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晚明“三教合一”思潮与越中士人的静坐修习 ——以《祁彪佳日记》为中心的考察 作者：张天杰（杭州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国学院教授） 来源：《浙江社会科学》，2021第5期 摘要：晚明越中士人祁彪佳，为阳明学讲会证人社之重要成员，常与社中白马山会诸友举“七日静参之会”，还在寓山园或云门寺进行静坐实践，故《祁彪佳日记》成为考察其本人及越中士人静坐修习的难得个案。祁彪佳等人的静坐，受晚明阳明学以及“三教合一”思潮的影响，故在静坐的形式上多采用佛、道的方法，其目的则与修身日记或举放生社、参与赈灾等一样为了迁善改过，而他与白马诸友或知交僧人讨论最多的也是阳明学的修养工夫。 摘要：《祁彪佳日记》；晚明；静坐；三教合一；证人社；越中 祁彪佳（1602—1645，号世培，山阴人[1]），天启二年（1622）进士，历任福建兴化府推官、福建道监察御史、苏松巡按等职，故在越中士人之中颇具声望。崇祯四年（1631），祁彪佳与越中士人一同敦请刘宗周（1578—1645，号念台，山阴人）与陶奭龄（1571—1640，号石梁，会稽人）举证人社，开启了晚明最为重要的一个阳明学讲会。祁彪佳在证人社之初，以及崇祯八年辞官返乡之后的七八年之中都积极参与讲会。特别是在崇祯八年至崇祯十年之间，除了在讲会之中探讨如何劝善改过、如何进行身心修养外，还与证人社的师友一起举行“七日静参之会”。祁彪佳及其师友的讲会与静坐，受到晚明阳明学以及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潮影响，特别是谈佛之风极为盛行，而祁氏家族几代人都与僧人多有往还，祁彪佳本人还亲自组织了放生社。 虽说自宋代以来，随着理学的发展，士人们经常进行静坐的修习，然而相关记载，特别是如何实践则往往语焉不详。[2]而祁彪佳却有长达十五年、四十多万字修身日记得以完整保存下来，其中关于证人社活动的记载极为丰富，其中就包括了他本人以及师友们如何进行静坐等内容。[3]故而通过其日记来考察晚明越中士人静坐修习的具体情形，以及其中的“三教合一”等问题，对研究晚明的儒学史、宗教史有着重要意义。 一 越中的“证人社”，开始于明崇祯四年三月，关于讲会的发起，刘宗周晚年的重要弟子董瑒（约1615—1692，号无休，会稽人）说： 崇祯辛未，郡中祁中丞彪佳、王文学毓蓍兄弟、山阴征士王朝式、诸生秦承佑等，启请刘子与陶石梁先生讲学于陶文简祠。已集阳明书院，间集白马岩居，名证人社。[4] 作为越中的士绅领袖，祁彪佳成为证人社的主要发起人，据崇祯四年的《证人社语录》以及祁彪佳本人日记的记载，祁彪佳及其兄弟、侄儿以及诸多友人就积极参与证人社的讲会。[5]崇祯四年的下半年祁彪佳外出为官，中断了证人社的活动；崇祯八年返乡之后，他又开始参与证人社的讲会。然因刘宗周与陶奭龄二人的为学宗旨有着差别，故证人社已分化为二支；其一，主要在绍兴郡城内的阳明书院讲学、以刘宗周为主讲；其二，主要在绍兴郡城外的白马山房讲学、以陶奭龄为主讲，故祁彪佳日记里简称“白马山会”。与祁彪佳关系更为密切的，则是以陶奭龄为核心的证人社之白马诸友。祁彪佳在崇祯十年三月的日记里记载了一次刘宗周与陶奭龄都在场的白马山会： 初四日，……随至白马山房，刘念台、陶石梁两先生皆至。张芝亭举“廓然太空，物来顺应”之义，王金如问心学入门用功之要。两先生辨难良久，刘以渐，陶以顿，各有得力处。”[6] 此次讲会刘、陶二人共同主事，且相互辨难良久。在祁彪佳看来，刘宗周之学为渐修，陶奭龄之学为顿悟，各有各的得力之处，然而他本人则更倾向于求“悟”求“静”，自然会对主张顿悟且又喜谈佛学的陶奭龄一系更有兴趣。向陶奭龄问学的还有崇祯十年闰四月： 初四……赴白马山会，予询以学问须鞭襞向里，学人每苦于浮动如何？石梁先生言，入手如此，若论本体，则动静如一也。[7] 祁彪佳特别关心的问题就是人心的念头浮动，陶奭龄则认为入手之际往往如此，故而需要去探求本体：“若不识本体，说甚工夫？”[8]如识认了本体，那就“动静如一”，不必担心浮动了。然据黄宗羲（1610—1695，号梨洲，余姚人）《明儒学案》的记载，白马讲会多涉佛学： 石梁之门人皆学佛，后且流于因果。分会于白马山，羲尝听讲。石梁言一名臣转身为马，引其族姑证之，羲甚不然其言。[9] 陶奭龄的友人与门人学佛“流于因果”应是事实，祁彪佳崇祯八年十二月日记有明确的记载： 初四日，……闻讲会仍在白马山，移舟去，诸友毕集。迟午，陶石梁方至。时沈厹如以“人须各知痛养”为言，王金如因申习知、真知之辨，石梁称说因果。有陈生者辟其说。厹如为言过去、现在、未来刻刻皆有，何疑于因果。[10] 此次白马山会，所讲的“人须各知痛养”以及“习知、真知之辨”等等都是王阳明的思想，然而陶奭龄却联系到了因果，以至于有陈生起来反对，沈国模（1575—1655，号求如，一作厹如，余姚人）则为因果之说辩护，可见白马诸友的讲学确实是儒、佛合一的。