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夏变夷与以夷变夏——三世理论与夷夏问题 作者：曾亦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表 选自作者所著《共和与君主——康有为晚期政治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关于公羊学的主要理论，汉末何劭公总结为三科九旨之说，即通三统、张三世与异外内。 其中，张三世之说，《公羊传》乃有明文。隐元年，公子益师卒。传曰：“何以不日？远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 又，桓二年，三月，公会齐侯、陈侯、郑伯于稷，以成宋乱。传曰：“内大恶讳，此其目言之何？远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 又，哀十四年，春，西狩获麟。传曰：“《春秋》何以始乎隐？祖之所逮闻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三世之说，《公羊传》前后共有三处文字，可见其重要。 至董胶西，始以鲁十二公配三世。《春秋繁露·楚庄王篇》云： 《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见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闻也，僖、闵、庄、桓、隐，君子之所传闻也。所见六十一年，所闻八十五年，所传闻九十六年。[1] 而三世之分，因以见《春秋》文辞之异也。《楚庄王篇》又云： 于所见微其辞，于所闻痛其祸，于传闻杀其恩，与情俱也。是故逐季氏而言又雩，微其辞也；子赤杀，弗忍书日，痛其祸也；子般杀，而书乙未，杀其恩也。屈伸之志，详略之文，皆应之。吾以其近近而远远，亲亲而疏疏也，亦知其贵贵而贱贱，重重而轻轻也。有知其厚厚而薄薄、善善而恶恶也，有知其阳阳而阴阴、白白而黑黑也。百物皆有合偶，偶之合之，仇之匹之，善矣。《诗》云：“威仪抑抑，德音秩秩。无怨无恶，率由仇匹。”此之谓也。然则《春秋》，义之大者也。得一端而博达之，观其是非，可以得其正法。视其温辞，可以知其塞怨。是故于外，道而不显，于内，讳而不隐。于尊亦然，于贤亦然。此其别内外、差贤不肖而等尊卑也。义不讪上，智不危身，故远者以义讳，近者以智畏，畏与义兼，则世逾近而言逾谨矣。此定、哀之所以微其辞。以故用则天下平，不用则安其身，《春秋》之道也。 而《奉本篇》云： 今《春秋》缘鲁以言王义，杀隐、桓以为远祖，宗定、哀以为考妣。 亦言三世异辞之义也。 至何劭公，乃以三世说当一科三旨，而言之尤详。《解诂》释隐元年“三世异辞”传文云： 所见者，谓昭、定、哀，己与父时事也；所闻者，谓文、宣、成、襄，王父时事也；所传闻者，谓隐、桓、庄、闵、僖，高祖曾祖时事也。异辞者，见恩有厚薄，义有浅深，时恩衰义缺，将以理人伦，序人类，因制治乱之法，故于所见之世，恩己与父之臣尤深，大夫卒，有罪无罪，皆日录之，“丙申，季孙隐如卒”是也。于所闻之世，王父之臣恩少杀，大夫卒，无罪者日录，有罪者不日略之，“叔孙得臣卒”是也。于所传闻之世，高祖曾祖之臣恩浅，有罪无罪皆不日略之也，公子益师、无骇卒是也。于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用心尚麄觕，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先详内而后治外，录大略小，内小恶书，外小恶不书，大国有大夫，小国略称人，内离会书，外离会不书是也。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书外离会，小国有大夫，宣十一年“秋，晋侯会狄于攒函”，襄二十三年“邾娄鼻我来奔”是也。