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抑或王道：儒家与现代秩序的追问
作者：吴光、庞金友、干春松
来源：腾讯思享会
时间：2014年4月29日
[摘要]民主仁学与传统儒学一样，十分重视以“民主仁爱”价值观指导“经世致用”的政治实践。坚持民主仁学的儒者，必定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经世情怀。
吴光：全球化时代的儒学应是民主仁学
吴光（浙江社科院研究员）：儒学传承几千年，儒学和民主能不能兼容？这是我多年来研究的课题。
我从1988年到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做客座研究员的时候，当时我研究的题目是儒学，一年多以后写了一本书叫做《儒家哲学—东方道德人为主义的研究》，这个书在新加坡先出版了，之后在台湾出版，印了十多次了，还有一点市场。因此许多台湾学者可能比国内学生更了解我对儒学的看法。我在新加坡开始对儒学做了一个定位，定位为东方道德人文主义的一种学说。这是跟西方的人权为中心的人文主义学说是有不同的，是道德主体性的人文主义学说。
到90年代的时候，我进一步提出了“新仁学”的概念。这个新仁学是针对传统仁学的，我写了一篇文章《从道德仁学到民主仁学》，就是儒学的回顾与展望，正式提出了“民主仁学”这个概念。
为什么讲民主仁学？中国近代以来，康有为、谭嗣同他们那个时代提出的就是新仁学的思路。康有写了《孔子改制考》，对孔子那套仁爱的思想深有体会，康有为提出了新仁学。我这个书里把康有为的思想概括为“唯心仁学”。谭嗣同进一步写了一本小书叫《仁学》这本书，但这是一个通学，是通古今中外之道，把古今中外的各种学说、儒家的、道家的、法家、佛教的、道教的等等还有西方的以太说（中国近代以“以太”作为宇宙万物本原的一种哲学理论,编者注）、自由说，还有佛教的释迦摩尼，都涵盖进来，他是都统统的通古今中外之仁学。在我看来谭嗣同、康有为的新仁学没有形成一个新体新用的一种新的学术形态。
但是把西方学说引进到传统的儒学里面来，改造儒学他们是开了头。所以当代新儒学、现代新儒学是从康有为、谭嗣同开始的。以后新儒家的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他们在近现代提出了新儒学的一种说法。实际上牟宗三他们这一派形成了新新学的一种思想。到冯友兰是新理学，而马一浮是新经学，他的国学都是一种新理学、新经学的形态。在我看来，他们都有许多思想的创造，但是有一个根本的问题，这个都是从书本到书本、从课堂到课堂，属于精英的一套学说，很难大众化，老百姓听不懂。
我所主张的“民主仁学”的基本思想模式是“民主仁爱为体，科技法制为用”。在这个思想模式中，传统儒学的等差式仁爱观念已转型为以人为本、主权在民、人人平等互爱的“民主仁爱”观念，它将成为指导人们行为的核心价值观，而科技发展的新成果将成为造福人类的工具，人们的社会生活则遵循法制轨道有序地发展进步，整个人类社会都将建成为一个富足、文明、民主、和谐的理想世界。
在“民主仁学”的理论架构中，“民主仁爱”并非只是一种政治工具、一种“外王之用”的制度，而首先是一种人生的、社会的价值观，一种根本性的精神，一种普遍的道德理性，简言之即道之本体。这是人之所以为人、“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的那点东西。所以，道德理性是民主仁学的根本特性。
其次是人文性，这是对传统儒学人文精神的继承。民主仁学的终极关怀，是人的生死存亡，它以解决社会人生问题为根本任务，十分重视社会的安定和谐，重视人民的幸福安康。这种对于人生幸福的终极关怀与向往彼岸世界理想天国的宗教终极关怀是有本质区别的，这也是儒学人文主义与宗教非理性主义的不同所在。
第三是实用性，即重视实践、经世致用的特性。儒学是一种既注重道德修养又重视政治实践的实用哲学。且看历代大儒，从孔、孟、荀、董、程、朱、陆、王到清初的顾、黄、王以及清末的康有为、谭嗣同，哪一个不是积极参与现实政治、不想在政治上一露锋芒的呢？其中不少人，即使在政治上遭受挫折，却并没有消极厌世，退隐山林，而是采取另一种方式，或教授门徒，或著书立说，为后人留言留书。他们的人生实践，就反映了儒家积极入世的倾向，与某些宗教的出世倾向是根本不同的。民主仁学与传统儒学一样，十分重视以“民主仁爱”价值观指导“经世致用”的政治实践。坚持民主仁学的儒者，必定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经世情怀，为在现实政治中推广民主仁政而自强不息。
第四是开放性。民主仁学对于社会的发展与世界的未来坚持一种“多元和谐、改革开放”的世界观与历史观。它认为宇宙、社会和人生都是生生不息、变化日新的，因而儒学本身也必须顺应时势变化而改革创新。它追求人与自然的整体和谐（“天人合一”、“万物一体”）、追求人与社会、人与人的群体和谐（“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追求人自身的身心和谐与道德和谐（“安身立命”、“致良知”）。但这种和谐理想的实现并非自然天成的，而是要通过因革损益、革故鼎新的人为努力才能达致。因此，社会的改革转型以及理论本身的变革创新正是民主仁学的内在需要。