当时的僧人也多有研习阳明学经典的，还有如颜茂猷（1578—1637，字壮其）的《迪吉录》等劝善书，与周汝登（1547—1629，号海门，嵊县人）、祁彪佳等越中士人有过交往的觉浪道盛（1592—1659）就是其一。[11]他曾说： 宋儒多墨守其法，不知变通，不免又流为执计，穿凿矣。至姚江良知之学一出，大扫支离，惜未有几人能述此教养时中之道。精至慎独，神于至诚，原于天命，为天地人物之宗旨，以定平此世界也。……故予自知有此道，无时不全提此教养宗旨，以统会三教九流、百工人物，归于慎独至诚。以克此精一中和、勤俭简易为标的，使天下古今，晓然不敢大过不及、为无忌惮，以乱千圣之心法。[12] 自阳明、近溪诸公过去，此脉遂衰。山野不惜心力，必欲扶起尧舜、孔颜之心，传于天下后世。”[13] 觉浪道盛以其超越儒、佛之界的眼光来看，故对阳明学的评价极高，认为良知之学可以“为天地人物之宗旨”，可以“平此世界”，可以“统会三教九流、百工人物”，让他们都“归于慎独至诚”；可惜的是王阳明、罗汝芳（1515—1588，号近溪）过去之后，少有人能体会其中的“教养时中之道”，故而他本人要“不惜心力”，实现“扶起尧舜、孔颜之心”这一原本为儒者的目标，将其“以儒说谈宗”之法传之天下后世，故而其学说能影响方以智（1611—1671）等士人。[14] 而祁彪佳也正如刘宗周所料的，他虽然喜好谈佛，也对道教的修养方法颇有兴趣，然而其思想之主导则还在儒学，平日里研读最多的就是儒家著作。比如他曾在崇祯十年五月日记里谈及两年以来读儒、佛两家之书的体会： 初九日，……是日，始阅毕《楞严经》，因简点两载来所阅书，有十二种，计一百五十余卷。然而掩卷茫然，徒读无益，乃作警语，自定课程，焚香静坐之外，欲阅《礼记集注》《圣学宗传》《牧津》《世庙见闻录》及绎《楞严经》，非经济、理学书，必不以经目。[15] 祁彪佳感觉自己读了十二种、一百五十多卷的书，却是“掩卷茫然”，故而下定决定除了继续琢磨《楞严经》等之外，集中读经世致用与理学修养这两类有用的书，此外便不再经目。这也正符合证人社讲会的具体情形，因为他们除了谈论心性修养，也常会论及经世的问题，如崇祯九年四月与崇祯十年七月的两次讲会： 初四日，……归寓，陶石梁先生与诸友次第集座中，拈士君子立身功名，当以致君泽民为事，勿徒徙利禄起见。时得观刘念台先生《召对记注》，因共叹致君之难。王金如拈“遇主于巷”“纳约自牗”义。[16] 初四日，与沈、管两先生及季超兄同舟入城，舟中，极荷两先生规勉，管霞老又畅言格君、信友之道。将抵城，夏孔林来晤。至白马山房，陶石梁先生已至，讲“三月不违仁”一章。予问难数语，大约言：“心无不在，所谓至者何处又添一仁？”三先生为之首肯，散归。[17] 从沈国模、管宗圣（1578—1641，号霞标，余姚人）两先生的规勉等语可知，祁彪佳在白马诸友心目中有着重要的分量。该讲会说到了“格君、信友之道”以及“三月不违仁”，还有“士君子立身功名，当以致君泽民为事，勿徒徙利禄起见”，又可见他们并非袖手空谈者，多有经世致用之心，故而证人社成员祁彪佳、王朝式等人，也是诸如赈灾等地方事务的重要参与者。[18] 祁彪佳所参加的证人社之白马山会，以陶奭龄为主盟，至于越中士人常举的放生社，则以祁彪佳本人为首倡，其中大多也是证人社的成员，当然祁氏家族或其亲族的成员更为积极一些。[19]其活动时间则主要集中于崇祯八年至崇祯十年之间，也即证人社较为活跃的那一阶段，故而可以看作喜好谈佛的白马山会的另一个小分会。 放生社有固定的日期，就是每个月的初八日，这个日子也是寺院的众姓放生法会日。据祁彪佳日记的记载，崇祯八年的十二月初八日；崇祯九年的正月、二月、四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的初八日；崇祯十年的二月、四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的初八日，都曾举放生社。此外，如崇祯八年十月十五日、崇祯八月十四日，也曾举放生社。放生的地点，主要是在祁彪佳的私家园林所在地寓山的六竹庵（又作绿竹庵或菉竹庵）、还有弥陀寺，还有直接在河湖之中放生的。放生日的中餐，则正好在庵中素食，并且小憩。先看崇祯九年的八次： （正月）初八日，举放生社于六竹庵，诸友咸集。 （二月）初八日，雨。……予与翁艾弟至寓山，待潘鸣岐、王完宇、沈尧俞至，饭于六竹庵，放生。 （四月）初八日，……偕诸友及诸兄弟至寓山，作放生会。有季君者适至，旋别去，诸友集六竹庵享伊蒲供。 （六月）初八日，举放生社于寓山。王金如、吴与参远至，小憇六竹菴。 （七月）初八日，……与放生社中友共饭六竹庵，诸友别去，予与郑九华憩息静者轩。 （八月）初八日，暑热如夏。举放生社，至者为潘鸣岐、茅心镜。予至柯园，邀止祥兄及金大来同往，饭六竹庵。 （九月）初八日，雨甚。与兄弟至六竹庵，放生社中至者止王云岫。 （十月）初八日，为内子诞日，放生诸社友毕集。[20] 这几次的放生社活动，都在六竹庵中举行，如四月初八日直接写明“诸友集六竹庵享伊蒲供”，“伊蒲供”又作“伊蒲馔”，就是指素食斋饭。此日，还会与社友或僧人讨论修养之道。