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董仲舒“天人三策”应在元光五年辨正 作者：赵秀金 来源：《衡水学院学报》2020年第6期 作者简介：赵秀金（1964－），女，河北衡水人，衡水学院 图书馆，副研究员。 摘要：“天人三策”发生的时间，必须立足文本和史实进行考辨。汉武帝对董仲舒的策问，与元光五年对公孙弘的策问主旨一致，而且“天人三策”是同一主旨的问答系列；文本里的史实，放在元光五年理解也无障碍，所以董仲舒“天人三策”应在元光五年。董仲舒因言皇家灾异天命而下狱，这个话题却又是几年后汉武帝三次策问的重点，“不敢复言灾异”的董仲舒只能答非所问，文不对题，使“天人三策”变成“教化三策”。至于元光五年之外的对策时间都不妥当，有据可证。尊崇儒学的心态使班固曲意前置了对策时间，导致后代误解。 关键词：董仲舒；天人三策；元光五年；策问；儒学 董仲舒“天人三策”的对策时间，一直是学界争论不休的难题。 这三策不出于司马迁《史记》，最先引用的是班固的《汉书·董仲舒传》。班固应该清楚对策时间，却说得含糊：“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数百，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凡是武帝初即位时的对策，《汉书》都有“初”这样的副词限定[1]，班固只泛泛说“即位”，并没有肯定在初年。 不在初年，在哪一年？因为汉武帝下诏对策和对个人问策有很多次，董仲舒参加了也不止一次，于是对策的具体年限就成了疑点。后代学者就有了诸多考论，如建元元年、建元五年、元光元年、元光五年、元朔五年诸说法[1-3]。本文立足“天人三策”文本和历史旁证，确定其对策时间只在元光五年（前130年）。 一、第一策问“天命灾异”主题，与武帝元光五年策问一致 确定董仲舒的对策时间，最权威证据应来自汉武帝的策问。考虑到汉武帝大规模策问的主题应该很少重复，在“天人三策”时间不清的情况下，寻找《史记》或《汉书》里武帝的同主题策问很重要。 很巧，同主题策问就在《汉书·公孙弘传》，时间在元光五年[4]。 敢问子大夫：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禹、汤水旱，厥咎何由？仁、义、礼、知四者之宜，当安设施？属统垂业，物鬼变化，天命之符，废兴何如？ 对比“天人三策”的第一策问： 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其号，未烛厥理。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何修何饬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2] 显然，二者大同小异，都是问天人感应、灾异符瑞的。“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就是“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词异而意同。可以推定，元光五年董仲舒以博士身份参加了贤良对策[3]。但二者文辞差异较多又怎么解释？能证明一定是同一次武帝策问吗？ 从地下史料的物证，今人已能确定班固引用诏书，有变通文辞的喜好。有文物考古学者对悬泉汉简与《汉书》所引诏书文字比较，以铁证判定“班固在编撰《汉书》时有对原有诏书文字的删减和再编辑”，“增加了诏书的文学性，使诏书用词华美、立意深远，透视出皇帝用词用语的恢宏壮观”[4]。 因为诏书都是“制诰”，出自御用文人之手，班固对于皇帝诏书并没有后代金口玉言的敬畏。而且，《汉书》只在董仲舒、公孙弘两人的对策前用“制曰”，而非“诏曰”，不同寻常[5]。可以推定，董仲舒“天人三策”第一策策问与公孙弘元光五年策问的言辞差异，是局部性的而非整体性的。对比董仲舒和公孙弘两人传记的武帝策问全文，既有班固增加诏书文学性的可能，也有班固紧缩原文的可能。因为班固是史学大家，他的书稿还要经皇帝审阅，对史料虽有修饰，但绝不会改变策问主旨。 既然董仲舒第一策的武帝策问与《汉书·公孙弘传》的策问主题一致，关键文辞相似，可以确定董仲舒“天人三策”的第一策应在元光五年。 二、“天人三策”是元光五年的同一主题问答系列 仅确定了第一策时间，还不能肯定第二策、第三策一定随在后面。应从班固编辑过的武帝策问和董仲舒对策的内部关系，看是否前后连贯为整体，以确定三策进行时间。 第二策，是紧跟第一策的。班固说：“天子览其对而异焉，乃复册之曰。”看来董仲舒的第一次对策被重视，然后又被策问。但武帝对第一次贤良们的对策并不满意，问是什么原因，并鼓励直言：“今子大夫待诏百有余人，或道世务而未济，稽诸上古之不同，考之于今而难行，毋乃牵于文系而不得骋与？将所繇异术，所闻殊方与？各悉对，著于篇，毋讳有司。” 