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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拔本塞源论》看王阳明与陆象山的关系 作者：欧阳祯人 来源：《孔学堂》（中英双语）2020年第3期  摘要：本文依托于孟子的相关思想，以《拔本塞源论》为出发点，从文献入手，对陆象山与王阳明进行了比较研究。笔者从良知之心隔于物欲之蔽与功利之毒沦浃心髓两个方面讨论了王阳明对陆象山思想的继承与发展。陆象山与王阳明都是孟子思想忠诚的继承者。《拔本塞源论》与陆象山的《与邵叔谊》等文献有着惊人的承继关系。王阳明的《拔本塞源论》深受陆象山的启迪，是陆象山的思想之观点、角度、思路、构架的扩充、重构与发展。 关键词：拔本塞源 陆象山 王阳明 良知 功利主义 作者：欧阳祯人，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陆象山与王阳明的承继关系问题，本来学术界早有定论。全祖望云：“予读《信伯集》，颇启象山之萌芽。其贬之者以此，其称之者亦以此。象山之学，本无所承，东发以为遥出于上蔡，予以为兼出于信伯。盖程门已有此一种矣。”[1]钱穆先生进而指出：“（王）蘋师事颐，于杨时为后进。时最许可之，谓师门后来成就者唯信伯。后明儒王守仁极称之。”[2]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也说，王阳明的学问“特其与朱子之说不无抵牾，而所极力表章者，乃在陆象山”[3]。很显然，从程门的谢上蔡、王信伯，至陆象山已成“象山之学”，而王阳明则是这个链条上最大的承继者。龙场悟道之后，王阳明是陆而非朱，融汇儒释道，抽精摄髓，蔚为大观，其来有自。从黄宗羲、全祖望到钱穆把他们一以贯之的思想界定为“陆王之学”，已经成为定论。但是，中国目前学术界为了抬高王阳明而贬低陆象山的各种论调时有所闻，有的人还声称王阳明与陆象山没有什么关系。本文试图立足于《拔本塞源论》，抽绎提炼，把王阳明与陆象山的思想进行比较梳理，抓住文本，打通血脉，考镜源流，究其异同，探索从陆象山到王阳明的一以贯之之理，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良知沦丧于“有我之私” 《拔本塞源论》一文，是王阳明最重要的、深思熟虑的力作之一。虽然其文不是长篇大论，但却写得洋洋洒洒，酣畅淋漓，深沉厚重。笔者经过仔细揣摩，则以为其文植根于孟子的性善论，穿越程朱理学的历史烟云，隐然与陆象山相通。王阳明尝曰：“尝欲冒天下之讥，以为象山一暴其说，虽以此得罪，无恨。”[4]在《答徐成之》的两封信中，王阳明对陆象山的思想给予了深刻的同情。 王阳明的《拔本塞源论》包含在《答顾东桥书》中，王阳明自己题为“拔本塞源之论”，笔者据此姑且题为《拔本塞源论》。“拔本塞源”，其本意就是针对“有我之私”对良知之心的遮蔽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法。这个问题，佛教有论及，伊川亦有论及，然皆不及阳明既深且广，酣畅淋漓，且阳明讨论问题的角度亦有不同。“拔本塞源”一词出自《左传·昭公九年》，[5]陈荣捷的注释是：“拔去木之本，充塞水之源。”[6]就是要从根本上解决人的心灵问题、良知的遮蔽问题、社会的物欲横流问题。王阳明文章的原话是： 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异于圣人也，特其间于有我之私，隔于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视其父子兄弟如仇雠者。[7] 王阳明的意思是，人“心”之初，本来是赤子之心，与圣人无异。但是由于“隔于物欲之蔽”，外界的引诱，私欲的膨胀，遮蔽了人的心灵之纯良，在利欲熏心的道路上愈陷愈深之后，良知就逐步迷失了。于是“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们因此而变得“小”、变得“塞”了，也就是物欲横流、唯利是图的意思。人的心灵被七情六欲所左右，经不起外界的诱惑，“魂不守舍”了。有的时候甚至“人各有心，至有视其父子兄弟如仇雠者”，由于物欲的驱使，连父子兄弟都变成了仇人。大逆不道，行为乖张，见利忘义，有违天常，人已经不像人了。 应该注意到，王阳明的这种表述，用的全部都是孟子用过的语言。“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中的“小”与“塞”，出自《孟子》： 公都子问曰：“钧是人也，或为大人，或为小人，何也？”孟子曰：“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曰：“钧是人也，或从其大体，或从其小体，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孟子·告子上》） 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孟子·滕文公下》） 把《孟子》的这两段话一看，可以很清楚地知道，王阳明的思想根基和话语前提都来自孟子。但是，在中国哲学史上大家有目共睹，真正对孟子全身心投入，自称私淑孟子，并以之为标榜，对其绝对继承、追随、创发的人是陆象山。 吾之学与诸处异者，只是在我全无杜撰，虽千言万语，只是觉得他底在我不曾添一些。近有议吾者云：“除了‘先立乎其大者’一句，全无伎俩。”吾闻之曰：“诚然。”[8] 惟其生于后世，学绝道丧，异端邪说充塞弥满，遂使有志之士罹此患害，乃与世间凡庸恣情纵欲之人均其陷溺，此岂非以学术杀天下哉？