如崇祯八年十二月、九年十月两次，当作重点介绍： 初八日，天雨。以季父移居，五鼓起，送之至所居。王云岫至，与之谒季父，即同至弥陀寺。顷之，何芝田亦至。斋罢放生，鬻生者闻之毕集，予与云岫各捐资市之，所放鳞族最众。会宗师偕众僧为说法于舟次。[21] 初八日，为内子诞日。放生诸社友毕集，禅师迩密、历然、无量俱至。自举社以来，是会最盛。午后，与迩密谈因果与气质之异同，及省事收心之要。晚，悬灯山中，与内子观之为乐。[22] 前一次活动，还引来了鬻生的商贩，于是祁彪佳与王云岫分别捐资将之买下，故而这次“所放鳞族最众”，后一次则因为诸社友“毕集”与众禅师“俱至”，所以说“自举社以来，是会最盛”。这两次活动，都有高僧说法，前者未详述具体内容，后者则是祁彪佳本人与迩密禅师谈论“因果与气质之异同”，也就是人生到底是由因果轮回决定，还是由各自气质决定，还谈及“省事收心之要”，这也就是祁彪佳一直关心的修养之方法。 关于放生社的社员，也即祁彪佳的兄弟、子侄与诸友，其中大多数也是证人社的成员。而其日记中记载人数较多的崇祯八年十月、九年八月的两次活动，都是不在初八日的，大约是为了照顾更多的证人社成员来参与： 十五日，放生于绿竹庵，预会者为王云岫、王云瀛、王敬川，予家季父、德公、季超、止祥三兄、翁艾弟、奕远侄，其郑九华、金大来则偶至者。小斋罢散归，遇微雨。[23] 十四日，……会稽两衙官至，询以地方事，颇怀隐忧。别去，跨驴访客，晤刘石林，即至药局，偕诸友登舟。迎陶石梁先生至，放舟于青田湖，为放生社。及会者皆局预事之友，亦即证人社中友也。饭酌笑语，情怀甚适，诸友别于西门外。[24] 前一次，以祁氏家族的成员为主，又有亲族与友人。后二次，祁彪佳说“皆局预事之友，亦即证人社中友也”，也就是说他们都是证人社的成员，先是参与了为赈灾而开设的药局之事，而后方才参与放生社，赈灾与放生其实同为迁善改过之活动。至于此次活动的尊长者，便是证人社白马山会之主盟陶奭龄。此次举放生社之日，祁彪佳还与会稽两衙的官员讨论地方之事，也即赈灾之事，他们都对时局“颇怀隐忧”。到了崇祯十年恶二月、四月的初八日，又有新入社者。[25]可见经过了前一年的活动，放生社在越中士人群体之中也渐渐有了影响，参与活动的如管宗圣也是证人社中的骨干成员。 再说证人社之白马山会，还有更为独特的小分会，也即“七日静参之会”。祁彪佳曾向陶奭龄请教如何修养心学，陶就勉励其精心静坐：“予与陶先生究心学之旨，陶以静参相勉”[26]。可见“静参”原本就是以陶奭龄为首的白马诸友最为重要的修养方式，而“七日静参之会”也应当由来已久，然在祁彪佳日记里则开始于崇祯八年的十二月： 初四日，……闻讲会仍在白马山，移舟去，诸友毕集。迟午，陶石梁方至。……诸友共饭，石梁别予去，沈厹如、管霞标、史子虚同至九曲，诸友定七日静坐之期，予登舟归。[27] 当日正逢白马山会，会后陶奭龄先走，然后就是沈国模、管宗圣、史孝咸（1582—1659，字子虚，余姚人）三人一通到祁彪佳在绍兴城九曲弄的寓所，商订了举行“七日静坐”活动的日期。然而等到白马诸友开始静坐之时，祁彪佳则“以俗务纠缠未获如约，甚为悔恨”[28]。检索祁彪佳的日记，第一次参与“七日静参之会”当在崇祯九年的二月： 十一日，……抵寓，会中诸友王金如、王俊仲、秦淡如、吴与参、金士望、陈汝理、钱千之及季超兄咸在，吕梅夫后至。午后，稍习静坐。晚，秉烛深谈。金如所以规予者，切中膏肓，令人通身汗下。[29] 到会的成员大多就是证人社、放生社的成员，也即白马诸友以及祁彪佳之兄祁骏佳（1604—约1681，字季超）等人。静坐之后，则是具有“省过会”色彩的“秉烛深谈”，与祁彪佳亦师亦友的王朝式对祁彪佳进行了“切中膏肓”的箴规，令祁彪佳“通身汗下”。第二天，祁彪佳便向王朝式执弟子礼，此后多年也都尊敬有加，而王朝式也时常给祁彪佳讲解修心之法并就其造园之“盛饰土木，殊为不怿”，祁彪佳也认识要自己“负君、负亲、负己、负友”，特造“四负堂”以志其过。[30]其日记里说： 十二日，晓起，稽首于金如，谢其言教。自兹称先生，执弟子礼。焚香静坐，觉此心散乱愈甚，每经行念佛，辄以爪搯手指，几为肤裂。因与金如言：“浮念倏起倏灭，终无了当，然易起亦灭耳。倘喜怒哀乐有如浮念之无碍，于太虚亦庶几乎？”金如言：“喜怒哀乐因有根在，故中和难耳。因不怕念起，但须认此心即桌子碍砖，无非是心。”金如将指明其故，予止其且勿言，待予静参之。[31] 这天依旧在祁彪佳的九曲寓所一起静坐，也依旧得到了王朝式的帮助。祁彪佳习静的认真，表现则有二：其一，觉察“此心散乱愈甚”，于是念诵佛号以及“以爪搯手指，几为肤裂”，也就是用内外交攻的办法，以求克治“浮念”；其二，与王朝式探讨“浮念”的倏忽起灭，是否喜怒安乐之情也如浮念一般，易起也易灭，是否对于如太虚之心无碍呢？对于王朝式的指点，祁彪佳也不要其说透，希望自己在静中参悟。第三日开始，祁彪佳因为有事而告别诸友，忙与俗务去了，而白马诸友的静坐当依旧在继续进行。此后他们还有多次“静参之会”，然而真正让祁彪佳感觉颇为得力则还是自己单独的静坐实践，此处暂且不表。 