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哲学如何可能？ 作者：彭永捷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学术月刊》2006年03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八月廿六辛亥 耶稣2016年9月26日 随着哲学的发展，哲学自身业已改变作为其产生之初纯粹爱智的本性，日益成为自觉反省人类文明与人类自身的活动，日益成为帮助和影响人类反思、评价和选择生存方式的助手，日益从超越现实的“无用之用”到介入现实的“有用之用”。那么，哲学在汉语世界如何被表达？哲学和汉语是一种怎么样的关系？哲学怎么处理与汉语世界自身思想传统的关系？如何用汉语从事哲学创造与哲学写作？一种汉语哲学如何可能？总之，以汉语哲学为标志的中国哲学学科建设究竟该如何推进呢？ （一） 汉语哲学的目标所系 从域外传入哲学，我们先是以汉语去格义西方哲学，在汉语和西方哲学语汇之间建立辞典的活动，其后随着知识背景的变化，我们再用所学得的西方哲学背景知识、西方哲学语汇去做被学者们称作“逆格义”或“洋格义”的工作，试图用西方哲学的汉语译名去言说哲学。这是建立汉语哲学的初步工作。通过这项工作，我们做到了“让哲学说汉语”[1]。这个层次的汉语哲学，其贡献主要体现在沟通中西思想文化上，使我们了解一个与我们自身以往的传统不同的思想传统和思想类型，并使我们尝试模仿着学习运用这一思想资源和从事这一思想类型的思想活动。通过“中国哲学学科合法性问题”的热烈讨论，我们认识到这是一个不能令我们满意的层次。汉语哲学，不能停留于这样一种“哲学在中国”的层次；“让哲学说汉语”，也不能停留于如此使用汉语来言说哲学的方式。 那么，究竟什么是汉语哲学？我们对汉语哲学有着怎样的期待？汉语哲学，不仅指运用西方哲学的汉语译名来表达哲学，而且应当指运用汉语自身的思想语汇进行哲学思考、哲学创造、哲学写作、哲学表达。这也就意味着，所谓“让哲学说汉语”，包含着运用汉语的思想语汇来言说哲学。如此言说的汉语哲学，将不再只是西方哲学的汉语式表述，而是将哲学融入了中国思想自身的传统。这样的汉语哲学，将不再只是“哲学在中国”，而且是“中国的哲学”。这样的汉语哲学，并不只满足于一种比较哲学意义上的哲学活动，而是关注哲学创造。在此，我事先声明，对于“哲学在中国”与“中国的哲学”、用汉语言说西方哲学的汉语哲学和用汉语言说中国思想的汉语哲学、中西比较意义上的汉语哲学与作为中国本土创生的汉语哲学、“汉话胡说”[2]的中国哲学与“汉话汉说”的中国哲学，并不是要做个非此即彼的选择，或者对某一方面作出休止符式的了断，而是认为它们是“并行而不悖”、“并育而不相害”[3]。但我们要明了的是，相对于以往大行其道的对汉语哲学的了解和运用，我们当下思考的重点是，如何建立上述第二种意义上的汉语哲学？“汉语哲学”理念或范式的建立究竟有何意义或必要？ 提出并自觉思考汉语哲学的问题，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1.创建汉语哲学将更有助于我们自觉思考哲学与我们母语的关系。“物莫非指。”（《公孙龙子·指物论》）哲学是“指”，要想明此“指”，只能先了解“物指”，即哲学是一个家族概念。对于一个具体的哲学而言，哲学总是生存于其具体的话语系统之中。话语系统不是外在的形式，而就是哲学本身；离开了一种特定的话语系统，一种哲学就不再是其本身。无论是相对于使用外语从事哲学，还是相对于使用西方哲学的中国译名从事哲学，都不如我们使用母语本身提供的思想语汇从事哲学更加灵活和方便。我们使用汉语从事哲学，就必须考虑汉语自身的特点，展现汉语自身的魅力，使我们的思想深嵌到汉语自身的功能之中，充分发挥汉语自身的表达能力。 汉语以汉字为基础，汉字又以形声字为主。