去结构化”，其重要部门主要与中心国家进行循环，与本国经济反而缺乏有机联系。由此，后发国家通常陷入政、经二元分离状态：政治上可能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经济上却做不到一体化。大量经济活动的体外循环必然侵蚀政治统一，其社会趋于“封建化”：依附性经济部门在政治上依附于中心国家，据以构建其对国家的分离性权力；政府面对如此封建化的社会，当然难以具有自主性。 就此而言，现代国家在建立之初进行一次脱钩，哪怕比较短暂，可能是必要的：在经济上，全方位剧烈震荡可冲击已板结的依附性结构，敞开重建国内市场内在联系、建立自我中心型发展的国民经济之可能；在政治上，打击、驯服依附于中心国家而尾大不掉的所谓“社会”权力，以树立国家相对于社会的自主性；在意识形态上，有助于“去殖民化”，摆脱欧美化的精英群体在思想价值上对中心国家的依附，构建自主的意识形态体系。经过这一系列努力，后发国家可拥有名副其实的“主权”，从而走上自主的、因而是有效的发展之路。 美国、苏联，当然还有中国的例子又都表明，脱钩之后还需重新挂钩。脱钩只是获得政治独立、实现自主发展的一种政治策略，其要义是解脱顽固的依附性纽带，确立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自主权，构建国家自主地确立有助于自主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之价值、制度、政策的机会。但国家发展利益的最大化，还是依赖于在此基础上，独立自主地进行有利于国家自主发展的重新挂钩，以从外部获取发展所需之资源。 重新挂钩可有两种情形：一种是重新进入此前脱出的世界体系，美国、苏联都是如此；另一种是与另一世界体系挂钩，当然这是以存在另一体系为条件的，中国的两次重新挂钩都是如此。相比较而言，脱钩虽然是艰难的，但毕竟可以单方面实施；重新挂钩则需要合适的国际条件，因而需要高超的战略意识和政治技巧。 脱钩与重新挂钩是实现自主发展的战略操作整体中的两个环节，缺一不可。经济活动内在地具有扩展性、开放性；尤其是后发国家实现发展所需之资源如技术、资本，只能来自中心国家；很多时候，后发国家的发展还需依赖先发国家的市场。因此，对后发国家来说，脱钩是策略性的，重新挂钩是战略性的。唯有通过重新挂钩，脱钩收益才能实现。脱钩的目的是为了获得独立和自主；但若不能实现发展，就不可能维持独立和自主；即便勉强维持，也没有意义。现代国家的“国家理由”是发展，通过脱钩—重新挂钩的战略操作可以打开自主性开放发展道路，循此道路可以解决身处现代世界体系中的后发国家所面临的两难困境，既从外部获得资源，又不沦为依附地位。 中国正是循此逻辑展开两轮脱钩—重新挂钩的。斯大林在中国革命胜利之后如此评价中国共产党：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这句话同样适合于评价中国的两轮脱钩—重新挂钩决策。不过，此处仍需对其中争议较多的部分略作辨析。 对中国70年代初以来与美国重新挂钩的决策，各界普遍给予了肯定。很多人乃以今衡古，对1949年中国与美国脱钩的战略决策提出批评，进而贬低中国进入东方世界体系的价值。然而，衡量战略决策之得失，必须进入历史脉络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在西方世界体系中已陷入深度依附状态，全面震荡式脱钩确实带来了巨大阵痛，但结束了长期依附，确立了国家在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开启了自主发展的道路。中国以此自主发展的精神和独立自主的身份进入东方世界体系，得到此前从未得到过的重工业体系，从而拥有了维护独立自主的军事能力，进而确立了世界大国地位。因而当20年后中美重新挂钩之时，中美的结构性身份已完全不同，中国不是依附者而是自主的、与美国平等的战略合作者。从产业角度看，与美国挂钩之后，中国重点转向发展农业、轻工业，而原有重工业体系既发挥了支撑作用，又得以转型、升级。总体上，中国通过两次脱钩—重新挂钩，从两个世界体系中各取其所长，为我所用，形成技术和产业的“跨时互补”，累积而成独立的、完整的、内在一体化的国民经济体系。这两个环节，缺一不可，没有一次是多余的。 这就是在世界体系中实现自主发展的中国经验，它对我们思考后发国家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国家构建、国家自主性等问题，均有重要启发意义。 