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崇阳抑阴”，还是“崇阴抑阳”? ——《周易》中的阴阳观新论 作者：张文智 来源：《哲学研究》2020年第12期 作者简介  张文智，1967年4月生，山东聊城人，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易学研究特别是象数易学研究及英文翻译工作。 摘要:《庄子·天下》曰“易以道阴阳”。能否正确理解“阴”“阳”之间的关系，直接影响是否把握了《周易》经传之本义。历代学者多用“阴阳对待”“阴阳交错”“阴阳流转”“阴阳合和”等来表述阴阳之间的关系，但如果不明白《周易》本身是“崇阳抑阴”还是“崇阴抑阳”，就不可能对上述关系有一个贴切的认识。先儒多认为《周易》是“崇阳抑阴”的，但通过综合分析《周易》经传所蕴含的本体生成论可知，从“先天”的角度来看，《周易》确实是“崇阳抑阴”的;而从“后天”的角度来看，则是“崇阴抑阳”的。今本《周易》卦序为后天卦序，故与其说《周易》“崇阳抑阴”，毋宁说其为“崇阴抑阳”。由于没有厘清太极与两仪以及阴与阳之间的内在关联，故已有的阴阳说仍有未妥之处。 关键词:《周易》；崇阳抑阴；崇阴抑阳；先天；后天 《周易》由古经及《易传》两个部分组成。《庄子·天下》曰“易以道阴阳”，《周易·系辞传》曰“一阴一阳之谓道”，可见“阴阳”及“阴”与“阳”之间的关系是《周易》哲学的根底所在。《周易》古经没有明确谈到“阴”“阳”或“阴阳”，而《易传》却大谈“阴阳”及由“阴阳”衍生出的“刚柔”观念，用以揭示《周易》古经所蕴含的天人之道。近几十年来，随着与《周易》相关的出土文献的面世，“数字卦”也成为易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通过对“数字卦”的综合研究，有学者指出:“今本《周易》的阴阳爻画其实是由数字一(七)、八演变而来的，……根据大衍之数(五十数)的揲蓍法，最终得出六、一(七)、八、九这四个数字，其中一(七)、八两数出现的频率很高，作为静爻、体爻、常爻被安排为《周易》经文的爻画，而九、六作为动爻、用爻、变爻被安排为爻题。”(丁四新，第49页)尽管如此，在《周易》成书时一(七)、九等奇数为阳，六、八等偶数为阴的观念已经形成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此，关于“数字卦”研究的这一结论并不影响我们在此讨论《周易》中的阴阳观。特别是前人的研究已经表明，“阴阳两个概念早就在殷商和西周时广泛流行”，“阴阳二字作为矛盾对立的概念连在一起使用，起码应当上推至周初”(赵士孝，第73页)，“长安西仁村西周时期陶拍上的数字卦是西周存在《周易》经文的证明”(李学勤，第3页)。 自《易传》成书之后，阴阳已成为《周易》最基本的符号。自汉代至明清，历代易学家对《易》之阴阳说多有发挥，主要包括孟喜、京房、虞翻易学中的阴阳消息说，周敦颐的“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说，程颐的“离了阴阳更无道，所以阴阳者是道”(《二程遗书》，第208页)和“物极必反”(见梁韦弦，第111页)说，朱熹的“道是太极”(见郭君铭，第105页)以及阴阳交错、阴阳对待与流行等观念，张载的“一物两体”说和“太和”说，以及王夫之提出的“太极者，无有不极”(王夫之，2004年，第305页)、“独阴不成，孤阳不生”(王夫之，2000年，第100页)等说法。以上学者对《周易》之阴阳说皆有独到见解，而通过整合《周易》经传之相关内容，笔者发现，他们的说法仍有许多未尽之处，故有必要对《周易》中的阴阳观作更为全面、深入的挖掘。 一、《周易》古经中的“阴阳并重” 要想明了《周易》中的阴阳观，我们首先要了解《周易》本身是“崇阳抑阴”还是“崇阴抑阳”的。 《周易》“崇阳抑阴”的特点十分明显，这首先表现在《周易》六十四卦以纯阳爻组成的乾卦为首卦，而以纯阴爻组成的坤卦为第二卦。《周易》之“崇阳抑阴”还表现在泰(䷊)否(䷋)两卦及《彖传》对这两卦的解读中。