这次策问的重点是，朕尽心尽力了，天下仍然一片乱象：“今朕亲耕藉田以为农先，劝孝弟，崇有德，使者冠盖相望，问勤劳，恤孤独，尽思极神，功烈休德未始云获也。今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淆，未得其真，故详延特起之士，庶几乎！”因此，汉武帝要询问古今治理办法怎么贯通起来。 第三策，是继续追问天人感应的，照应前面两次策问，这次，更明确天人感应和阴阳吉凶。 制曰：盖闻“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故朕垂问乎天人之应，上嘉唐虞，下悼桀、纣，寖微寖灭寖明寖昌之道，虚心以改。今子大夫明于阴阳所以造化，习于先圣之道业，然而文采未极，岂惑乎当世之务哉？条贯靡竟，统纪未终，意朕之不明与？听若眩与？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极，陈治乱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复之。《诗》不云乎，“嗟尔君子，毋常安息，神之听之，介尔景福”。朕将亲览焉，子大夫其茂明之。 班固解释接着第二策“于是天子复册之”引出第三策。三策环环相扣，都是围绕天人感应、灾异符瑞来展开的，汉武帝在追问他的天命，即权力合法性。谓之“天人三策”，恰如其分[6]。 因为主题一致，应是董仲舒和公孙弘一起参与了对策，之后汉武帝继续策问，董仲舒作为《公羊传》的资深博士继续参与对策，直到第三策。由于问答连贯性强，时间紧凑，前后照应，可推知这是开始于元光五年在不长时间内完成的系列对策[7]。 至于其他年份的汉武帝策问，比较重要的是元光元年五月，那次对策的结果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董仲舒正式受到汉武帝的赏识。不过那次策问的重点是： 呜乎，何施而臻此与！今朕获奉宗庙，夙兴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渊水，未知所济。猗与伟与！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远德，此子大夫之所睹闻也，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汉书·武帝纪》） 核心问题是“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与“天人三策”第一策的问题，即天人感应的吉凶符瑞，没什么相似度；与第二策问相比，缺少忧患意识；与第三策问更没可比性。所以天人三策肯定不是在元光元年进行的。 从策问主题、诏书前后连贯性和班固的连接文字，可确定“天人三策”是在元光五年依次进行的。 三、“天人三策”几处史实疑点，在元光五年都能解释 三策文本提及的历史事实，也支持元光五年对策的可能性。很多学者的质疑，都可得到解释。 第一策的“今子大夫褎然为举首”。从班固善于修饰诏书文辞的特点来看，这“褎然为举首”是溢美之词，对董仲舒声誉日隆的肯定，不证明这次问策被定为第一名。 第一策的“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如从秦亡，刘邦被封为“汉王”（前206年）到元光五年（前130年），是77虚岁，也就是汉朝建政“七十余岁矣”，与史实一致。 第一策屡次用“堤防”来比方教化。原文是：“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考《汉书·武帝纪》元光三年（前132年），黄河决口，发卒十万堵塞。两年后的元光五年，董仲舒以黄河决堤为背景，劝说汉武帝重视教化，才顺理成章。 第二策的“今朕亲耕藉田以为农先，劝孝悌，崇有德，使者冠盖相望”。武帝首次举行藉田仪式，应在即位初期几年[8]。劝孝悌，最早在建元元年[9]。崇有德，就是招揽人才，也是建元元年开始，后有多次举孝廉、招贤良行动。到元光五年，登基十年的汉武帝这样自述然后提问才正常。 第二策的“夜郎康居，殊方万里，说德归谊”。夜郎归附汉朝是在建元六年，到元光五年，已是事实。但康居国在汉成帝时才“遣子侍汉”，此处不排除班固增饰。 第二策的“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亡应书者”，与元朔元年诏书“阖郡不荐一人”对应。但郡国很多，人才存量各异，朝廷征贤良时交白卷的郡国不一定就一个或一次，不能臆断。 第三策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这个建议是在三策多次强调教化的基础上所作的结论。若在武帝初期，声望不高的董仲舒想都不敢[10]，只有建元六年（前135年）窦太后驾崩之后才可能。这一年，虽然新丞相田蚡上任就罢黜黄老之学，刚从监狱被武帝赦免的董仲舒惊魂未定，不会再来一次“罢黜百家”的冒失建议。