国际体系不是中立的，而是强者支配弱者的权力关系——各种现实主义理论清楚地揭示了这一点。后发国家处在不利位置，那么，是否进入或留在国际体系，就是一个需要权衡、选择的重大战略问题。开放不是绝对价值，而是实现发展的机制。重要的是对谁开放、在多大程度上开放，因而保持开放的主动权是至关重要的。构建与世界体系的关系是后发国家之现代国家构建事业中的关键部分，它在很大程度上塑造宪法的价值和结构。因此，国家领导者须有历史智慧、世界视野，深思熟虑，审慎决断。 至于判断加入或留在国际体系之得失的标准只有一个：是否有助于以工业化为中心的发展。自工业革命以来，对中等规模以上国家来说，工业化与否决定国家的生死，大国兴衰归根到底由工业能力之兴衰决定。因此对后发国家来说，最大的政治议题是实现以工业化为中心的发展、形成一体化的国民经济体系，后发国家须据此选择其意识形态、政治制度，选择其与国际体系的关系。 这两类政治选择的正确方向是确保或增强国家的自主性。针对美国政治学长期忽视国家——实际上指政府——的倾向，一些美国学者倡导“国家自主性”，且主要在国家、社会二元分立视野中展开讨论。然而，现代政治的首要属性是世界性，因而国家自主地权衡取舍其与世界体系——尤其是与其中的霸权国家的关系，当为“国家自主性”之决定性维度。亦即，“国家自主性”首先表现为本国在世界体系中的自主性。政府面对社会时所遭遇之各种不自主，多数是由其在世界体系中的政治、经济不自主所造成的：众多社会力量，不管是政治的、经济的还是意识形态的，常凭借中心国家的资源和政治支持，抗衡本国政府的权威。构建国家自主性，首先要构建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自主性，体现为国家的政治独立，落实为国家的自主发展。 脱钩—重新挂钩是构建国家在世界体系中之自主性的重要策略。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之所以决绝地脱钩—重新挂钩，又是因为其本来拥有极高自主性，不论对国际体系还是对本国各种社会力量，脱钩—重新挂钩又强化了这一自主性。因此可以说，政治自主、自主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之基本政治价值，也是驱动其在内部、国际上采取一切行动的核心政治逻辑。中国也确实由此实现了自主发展，取得了较好发展成就。中国经验证明，后发国家领导集团有保持政治独立、坚持自主发展的意志，构建出能力强大的政党和国家，就可以自主地构建与世界体系及其中支配性国家的良性关系，避免依附性发展、欠发展之类的陷阱。 五、发展新战略：局部脱钩，构建新世界体系 20世纪中期，当中国决定探索现代化建设的中国道路时，苏联排斥中国；今天当中国初步完成工业化、决心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时，美国排斥中国。中国再次面临国家发展战略的重大抉择。 美国决意排斥中国，并不令人意外。当今全球分工—合作体系的上层结构是以政治、军事等手段构建而成的。美国付出成本维护这一体系，旨在获取垄断核心技术、产业的利益，其他国家则被有意或无意地构造于依附者位置上，尽管程度不同：西欧各国、日本、韩国属于发达国家，但在政治、经济上对美国有明显依附性，核心技术受制于美国；欠发达国家的依附性就更为严重。 当代中国却是显著例外，毛泽东植入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国家之政治基因是追求、维护政治独立和自主发展权。中国进入两个世界体系均为基于国家发展利益最大化考量之策略性选择，绝不接受任何依附性结构安排。这一坚定的政治意志与体系的支配逻辑是完全相悖的，难为其所容，乃遭遇两次排斥。美国排斥中国的逻辑与苏联排斥中国的动因基本上是一致的，其中既有意识形态因素，更有国家间战略竞争因素。 参照中苏决裂经验似可预言，中美脱钩的过程不大可能快速推进。中、苏脱钩曾面临双向阻滞力：中国在东方世界体系中有巨大经济、技术利益，苏联也能从中国勉强留在体系中获得政治好处。中美间关系颇有类似之处，美国的资本主义性质与其世界规模积累的逻辑更会成为中美的黏合剂。马克思和阿瑞基都曾指出，资本的积累是世界性的，且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性，即物质扩张阶段与金融扩张阶段的交替更迭，并在空间上转移，过去500年已完成了热那亚周期、荷兰周期、英国周期，目前正处在美国周期。在每个周期内，物质扩张阶段的激烈竞争压低中心国家的贸易或生产利润率，其资本乃从中抽离，转化为高流动性金融资产，进入人口规模更大、国家组织性更强的新兴贸易或生产中心。