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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鼎】孔子的“大一统”思想及其对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重大意义 作者：丁鼎（孔子研究院特聘专家、济宁市尼山学者、山东师范大学教授） 来源：“首届东亚儒学威海论坛——儒学与东亚文明学术研讨会”学术报告 摘要：“大一统”思想即倡导、推崇和重视国家统一的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一统”思想可以追溯到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孔子“大一统”观念对于中国发展成为统一的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并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使中国境内各兄弟民族在“大一统”的思想基础上逐步凝聚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并进而形成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 关键词：孔子 “大一统” 中华民族； 孔子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在中国历史上，孔子是一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伟大人物。他以其闪耀着人文精神的思想学说、博大的仁爱精神和高尚的人格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走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的“大一统”思想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大一统”思想即倡导、推崇和重视国家统一的思想。“大一统”思想对我国的历史的发展进程生产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我国数千年来之所以迭经政治分裂而终归“分久必合”，总会重建一个政治统一的国家，其文化基础就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所倡导的“大一统”理念。中国的历史是多民族的交往关系史。在民族交往、民族融合的作用下，以儒家学说为主导的中华文明也得到边疆少数民族的认同，成为我国各民族的共同文化，并使中华民族成为我国各民族共认的“自觉的民族实体”。“大一统”思想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一直发挥着巨大作用，并最终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 一、孔子的“大一统”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追求“大一统”的价值观是奠定和强化国家统一的牢固基石。早在西周时期，随着周王朝分封制度在广大地域的实施，随着周王朝统治的巩固和加强，随着周代礼乐文化的普及和实施，华夏民族的凝聚力不断增强，于是就初步形成了萌芽状态的“大一统”观念。《诗经·小雅·北山》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些诗句就表达了这种萌芽状态的“大一统”的思想诉求和价值取向。 到春秋时期，周王朝的统治力日益衰微，各诸侯国势力坐大，逐步超越了周王的权威，形成尾大不掉之势，西周王朝创立的礼乐文明遭遇到根本性的冲击。“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政治格局已趋于瓦解，西周时期以周天子为权力中心的建立在分封制基础之上的政治“一统”格局逐步为“礼乐征伐自诸候出”和“陪臣执国命”的政治格局所替代，天下缺乏合法一统的政治秩序，进入了诸侯争霸、战乱频仍的乱世。有鉴于此，孔子渴望华夏民族重新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建立起合乎礼乐制度的政治秩序，基于对这种政治理念的向往和追求，就形成了孔子的“大一统”思想理念。 就现存文献而言，“大一统”这一理念或讲法首见于《春秋公羊传》。《春秋经》“隐公元年王正月”下，《公羊传》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虽然“大一统”这一概念并非孔子首先提出，并非孔子原创，而是孔子后学公羊氏所作《春秋公羊传》在阐释孔子所编作、传授的《春秋经》时所概括、总结出来的。但实际上，在孔子的许多论述中已经蕴涵着“大一统”的理念。下面我们根据有关文献记载，试言其详如下： （一）孔子在《礼记·礼运》篇中对“以天下为一家”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的向往和描绘，体现了孔子“大一统”的思想基础。 孔子在《礼记·礼运》篇中所描绘的“大同”社会的美好蓝图是：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不闭，是谓大同。 这样一个美好的“大同”社会显然只有在一个统一的社会环境里才有可能实现。也就是说，孔子对“大同”社会的向往实际上体现了孔子“大一统”的政治理念。 此外，孔子在《礼记·礼运》篇中还集中阐述了“天下一家”的思想。他说：“故圣人耐（能）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于其义，明于其利，达于其患，然后能为之”。孔颖达疏云：“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此孔子说圣人所能以天下和合共为一家，能以中国共为一人者。问其所能致之意，非意之也者。……释其能致之理，所以能致者，非是以意测度谋虑而已。”显然，孔子在这里认为只有圣人才能具备“天下为一家”的崇高的思想境界。孔子在这里对“天下为一家”的社会理想的推崇实际上也就是对天下“大一统”的政治理念的倡导和追求。 （二）孔子的“尊王”思想实际上也体现了他的“大一统”观念。《礼记·坊记》载：“子云：‘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别也。’”