检索其日记，在崇祯十一至十三年基本没有关于“静参之会”的记录，直到崇祯十四年十月，祁彪佳再次与白马诸友又进行了一次： 初四日，携两儿入城，至天王寺，沈求如先生先至，已数日。偕诸友作七日静参之会，诸友集者二十余人。傅翼子新入社。予与钱钦之先谒刘念台先生，顷之，先生亦至。沈先生举良知之旨，人所以不能体认者，皆以习知为良知耳。予以学人用功若随处体认天理，则虞散碎；若如陆象山所言，此即是汝心，又虞笼统，毕究何法是一刀见血之路？沈先生以为，必宜从悟门入。刘先生又言已发之时仍然未发，其言甚畅。散会，已薄暮矣，予走候外父。再与沈先生商下手功夫，以为断断非静参不可。[32] 此次“静参之会”，更可以看作一场证人社的讲会，当时陶奭龄已去世，故而沈国模为主事者，然而祁彪佳等人先去拜谒刘宗周，于是刘宗周也特意参会。讲会先是沈国模讲明“良知之旨”，祁彪佳提问，若是以湛若水（1466—1560，号甘泉）“随处体认天理”则会“散碎”，以陆九渊（1139—1193，号象山）“此即是汝心”则会“笼统”，那么有什么是“一刀见血之路”？刘宗周强调已发工夫，沈国模则与当陶奭龄的主张一样，强调从“悟门”进入，后来又就“下手功夫”跟祁彪佳说只有“静参”之法。 祁彪佳积极于证人社活动的时间，与举放生社、参与“七日静参之会”的时间基本是重合的，也即从崇祯八年至崇祯十年。后来则因为老母过世以及救荒、国难等因素的影响，祁彪佳便很少涉及讲会、放生、静坐等活动的了。特别是崇祯十三年之后，证人社诸友如沈国模等人，改为讲学于余姚的姚江书院，而亦师亦友的王朝式则已去世，缺失友人的夹持，当是一个更为直接的原因。 二 作为一种修养工夫，在祁彪佳的日记里也经常会有“焚香静坐”的零星记载，而较为集中的则只有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则在京为官之时，当时祁彪佳有较为认真的静坐实践，还得到了《迪吉录》的作者颜茂猷等友人的指导。据其崇祯四年的记载，先是十一月的一条： 十六日，……予邀颜壮其讲玄修“一点在其中”之道。晚坐，予复询“日用应酬，了无把柄”奈何？壮其以“与人为善”四字作主，正昔儒所谓“不必逐事，不必遗事”也。 接下来是十二月的多条： 十三日，……午后，颜壮其至，讲“守心十二法”，先之以守乾、守坤，终之以守雌黑。虽入手玄门，而儒释大道已具。……坐顷，不觉门外积雪盈寸矣！乃踏雪归，与颜壮诸兄卧谈。 十四日，方欲约李子木，来与颜壮其一晤而风大作，乃止之。拥炉，听壮其说“十二法”竟。午后，乃去。晚，与安然焚香清坐。已，乃即闲语。 十五日，……予方与蒋安然静坐，陶紫阆来，以白衣观音像见赠。 二十九日，……予有岁时之感，几不胜悲。午后，乃静坐于吕祖座之旁，李子木亦至，相与披阅道书。[33] 祁彪佳向颜茂猷请教“玄修”之道，如“一点在其中”与“守心十二法”都是具有道家色彩的“玄修”方法，当时他也经常研读道家之书。所谓“入手玄门，而儒释大道已具”，可见在晚明的大多士人看来，只要方法有效，并不必严辨儒、释、道。[34]祁彪佳还向颜茂猷询问“日用应酬，了无把柄”，颜告之“与人为善”，也即“迁善改过”，而祁则依旧从个体修养来理解为儒家的“不必逐事，不必遗事”，也即《孟子·公孙丑》“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此外，对于祁彪佳而言，静坐还可消除因为独自在外过年的悲凉之感，也即消除心绪不宁。崇祯五年正月，祁彪佳与颜茂猷的交往更多，此时便有静坐的实践： 初五日，……听姚心无与颜壮其谈所学得手处。心无言结丹之后，时见日光影现于前。壮其以光不内摄，丹且未成，欲以所传传心无，而彼方津津自得也。谈竟起，或步、或坐于吕祖座旁。予焚香为候，以豆子验念之起灭，尽香一枝，凡掷豆三十二枚，我心散乱一至此哉！[35] 颜茂猷等人所谈的得手之处，所谓的结丹，也即道家内丹法，祁彪佳则用源自佛教的、为晚明士人所广泛采用的“分豆识念”之法来进行静坐，所分的是念头的善与恶。此处说到“掷豆三十二枚”，即指静坐时所起杂念有三十二次之多，祁彪佳尚未采取结丹之法，还是比较传统的收摄身心、克服杂念。颜茂猷不在之后，祁彪佳偶有静坐的练习，其记录如下： 初六日，送颜壮其去。焚香读《洪范篇》。……晚，与子木步出观房园、滏园，寒色逼人。归，拥炉静坐，阅《性理》数篇。 初九日，予欲受壮其道，恐念未坚，有中止，乃卜之吕祖，李子木意志与予合，各卜得籖竟相符者。及予再卜，则有“富贵荣华在庙廊”之句，岂吕祖以予为繁华路上人，故未之许乎？静坐，至午起。 十三日，大风。竟日客无至者，乃得静课。 送别颜茂猷的当日，祁彪佳能“拥炉静坐”，又读了《性理大全》数篇，可见并未全心在颜氏所传授的静坐工夫之上。此后，祁彪佳老实说想接受颜茂猷所传授的静坐之道，但又怕自己意念不够，于是在吕祖面前占卜。占得了“富贵荣华在庙廊”一句，则已为其不再致力于修炼而成为“方外之士”提供了一个借口。此后，道家的那些法门偶有接触，然兴致渐淡，静坐继续几次便不再坚持，直到后一阶段。不过需要说明的是，祁彪佳不再坚持静坐，并非因为儒、释、道的思想问题，而是“庙廊”之俗事太多而无法静下来，比如这年的五月初十日，其日记里说：“赴姜端公招，无别客，得畅言之，端公教予每日以一时静坐，去其浮气，愧未能也。”