由于我们所使用的方块字具有以抽象表达形象的特点，造就了我们善于以抽象表达形象而非以抽象表达抽象的思维优势。此外，汉字字义的多样性，也造就了我们通过对字义的选择和赋予新的意义来不断地重新解读经典文本，以此来从事思想创造的独特方式。 由于对西方哲学缺乏足够的了解，在已有的汉语哲学中，大量存在着错会西方哲学之意而使用哲学语汇的现象。比如，一些研究西方哲学的学者一再试图澄清的“本体”与“本体论”。我们究竟把它看作是一种需要给予正名的现象，还是看作哲学来到中国的一个特有现象，看作是创造性的误读，从而作为汉语哲学的一个部分加以默认，这个问题是需要考虑的。而对于当代的中国哲学研究来说，我们有必要深入思考，如何发挥我们母语的特点和优势从事哲学，从而使得哲学不再成为一种远离我们母语的活动，不再成为一种从根本上“去中国化”的学术活动。 2.创建汉语哲学，将更有助于我们自觉思考哲学与我们思想传统的关系。当我们思考哲学与汉语关系时，语言提供给我们的，绝不仅仅是一些表音或表意的符号。在汉语的背后，起着支撑作用的是深厚的文化传统与文明成果。正像一些带着“天下大同”理想的人怀着满腔热情去推动世界语以及创立新的“世界语”，然而却无可避免地得到冷漠一样，一种和计算机编程语言毫无二致的语言，只能适合在与人文无关的技术领域得到广泛运用。当我们说“让哲学说汉语”时，也就包含着让哲学与我们自身的思想传统相融合。这种融合至少应当包含几个方面：一是必须和汉语自身的思想语汇融合，中国传统语汇也同样可以被重新选择、重新使用、重新诠释和重新表述，即可以重新进入当代哲学话语系统；二是必须和我们传统的思想类型融合，当代的中国哲学未必一定要严格按照西方哲学的思想类型范式去思考、写作和言说，也可以结合中国传统思想的范型去思考、写作和言说；三是必须和我们自身的思想成果相融合，从传统思想汲取思想资源，开发传统智慧。传统的思想语汇绝非仅是一些名词，“由词以通其道”[4]，思想语汇正是代表着传统思想的成果。 当我们自觉主动地思考和实践这样一种汉语哲学时，我们所引进和发展哲学的工作，就不再是一种从根本上抛弃、远离、颠覆我们自身传统的活动，而是延续和发展我们自身传统的活动。我们虽然并不能也不应当异想天开、画地为牢、不合时宜地返回和固守我们的传统，但我们可以接续和发展我们的思想传统，推动两种思想传统的融合与创生。 3.创建汉语哲学，将更有助于我们自觉主动地吸收西方哲学，更好地继承我们引进西方哲学的已有成果。中国文化大规模移植外来文化的历史经验，佛教文化是最有代表性和最具有说服力的一例。由印度传入的佛教，不仅产生了本土化的中国佛教，而且还通过理学对儒、释、道三教的整合，使佛教的思想深入到中国正统思想内部。佛教来华这一历史经验仍然适用于对西方哲学的态度。一百余年来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和引入，是一种“依傍”（如胡适、冯友兰）或完全采用（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态度，并由此形成了“哲学在中国”的丰硕成果。汉语哲学的提出，同样有助于我们自觉主动地吸收西方哲学，有助于我们自觉思考：我们如何更好地移植与译介西方哲学？在汉语世界圈内，比如说海峡两岸对西方哲学的译名有何不同，何者更有胜义？更进一步，我们要思考如何去吸收西方哲学，而不单单是套用、附会西方哲学，将西方哲学变成“为我之学”。对于已有的哲学成就，虽然经由中国哲学学科合法性问题的探讨，我们认识到这样一种“中学西范”、“汉话胡说”的哲学存在着很大的局限，但也并非要采取“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的态度，而是积极看待已有哲学范式和哲学成就的积极意义。我们并不是要终结已经来到中国的哲学，而是要进一步尝试如何使哲学成为一种新的“国学”，正如二胡同样被当作民族乐器用来演奏民乐一样。