《礼记·曾子问》又载：“孔子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尝禘郊社，尊无二上。’”这两段话表面上是在强调“王”（天子）至尊无上的地位，实际上都是在论述以“王”（天子）为核心的政治“大一统”的意义。 孔子生活于春秋末期，当时随着诸侯的发展壮大，出现了“礼坏乐崩”的局面。周天子大权旁落，政权下移，由天子下移到诸侯，由诸侯下移到大夫，甚至由大夫再下移到陪臣。孔子对此颇为不满。他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孔子主张由周天子作为全国的首领。如果对诸侯国进行讨伐，则必须由周天子来领导进行。这样才是孔子理想的“天下有道”的社会。而春秋末期，孔子则认为是“天下无道”的社会，因为当时“礼乐征伐”不是自天子出，而是自诸侯出。孔子对于这种政权下移的状况很不满意。这种不满实际上反映了孔子主张天下政令应该统一于周天子的思想。 此外，孔子作《春秋》，以“尊王”和“退诸侯”为旨归，就是试图通过使用“春秋笔法”，来达到尊崇周天子、贬责诸侯僭礼的目的。实际上就是通过尊王来维护天下政治统一的局面。董仲舒认为，孔子有鉴于“周道衰废”而作《春秋》，其目的就是要“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也就是要“拨乱世反诸正”。所谓“拨乱反正”就是恢复“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有道”之世。孟子所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正如当代学者陈其泰先生所说：“主张‘大一统’和经世致用，是《春秋》对中国史学传统最重要的影响。孔子尊奉周王室，强烈地表达他的政治理想是实现统一的王权，重新实现‘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有序局面。孔子的主张虽有保守的一面，但其思想内核和在历史上产生的影响，却有积极的一面。……孔子的尊王和大一统思想，正好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历史发展的本质和主流。这对中国走向统一的历史道路是有重要意义的。” （三）孔子在担任大司寇、“摄相事”期间，曾经说服鲁定公“堕三都”。“三都”即鲁国贵族“三桓”的三个采邑，即季孙氏的费邑（在今山东费县境内）、叔孙氏的郈邑（在今山东东平县境内）、孟孙氏的成邑（在今山东宁阳县境内）。由于费、郈、成三邑经三桓家臣长期违制经营，已经形成城高池深的巨大城堡，因而被称为“三都”。由于此前三桓的家臣、邑宰数次凭借坚固的城堡发动叛乱，孔子便以消除叛乱根据地为由提出“堕三都”的建议，即拆毁三都的城墙及其防御设施。孔子“堕三都”的计划，后来在三桓的阳奉阴违和对抗下而失败了。毫无疑问，孔子“堕三都”计划的目的实际上就是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表面上是限制家臣的势力，实际上是想利用这个矛盾，以达到恢复公室势力的目的。不言而喻，孔子“堕三都”的目的是维护以周天子为首的“封建”统治，体现了其“大一统”的价值取向。 （四）《论语·颜渊》载：“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种“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思想观念实际也是主张天下一体、天下一家，与“大一统”的政治观念是一脉相通的。虽然上述《论语·颜渊》中“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观念是子夏提出的，但子夏在这里明言这是“闻之”的，即是听别人讲的。子夏是听谁讲的呢？由于子夏是孔门“十哲”之一，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之一，因而最有可能就是听孔子讲的，也就是说，“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观念应该来源于孔子。因此我们认为“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观念一方面体现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的“仁爱”和“博爱”思想，另一方面反映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对于各民族如兄弟般和睦共处，最终实现“天下一家”的“大一统”局面的政治诉求。 综上所述，可知孔子虽然没有直接提出“大一统”的概念，但《礼记》、《论语》等文献中所记载的孔子的许多言行实际上已经蕴含着较为明晰的“大一统”的思想观念。 二、孔子的“大一统”观念对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重大影响 孔子所提出和倡导的以“天下一家”为特征的“大一统”观念，为后世的许多儒家学者所继承和发扬。 先秦著名儒家学者荀子多次提到“一天下”、“一四海”，并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四海一家”和“一统”的思想。他说：“四海之内若一家，故近者不隐其能，远者不集其劳，无幽闲隐僻之国莫不趋使而安乐之。”另外，他还歌颂汤、武之时“天下为一，诸侯为臣，通达之属，莫不从服”的局面。批评春秋时五霸“非以修礼义也，非以本正教”，从而形成了“非以一天下”的分裂局面。体现了荀子对“大一统”的政治局面的预期和向往。 《春秋公羊传》则明确提出了“大一统”的概念。传说《公羊传》的作者公羊高为孔子弟子子夏的弟子，亦即孔子的再传弟子。应该说，《公羊传》的“大一统”思想的形成直接承源于孔子的思想。西汉董仲舒对《公羊传》所提出的“大一统》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和阐释，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在《春秋繁露》中，董仲舒对《公羊传》所一再强调的“王正月”解释说：“何以谓之‘王正月’？曰：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继人，通以己受之于天也。王者受命而王，制此月以应变，故坐科以奉天地，故谓之王正月也。”这里从历法的统一来强调“王”的绝对权威和天下政令的统一，迎合了古代历代帝王都以拥有“天下”为目标的政治心理。《公羊传》隐公元年说：“王者無外，言奔則有外之辭也。”何休注曰：“言奔則與外大夫來奔同文，故去奔。明王者以天下為家。”