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用心尤深而详，故崇仁义，讥二名，晋魏曼多、仲孙何忌是也。所以三世者，礼为父母三年，为祖父母期，为曾祖父母齐衰三月，立爱自亲始，故《春秋》据哀录隐，上治祖祢。所以二百四十二年，取法十二公，天数备足，著治法式，又因周道始坏绝于惠、隐之际。 又，哀十四年，西狩获麟。《解诂》云：“据得麟乃作，托记高祖以来事可及问、闻知者，犹曰：我但记先人所闻，辟制作之害在。”定元年传云：“定哀多微辞，主人习其读而问其传，则未知己之有罪焉尔。”《解诂》云：“上以讳尊隆恩，下以避害容身。”皆发三世异辞之说。[2] 三世之远近不同，以见恩有厚薄，故褒讥、微显之文皆由此而生。桓二年，三月，公会齐侯、陈侯、郑伯于稷，以成宋乱。 《解诂》云：“所以复发传者，益师以臣见恩，此以君见恩，嫌义异也。所见之世，臣子恩其君父尤厚，故多微辞是也。所闻之世，恩王父少杀，故立炀宫不日，武宫日是也。所传闻之世，恩高祖、曾祖又少杀，故子赤卒不日，子般卒日是也。” 清陈立《公羊义疏》发明此义尤明，其云：“近者亲，远者疏，亲者恩深，疏者恩杀。厚薄之故，轻重之义，善恶之著，褒讥之加，微显之文，皆生此矣。” 故《春秋》三世异辞，其义有二： 《春秋》善善而恶恶，然世有远近，情有亲疏，恩有厚薄，故形诸文辞，则有轻重讳显之差等，此理之自然也。是以远者杀其恩，其志得申，质言其恶，大义凛然，此文辞之异一也； 而近者畏其祸，盖君子有三畏，为尊者讳，为贤者讳，此亦理之自然也，故书法有所屈，有所伸，此文辞之异二也。 孔巽轩谓《春秋》正名分、诛乱贼之大用，必托始于所传闻世而后可施，盖以此焉。[3] 董子谓“义不讪上，智不危身”，至劭公明三世异辞之理，皆本诸董子此言。其不同者，盖劭公又以世之治乱不同而区分衰乱、升平、太平三世[4]，分别与所传闻、所闻、所见三世相配。董子虽无此说，然《春秋》之义，在于拨乱世而反诸正，则由乱而渐进于治，实三世说内中应有之义也。段熙仲谓劭公三世说或本诸京房太平、升平、霸世之说。至刘申受解《论语》，亦据鲁而言三世、五世、十世之异，盖修《春秋》之君子或本乎此也。[5] 又，劭公不同于董子者，尚有一处。盖劭公引“内中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此一科三旨，以解释三世说，因以别治法详略之异。故于所传闻之衰乱世，以中国为内，而详于治中国；于所闻之升平世，以诸夏为内，而详于治诸夏；所见之太平世，天下大同为一，远近大小若一，治法尤所深详也。可见，在劭公的阐释中，已将三世说与内外说结合起来。具体言之，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其一，治法之详略。 王者之治，当自近者始，详内而略外。隐元年，公子益师卒。《解诂》云：“于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用心尚粗觕，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先详内而后治外，录大略小，内小恶书，外小恶不书，大国有大夫，小国略称人，内离会书，外离会不书是也。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书外离会，小国有大夫，宣十一年‘秋，晋侯会狄于欑函’，襄二十三年‘邾娄劓我来奔’是也。至所见之世，著治大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用心尤深而详，故崇仁义，讥二名，晋魏曼多、仲孙何忌是也。”此言三世之治法因外内不同而有详略之异也。 详内略外之义，盖本诸《公羊传》文。成十五年，冬，十有一月，叔孙侨如会晋士燮、齐高无咎、宋华元、卫孙林父、郑公子、邾娄人，会吴于钟离。 《传》曰：“曷为殊会吴？外吴也。曷为外也？《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 《解诂》云：“明当先正京师，乃正诸夏。