泰卦的卦辞为:“小往大来，吉亨。”显然，《周易》古经的作者已经把“大”系于内卦之乾(☰)，把“小”系于外卦之坤(☷)，这就是所谓的“观象系辞”。《彖传》将该卦辞解读为:“……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而将否卦卦辞“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解读为:“……内阴而外阳，内柔而外刚，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可见，《彖传》已将“君子”“君子道”等褒义词与阳爻相配合，而将“小人”“小人道”等贬义词与阴爻相配应，“崇阳抑阴”之意跃然纸上。 《周易》这一“崇阳抑阴”的特点还体现在卦名上，主要表现在剥(䷖)、复(䷗)、夬(䷪)、姤(䷫)等卦之取名。复卦之所以取名为复，乃是因为该卦有“一阳来复”之象，而作为一阴初见之姤卦没有被命名为“复”，显然这两个卦之取名有“崇阳抑阴”之意。而群阴剥阳(䷖)之卦被命名为剥，群阳决阴(䷪)之卦被命名为夬，亦有此意，特别是《杂卦传》所说“夬，决也，刚决柔也，君子道长，小人道忧也”，更能够证明这一点。 《周易》之“崇阳抑阴”亦表现在大过(䷛)、小过(䷽)、颐(䷼)、中孚(䷼)等卦象及其取名等方面。众所周知，《周易》有尚“中”之思想，《易传》中仅对“中”的称谓就有“正中”“中正”“得中”“时中”等二十九种提法，而这些与“中”相关的卦爻都是吉卦、吉爻。(参见刘大钧，第29－31页)“过”与“不及”皆不能称“中”，故《周易》中的“大过”“小过”之称名是因为二卦未得中。之所以未得中，乃是因为“大过”卦为初、上二阴爻包着中间的四个阳爻，“小过”卦为外面的四个阴爻包着中间的两个阳爻，皆为“阴包阳”即“地包天”之象，故其象为“过”。而与它们相对的颐与中孚两卦则为“阳包阴”之象，故颐有“养正”(《杂卦传》)之义，中孚有“信”(同上)而“化邦”(《中孚·彖》)即“化成天下”之意。特别是中孚所寓之“诚中”“诚信”之意与孟子所说的“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及《中庸》所说的“唯天下至诚为能化”有相通之处。故这几个卦之卦象与取名亦说明《周易》有“崇阳抑阴”之取向。 此“崇阳抑阴”之取向还体现在阴阳爻之间的“承”“乘”关系之中。“承”指在一个卦体中，如果阳爻在上，阴爻在下，则此阴爻被称为“承”上面的阳爻。如蛊卦(䷑)六五爻的爻辞为“干父之蛊，用誉”，其《象》曰:“‘干父’‘用誉’，承以德也”。意思是说，六五爻之所以有荣誉，乃是因为其上承上九阳刚之德。节卦(䷻)六四爻辞为“安节，亨”，其《象》曰:“‘安节’之‘亨’，承上道也。”意思是说，此爻之所以亨通，是因为此阴爻上承九五阳爻之故。“乘”是指如果阴爻在阳爻上面，这种情形称为“阴乘阳”或“柔乘刚”。如屯卦(䷂)六二爻的爻辞为“屯如邅如，乘马班如……”，其《象》曰“六二之难，乘刚也……”，意谓六二阴爻之所以有如此屯难之象，乃是因其乘于初九阳爻之上之故。豫卦(䷏)六五爻的爻辞为“贞疾，恒不死”，其《象》曰:“‘六五贞疾’，乘刚也。”意谓六五阴爻之所以有疾病，乃因其“乘”于九四阳爻之上之故。由此可知，在大多数情形下，“阴”承“阳”则吉，而“阴”乘“阳”则凶，由此亦可见《周易》经传“崇阳抑阴”之意。 除了“崇阳抑阴”之取向之外，《周易》亦有明显的“崇阴抑阳”之取向。如前所述之泰卦(䷊)，纯阴之坤(☷)被置于纯阳之乾(☰)上面，而被系以“小往大来，吉亨”之顺吉之辞;而与之相反的否卦(䷋)卦辞为“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之不吉之辞;益卦(䷩)上卦为巽(☴)、为长女、为阴，下卦为震(☳)、为长男、为阳，该卦卦辞为“利有攸往，利涉大川”，并寓有“损上益下，民悦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益·彖》)之嘉美之意;咸卦(䷞)上卦为兑(☱)、为少女、为阴，下卦为艮(☶)、为少男、为阳，却被系以“亨，利贞，取女吉”之顺吉之辞，而其“吉”之原因则在于“柔上而刚下”“男下女”(《咸·彖》)即“阳来就阴”。