我们将会更加明确地提出应当消化西方哲学、汲取西方哲学，以创生汉语世界丰富多彩的哲学。作为人类思想范型的哲学与中国思想之间虽然不可通约、不可替代，但哲学在汉语世界里仍然是一项值得继续的事业，仍然可以探讨如何通过确立新的哲学或思想的范式从而对两者有一个综合或融合。 4.创建汉语哲学，将更有助于我们自觉思考引进哲学与哲学创造之关系。中国哲学界目前已到了一个意识到应当从事哲学创造、尝试从事哲学创造的阶段。单纯引进、依傍、模仿、运用西方哲学，造成了哲学创造力衰退、文化主体性丧失的状况。这一问题，不仅存在于哲学领域，也存在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强调文化的主体性，绝非是用一个文化民族主义就可以简单解释的主张，亦即不是单纯的文化认同问题，它更关涉文化的创造力问题。汉语哲学的提出，将使我们更加明确汉语哲学与外来哲学的主客关系，更加明确当代哲学的创造性责任，更加明确哲学与文化的主体性。 （二）汉语哲学如何可能 创建一种我们所理想、所期待的汉语哲学如何可能？在我看来，当代中国哲学需要完成以下几方面的转变： 1.从解构到建构。关于中国哲学学科合法性问题的讨论，总体上是解构性的。现在，如果我们认为中国哲学学科还有延续之必要的话，那么就必须去探索如何改弦、如何易辙。我们讨论的重点应放在如何建设中国哲学学科上来了，并应当在建设中国哲学学科的新探索中，破解和超越合法性危机。理想中的汉语哲学，应当是在中国哲学学科建设的成果中出现。 2.从“汉话胡说”到“汉话汉说”。中国哲学话语系统经历了几次转变：在接受西方哲学的早期阶段是“胡话汉说”。比如，把西方的“存在”（beings）概念译成“万有”，把“物理”（Physics）对译成“格致”，试图以中国文化的经验去达成对新鲜的异域文化的理解。之后，则习惯于用柏拉图的理念去解释朱子之“理”，以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去回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相斗争的中国哲学史“传统”，也就是采取“汉话胡说”模式。从中西哲学与思想文化的交流来说，“胡话汉说”与“汉话胡说”仍有必要，仍然会延续下去，但在此之外，我们还应积极探讨如何“汉话汉说”，即如何从中国传统思想的观念、义理、语汇、方式中，引申、发展出当代的哲学。 3.从旧范式到新范式。中国哲学学科合法性问题的讨论，使已有的中国哲学史写作范式失去了其作为唯一正当范式的合法性。中国哲学史学科正处于旧范式已破而新范式未立状态，处于一个呼唤和期待确立新的学术范式的时代。不只中国哲学史学科范围内如此，整个中国当代的人文学术都面临确立新的学术范式的问题。所谓“站在当代的高度”去重新诠释传统文本，也是一个颇令人疑惑的观念。通常所谓“当代的高度”，究竟是何种高度？从通行的做法看，无非是学来某一西方哲学概念，然后用于中国对象上。此种所谓“站在当代学术的高度”，应该只局限在比较研究意义上获得其学术价值了。 4.从作为历史学到作为哲学。目前汉语世界的哲学研究，总体上属于历史学的范畴（无论是对西方哲学的研究，还是对中国传统思想的研究）。这种研究虽然以哲学为对象，但研究方法和角度是属于历史学的，是哲学史研究。理想中的汉语哲学，依赖于大量具有原创性的哲学研究成果的出现。这些成果，须是创造性地回应现实问题和哲学史问题而产生的思想。在最近十余年，中国哲学界正在产生新的哲学家。不仅老一辈学者中不断有厚积薄发的硕果出现，一些年轻学者的多项成果也表现出哲学探究的气质。这是一个令人欣喜的现象。大量生动活泼、别开生面的原创性哲学的出现，才使我们有可能迎来一个汉语哲学繁荣的未来。 5.从出入西学到返之“六经”。对于西方哲学的了解，成了我们走入哲学殿堂、接受哲学训练的必要步骤。相比较而言，中国哲学研究队伍对于中国传统哲学的训练反而更加欠缺，对于传统文献典籍不够熟悉，对于中国哲学资源的引用少之又少，仍是一种“言必称希腊”的态势。