数年后的元光五年，在武帝压制黄老之学成常态的时候，董仲舒进一步提出“独尊儒术”才可能。 在元光五年的立足点上基本能正确解释关于“天人三策”的史实疑问。 四、建元六年后董仲舒“不敢复言灾异”，元光五年对策可证 董仲舒的专长是《公羊传》，主要谈论阴阳吉凶祸福、天人感应。没料到被小人暗算并触怒了汉武帝，遭了牢狱之灾。董仲舒的弟子司马迁这样记载： 中废为中大夫，居舍，著灾异之记。是时辽东高庙灾，主父偃疾之，取其书奏之天子。天子召诸生示其书，有刺讥。董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下愚。于是下董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于是董仲舒竟不敢复言灾异。（《史记·儒林列传》） “是时辽东高庙灾”就发生在建元六年，主父偃盗稿，应在元光元年之后，也就是董仲舒“出焉”之后[11]，正得意的董仲舒突然祸从天降，从此“竟不敢复言灾异”，司马迁决不会说老师的假话。 如果把“天人三策”确定在之后的元光五年，“不敢复言灾异”高度准确。公孙弘在汉武帝问到天人灾异祥瑞的时候，直接地拍武帝的马屁，只谈祥瑞不谈灾异。《汉书·公孙弘传》记载：： 臣闻之，气同则从，声比则应。今人主和德于上，百姓和合于下，故心和则气和，气和则形和，形和则声和，声和则天地之和应矣。故阴阳和，风雨时，甘露降，五谷登，六畜蕃，嘉禾兴，朱草生，山不童，泽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则无疾，无疾则不夭，故父不丧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并日月，则麟凤至，龟龙在郊，河出图，洛出书，远方之君莫不说义，奉币而来朝，此和之极也。 而且，公孙弘提出了更实用的礼仪为主、赏罚为辅、任官亲民的政治原则，所以被汉武帝亲自“擢为第一”。作为老一辈公羊学大师的董仲舒，却不敢正面回答最擅长的“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或“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的问题。在简单搪塞了一些天人感应的套话之后，却大谈仁义教化。王者应该“任德教而不任刑”。要得到祥瑞，必须设立太学、庠序等教化机构，以仁义礼教化人民。在政治实用性上比公孙弘更迂远，在擅长的天人之应上却言不及义。 董仲舒应该回答的，应是建元六年灾异的判断“至于陛下时，天乃灾之者，殆亦其时也”[12]的深化，要说出喜欢神仙和上帝恩赐的武帝应有的符瑞和避灾秘诀。但是谈君权神授，必然涉及天帝警告帝王的灾异。董仲舒因言灾异获罪招致牢狱之灾后，不敢展开这个话题，又不肯公孙弘那样拍马屁，于是只能敷衍塞责。汉武帝碰了钉子，所以第二次策问委婉一点，只问：为什么我勤苦治理，效果不明显？他是希望董仲舒能主动转到天人感应的话题。岂料得到的回答是：“帝王条贯（求贤诛奸）同，然劳逸异者，所遇之时异也。”观点仍是办学校，培养和选拔人才教化人民。 教化，还是教化！董仲舒不肯乖巧一点自动转到天人感应、君权神授，武帝终于恼火了，第三次连珠炮责问。这次董仲舒一面诚惶诚恐谢罪解释，一面仍然闪避阴阳天命，说什么“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用不会变天安慰武帝。而实际谈的还是教化，不过提出帝王同时要积善，不与民争利，用夏朝的“忠”德，最后还来了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顺水推舟建议。问心有愧的汉武帝遇到这样的老顽固也就认栽了，这时指望董仲舒讲出《春秋繁露》那样的天人感应的道理都难[13]。 结果是，汉武帝三次“天人之问”，得到了“教化三对”。董仲舒对策的文不对题，被古今学者严重忽略和误解[14]！这正是司马迁转述的“竟不敢复言灾异”，不是不想而是不敢。由此反证了董仲舒对策在元光五年的最大可能性。 五、元光五年之外的对策时间都不妥当 上面证明了“天人三策”在元光五年可能，下面证明其他年份不可能[15]。 首先，建元元年不可能有“天人三策”。班固就没注明“初即位”，这一年十六岁即位的汉武帝，也不具备亲自对策的知识和心理准备。 《汉书·食货志》：“十五入大学，学先圣礼乐，而知朝廷君臣之礼。”刘彻刚过孔子的“志于学”年龄仓促登基。这时策问肯定不会触及“天人三策”那样高深的权力合法性问题。 那次对策，公孙弘失败，董仲舒则成功，应是汉武帝认可了他的“公羊学”价值[16]，所以被授官江都相。但这时候期待他高呼“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给他个胆子都不敢。因为前两年辕固生的坏运气还笼罩着朝廷[17]。汉武帝的太傅赵绾和王臧，丞相窦婴、太尉田蚡，力主儒学反对黄老之学，稍一激进就很快被窦太后残酷打压[18]。