历史上，荷兰资本助推了英国的兴起，英国资本助推了美国的兴起。美国早已开始去工业化（也即金融化），其资本必然转向新兴的工业化生产中心。阿瑞基曾以为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就是美国资本的新大陆，这不符合历史进程。2007年出版的《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则注意到了中国的复兴，暗示了中国周期的到来。资本的世界性积累逻辑必然驱动美国资本尽力搭上中国高收益率的便车，一如英国资本当年大量投资于美国。当然，在美国国内，要求再工业化的政治、经济力量与投资中国的金融力量之间一直进行激烈斗争，且将继续下去，但至少在一定时期内后者可以构成反脱钩的阻滞力量。利用这个时间窗口，中国可以推动其生产体系更为完整。 阿瑞基的理论也提示我们，美国周期将会终结，继之而起者当为“中国周期”，中国成为世界生产、贸易网络的中心。这一转移或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内容，国家发展新战略亦当置于这一历史大势下理解。 此前几十年，中国基本遵循“国际大循环”战略，在世界规模的市场中发挥比较优势，从低附加值产品起步，逐步扩展、升级其工业体系。在一些关键核心领域则仍对中心国家有明显技术依附，另有一些领域存在一定程度的市场依赖。若干重要企业在遭遇美国排斥之后陷入严重困境的事实，显示了局部依附的困境，这种依附不是全面的，但已是中国进一步发展之障碍。 国家决定转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新格局”，“‘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地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其中隐含了进行更高水平的技术、产业“脱钩”之用意，当然不是全面脱钩，而是针对局部依附的局部脱钩，以“提升供给体系的创新力和关联性，解决各类‘卡脖子’和瓶颈问题，畅通国民经济循环”。这里所说的“关联性”就是我们所说的经济发展的“自我中心性”，这是经济体系保持自主之本。 当然，脱钩只是策略，具有战略意义的是自主地重新挂钩。国家发展新战略中的“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格局”，就是新一轮更高水平的重新挂钩，即与全世界愿与中国合作的国家形成分工合作关系，共同发展。不过，此时使用“重新挂钩”一词已无必要，因为今日中国不在世界体系之外，而是世界体系中的一个“次中心”，有可能是另一个正在形成中的世界体系的“准中心”。或者更准确地说，中国是正在形成的一个新体系的“协和”者——这个词出自《尚书·尧典》的“协和万邦”——实际上，这个历史进程已经启动了，此即“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刚刚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这个新体系的形态和内在逻辑必然不同于发源于欧洲的现代世界体系。后者是资本主义的，曾经是殖民主义的，且经常伴随帝国主义，驱使剩余价值从外围流向中心，后发的外围国家普遍被锁定在依附状态，难以发展。中国的文明传统、革命传统和政治价值均与此不相容：中国古代所构建的东亚甚至印太天下秩序之基本原则是“修文德以来之”，朝贡贸易的运作机制是“厚往薄来”；中国革命的目标是反帝，国家独立、自主发展、人民共同富裕是国家的根本政治价值。这些传统、价值必然引领中国走出一条世界发展新路，其大纲是国家领导人提出、并已写入某些国际文件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笔者通过中西长时段历史宏观比较研究发现，西方有悠久而顽固的军事—贸易国家传统，中国则始终是生产型国家。欧美构造和维护现代世界体系的力量正是军事和贸易，其采取如此策略的约束性条件是其与外围的人口和地理规模相差悬殊，必然选择挟暴力进行贸易以快速获利的策略。不过，世界体系四个积累周期的转换已呈现出霸主国规模扩大、工业生产活动日益重要的明显趋势：英国支配世界的力量主要来自工业化，但其规模过小，很快丧失工业强国地位，走向金融化；美国的规模在西方世界最大，其霸主地位主要依靠其强大的工业、农业生产能力，只不过仍未逃脱资本主义逻辑的必然结果：金融化。