总之我认为，全球化时代的儒学应当是继承传统、服务现实、面向未来的新体新用新儒学，是坚持多元和谐文化观的民主仁学。
庞金友：中国处于“三后时代”
庞金友（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今天上午我在社科院研究所参加了一个研讨会，讲当代政治话语的建构。很多参与者是来自理论界的，探讨如何建构中国的政治学体系和话语权。我在会上提了三点个人判断：第一，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非常重要的转型时期；第二，西方政治思想和政治思潮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架构的重要内容；第三，未来中国的政治意识架构必定是在互动的格局中实现。这个互动是双向的，是中西互动的，不是简单地学习西方，而是西方思想进入中国、影响中国，中国因此发生变化、产生新现象，从而成为政治思潮中心和影响中心。
当代很多西方学者直接介入中国思想，同时中国的学者也直接进入一些当代思潮中，这不是简单的中西格局，而是一个对话式互动。如果这种互动格局成立，像吴先生说的，民主仁学也是走这条创新的现实道路。但是民主仁学究竟是要走道义掌权之路，还是走效果完备之路？这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有种说法认为中国的政治意识学要在互动中产生，我认为是非常合理的。我认为既不要放弃中国传统，也不要排斥西方。中国现在是“三后时代”，即后共产主义、后儒学、后权威主义。“三后时代”期间我们能动用的资源非常有限，中国传统的东西我们动不了，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动不了，我们能动的是中西互动。怎么动？如何配置？民主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
刚才吴先生说，民主是一种价值，是形而上的，而我比较倾向于干春松的观点。无论支持还是反对民主，你对民主都有误解。为什么？因为在西方人眼中，民主从来就不是最好的制度设计，但它是目前可用的、相对好的选项。我们不妨把历史往前挪一点，在古希腊时期，第一本政治学著作里谈及正态和变态，但里面没有说民主就是好的。在希腊三贤——伯拉图、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眼中，民主从来不是最好的选项。到了罗马，民主成了共和的组成部分，当时所谓的共和包括君主制和民主制。到了中世纪，压根就没有民主，都是神的天下。到了中世纪末期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即产生了代表。近代民主学说里还是有人继续坚持希腊直接式的民主，就是卢梭，后来被洛克接替。
但洛克这派的理论也没有在现实中实现。近代民主理论中有两个对立学派，但无一达成了实践。近代的英、法、美、德四场革命之后，人们依然不认为民主是最好的选项。美国存在所谓的“反民主”，是因为它已经实现了民主。他们的民主理论认为，在民主中要警惕来自于平民民主、大众民主的暴政倾向。他们是吃饱了以后才说要吃素，但他们之前是吃荤的。美国那些反对民主的人，是出于对民主的一种戒忌。
有位法国人出版了一本书，做了两个预言：第一，当时的法国是君主制，而他说未来的趋势是平等的趋势，会出现民主大潮；第二，他指出平民式的民主是未来民主的蓝本，结果现实真的如其预言而行。但他也提出，如果未来真的是平民民主的话，也需要注意，因为这是一种非常现实的、令人又爱又恨的民主。其实民主的名声一直不是很好，直至现在也有人认为民主是基于专制独裁的一种制度设计。正如法治追求的是自由一样，民主在我们眼中只具有工具价值。
干春松：仁爱、民主和自由能不能混搭？
干春松：各位好！有一句被广泛引用的话，李鸿章说，“现在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革”，很多变化甚至超过了秦汉时期的变化，大的变局最初要应对的是西方人打上门来了，我们打不过，当我们买了炮和枪依然打不过的时候我们才考虑是不是有什么别的缺失，所以会有一个民主的考虑。如果说李鸿章他们是买枪买炮，买一个舰队，康有为、谭嗣同考虑的就是制度的问题，民主的问题。
我们考虑民主制度有一个很强的救亡的因素，我们是被打的满地倒牙的情况下去找的民主，认为民主能救我们，所以有一个民主的迷信。这个从吴光老师的定义中能看出来，即使新仁学也要定义为民主仁学。我有一个疑问，吴老师认为康有为是精英儒学，吴老师谈到说他的是大众儒学。他前两天也去了乡下，是不是去了乡下就是大众儒学了？