其他如小畜(䷩)、随(䷐)等上为阴卦、下为阳卦之辞，皆为顺吉之辞。这就充分说明，《周易》古经的作者在“观象系辞”之时即有“崇阴抑阳”之意，而《易传》作者在此基础了又作出了进一步的发挥。 《周易》经传“崇阴抑阳”之意最典型地体现在谦卦(䷎)之中。谦卦上卦为坤(☷)为阴卦，下卦为艮(☶)为阳卦，故整个卦有“阳来就阴”之象。除了谦卦之外，《周易》其他六十三个卦每个卦的卦爻之辞皆有吉有凶，只有谦卦的卦爻之辞皆为顺吉之辞。对此，《谦·彖》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故《周易》经传“崇阴抑阳”之意亦十分明显。 综上可知，《周易》既寓有“崇阳抑阴”之意，又有“崇阴抑阳”之取向，因此可以说是“阴阳并重”，只是在有些情形下“崇阳抑阴”，而在另外一些情形下则“重阴抑阳”。而要弄清楚《周易》二者兼取之本旨，就要了解《周易》经传所蕴含的本体生成论思想。 二、今本《周易》卦序中的“阴阳流转”与“阴阳交错” 要想深入了解《周易》中的阴阳观，就要挖掘《周易》经传中所蕴含的宇宙生成论思想。 《周易》所蕴含的宇宙生成论思想主要体现在今本六十四卦卦序之中。此卦序与先天八卦图(见图1)及后天八卦图(见图2)有紧密的联系。参照这两幅图将有利于我们对此进行理解。  “先天”“后天”两个概念虽然早就出现在《乾·文言》之中，而真正对先天、后天进行阐发则源于邵雍。我们在此所说的“先天八卦图”及“后天八卦图”即是根据邵雍对先天、后天的解说而来的。邵雍有言:“先天之学，心也;后天之学，迹也。”(见郭彧、于天宝点校，第1407页)意即“先天”为体，“后天”为用。 不难看出，先天八卦卦序体现的是阴阳二气分行及其循环往复之有序性，用朱熹的话说就是阴阳之间的对待与流行，可用两仪图”来表示;而后天八卦卦序体现的则是后天世界阴阳五行之间交错变化之复杂性。显然，在先天八卦图中，乾坤相对、震巽相对、坎离相对、艮兑相对，显现出阴阳之间的相互对待性。先天八卦之阴阳流转即循环往复性则表现在:从震(☳)之一阳，到兑(☱)之二阳(离［☲］亦为二阳之卦)，再至乾(☰)之三阳，为阳息阴消之过程;从巽(☴)之一阴，到艮(☶)之二阴(坎［☵］亦为二阴之卦)，再至坤(☷)之三阴，为阴息阳消之过程;而离(☲)有日出东方之象，坎(☵)为月首现于西方之象，从而体现日月经天及阴阳消息之循环往复性。在后天八卦图中，乾(☰)、坎(☵)、艮(☶)、震(☳)等四个阳性卦被安排于左下方，而巽(☴)、离(☲)、坤(☷)、兑(☱)等四个阴性卦则被置于右上方。阳气上升，阴气下降，故整个后天八卦图有阴阳交合、交错之象。 这种阴阳之间的循环往复性(即先天性)与交错性(即后天性)在今本六十四卦卦序(又称文王六十四卦卦序)之中皆有所体现。如屯卦(䷂，3)与蒙卦(䷃，4)为一对相偶之卦，前者下卦为震(☳)为雷，有奋迅上升之势，上卦为坎(☵)为云，有云气上蒸之象，整个卦则有气上行之象;后者上卦为艮(☶)为止，下卦为坎(☵)为水而下行，整个卦之气有上止而下行之象。两个卦合起来的气行之象正好可以用两仪图(☯)来象征，蕴含着二气分行及循环往复性。其余的每两个相偶之卦所形成的气行之象皆可用两仪图(☯)来表示。这种循环往复性即寓有“物极必反”之意，主要体现于“否泰反其类”(《杂卦传》)或“否极泰来”“盛极必衰”等说之中。 今本六十四卦卦序与先后天八卦图有紧密联系，而其交错之情，亦可按此两图索而得之。上经以乾(䷀，1)、坤(䷁，2)为首，而坎(䷜，29)、离(䷝，30)纬之。上经的泰(䷊，11)、否(䷋，12)为先天八卦图中的乾(☰)坤(☷)之交，需(䷄，5)、讼(䷅，6)、师(䷆，7)、比(䷇，8)、同人(䷌，13)、大有(䷍，14)等为乾(☰)坤(☷)与坎(☵)离(☲)之相错，其余的卦则多为乾坤与六子之相错。