再进一步，继美国之后作为世界性生产中心的中国，人口规模是美国的4倍，工业规模占全球之比将是空前的。这样，中国将延续美国开启的路径，扭转世界体系运作的逻辑，转向以生产为中心。 或可预料，世界体系演进至“中国周期”，将逐渐形成全新的“生产性世界体系”，以生产为中心，各国组织为一个以发展为纽带的命运共同体。如此体系有助于其他国家免于外围化，反过来也有助于中国免于金融化，打破阿瑞基式周期性，长期处在物质扩张阶段，造福于其中所有国家。当然，美国所主导的世界体系仍有顽强生命力，因此，全球将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形成并保持二元经济、政治世界体系并存的格局：一个以中国为首，以生产为中心，各国共享发展之福；另一个以美国为首，以金融、军事为中心，延续资本主义的中心—外围结构。这似乎又回到20世纪中期的格局，只不过中国的地位有所不同。 六、结语 自英国率先完成工业化以后，各国均被纳入普遍的现代世界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形成东西方两个世界体系分立、对峙的格局。处在其中外围位置的后发国家之最大政治难题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世界体系的资源实现自身的发展，而又摆脱或避免依附？这是个两难局面，少数国家选择了封闭因而无从发展，很多国家选择了开放，经济有所增长却陷入依附而不再发展。 在这方面，中国经历过复杂的演变，以中国与世界体系的关系为线索，可以勾勒出中国现代历史演变的轨迹如下：第一阶段，19世纪中期以前，中国领导、维护东亚天下秩序；第二阶段，大约有一百年时间，在欧美支配的世界体系中，中国陷入依附状态，尤其是在抗战结束之后对美国的依附急剧加深；第三阶段，1949年，中国与美国脱钩，摆脱上述依附状态，并立刻转身与苏联挂钩，走社会主义道路，建立重工业体系；第四阶段，20世纪60年代，中国遭到苏联排斥，乃与东方体系脱钩，与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体系重新挂钩，逐渐允许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但坚持社会主义，凭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自主性开放战略，基本实现了工业化；今天我们正处在第五阶段，或可以中国工业产值超过美国的2011年为起点，中国向技术、产业尖端攀登，美国开始排斥中国，中国被迫与美国进行局部脱钩，而协和生成新的世界体系。 这其中，中国与美国、苏联为首的两个世界体系的两轮脱钩—重新挂钩决策，均出于高度自觉的政治决断，是具有文明自豪感的大国在现代世界体系重新确定自己身份、并实现发展利益最大化的顶层战略操作，当时付出了巨大代价，但长时段来看，其整体效果是良好的。 据此可以说，阿明等人倡导后发国家通过与世界体系的脱钩来谋求发展，是可以成立的；不过本文补充指出：脱钩之后，还需重新挂钩，理由不难理解：后发国家的发展不可能不借助发达国家的技术、资本、市场，不能不借助广阔世界的原材料；长期完全脱钩而自我封闭，绝不可能实现国家发展。因此，与世界体系的脱钩只是政治策略，猛烈而全面的震荡确实有助于国家摆脱对体系或其中霸主的依附，树立政治、经济自主性。更为重要的是善用这一国家自主性，实施自主开放战略，按照自己的需求，接近、利用世界体系中的资源，实现经济的自我中心型发展。 充分发挥自主性的政治前提是存在一个以政治独立、自主发展为基本价值的国家领导者团体，并建立强有力的国家体制，动用、组织、利用内外各种资源实现赶超型发展。因此，思考后发国家的发展战略，与其关注脱钩，不如聚焦构建具有政治独立、自主发展之意志和能力的意识形态、政党和国家。 至于今天，摆在中国面前的问题已不是与世界体系的脱钩或重新挂钩，而是如何实现更高层次的自我中心型发展，进而协和生成一个更好的世界体系。不过，本文对两轮脱钩—重新挂钩的研究仍有其意义，以上所揭示的后发国家的困境与复杂心态，值得我们在协和生成新体系时高度重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的世界历史责任是协和生成一个更好的体系，各国在其中与中国长期共同发展而无脱钩之念，中国文化传统、革命传统与自身脱钩—重新挂钩的经历让我们有理由对此充满信心。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