诸夏正，乃正夷狄，以渐治之。叶公问政於孔子，孔子曰‘近者说，远者来’；季康子问政於孔子，孔子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是也。”自近者始，盖言王者当先详于内治也。又，隐十年，六月，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传》曰：“《春秋》录内而略外。于外，大恶书，小恶不书；于内，大恶讳，小恶书。” 《解诂》曰：“于内大恶讳，于外大恶书者，明王者起当先自正，内无大恶，然后乃可治诸夏大恶，因见臣子之义，当先为君父讳大恶也。内小恶书，外小恶不书者，内有小恶，适可治诸夏大恶，未可治诸夏小恶，明当先自正然后正人。” 董子颇有论及此义者。《春秋繁露·仁义法》曰： “昔者楚灵王讨陈、蔡之贼，齐桓公执袁涛涂之罪，非不能正人也，然而《春秋》弗予，不得为义者，我不正也。阖庐能正楚、蔡之难矣，而《春秋》夺之义辞，以其身不正也。潞子之于诸侯，无所能正，《春秋》予之有义，其身正也。”又曰：“《春秋》刺上之过，而矜下之苦，小恶在外弗举，在我书而诽之。” 又曰：“以仁治人，义治我，躬自厚而薄责于外。”凡此，皆辨仁、义之分，明正己而后正人之义，详于内治而略他人也。此义之渊源，实本诸孔子之论政，孟子之言善端，皆言治法有先后，而谨于始也。故《俞序》云：“圣王之道，莫美于恕，故予先言《春秋》，详己而略人，因其国而容天下。”此内外之先后如此。 至何氏《解诂》，发挥此义尤为详明。 隐二年，春，公会戎于潜。《解诂》曰：“所传闻之世，外离会不书，书内离会者，《春秋》王鲁，明当先自详正，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故略外也。王者不治夷狄，录戎者，来者勿拒，去者勿追。” 九月，纪履緰来逆女。《解诂》云：“内逆女常书，外逆女但疾始。不常书者，明当先自正，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故略外也。” 四年，春，王二月，楚人伐杞，取牟娄。《解诂》曰：“内取邑常书，外但疾始不常书者，义与上逆女同。” 桓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解诂》曰：“是后楚灭邓、穀，上僭称王，故尤甚也。楚灭邓、穀不书者，后治夷狄。” 五年，齐侯、郑伯如纪。《解诂》云：“《春秋》始录内小恶，书内离会；略外小恶，不书外离会。至所闻之世，著治升平，内诸夏而详录之，乃书外离会。嫌外离会常书，故变文见意，以别嫌明疑。” 僖二年，虞师、晋师灭夏阳，《解诂》曰：“晋至此乃见者，著晋楚俱大国，后治同姓也。以灭人见义者，比楚先治大恶，亲疏之别。” 二十六年，秋，楚人灭隗，以隗子归。《解诂》云：“不名者，所传闻世，见治始起，责小国略，但绝不诛之。” 二十八年，公朝于王所。《解诂》曰：“不书诸侯朝者，外小恶不书，独录内也。” 文九年，冬，楚子使椒来聘。《解诂》云：“入文公，所闻世，见升平法，内诸夏以外夷狄也。” 宣十一年，晋侯会狄于欑函。《解诂》云：“离不言会，言会者，见所闻世，治近升平，内诸夏而详录之，殊夷狄也。” 襄九年，春，宋火。《解诂》曰：“《春秋》以内为天下法，动作当先自克责，故小有火，如大有灾。” 二十三年，邾娄鼻我来奔。《解诂》云：“所传闻世，见治始起，外诸夏，录大略小，大国有大夫，小国略称人；所闻之世，内诸夏，治小如大，廪廪近升平，故小国有大夫，治之渐也。见于邾娄者，自近始也。独举一国者，时乱实未有大夫，治乱不失其实，故取足张法而已。” 昭三年，北燕伯欑出奔齐。《解诂》云：“名者，所见世著治太平，责小国详，录出奔当诛。”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解诂》云：“不日者，行微弱，故略之。入所见世，责小国详，始录内行也。