由乾象征之天道包括由坤象征之地道，故上经以象征天道为主;下经的咸(䷞，31)、损(䷨，41)为艮(☶)兑(☱)之交，恒(䷟，32)、益(䷩，42)为震(☳)巽(☴)之交，既济(䷾，63)、未济(䷿，64)为坎(☵)离(☲)之交，其余的卦则多为六子卦(乾坤为父母卦)之间之相错。咸卦为人事之始，故下经以象征人道与人事为主。不难看出，乾(䷀，☰)、坤(䷁，☷)、坎(䷜，☵)、离(䷝，☲)为上经主卦，震(☳，䷲)、巽(☴，䷸)、艮(☶，䷳)、兑(☱，䷹)为下经主卦，而先天八卦图以乾(☰)坤(☷)为主、坎(☵)离(☲)为辅;后天八卦图以坎(☵)离(☲)为主，以震(☳)兑(☱)为日月之门，故上经始于乾(䷀)坤(䷁)、终于坎(䷜)离(☲)即寓有由先天转向后天之意。上经的坎卦(䷜，29)之二、三、四爻可互出震卦(☳)，三、四、五爻可以互出艮卦(☶);离卦(䷝，30)之二、三、四爻可以互出巽卦(☴)，三、四、五爻可以互出兑卦(☱)。而这两个卦互出之卦为下经主卦。故上经终以坎(䷜)、离(䷝)，下经始于咸(䷞)、恒(䷟，32)，亦寓有由后天转向人道、人事之意。 上经乾(䷀)坤(䷁)、坎(䷜)离(䷝)之安排，体现了阴阳之对待，与先天八卦图中的四个正位之卦相对应，故寓有阴阳对待之先天性;下经则以艮(☶)、兑(☱)、震(☳)、巽(☴)错综成用，而此四卦处于先天八卦图之四寓之位，又从坎(䷜)离(䷝)互出，故多体现阴阳交错之后天性。今本六十四卦“虽为一大环，其间或两卦，或四卦，或八卦，复为一小环”(列圣，2005年，《图象·文王六十四卦疏述》第一部，第129页)，每一卦本身又自成循环，且可以通过阴阳变易转化为其他六十三卦。故今本六十四卦又是一个内在相互关联的体系。自屯(䷂，3)、蒙(䷃，4)两卦开始就已经开启交错之情，故《屯·彖》有“刚柔始交而难生”之说。“自屯蒙以后，气行益杂，生化益繁，则交错之情，亦随之益频”“愈交愈频，愈错愈众，于是生化愈广，名类愈多，而气周流其间，永无宁息”。(列圣，2005年，《图象·文王六十四卦疏述》第一部，第137－138页)故这里所说的循环或阴阳流转亦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从乾卦(䷀，1)到未济卦(䷿，64)的螺旋式推进。 据《系辞传》所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上述循环性所寓示之两仪(☯)之关系，又可以上推至先天太极，可用“○”来表示。综上可知，今本六十四卦卦序蕴含着从先天到后天、从简单到复杂、愈变愈频、内在相互关联的宇宙生成规律，是一个气数推演模型，是“道”的一步步展开与显现，而其生生之源则是先天太极(○)。也就是说，先天太极及下文要谈及的“乾元”之气作为宇宙的原动力一直贯穿于从乾(䷀，1)到未济(䷿，64)这一螺旋式推进的整个过程之中。 这就是今本六十四卦卦序所蕴含的宇宙生成论。显然，此宇宙生成论寓有“先天生后天，后天之中有先天”即“体能生用，用中有体”之意。前人多据先天八卦图来理解“阴阳流转”与“阴阳交错”，本文则从今本六十四卦卦序梳理出这些特点，并体现这些特点与“先天”“后天”之关系。《周易》中的宇宙生成论还寓于卦辞、卦象体系之中，我们将把此部分内容穿插于下文要谈的心性本体论之中。 三、阴阳两仪与先天太极 除了上面所说的宇宙生成论，《周易》经传还寓有一种心性本体论，这将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入地了解《周易》中的阴阳观。 虽然文王六十四卦以乾坤为首，而《乾·彖》则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御天”，《坤·彖》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故乾之上还存在着“统天”“御天”之“乾元”;坤之上还存在着“万物资生”之“坤元”。《乾·文言》又说“‘乾元’用九，乃见天则”，说明“乾元”与乾卦“用九”之辞相对应;相应地，“坤元”与坤卦“用六”之辞相对应。也就是说，“乾元”作为道体是不可见的，而其用可见，全易192个称“九”之阳爻皆为“乾元”之显现与发用。