何休在这里把“以天下为家”理解为王者应有之义。实际上也可以看做是前述董仲舒所谓王者“一统于天下”格局的进一步解释。 经过汉儒董仲舒、何休等人的解释，“大一统”成为后世许多政治家的治国理念，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公羊传》“大一统”思想中夷狄与华夏可以相互转变的思想尤其可贵。这种思想超越了狭隘的种族、民族观念，使中国境内的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等各兄弟民族均可在“大一统”思想的基础上，对华夏大家庭产生认同感，从而逐步形成“中华民族”大家庭奠定思想基础。孔子的“大一统”思想经过《公羊传》和《荀子》以及董仲舒等儒家学者的阐释和发扬，逐渐成为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发展过程中养成的一种民族心理和感情，成为凝聚华夏民族的精神支柱，汉民族以及中华民族的形成，无不有赖于“大一统”思想。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没有“大一统”的心理基础，就没有中华民族的形成。这也使我国历史上分裂割据之后总是为大一统所代替，也保证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能一代一代相传下去。因此我们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的思想既奠定了中国统一大业的基础，也是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基础。 现代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白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的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虽然“中华民族”是近现代才形成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中华民族”在近现代才形成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但我们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早在夏商周三代就已初具刍形，至迟从秦汉之际就完全形成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是指生活繁衍于中国境内的以华夏—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的集合体，包括当代的和在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各兄弟民族。大量的考古文化遗存说明了中华民族起源的多元性。早在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已出现了北方、中原、南方三种不同的系统特征。在华夏、夷、三苗等族开发黄河流域、东部沿海一带和长江流域的同时或稍后，氐、羌、戎诸族开发西北和西部地区，濮、越等族开发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狄、匈奴等族开发北部草原地区，肃慎、东胡等族开发东北地区。随着这些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及其与中原地区联系的加强，为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奠定了基础。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结束了从西周到战国800年的诸侯割据，建立起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此后的两千多年来，统一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 “中华”一词，可溯源于汉朝高诱《吕氏春秋注》。《吕氏春秋·简选》曰：“吴阖庐选多力者五百人、利趾者三千人，以为前阵。与荆战，五战五胜，遂有郢。东征至于庳庐，西伐至于巴蜀，北迫齐晋，令行中国。”高诱注曰：“中国，诸华。”意谓“中国”就是指中原地区的华夏各族。至南北朝时正式形成“中华”一词。该词语最早见于裴松之《三国志注》： 《魏略》曰：“亮在荆州，以建安初與潁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學。三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畧。每晨夜從容，常抱膝長嘯，而謂三人曰：‘卿三人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問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後公威思鄉里，欲北歸。亮謂之曰：‘中國饒士大夫，遨逰何必故鄉邪！’臣松之以為《魏畧》此言謂諸葛亮為公威計者可也。若謂兼為已言，可謂未達其心矣。……以諸葛亮之鑒識，豈不能自審其分乎？夫其髙吟俟時，情見乎言。志氣所存，既已定於其始矣。若使㳺步中華，騁其龍光，豈夫多士所能沈翳哉！ 裴注这里所谓的“中华”当是我国古代文献中最早出现的“中华”一词。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谓的“中华”还不具备后世“中华民族”概念的内涵，而是与上引裴注中所引诸葛亮所谓“中国”一词的内涵相近，当是指当时汉民族在中原地区所建立的国家政权。 两晋南北朝时期，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族纷纷向中原地区汇聚，建立政权。当时，虽然处于分裂混乱状态，但在儒家大一统观念的影响之下，内迁各族都表现出对中原文化传统的强烈认同意识。“中华”一词逐步成为一个超越当时汉族、兼容当时内迁边疆各族的概念。能否居中华正统，在当时成为一个政权是否能在社会舆论面前取得合法性统治资格的标准。因此，内迁各族多假托古代华夏圣贤作为本族的祖先，以便在血统、地缘方面为本民族所建政权制造理当居中华正统的根据。例如，鲜卑拓跋氏自称为黄帝之裔，宣称“昔者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鲜卑宇文氏自述“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为黄帝所灭，子孙遁居朔野。”