诸侯内行小失不可胜书，故于终略责之见其义。” 定六年，季孙斯、仲孙忌率师围运。《解诂》云：“定、哀之间，文致太平，欲见王者治定，无所复为讥，惟有二名，故讥之。此《春秋》之制也。” 哀三年，冬十月癸卯，秦伯卒。《解诂》云：“哀公，著治太平之终，小国卒葬，极于哀公者，皆卒日葬月。” 十三年，晋魏多率师侵卫。传曰：“曷为谓之魏多？讥二名。二名，非礼也。”《解诂》曰：“复就晋见者，明先自正而后正人。正人当先正大以帅小。”先内而后外，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正己而后可以正人，此治法之先后详略如此。 《春秋》十二公，自隐至哀，乱愈甚，此其实也。然《春秋》为文，所传闻世、所闻世而至所见世，由乱世、升平世而至乎太平世，世愈乱而文愈治。实不太平，不过文致太平耳，今有“粉饰太平”之语，其义盖出于此。故定六年徐疏云：“《春秋》定、哀之间，文致太平者，实不太平，但作太平文而已。”此论虽可怪，然实本于董子。 董子《奉本篇》云：“当此之时，鲁无鄙疆，诸侯之伐哀者，皆言我。”朱一新云：“鲁无鄙疆，即王道浃，人事备，广鲁于天下之意，非谓鲁之鄙疆果远也。”苏舆云：“所传闻之世，来接内者书其小恶，其不来者不治。明化自近始，有界域，至于近则内外渐进而从同矣。故云‘无鄙疆’，此所谓王义也。”皆以鲁之定、哀当太平之世，而王化所及，无内外之分也。 其二，夷夏之褒贬进退。 《春秋》严夷夏之大防，又立七等之爵，进夷狄以渐，以明王者之无外也。庄十年，秋，九月，荆败蔡师于莘，以蔡侯献舞归。 《传》曰：“荆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国，国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解诂》云：“《春秋》假行事以见王法。圣人为文辞逊顺，善善恶恶，不可正言其罪。因周本有夺爵称国、氏、人、名、字之科，故加州文，备七等以进退之。” 董子《春秋繁露·爵国篇》云：“传曰：‘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凡四等，命曰附庸。”又云：“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故《春秋》备七等之文，盖为夷狄所设也，一则以进，一则以黜。 《春秋》以七等爵进退夷狄，能慕礼义者则进之，反夷狄者则黜之，此《春秋》所以尊王攘夷也。[6]然中国或亦新夷狄也，则《春秋》之文常有不予中国而予夷狄为礼者。 昭二十三年，秋，七月，戊辰，吴败顿、胡、沈、蔡、陈、许之师于鸡父。胡子髡、沈子逞灭，获陈夏啮。传曰：“此偏战也，曷为以诈战之辞言之？不与夷狄之主中国也。然则曷为不使中国主之？中国亦新夷狄也。” 宣十二年，夏，六月，乙卯，晋荀林父帅师及楚子战于邲，晋师败绩。传曰：“大夫不敌君，此其称名氏以敌楚子何？不与晋而与楚子为礼也。”董子《春秋繁露·竹林篇》曰：“《春秋》之常辞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国为礼，至邲之战，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今晋变而为夷狄，楚变而为君子，故移其辞以从其事。”则夷、夏之所以辨，以其能行礼义也，故《春秋》之辞，唯礼义是视。 晚清革命派论夷夏之别，以满洲为别种，甚至以为兽种。南海大致于本于《公羊》为论，既以满洲为同种，而其辫发、衣服之不同，犹泰伯之居吴也，又引《春秋》进退夷夏之说，谓满洲“入关二百余年，合为一国，团为一体。……所谓满、汉者，不过如土籍、客籍，籍贯之异耳”[7]，“上推满洲种族，则出于夏禹；下考政教礼俗，则全化华风”[8]。南海又谓满洲之入主中原，“开满洲、回疆、蒙古、青海、藏卫万里之地，乃中国扩大之图，以逾唐、汉而轶宋、明，教化既益广被，种族更增雄厚”[9]，乃大有益于中国。 