相应地，“坤元”作为形而上之体亦不可见，而其用可见，全易192个称“六”之阴爻皆为“坤元”之显现与发用。 乾坤“二元即两仪(☯)也，二用即两仪之德”(列圣，2005年，《坤卦》第二部，第101页)。显然，这里的阳仪对应“乾元”，阴仪对应“坤元”。“乾元”与“坤元”之间的关系则表现为:“一为阳主施，一为阴主受;一为气(之)始，一为形(之)先”。(同上，第34页)乾元主始，体现于《乾·彖》“大哉‘乾元’，万物资始”所云之意;坤元主终，体现于《坤·象》“用六‘永贞’，以大终也”所云之意。 “乾元”虽然在两仪生成之后与阴仪互环互抱而共主生成，但“乾元”与“坤元”之间的地位仍有所不同。“(太极)动则阴生，静则阳复”(列圣，2005年，《图象·太极图讲义》第一部，第276页)，而“太极之初，元气浑沦，独为阳也。而两仪既分，(乾元)仍为阳精”(列圣，2005年，《乾卦》第一部，第44页)。故“太极生两仪”之后，只有阳仪能够独接先天太极(〇)，而阴仪则无此性能，因为与阳仪相对应的“‘乾元’用九”之辞为“见群龙，无首吉”，意即所有人皆已成为君子或善人，故不需要首领来领导他们，此即儒家天下大同之境，亦即佛家“净土”、道家“先天”之境。显然，此即先天太极(〇)之境。又由于“‘坤元’亦‘乾元’所出”(列圣，2005年，《乾卦》第一部，第33页)，故太极(〇)生两仪(☯)之后，先天纯阳之气仍存在于阳仪之中，而阴仪则为太极(〇)发动之后之附属物，而后阳仪与阴仪互环互抱而产生万事万物。因此，在两仪生成之后，“乾元”即可代表先天太极(〇)，故“乾元”亦贯穿于整个六十四卦之中。 由于道“在天为神，在人为性”(列圣，1993年，第171页)，“性”为生生之本，可用“〇”来表示。“情生于性”(同上，第39页)，犹如“‘坤元’亦‘乾元’所出”(列圣，2005年，《乾卦》第一部，第33页)，故在心如如不动之时，性体(〇)自显;心一动即意味着性生情，而性情皆居于心。此动中之“性”可用两仪图(☯)中的阳仪来象征之，其所生之“情”可用阴仪来表示。而心动之时之性、情可上推至先天太极(〇)所表示之纯性。心动之时，性容易被怒、恨、怨、恼、烦等不正之情所支配，故必须以性为主导、情为辅从，即如“乾元”主施、“坤元”主受，“乾元”为主、“坤元”为从，“乾元”主始、“坤元”主终，才能够“赞天地之化育”(《中庸》)。 《大学》所说的“至善”之境即此先天太极(〇)之境，可通过“定、静、安、虑、得”等次第工夫证得，由此亦可体悟“(太极)动则阴生，静则阳复”(列圣，2005年，《图象·太极图讲义》第一部，第276页)之意。因此，由周敦颐提出、由朱熹等坚持的“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的说法不符合《周易》中的宇宙生成论之本旨，并在后世引起了诸多混乱与争议。两仪中的阳仪与后天世界中的“善”相对应，阴仪则与“恶”相对应。由于只有阳仪“独接先天”太极(〇)，故在后天世界只有积德行善才能上达先天至善之境。故《周易》哲学可以为孟子的“性善论”提供本体生成论依据。孟子之后出现的“善恶混”说所说的“善”只是后天世界中有善恶对待之善，而非此先天“至善”之“善”。(见张文智，2018年)由此亦可知，程颐所主张的“离了阴阳便无道，所以阴阳者是道”、朱熹所提出的“道是太极”，以及张载的“一物两体”说、王夫之所强调的“乾坤并建”“独阴不成，孤阳不生”说，看起来似乎有其道理，但他们皆未阐明太极与阳仪之内在关联，以及阳仪与阴仪之间的施受、始终之关系。 四、“阴阳合和”与“感而遂通” 《系辞传》曰“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意即卦爻辞乃圣人通过观象而来，卦爻辞的背后皆有卦象为其依据。今本《周易》首于乾坤，其他六十二卦乃由乾坤交合而生出，故乾坤两卦乃整个六十四卦生成之缩影。故通过分析乾坤两卦象、辞之义亦可了解整部《周易》中的象、辞关系及其寓意之大概。 乾卦卦辞为“元亨利贞”，为天象之全、天象之圆，象征天道之展开。从时间的角度来看，这四个字分别对应春夏秋冬;从空间上看，此四字分别对应东南西北，而又无远弗届。