青年汉武帝必须听太皇太后的，他还不能独立担当。 朝廷的动荡，虽没牵扯到董仲舒，但是他也清楚自己的公羊学会被厌恶，应该是主动辞官，从江都回到长安，这就是司马迁说的“中废为大夫”。 建元五年（前136年）也不可能有“天人三策”。这时窦太后已衰老病重，武帝20岁了，已具有理性思考能力。武帝这年设置了五经博士，专治《公羊传》的董仲舒应该被置为公羊学博士。不过这时武帝还难以从容探究权力合法性问题，一旦建元六年皇家祖庙火灾，主父偃盗稿上奏，武帝没多想就把董仲舒打入牢狱。虽然随后赦免了他，但对董仲舒是致命的经历。随着窦太后崩，武帝旋即复用田蚡为丞相，黜黄老，儒术反弹式报复。可是董仲舒心灰意冷了，不敢再谈论天人感应的灾异话题。 元光元年（前134年）也不可能有天人三策。这年武帝策问内容不涉及阴阳符瑞，董仲舒正好不敢谈天人感应。因为对策优异，他恢复了名誉，和冤家对头公孙弘一起被汉武帝赏识，并逐渐成为“举首”。 更晚的元朔五年（前124年）更不可能。虽然这年设置太学容易和董仲舒的三策内容联系起来，康居国臣服也在这几年，但是都很牵强。如果真的在执政16年时对策，武帝还会对天人感应那么好奇吗？肯定不会。 可能性只在元光五年（前130年）。证据就是公孙弘传记里的武帝诏书主题，与三策里的第一策主 题相同。这年他的仕途热情高涨了些，但是遇到了追问天人感应的苦差，只能给出一个文不对题的对策来。伴君如伴虎，他不敢拿性命再赌一把。 六、班固含糊前置三策时间，是尊儒的曲意回护 以上梳理论述，从公孙弘、董仲舒同一策问可确定“天人三策”是元光五年进行的一个系列对策，参与对策的还有其他博士，但董仲舒是后来的关键人物。其中涉及的事实都能在元光五年得到解释，“不敢复言灾异”在元光五年也符合司马迁的记述，而且辨析元光五年之外的对策时间都不妥当。于是可以定论：“天人三策”就开始于元光五年。 也就是说，班固把三策时间置于董仲舒任江都相之前，是明显的超前。但因为有司马迁的明确记载，班固虽然有意从元光五年前置到做江都相之前，也不敢背离客观真实具体到“武帝即位初年”，而是含糊地说“武帝即位”，并绕了一个弯子“举贤良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他的意愿是在武帝刚继位的建元元年。 班固为什么有意误导？因为他所处的东汉，儒学已成主导。班固想为儒家地位溯源，希望找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一个全能学者，公孙弘学术不行，田蚡在儒学上又没什么建树，最佳人选就是董仲舒。于是含糊地把“天人三策”提到尽量早的时间，以显示董仲舒的先知胆量和“群儒首”的地位。其实这样做，忽略了武帝初期儒学的艰难处境，主观拔高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勇敢。 幸亏班固还没违背史家良知，基本没涂改内文，否则后代很难还原真相。有人要问，对这一重要对策，董仲舒的学生司马迁为何只字不提？这和司马迁的尚黄老思想有关，他写当今圣上汉武帝，只写他怎样迷信神鬼感应，不提他的功绩，对天人感应的策问当然没兴趣。何况他的老师言灾异惹祸，不敢复言灾异，文不对题的对策有什么好炫耀的？所以有意缺失一笔。 很可惜，到了宋代儒学复兴时期，司马光要“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更急功近利，把班固含糊的意愿挑明坐实了。在《资治通鉴·汉纪九》直接断言董仲舒对策时间是武帝即位的建元元年，又在《通鉴考异》以《汉书》材料相互质证，其贻害至今，给历史还原带来很大困难。 今天学者要做的，是根据《史记》和《汉书》史料尽量还原历史。不但要考据，还要尊重文本主题进行总体研究，才能辨别出元光五年汉武帝、董仲舒之间问答的真相[19]。 参考文献： [1]郝建平.近30年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问题研究综述[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3(4):103-107. [2]郭炳洁.近三十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研究综述[J].史学月刊,2015(8):105-112. [3]丁四新.近四十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问题研究的三个阶段[J].衡水学院学报,2019(3):10-17 [4]李迎春.公孙弘第二次贤良对策时间考[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9(3):64-67. [1]《汉书·公孙弘传》就很明确：“武帝初即位，招贤良文学士，是时弘年六十，以贤良征为博士。” [2]《汉书·董仲舒传》。