是以劭公说三世，实兼三义： 世有治乱，而有衰乱、升平、太平三世之异，此其一也； 时有远近，恩有厚薄，情有亲疏，故文辞有屈伸、隐显之异，或以讳尊，或以隆恩，此其二也； 王者之治，由近及远，由内及外，先正己而后正人，故治法有详略、粗细之异，此其三也。 晚清康南海之大同、小康说，以及廖季平之“六译九变”说，悉本劭公三世之旨焉。 注释 [1] 三世之断限，董子言之甚确，劭公从之。至颜安乐，则胶泥于见、闻之异，谓“从襄二十一年之后，孔子生讫，即为所见之世”，故徐彦以颜氏“分张一公而使两属”为任意，其驳颜说甚详。然颜说亦未为无据。襄二十三年，邾娄鼻我来奔。传云：“邾娄无大夫，此何以书？以近书也。”又，昭二十七年，邾娄快来奔。传云：“邾娄无大夫，此何以书？以近书也。”二文不异，当同一世，则襄公属所见世矣。至清孔巽轩《通义》，亦据此说曰：“所以三世辞者，见恩有深浅，义有隆杀。所见之世，据襄为限，成、宣、文、僖四庙之所逮也。所闻之世，宜据僖为限，闵、庄、桓、隐，亦四庙之逮也。亲疏之节盖取诸此。”孔氏盖平分十二公为三世也。其《自叙》遂攻劭公云：“《解诂》体大思精，词义奥衍，亦时有承讹率臆，未能醇会传意。三世之限，误以所闻始文，所见始昭，遂强殊鼻我于快，而季姬、季友、公孙慈之日卒皆不得其解。” 又，董子《春秋繁露·奉本篇》云：“杀隐、桓以为远祖，宗定、哀以为考妣。”《穀梁传》有云：“立乎定、哀以指隐、桓，隐、桓之世远矣。”廖季平遂据此二说以定、哀为所见世，隐、桓为所传闻世，庄、闵、僖、文、宣、成、襄、昭为所闻世。此又一说也。 [2] 太史公盖深于《春秋》者，亦明三世异辞之义。其《史记·匈奴传赞》云：“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又《十二诸侯年表序》云：“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班书亦知此义。其《汉书·艺文志》云：“《春秋》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又云：“《春秋》所褒损大人，当世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春秋》微其辞，盖畏当世大人，所以畏祸全身也。足见董、何所发三世之说，汉人莫不知也。 [3] 孔氏发明此理甚畅。参见段熙仲：《春秋公羊学讲疏》，第498－499页。 [4] 康南海有“据乱世”一词，苏舆甚讥之，以为当做“乱世”。盖《解诂序》有“本据乱而作”一语，而徐疏释云：“谓据乱世之史而为《春秋》。”则“据乱”二字本非一词，南海盖误读古书也。然劭公本有“衰乱”一词，音义俱佳，当从之。不过，据《孔子改制考》序文有“生于乱世，乃据乱而立三世之法”，则南海似又未以“据乱”为定名也。又据南海《日本书目志》（1898），其自序谓三世为拨乱之世、升平之世与太平之世。故通而言之，南海似未以据乱世为定名也，盖孔子作《春秋》，乃据乱而拨乱也。 [5] 详见段熙仲：《春秋公羊学讲疏》，第491－494页。 [6] 清世公羊学多不讲尊王攘夷之义，至南海变法，专讲大同，夷夏之别盖泯然焉。然日本维新，实以尊王攘夷为号召。对此，南海亦有言之，谓“日本以尊王攘夷之故而拒幕，由废幕撤藩之故而维新”。（康有为：《唇齿忧》，《全集》第五，第141页）此后百年间，中国以西化为现代化，绝无攘夷之义，与日本之现代化道路大不同。 [7] 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全集》第六，第327页。 [8] 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全集》第六，第330页。 [9] 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全集》第六，第328页。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