乾主气，故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坤主形，受时空等条件之限制，故坤卦卦辞虽亦有“元亨利贞”四德，但必须做到如“牝马之贞”才会有“利”，去西南方向才会得到朋友帮助，而去东北方则会遭遇“丧朋”之事。乾坤既奠之后，则乾主元亨，坤主利贞。“贞”乃坤道之本德。“贞，正也”(《师·彖》)，“止于一”为“正”(“正”字下为“止”，上为“一”)。除了尚中思想之外，《周易》亦十分重视艮止之意，主要体现在:六十四卦中每一卦的上爻爻辞，特别是以震卦(☳)为上卦之卦如恒(䷟)、大壮(䷡)等卦之上爻之辞，多为凶危之辞，而以艮卦(☶)为上卦之卦如大畜(䷙)、剥(䷖)等卦的上爻之辞皆为顺吉之辞。显然，《周易》强调止而后行，而反对躁动，这与前文所说“(太极)动则阴生，静则阳复”的寓意是一致的，与《大学》强调“知止”的内在精神亦无二致，亦即通过止而复阳，以体会“寂然不动”(《系辞传》)之道体;阳气充足之后再动，以体现“感而遂通”(同上)、“进德修业”(《乾·文言》)之功用。 “止于一”即是止于先天太极(〇)之境，即“贞固足以干事”(《乾·文言》)之意。由于人离地近而距天远，且《易》为人道立，故讲坤道即是在讲人道。天道之展开为“元亨利贞”，而坤道即人道则必须通过返修即由“贞利”才能上返“亨元”。上经主要展现天道，故上经之卦爻辞多有“元亨”之辞;下经主要彰显人道，故下经之卦爻辞多“贞”“利”之辞。天道变而不失其常，而人道在后天的变易中经常偏离常道，故人必须通过自修即“贞利”、知止才能常葆“元亨”。这就是“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之寓意，而非如张载所理解的“‘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此谓六爻。言天道变化趋时者，六爻各随时自正其性命”(《张载集》，第70页)，亦非如朱熹所理解的“乾道变化，无所不利，而万物各得其性命以自全”(朱熹，第33页)，二者皆未阐明，人必须通过圣人的教化而明道，通过明道而明白人必须通过“贞利”之自修才能上达天道之“元亨”，否则人就会与禽兽为伍，如此就不可能正定其性命。这里的“保合太和”乃以人道之“中和”上合天道之“中和”之意。“喜怒哀乐之未发”之“中”的境界可用先天太极(〇)来象征之，而“发而皆中节”之“和”可用两仪图(☯)来表示之。“太极之气，正在之中，……苟不克见此极，徒逐于之象而求其变化，是将陷于徇情逐物之弊，而不能自正性命也。故习易者必时时求见其太极焉”(列圣，2005年，《全易大旨及习易要例》第一部，第83页)。做到这一点，就可以避免程颐所说的“物极必反”及人们常说的“盛极必衰”。由此可知，张载以及后来的王夫之等对“太和”的理解并不符合《周易》“保合太和”说之本意。 乾卦(䷀)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纯阳之卦，但处于阴位的二、四、上爻背后却隐含着与坤相对应的阴爻，乾卦九二爻辞“见龙在田”之“田”及九四爻辞“或跃在渊”之“渊”皆有坤阴之象即可证明这一点。这就寓有“阳中有阴”之意。坤卦(䷁)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纯阴之卦，而其初、三、五爻背后却隐含着阳爻，坤卦初六爻辞“履霜坚冰”之“坚冰”及六三爻辞“含章可贞”之“章”皆有乾阳之象即可证明这一点。这就寓有“阴中有阳”之意。如果我们把乾卦与两仪图(☯)中的阳仪相配合，阳仪中的黑点即对应“阳中之阴”;如果我们把坤卦与阴仪相配合，阴仪中的白点即对应“阴中之阳”。 瑞士心理学家荣格(C.G.Jung)发现，在每一位男性的无意识里，皆存在一个女性人格(anima);而在每一位女性的无意识里，皆存在一个男性人格(animus)。(cf.Jung，pp.210－213)这一发现正好与《周易》“阳中有阴”“阴中有阳”的说法一致。 如果我们把男性与阳仪相配应，anima即与阳仪中的黑点相对应，与阳仪相对待的阴仪可以说是此黑点的现实化、具体化。