由此可知，祁彪佳确实认为静坐对自己的修养，特别是“去其浮气”很有益处，然尚不能坚持。 值得注意的还有，这一阶段的祁彪佳也常出入寺庙，并与僧人多有交往，如崇祯四年十二月的一次： 初八日，……午后，睡起，李子木年兄至，因同蒋安然共礼栴檀佛于鹫峰寺。访僧尹笃，其言动静合一之功，似于儒教亦有悟入者。出观诸僧晚课，聆钟磬声，心形俱寂。李子木策马去，予亦同安然归。[36] 僧人所讲的“动静合一之功”，在祁彪佳看来则与儒家所说的“悟入”有相似；而在听到僧人做晚课时候的钟磬之声，顿觉“心形俱寂”，这可以说是种下了后来去寺庙之中举“七日静参之会”的前因。 三 接下来重点分析祁彪佳静坐实践的第二个阶段，即崇祯八年至十年之间，因为经常与白马诸友共举“七日静参之会”，他的静坐工夫有了重大提升。比如崇祯八年十一月： 初五日，静坐小斋，扫除一室，供达摩、观音、弥勒诸像，时时持佛号，稍摄纷驰之心，然愈觉其散乱矣。 初十日，以俗事纷至，午前未得静摄。小憇起，携两儿棹舟至寓山。 十一日，……予方瞑目静坐，而季超兄从显圣寺归，无迹师亦适至。[37] 此时祁彪佳的静坐有两个特点：其一，为了实践静参，祁彪佳特辟一室，或即“静者轩”，且供达摩、观音、弥勒，又时时持佛号，虽有种种程式然而“纷驰之心”则愈觉散乱；其二，最为重要的，也即是否能够坚持，从其日记来看，往往是偶然的一次、两次，一遇俗事打扰便辍静坐。故而到了下一个月，祁彪佳便与白马诸友人约定共举“七日静参之会”，然而白马诸友能坚持静坐，祁彪佳却还在忙于俗务。 到了崇祯九年的二月十一、十二日，祁彪佳坚持了两天的静坐，并得到了白马诸友特别是王朝式的帮助，此事上文已有提及。到了这年的四月，终于有了一次实践了“七日之约”： 初九日，石雨师别，与为寓山七日之约。予因俗务纷纭，恐妨静课，乃预为料理。 初十日，张太羹有使至，予手复之，以用静持动之道相勖，时张有推敲之者故也。与王金如、章凝如、郑九华及季超作静课于寓山，约于辰后，坐香二次；午后，坐香二次；晚坐香一次。各以香半炷为节。晚，于月下送王金如至陡亹。 十一日，暄热，流汗，静坐中神思更觉昏乱。出静，阅《楞严经》，完“七处征心”之旨。 十二日，雨，王金如携程自昭至。予静究心体，窃意心体同于太虚，万物不能离空虚，岂能离心，心外又岂有物？金如与磁炉曰：此亦心乎？予应之曰：心。金如曰：香在何处？予不能对。 十三日，僧无量过访。顷之，石雨师至，谈法甚畅。师勘验人学问，于章凝如“性光充满”处，未为许可。 十四日，与石雨师披阅《楞严经》，师于经中缘所遗者讲解，与诸说异。 十五日，石雨师别去。予与季超兄自山抵家候老母，少顷仍还山。午后，德公兄携斋，供邀季父坐话山中，风雨甚厉，及秉灯而归。 十六日，予以心与万物同体者，盖万物无物，因见性闻性而始有，合眼无见、塞耳无闻即无物矣，以是见万物总是一心。金如以予于万物处尚信之不确。是日午后天霁。 十七日，与诸兄撤静课，方欲出山。[38] 从初十日到十三日，这一次为期七日的“静课”，地点是在祁家的寓山园，共同参与的友人则有王朝式与祁骏佳等人。其实祁彪佳的静坐，与专心学佛的祁骏佳的敦促与协助关系极大，祁骏佳曾教“念佛数息之法”[39]，祁彪佳感觉甚为得力，二人除了一起静坐，还写作相关之“偈”，也颇有意味：“季超兄有‘迅速光阴’之偈，促予辈静参，予以‘动静不二’一偈答之。”[40]来自兄弟的影响，当与来自王朝式等云影响同等重要。此次静坐颇讲究形式，每天静坐五次，上午、下午各两次与晚上一次，每次为半炷香。一炷香约为现在的半小时，故此时祁彪佳的静坐，为每天五次，每次才十五分钟。祁彪佳还特意研读了《楞严经》中的“七处征心”一段，该段讲述从身内、身外等处“征心”，以求不生不灭的真心，还听僧人石雨讲解《楞严经》。祁彪佳又继续与王朝式探讨阳明学之中心体与太虚的问题，所谓“心外无物”与“心与万物同体”，一心、万物、太虚、无物这些概念，祁、王二人在静坐之馀加以反复辨析。这次静坐，将读书、讲学与静坐配合，然而开始的两天还会“神思更觉昏乱”。期间还因为省问老母而下山一次，又与叔父“坐话”，俗事打扰较多。可见就祁彪佳而言，想要安心做静坐工夫实在是不容易。 崇祯十年，祁彪佳的静参便进入到了新的阶段，其日记记载，有两次都在实践“七日静坐”，比如该年三月： 初八日，……泊舟白马山房，与管霞标诸友习静。晚，互纠过失，余问以工夫下手之要，坐二香方别。就宿舟中。 初九日，晓至外父家，祝太夫人寿，……从城外抵家，偕郑九华、沈尔肃、僧绀珠至寓山。晚，于月下，坐香一炷。 初十日，季超兄亦至。静坐之工，上午香二炷；下午如之；晚一炷，鸣磬为节。时游人至者，令庄奴闭门谢却，多不得入。 十一日，……是日，以应酬少，坐香三炷，且觅心境，散乱殊甚。 十二日，为清明节，大风雨，及午而霁。坐香之次，作七言绝句五首。 十四日，入山。方早饭，僧绀珠同古道师至，坐香如前规。……入晚，月色皎然，人在琉璃国中。散香之次，作书复徐勿斋。 十五日，……晚，散香抵家。 十六日，在书室阅《海门语录》。 十七日，出寓山，止坐香一炷。……是夜，月色朦胧，所同坐香者止古道师及季超兄。 