铁弗匈奴赫连勃勃“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因而建立军事割据政权，“国称大夏”自以为夏王室的后裔而称所建政权为“大夏”。甚至于远在漠北的柔然，当其强盛之时，也曾自号“皇芮”，并曾向南齐上表宣称“皇芮承绪，肇自二仪。拓土载民，地越沧海，百代一族，大业天固。虽吴（汉）[漠]殊域，义同唇齿。方欲克期，中原龚行天罚。……然后皇舆迁幸，光复中华，永敦邻好。”不言而喻，上述种种都体现了当时众多入主中原或企图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对“中华”观念和儒家“天下一家”的大一统观念的认同。 至唐代，随着各民族的进一步融合，人们的民族观念也有了进一步发展，因而唐太宗在论述当时唐王朝的民族政策时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这说明，在唐太宗心目中，虽然地处中原的“中华”与边境地区的夷狄有区别，但唐王朝对二者是一视同仁的。显然，这充分反映了唐王朝在大一统观念影响下形成的民族观。 到元明时期，人们对王朝正统有了新的认识。比如明王朝的开创者朱元璋早年为推翻元朝的统治，在向齐鲁河洛中原地区进军时所发布的檄文中明确提出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但他又在檄文中说：“自宋祚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四海内外，罔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归我者永安於中华，背我者自窜於塞外。……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可见，在朱元璋看来，蒙元王朝虽为异族所建，但也是天命所归，属于正统政权。而且认为无论是蒙古人还是色目人只要愿意臣服，就可以成为中华大家庭中的一员。 清朝末年，孙中山在发动辛亥革命时，虽然也明确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但他认识到中国各民族的不可分割性，于是提出了“五族共和”的思想说：“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显然，“五族共和”的思想就是传统大一统思想在新时期的发展。 耐人寻味的是1913年初举行的西蒙古王公会议上，西蒙古王公们通过了赞成五族共和、反对蒙古独立的决议，并通电声明:“蒙古疆域与中国腹地唇齿相依，数百年来，汉蒙久为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持民国”。而当时作为民国总统的袁世凯，也在处理此次蒙古分裂行径的过程中致书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说:“外蒙同为中华民族，数百年来，俨如一家。现在时局阽危，边事日棘，万无可分之理。”从民国总统袁世凯与西蒙古王公们均认为蒙古族早已是“中华民族”的现象无疑可以说明其时统合中国境内各民族的“中华民族”不仅在实际上而且在人们的意识里都已经正式形成了。也就是说，经过长时期的发展演变，“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至迟到清朝末年至中华民国的建立这一时期已经成为中国境内各兄弟民族所共认。 综观我国历史上从华夏——中华——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可以认为无论是作为“自在的民族实体”的“中华民族”，还是作为“自觉的民族实体”的“中华民族”，都主要是在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所倡导的“大一统”观念的影响下而形成的。在“大一统”思想的影响下，历代统治者都制定出一套相应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政策来维护民族统一。从秦王朝统一，至清王朝垮台的2000多年中，共有四次大分裂时期。秦、西汉、东汉、西晋、隋、唐、北宋、元、明、清等十个王朝，国家疆域基本上都是统一的，共约1600余年。三国，东晋与十六国及南北朝，五代十国，南宋、金等四个时期，国家疆域是分裂的，时长共约有500余年。可见，受孔子“大一统”思想的影响，中华民族在中国历史上“统一”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中国之所以没有像欧洲那样分裂为许多国家，并能够在屡次分裂之后终归统一，始终保持中华民族的强大凝聚力，在一定意义上应归功于孔子的“大一统”思想的影响。 即使在暂时的分裂时期，各族人民在“大一统”的观念的思想指导下，仍保持着政治上的友好和经济文化上的交流。在少数民族多次进入中原的同时，中原汉族亦逐渐移民边疆。在民族政权对峙的过程中，各民族不断混杂、渗透、逐渐融为一体。从而使每次新的统一疆域更加扩大，民族大统一、大融合的趋势更为明显。在推进统一的大业中，虽历经改朝换代、国号更迭等漫长历史，但是，“大一统”思想对于推动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却一刻没有停止。为实现和维护大一统王朝，历代中央王朝(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建立的)对周边少数民族的治理方式多采取以因俗而治为主要特征的羁縻、怀柔政策。这些羁縻、怀柔政策在民族交往、文化交流、维护国家统一、各民族的中华文化认同等方面都产生了积极作用，从而使我国各民族从秦汉以来基本上处于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之中，而“大一统”的社会环境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坚实基础。正因为中华儿女在维护“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方面世代相承的不懈努力，才使中华民族逐步发展成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并使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始终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