当此女性人格(anima)之原型意象(archetypal image)被投射到现实中的某一具体人物身上时，就会对此男性产生强大的吸引力并激起其无穷的创造力。同样，如果我们把女性与阴仪相对应，animus即与阴仪中的白点相对应，与阴仪相对待的阳仪可以说是此白点的现实化、具体化。当此男性人格(animus)之原型意象被投射到现实中的某一具体人物身上时，就会对此女性产生强大的吸引力并显现其无穷的包容性。这就是异性之间相互吸引的内在机制。 但当此两仪图中的黑点或白点具体化、有形化即变成阴仪或阳仪之后，总是会受时空之条件限制而与其先前的理想之态或原型意象有出入，这又会使阴阳二气产生分离之势。如柔顺守贞乃坤阴之本德，故《周易》卦爻辞中的“贞吉”“利贞”乃当然之理，而一旦具体化之后就有可能违反此本德。因为坤阴成形之后就会形成巨大的势能，故曰“地势坤”(《坤·象》)，《坤·文言》亦曰“坤至柔而动也刚”。如果此“势”不顺承天即阴不顺阳，就会有损于天道，坤卦上六爻辞“龙战于野，其血玄黄”寓示的“阴疑于阳必战”(《坤·文言》)，即是此意。又如乾卦及阳爻的本德为刚健，但在后天世界的具体情势中，“过刚则折”。如乾卦九三爻辞为“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九三为阳爻，又居于阳位，有过刚之嫌，故爻辞乃有如此之告诫，否则就会有咎;而上九由于阳气之积累已过九五之中，故曰“亢龙有悔”，亦有“过刚则折”之意。又如大过卦(䷛)九三爻亦因其为阳爻，又在阳位，过刚则折，故有“栋桡”之“凶”。也就是说，《周易》讲求阴阳平衡、协调，如上文所提到的泰卦(䷊)为三阴三阳之卦且上下交感，最符合“一阴一阳”之道，故其卦辞为“小往大来，吉亨”;大壮卦(䷡)则阳多阴少，故其卦辞诫之以具有收敛、含藏之义的“利贞”之辞;夬卦(䷪)阳更多、阴更少，虽为阳来决阴、“君子道长，小人道消”(《杂卦传》)之时，卦辞仍诫之以“不利即戎”。这些皆寓有“过刚则折”之意。 泰卦(䷊)为阴阳交合、上下相济之顺吉之卦，与之相反的否卦(䷋)则为阴阳分离之卦，故为凶卦。这种阴阳不相协合之情更多地表现在上下卦之气相互分离的卦象之中。如讼卦(䷅)之“终凶”“不利涉大川”乃因“天与水违行”(《讼·彖》)之故;未济卦(䷿)之“无攸利”，乃因“火在水上”(《未济·象》)、二气分离所致;睽卦(䷥)之乖离，乃因“火动而上，泽动而下”(《睽·彖》)之故。而要解决这种阴阳相分离的问题，在人事上就要做到“阳来就阴”“尊来就卑”“上来就下”。 阴阳之间的不协调还体现在阴阳之相互胶着，这主要体现在困卦(椢)阳刚被阴柔所掩、君子被小人所困之卦爻象之中，在这种情势之下，君子应该守持正固而“致命遂志”(《困·象》)，故卦辞勉之以“贞，大人吉，无咎”。而在明夷(椕)这种光明被黑暗所遮蔽、君子蒙难之时，卦辞则勉之以“利艰贞”，即利于在艰难中守正，亦即守正不失乃走出此等困境之正途。 要想从精微处了解《周易》中的阴阳观，还需要了解《周易》中的感通思想及“神道设教”观。感通基于感应，阴阳交感、上下交济是感通之内在运行机制。观与感相辅相成，通过外观神天之道、内观心性本体可以明了感通之源动力。(见张文智，2020年)《系辞传》有云:“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情伪相感而利害生。”以及《坤·文言》所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等，皆说明善念、善言、善行必有善果。这亦是《周易》中的“神道设教”观所寓之意。善为阳，恶为阴，《系辞传》所说“阴阳不测之谓神”中的“神”除了指神妙莫测之外，亦有外在主宰之义，具有奖善惩恶之功能，意谓之所以“阴阳不测”乃因阴阳二气一直随着人的念头及言行的变化而变化，故其结果不可测度。因此，张载“一故神”“两在故不测”的说法只是从哲学或天道的角度来说的，而忽略了《周易》中的“神道设教”，故其说并不全面，因为在《周易》经传那里神道、天道、性道是合一的。