凡本文引用“天人三策”原文均出自本传。 [3]《汉书·公孙弘传》记载：“时对者百余人。”董仲舒参与其中理所当然。对策是略带选拔性的政治咨询活动。 [4]学者张俊民谈到，悬泉作为汉代重要的邮驿机构具有榜示诏书的职能。通过比较出土汉简和《汉书》所记诏书文字的异同，发现班固在编撰《汉书》时进行了文学性加工。作者系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简牍研究室专家，其言可信。班固对同一策问主题在不同人的传记里措辞有异，也就容易理解。张俊民《悬泉汉简与班固<汉书>所引诏书文字的异同》（《文献》2013年第2期）。 [5]《汉书·郊祀志》第五上：“高祖十年春，有司请令县常以春二月及腊祠稷以羊彘，民里社各自裁以祠。制曰：‘可。’”显示这“制曰”很随便。帝王纪的各篇，下诏都是“诏曰”。只有《董仲舒传》《公孙弘传》前面解释“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上策诏诸儒”，后面却都加一个“制曰”，而非“诏曰”，更显示策问可以增饰。 [6]三次对策，被宋代之后学者称为“天人三策”，是抓住了武帝策问的根本的。参见赵羽《“天人三策”篇名与文体考辨》（《青海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 [7]认为三策顺序有误，或者班固强拉硬扯在一起的，不乏其人。余建平《“天人三策”文本顺序考辨——兼论董仲舒贤良对策之年代》（《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 [8]汉武帝举行藉田仪式，可考的是在很晚的征和四年春三月，耕于钜定，是快驾崩的时候。应该是班固有漏载。因为文帝即位在第二年春正月就藉田亲耕，文帝十三年又亲耕劝农。武帝的继位者昭帝，在即位第一年就勤耕于钩盾弄田。武帝在元光五年前也藉田亲耕，是应有之事。参见《汉书》卷一至卷十二各个帝王纪。 [9]《汉书·武帝纪》：“建元元年，夏四月己巳，诏曰：‘……先耆艾，奉高年，古之道也。今天下孝子顺孙愿自竭尽以承其亲，外迫公事，内乏资财，是以孝心阕焉，朕甚哀之。’” [10]当时董仲舒不过一个普通博士，在景帝时任命的，到武帝时代作为贤良对策后，才逐渐成为公羊学专家之一，另一个是老资格的胡毋生。参见《汉书·儒林传》。 [11]建元六年六月发生的高庙灾异，次年也就是元光元年主父偃入关进长安，晋见将军卫青。前后间隔时间不长，所以司马迁用了一个“是时”。因为元光元年五月董仲舒对策成功，故窃稿下狱应在这之后。见《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12]董仲舒对皇家灾异的推断很大胆，甚至用“天灾若语陛下”的神媒口气教训皇帝。见《汉书·五行志》卷27。 [13]感应学说是董仲舒建构天道信念和天道哲学的神经中枢。汉武帝问的就是这个核心问题。见余治平《天人感应的发生机理与运行过程——以《春秋繁露》、“天人三策”为文本依据》（《衡水学院学报》2018年第5期）。 [14]徐复观认为，天人三策中，董仲舒“以现实政治问题为主，他的天的哲学，在力求概括中反居于不太重要的地位”是察觉了异常的。见徐复观《两汉思想史》（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260页）。 [15]许多学者提出的观点，不能自圆其说。郭炳洁《近三十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研究综述》（《史学月刊》2015年第8期）。 [16]《史记·儒林列传》：“及今上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自是之后，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说明董仲舒的儒学地位，是在汉武帝建元元年逐渐被公认的。 [17]《史记·儒林列传》：“今上初即位，复以贤良征固。”辕固生，这个被窦太后羞辱发配到清河国去的老顽固儒生，时年九十岁，也被武帝征召来了。标志着儒学的复兴，但也是乍暖还寒时候。 [18]《史记·儒林列传》：“上（武帝）因废明堂事，尽下赵绾、王臧吏，后皆自杀。” [19]也有学者猜到了最合适的时间是元光五年，但证据不足。李迎春《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时间考》（《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刘国民《董仲舒对策之年辨兼考公孙弘对策之年》（《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4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