第二个问题，体用问的问题，我们知道严复有一个对张之洞的批评，“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我们知道严复对西方理解有人指出他有偏颇，我们不说具体的事，我们要说的是民主、自由、仁爱为体，这就有问题了，自由为体、民主为用，那么在吴老师的体用结构里，仁爱、民主、自由不是体，吴老师说民主是形而上的存在，我自己认为民主一点都不形而上，民主就是选举、一人一票这样的实实在在的，背后精神可能是自由、个人权利，民主是制度性的表现。
所以仁爱、民主和自由能不能混搭在一起？我自己有点犹豫。因为民主有软民主和硬民主，从张之洞到严复的牛体牛用，到吴老师的民主、自由、仁爱为体，以法科技为用，包括之后的西体中用，有一堆的说法，这堆说法里，我个人认为一会儿要听一听吴老师超乎于这些观念的核心设计在哪里？这是我特别想知道的。
儒家仁爱可跟民主接轨
吴光：我也思考过这个问题，民主到底是行而上还是行而下的问题？我认为民主首先是一种价值观的导向，价值观在我们看来是行而上的东西。当然民主它划分制度之用，比如选举制一人一票，这是制度之用，有两个方面。但是首先是价值观导向。刚才庞教授讲民主在西方是一种工具，确实相当长的时间没有把民主作为一种道体，提到形而上的角度去讲。什么时候提到了形而上？就是引进了权力意识的时候，现在讲民主就是主权在你，人民是权力的来源，人民起主宰性的作用。这就是民主引进了一种权力意识。特别是主权在你的这个思想之后，民主就上升为一种价值观导向，所以西方的民主主义在我看来，还是以人权作为最核心的。人权扩大到整体的民的话，那就是主权在民。
而中国，刚才任教授讲民主和王道相差十万八千里，我同意干春松的说法，其实是一步之遥，不是十万八千里。这一步之遥什么时候我们给它变化了？就是传统上书的时候民本思想，到载舟覆舟。民本思想是君以民为本，站在君主的立场讲人民力量的重要性，人们意志的重要性，那时候不是民主。但是黄宗羲的时候，名清初期的时候开始变化了，黄宗羲写的《明夷待访录》（诞生于明清之际，是一部具有启蒙性质的批判君主专制，呼唤民主政体的名著）着重批判的是君主专制。他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与黄宗羲同时代的文学家，也是我们浙江绍兴人张岱写了一个思想性的著作《四书遇》，阐述孟子的“民贵君轻”主张时说：“予夺之权，自民主之，非贵而何？”，就是生杀大权是由民来做主，这就是引进了一个权利的意识。黄宗羲的天下为主君为客，也是引进权利的意思。黄宗羲说：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我认为民主主权在民的思想的时候，那么性质就起了变化，应该是作为一种核心价值去谈。
传统的儒家核心价值是仁是最根本的
社会主义价值观24个字“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制、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24个字很遗憾没有把仁爱两个字放进去。因此我在解读中国梦和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时候我就特别强调仁爱的重要。传统的民本思想到后面的启蒙性的新民本思想，这是跟民主可以接轨的。所以我认为传统儒家的仁爱也是可以跟民主的价值观能够接轨，而且能够兼容的。我从这个角度上讲的民主。
至于严复批评张之洞，牛有牛之用，马有马之体，我写的是新体新用的新儒学。
这是一个民主化的时代，我们是后启蒙时代，后启蒙时代民主的观念非常重要。
民主仁学，能不能成为一个大众的仁学？最近我们浙江省儒学学会开会的主题就是让儒学到民间社会，民主仁学在地方政府社会工作中有什么作用？
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体系提供了一个充沛的思想资源。因为24个字在我看来是属于核心价值体系，不是核心价值观。孔夫子核心价值体系有二十几个字，但是孔夫子的价值体系里提炼出仁和理两个字，仁是根本的。
我一贯是讲两个普世价值，一个是来自于西方文化的，像自由民主、公正法治，这些价值观念也正在推进全人类，能够被全人类所接受。另外就是东方传统的价值观体系，比如仁爱、诚信、和谐、正义、中庸、也是具有普世性的。
所以我认为应该承认价值观是有普世价值的，但是是不是只有一个普世价值观，这是另外一个事情，我认为民主仁学能为社会主义价值体系提供一个充沛的思想资源。
这些是可以面向大众、面向当代的新体新用的新儒学，这是能够成为一个大众体系的，也会成为一个现代体系，这就是我的基本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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