(见张文智，2019年)“神”乃“聪明正直而一者也”(《左传·庄公三十二年》)，人若通过自修达到“诚”“一”之境就可以通于神明。《周易》注重“神道设教”，旨在让人们生起敬畏之心。占筮是《周易》的有机组成部分，亦是其所谓“通于神明”的辅助手段，而占筮的理论基础是“取类比象”说及宇宙生成论，只是在《周易》这里，宇宙生成论及神道思想被巧妙地转化成了心性修养论。故《周易》的作者并不是命定论者，而是主张人们通过修养心性来安身立命乃至改变命运。 五、结语 综上可知，阴阳之间最理想的关系是阳施阴受、阳始阴终、阴阳交感、阴阳相济，否则就会阴阳分离、阴阳胶着或阴阳相互羁绊。《周易》经传既寓有“崇阳抑阴”之意，又寓有“崇阴抑阳”之意。前者旨在强调先天太极(〇)及“乾元”道体之终极性与不可变易性(即《易》之“不易”);后者旨在强调在变易不息(即《易》之“变易”)之后天世界中，“孤阴不生，独阳不长”，但只有做到阳来就阴、高以就下，才能实现阴阳平衡、阴阳合和，如此才能积德行善，以德合道，从而实现“后天返先天”之目标。也就是说，《周易》之“崇阳抑阴”乃是从先天本体的角度来讲的，是为了强调在任何情势下都不要失却道之本体大源;在后天世界就需要“崇阴抑阳”“裒多益寡”(《谦·彖》)、“损上益下”(《益·彖》)，如此才能实现“天地交而万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泰·彖》)的化成天下之阴阳合和状态，如此才能常葆中和，从而防止不好的事情发展到极端的程度。相对于伏羲六十四卦卦序为先天卦序而言，文王六十四卦卦序属于后天卦序，故与其说《周易》注重“崇阳抑阴”，毋宁说其更重视“崇阴抑阳”。 自西汉以来，历代易学家多从“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不测之谓神”“保合太和乃利贞”等具体的语句，而不是通过统合《周易》经传、从《周易》中的本体生成论出发来理解《周易》中的阴阳观，故他们的观点有待进一步补充和完善。 参考文献 [1]古籍:《论语》《孟子》《中庸》《周易》《左传》等。 [2]丁四新，2018年:《数字卦研究的阶段、贡献及其终结》，载《周易研究》第5期。 [3]《二程遗书》，200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 [4]郭君铭，2013年:《易学阴阳观研究》，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5]郭彧、于天宝点校，2015年:《邵雍全集·皇极经世·叁》，上海古籍出版社。 [6]李学勤，2003年:《新发现西周筮数的研究》，载《周易研究》第5期。 [7]梁韦弦，2003年:《程氏易传导读》，齐鲁书社。 [8]列圣，1993年:《大学证释》，台北若意出版社。 2005年:《易经证释》，台北正一善书出版社。 [9]刘大钧，1988年:《周易概论》，齐鲁书社。 [10]王夫之，2000年:《张子正蒙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年:《周易内传》，九州出版社。 [11]张文智，2018年:《从〈易经证释〉之本体生成论看“继善成性”说》，载《周易研究》第5期。 2019年:《从观卦(棾)看〈周易〉中的神道设教观——兼论儒学的宗教性问题》，载《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4期。 2020年:《感而遂通、化成天下——〈周易〉中的感通思想探微》，载《孔子研究》第2期。 [12]《张载集》，1978年，中华书局。 [13]赵士孝，1996年:《〈易传〉阴阳思想的来源》，载《哲学研究》第8期。朱熹，2009年:《周易本义》，中华书局。 [14]Jung，C.G.，1961，Memories，Dreams，Ｒeflections，New York:Ｒandom House．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