十九日，孕白师至，同之作静课。……与孕白师谈工夫下手、得手处。予至是习静已七日，初两三日中犹觉参持稍紧，迨后渐为昏散。兼之应酬纷纭，游观杂沓，以正念敌妄念，尚不能胜，况无念乎！工夫之难得手者大都如此。[41] 在初八日这一天，祁彪佳与白马诸友在白马山房静坐，他们还静坐期间，“互纠过失”，也即静坐会与省过会合一。接下来的七日则并未与白马诸友一道，而是回寓山静坐。时间则比此前有加长了，上午、下午各两炷，晚上一炷香，也即静坐五次，每次半小时。七日静坐完成之后，祁彪佳除了与人探讨工夫的下手、得手之处外，还在日记中作了总结，认为起初的两三日做得不错，参持稍紧；到了后几日则“渐为昏散”。昏散的原因则还是因为“应酬纷纭，游观杂沓”，以至于正念不能敌过妄念，至于“无念”则更是做不到了。接下来该月的记载说： 二十五日，招古道上人到园，作静课。……午后，季超兄亦至，定香如前次。 二十九日，……予习静至此已五日，虽应酬不免，而功夫亦未间断，惟于是日略觉得力，然亦止静中光景耳，于心体未有悟也。 三十日，……是晚坐香，更觉昏散。[42] 从二十五日，祁彪佳又特意邀请古道上人，一起到寓山静坐。到二十九日则共计五日，然二十六至二十八三日的静坐具体如何，则日记里未有记录。他总结这几日说，能做到应酬不免而功夫未曾简短，故比前一次进步更大，更觉得力。但“静中光景”能如此，不作习静时则心体上并未有所悟，甚至在三十静坐的时候“更觉昏散”，故而还要寻找更好的习静方法。 到了这一年的十、十一两月，祁彪佳的静坐更为频繁，还专门到禅宗名刹云门寺，举行了为期两周的静坐。其实此前他的静坐，除了王朝式等白马诸友，还有石雨、绀珠、古道等僧人的帮助，但他还想有更大的功效，故而选择了寺庙。当时恰逢云门寺僧人举“禅七”，于是祁彪佳与兄祁骏佳一起前去参加：“邀季超先生同入云门，适六如大师结众习禅，先生同众僧静坐七日。”[43]此事日记中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载： 初九日，……步入云门寺，晤六如师及荆门上人。……晚，坐香一炷。 初十日，上午，坐香二炷；下午，坐香二炷；晚，坐香一炷。照禅堂规则，仅少晚间一炷坐课耳。……灯下，与六如师谈。予辨知行合一之旨，又言此心不离见闻、不着见闻。师教予先从离处着参，俟有着落，一转便是矣，切勿以意见和会，予觉有会心。 十一日，坐香如前。……灯下，复与六师谈“此身是天地间一物，勿认作自己”之旨。 十二日，坐香如前。惟午后一炷，予独坐于寓舍。 十三日，闇然上人邀斋，予先赴之，于彼维摩搨上坐香一炷，……坐香之睱，作书复姜光扬。 十四日，坐香如前。 十五日，上午坐香。午后，至广福庵，与闇然、善生两上人坐香二炷。晚，听六如师设小参，出问话者，为荆门、香城、觉心、真心、大雄诸上人。 十六日，上午坐香。午后，仍至广福庵。晚坐香罢，与荆门、香城诸上人谈。 十七日，礼千佛，忏起共三千佛，每日拜诵，以五百计。予与诸上人俱不敢偷安，惟觉此心时有散乱，不能作宝座光明之观耳。晚，仍坐香，六如下堂审禅众功夫，予以卧不及闻。 十八日，礼忏如前，觉体中少倦，然心秉虔诚，不为之阻。 十九日，上午礼忏。……未完之忏，于灯下了之。 二十日，礼忏如前。晚，坐香一炷。时有禅僧以参禅起昏魔者，予解慰之。稍赠以衣单。 二十一日，礼忏如前。 二十二日，为予初度之日，礼忏如前。……及暮，忏毕。晚，坐香一炷，复与六如师话别。 二十三日，别六如及寺僧，再向广福庵、广孝寺言别，荆门师送之过石桥。……薄暮，至越城。[44] 每天的静坐，与在寓山时一样，都是上午与下午各两炷、晚上一炷，一共五次、每次半小时，若与禅堂僧人的静坐相比则少了晚上一炷香。此次在深山古寺静参，一则可以保证静坐的效果，一则可以向六如、荆门、闇然等禅师请教，特别是六如禅师，祁彪佳与其讨论“知行合一”“此心不离见闻”“此身是天地间一物”三个命题，则是禅学与儒学所共同关心的。祁彪佳还与僧人一起在佛前礼忏，然而开始时“惟觉此心时有散乱，不能作宝座光明之观耳”，也即未能把握佛教“观想”之法“作宝座光明之观”。到了后面几日的礼忏，估计能“观想”了，祁彪佳还给“起昏魔”的禅僧作了一番讲解。 结语 静坐，也即“静参”“静课”，在晚明时则是儒、释、道三教普遍采用的一种修养方式，就祁彪佳一生的静坐实践而言，也正好就是一个儒、释、道杂糅的过程。 在总结祁彪佳等越中士人的静坐之前，有必要介绍一下证人社的另一主事者刘宗周的静坐之法。《人谱》之续编有一篇《讼过法》，包括了一整套静坐改过的操作方法： 一炷香，一盂水，置之净几，布一蒲团座子于下，方会平旦以后，一躬就坐，交趺齐手，屏息正容。正俨威间，鉴临有赫，呈我宿疚，炳如也。乃进而敕之曰：尔固俨然人耳，一朝跌足，乃兽乃禽，种种堕落，嗟何及矣。应曰：唯唯。复出十目十手，共指共视，皆作如是言。应曰：唯唯。于是方寸兀兀，痛汗微星，赤光发颊，若身亲三木者。已乃跃然而奋，曰：是予之罪也夫。则又敕之曰：莫得姑且供认。又应曰：否否。顷之，一线清明之气徐徐来，若向太虚然，此心便与太虚同体。乃知从前都是妄缘，妄则非真。一真自若，湛湛澄澄，迎之无来，随之无去，却是本来真面目也。