怎么样才能产生有深度的汉语哲学作品，宋明儒者的经验可以作为借鉴。著名理学家无一例外都是经历出入佛老数十载而后经历返之“六经”的过程。即以道学宗主周敦颐为例，其早期思想来自《太极图》，其传授谱系来自道家，向上可追至著名道士陈抟。在可被视作宋代理学纲领性文字的《太极图说》中，文首的“无极”概念就来自于道家。然而在周敦颐中年以后所作的《通书》中，其思想逻辑构架并未变，但使用的话语却发生了变化，儒家的“诚”代替道家的“无极”成为核心概念。再以道学集大成者朱熹为例。他年轻时亦是出佛入老，甚至还以“紫阳真人”的笔名撰有探讨道教炼丹经典《周易参同契》。后来在老师李侗的启发下，反复熟读先秦儒学经典，融会各家，终成理学大师。出入佛老，成为他们理解儒经、诠释儒经的思想资源。对佛老之学越是了解，越能成就他们的理学造诣。这个经验同样适用于今天我们处理西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对于从事哲学创造以及从事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的人来说，如若入西学而不知返，难以取得重大的哲学成就。 6.从模仿到创造。冯友兰曾说，中西哲学之不同，应是花样之不同，而非高低之不同。可惜的是，由于哲学是从西方传来的，模仿和追逐西方哲学成了我们治哲学的一般范式。我们习惯于把西方哲学的问题理解为普遍问题和当成我们自己的问题。未来的汉语哲学应当从根本上完成从模仿到创造这一转变。西方哲学只能是思想资源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西方学者对什么问题感兴趣，他们的范式只能是我们的一种参照，而不是不可跨越半步的雷池。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没有离开哲学家所面临的时代、地域、文化传统而独立存在的普遍性问题。汉语哲学必须深入到汉语世界的传统与现实的土壤中来，才有可能产生具有独创性和代表性的汉语哲学作品。 汉语哲学应当形成一种崭新的思想类型——亦哲学亦思想。在这里，汉语哲学的“哲学”应当不再特限于由古希腊开出的思想传统，而中国自身的思想传统（无论我们称之为“道术”、“术道”[5]、“学术”，或者“思想”），都可以按照自身的特点得以延续，即使是断裂的传统，也同样可以跨代接续。总之，哲学引进到中国，带给我们的应当是更多的学术自由，而不是限制和障碍；应当是丰富了我们的思想传统，而不应当是取代或终结我们的思想传统。 注释： [1] 请参阅邓晓芒《让哲学说汉语――从康德三大批判的翻译说起》，见中山大学哲学系网页。 [2] “汉话胡说”并非是一种严谨的学术表述，只是一种形象的说法。参见彭永捷《关于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几点思考》，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3-6-05；《论中国哲学史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危机――关于中国哲学史学科的知识社会学考察》，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2)。 [3] 《中庸》：“道并不行而不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 [4] 戴震《与是仲明论学书》 [5] 《礼记·乡饮酒义》有“古之学术道者”一语，“术道”相当于“道术”，有学者以此句为“学术”一词出现处，属误。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