此时正好与之葆任，忽有一尘起，辄吹落。又葆任一回，忽有一尘起，辄吹落。如此数番，勿忘勿助，勿问效验如何。一霍间，整身而起，闭阖终日。[45] 在静坐的状态之中讼过，也即进行自我反省，分辨人与禽兽、真与妄。在“俨威”的状态中自问自答、自我忏悔，“清明之气徐来”则“葆任”“本来面目”，若有“尘”起则一一“吹落”。此《讼过法》原名《静坐法》，刘宗周在文后有注：“或咎予此说近禅者，予已废之矣。既而思之曰：此静坐法也。静坐非学乎？程子每见人静坐，即叹其善学。后人又曰：不是教人坐禅入定，盖借以补小学一段求放心工夫。旨哉言乎！然则静坐岂一无事事。近高忠宪有静坐说二通，其一是撒手悬崖伎俩，其一是小心着地伎俩，而公终以后说为正。”刘宗周担心静坐之法容易走偏而流于禅学，然宋明理学家大多重视静坐，比如刘宗周的友人高攀龙就专门写了两篇《静坐说》，在刘宗周看来其一几近禅学，教人“撒手悬崖”；另一则是教人“小心着地”，也就是“求放心”，则为儒门正学。关于刘宗周的《讼过法》，牟宗三先生说：“此大类天台家之行法华忏仪。如此讼过亦是内圣之学之道德实践所应有者。……禅自是禅，儒自是儒。行法华忏仪者，旨在彻悟实相般若，行此讼过法则旨在使自律道德为具体地呈现者。”[46]应该说晚明士人所尝试的各类静坐法都与佛、道的影响有关，然不能因为与佛、道就摒弃不用，关键还在于具体的方法与目的，刘宗周是为了使得人的本来面目呈现出来，从而更好地改过立德，故其静坐之法成了纯真的儒家学说。 再说祁彪佳，因为有着保存完整的十多年日记，故而得以考察他本人以及越中士人静坐的具体情形。在其静坐的第一阶段，已深受佛、道影响，曾尝试“分豆数念”，还对颜茂猷所说的“守心十二法”等道家的修养方法极有兴趣，然并未深入探索，则因为关心“庙廊”之富贵而未能坚持静坐。 等到了第二阶段，祁彪佳积极参与证人社的讲会，然与刘宗周的交往并不多，经常参与的是陶奭龄主持的证人社在白马山房的分会，还与白马诸友一道，断续地举行的“七日静参之会”，这当是“白马山会”的活动之一。还有祁彪佳所倡导的“放生社”，参与者大多也是白马诸友，故而也可以理解为分会活动之一，而静坐、放生乃至赈灾等越中士人的活动，其背后其实还有着“迁善改过”这一共同主题。“七日静参之会”虽以静坐的实践为主，但作为讲会之分会，故而还包括了另外两个内容：其一，相当于“省过会”，请会友们“互纠过失”，就这一点而言则与刘宗周的《讼过法》有小部分的相似，只是刘宗周强调的是静坐之中的“自讼”而非静坐之后的“互纠”；其二，聚会时经常讨论如何修心，如何做工夫，也即与“静参”相关理论与实践的具体问题，其中涉及较多的还是阳明心学的思想内容。祁彪佳除了参与“七日静参之会”，还有自己在寓山园与云门寺的“七日静参”，参与者有其兄祁骏佳以及几位僧人，而白马诸友当中与祁彪佳亦师亦友关系的王朝式则在开始阶段也曾来指引。故而祁彪佳的静坐，也有两种类型，王朝式在的时候接近于证人社的“七日静参之会”，往往会有“省过”活动；而与僧人一道的静坐，则更近于寺庙之中的静坐，甚至还有礼忏与观想。 值得注意的是，在晚明三教合一，特别是阳明学与儒佛会通思潮的双重影响之下，祁彪佳在从事静坐之时，与证人社的白马诸友，或是各位知交的僧人，经常讨论的都是阳明学的问题。故其静坐的形式以佛家为主，而其希望修养的目标则是保持内心的宁静，思考的问题也往往以儒家为主。所以说，祁彪佳的静坐，与刘宗周《人谱》纯儒式的静坐则是不同的。总之，无论静坐的理论或实践，内容或形式，究竟是儒是佛？祁彪佳并不想加以区别，白马诸友也一样，甚至那些禅师也如上文提及的觉浪道盛一般，未必重视其中的区别。 注释 [1]本文所涉及的越中（即晚明的绍兴府，今之绍兴以及部分宁波的县市）士人介绍其生卒、字号以及具体的籍贯，其他人物则仅注明其生卒、字号。 [2]学界关于静坐的研究主要有：中岛隆藏著、陈玮芬等译《静坐：实践与历史》，台湾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杨儒宾、马渊昌也、艾皓德编《东亚的静坐传统》，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2年。后者还收录了史甄陶所著的《东亚儒家静坐研究之概况》一文。 [3]祁彪佳从明崇祯四年（1631）到清顺治二年（1645）殉节而死，除了巡按苏吴时的日记因故缺失之外，几乎每一天都有完整的日记，具有“日录”或“省过簿”的作用。参见《祁彪佳日记》之《前言》，祁彪佳：《祁彪佳日记》，张天杰点校，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年。 [4]董瑒：《姚江书院志略》卷下《沈聘君傅》，《邵廷采全集》，陈雪军、张如安点校，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871-872页。 [5]第三会时，祁彪佳曾就生死与义利有过发问。《刘宗周全集》第二册《证人社语录》，吴光主编，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550-584页。 [6]祁彪佳：《祁彪佳日记》卷七《山居拙录》，第258页。 [7]祁彪佳：《祁彪佳日记》卷七《山居拙录》，第266页。 [8]刘宗周等：《刘宗周全集》第二册《会录》，第507页 [9]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六二《蕺山学案》，沈芝盈点校，中华书局，2008年，第1514页。 [10]祁彪佳：《祁彪佳日记》卷五《归南快录》，第189页。 [11]祁彪佳日记的记载，他读过觉浪道盛的语录，觉浪还在清军南下之际“有志用世”而有书信与祁彪佳。祁彪佳：《祁彪佳日记》卷十《感慕录》，第475页；《祁彪佳日记》卷十五《乙酉日历》，第829页。 [12]觉浪道盛：《天界觉浪道盛禅师全录》卷二二《书义全提序》，《明版·嘉兴大藏经》第三十四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7年，第721页。 [13]觉浪道盛：《天界觉浪道盛禅师全录》卷十七《五台纪略》，《明版·嘉兴大藏经》第三十四册，第779页。 [14]荒木见悟认为觉浪道盛将自己的使命感定位于阳明学派的路线之上，故而多与阳明学派的宰官居士交往。参见荒木见悟：《明末清初的思想与佛教》，廖肇亨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78-179页。 [15]祁彪佳：《祁彪佳日记》卷七《山居拙录》，第273页。 [16]祁彪佳：《祁彪佳日记》卷六《林居适笔》，第212页。 [17]祁彪佳：《祁彪佳日记》卷七《山居拙录》，第281页。 [18]证人社成员作为公众知识分子，担当社会事务，参见吴震《“证人社”与明季江南士绅的思想动向》，《明末清初劝善运动思想研究》，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9年，第247-340页。 [19]祁彪佳的父亲祁承㸁便与湛然圆澄（1561—1626）密云圆悟（1566—1642）多有交往，而其兄祁骏佳则与僧人往来更是频繁，且常在化鹿山中静参，并著有《禅悦内外合集》。与祁彪佳往来较多的僧人除了觉浪道盛，还有园澄的弟子麦浪怀明（1586—1630）、尔密明澓（1590—1641）、石雨明方（1593—1648）、三宜明盂（1599—1665），以及麦浪的弟子无迹（生卒不详）以及六如、荆门、闇然等云门寺僧人。麦浪、尔密二禅师去世之后，祁彪佳为之作塔铭，载《祁彪佳集》卷四，中华书局，1960年，第61、64页。 [20]祁彪佳：《祁彪佳日记》卷六《林居适笔》，第198、203、212、220、224、227、231、235页。 [21]祁彪佳：《祁彪佳日记》卷五《归南快录》，第188页。 [22]祁彪佳：《祁彪佳日记》卷六《林居适笔》，第235页。 [23]祁彪佳：《祁彪佳日记》卷五《归南快录》，第180页。 [24]祁彪佳：《祁彪佳日记》卷六《林居适笔》，第228页。 [25]祁彪佳：《祁彪佳日记》卷七《山居拙录》，第254-255、264页。 [26]祁彪佳：《祁彪佳日记》卷六《林居适笔》，第213页。 [27]祁彪佳：《祁彪佳日记》卷五《归南快录》，第188页。 [28]祁彪佳：《祁彪佳日记》卷五《归南快录》，第188页。 [29]祁彪佳：《祁彪佳日记》卷六《林居适笔》，第203页。 [30]祁彪佳：《祁彪佳日记》卷七《山居拙录》，第256页。 [31]祁彪佳：《祁彪佳日记》卷六《林居适笔》，第203页。 [32]祁彪佳：《祁彪佳日记》卷十一《小捄录》，第565页。 [33]祁彪佳：《祁彪佳日记》卷一《涉北程言》，第17-18、27、30页。 [34]关于颜茂猷的以儒家为本位的三教融合思想，参见吴震：《颜茂猷思想研究》，东方出版社，2015年版，第49-87页。 [35]祁彪佳：《祁彪佳日记》卷二《栖北冗言上》，第35页。 [36]祁彪佳：《祁彪佳日记》卷一《涉北程言》，第26页。 [37]祁彪佳：《祁彪佳日记》卷五《归南快录》，第183、184页。 [38]祁彪佳：《祁彪佳日记》卷六《林居适笔》，第213、214页。 [39]祁彪佳：《祁彪佳日记》卷六《林居适笔》，第216页。 [40]祁彪佳：《祁彪佳日记》卷七《山居拙录》，第297页。 [41]祁彪佳：《祁彪佳日记》卷七《山居拙录》，第259-261页。 [42]祁彪佳：《祁彪佳日记》七《山居拙录》，第262页。 [43]王思任等：《祁忠敏公年谱》，载《祁彪佳日记》附录，第914页。 [44]祁彪佳：《祁彪佳日记》卷七《山居拙录》，第301-303页。 [45]刘宗周：《刘宗周全集》第二册《人谱续篇二·讼过格》，第15-17页。 [46]牟宗三：《从陆象山到刘蕺山》第六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72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