[9] 在《陆九渊集》中，类似的表达遍布于各个角落，俯拾即是。陆象山多次标榜自己与孟子的关系： 某尝问：“先生之学亦有所受乎？”曰：“因读《孟子》而自得之。” 所以，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说：“象山之学，‘先立乎其大者’，本乎孟子，足以砭末俗口耳支离之学。”[10]根据陆象山对孟子的态度，以及《陆九渊集》的大量证据，再印照王阳明“尝欲冒天下之讥，以为象山暴其说，虽以此得罪，无恨”的相关表述，可以十分直截而确凿地看到，陆象山与王阳明在其思想的深处，厮守着同样的一个灵魂，那就是孟子。 所以，从长远的学术脉络上来讲，没有陆象山，就不可能有王阳明。王阳明的思想不是从天上一夜之间突然掉下来的，其中固然有北宋五子及朱熹等人的激发，但是，相对于陆象山与王阳明的关系而言，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朱熹等人，全部都是桥梁、途径、手段，甚至是浮云。王阳明直追陆象山的思想，扩而充之，一以贯之，光大其学，有拨开乌云见青天的境界。我们讨论任何问题，不能只看到某些表面的现象，而是应该擒龙打虎，抓住问题实质。经过层层比较，探赜索隐，阐幽表微，深究问题的血脉，可发现支持上述观点的文字，比比皆是。从孔子、孟子，经过程朱理学的积淀，特别是程颢、谢上蔡、王信伯，到陆九渊，再到王阳明，这一系源远流长的血脉关系是不能否定的。且看王阳明关于“有我之私”的表述，同样可以发现，在陆象山的笔下表述得十分系统、彻底，也是简易直截、直指人心。在《陆九渊集》开篇第一封信——《与邵叔谊》中，陆象山就有一段十分显著的文字： 夫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后世耻一物之不知者，亦耻其非耻矣。人情物理之变，何可胜穷？若其标末，虽古圣人不能尽知也。稷之不能审于八音，夔之不能详于五种，可以理揆。夫子之圣，自以少贱而多能，然稼不如老农，圃不如老圃，虽其老于论道，亦曰学而不厌，启助之益，需于后学。伏羲之时，未有尧之文章，唐虞之时，未有成周之礼乐。非伏羲之智不如尧，而尧舜之智不如周公，古之圣贤，更续缉熙之际，尚可考也。学未知至，自用其私者，乃至于乱原委之伦，颠萌蘖之序，穷年卒岁，靡所底丽，犹焦焦然思以易天下，岂不谬哉？[11] 如果平心静气把王阳明的《拔本塞源论》与陆象山的《与邵叔谊》仔仔细细反复审读，认真比较，我们会发现，《拔本塞源论》的整体结构、行文思路，甚至思想的根源都受到了陆象山的深刻启发。陆象山的这段文字难道不是王阳明《拔本塞源论》一开篇就展示出来的观点、角度、思路、构架的扩充吗？ 夫“拔本塞源”之论不明于天下，则天下之学圣人者将日繁日难，斯人沦于禽兽夷狄，而犹自以为圣人之学；吾之说虽或暂明于一时，终将冻解于西而冰坚于东，雾释于前而云滃于后，呶呶焉危困以死，而卒无救于天下之分毫也已。[12] 王阳明这段话讨论的是关于什么是真正的“知”的问题，这也是笔者上引陆象山这段文字的核心。陆象山的意思是，人情物理之变及其相关知识，是无边无际的，即使是古代圣贤也很难说什么都知道。陆象山说，关键是要追求知识的最高境界，有的人表面上“穷年卒岁，靡所底丽”，仿佛学问大得很，但是，离古代圣贤的思想却是越去越远，原因是“自用其私”，把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大源都弄得颠倒错乱了。陆象山的原话是“乱原委之伦，颠萌蘖之序”。这两句话的根基当然是孟子“天爵”之尊（《孟子·告子上》）、“赤子之心”（《孟子·离娄下》）也是王阳明《拔本塞源论》的起点。 王阳明在《拔本塞源论》一开篇就指出，当今学子的学习本身“日繁日难，斯人沦于禽兽夷狄，而犹自以为圣人之学”，这本来是陆象山《与邵叔谊》一信中的重要观点：“学未知至，自用其私者，乃至于乱原委之伦，颠萌蘖之序，穷年卒岁，靡所底丽，犹焦焦然思以易天下，岂不谬哉。” 陆象山的文字中“自用其私”的“私”，指的是“学未知至”的原因和结果，也就是孟子所说的“小”与“塞”，是物欲遮蔽、利欲熏心的结果。王阳明说的是功名利禄腐蚀“沦浃”[13]的状态。陆象山在《与邵叔谊》一信中，指的是学者没有抵达“纯一之地”的昏盲地带。正是在这一点上，王阳明把陆象山的表述抽绎、精炼为“良知”的遮蔽。在《大学问》中，王阳明把“明明德”解释为天地万物一体之仁，根本原因就是在王阳明看来，天地万物一体之仁，都是人“致良知”的结果。二者的关系是《礼记·大学》“明明德”与“在亲民”的关系，体用一源，一以贯之。[14]王阳明之去陆象山，几数百年，其间的思想领域，不仅有北宋五子和大思想家朱熹的深度沉淀，而且还有佛教、道教与儒家思想的重叠与交融，彼此渗透，王阳明可以借鉴的思想资源已经非常丰富了。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依然可以看到，王阳明把陆象山的基本观点发挥得淋漓尽致的事实。 王阳明开篇所论的“暂明于一时，终将冻结于西而冰坚于东”等以及“夫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其视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莫不欲安全而教养之，以遂其万物一体之念”，[15]其实也是化解了陆象山的思想： 学者大病，在于师心自用。师心自用，则不能克己，不能听言。虽使羲皇唐虞以来群圣人之言毕闻于耳，毕熟于口，毕记于心，只益其私，增其病耳。为过益大，去道愈远。非徒无益，而又害之……古之所谓曲学诐行者，不必淫邪放僻，显显狼狈，如流俗人、不肖子者也。盖皆放古先圣贤言行，依仁义道德之意，如杨墨乡原之类是也。[16] 王阳明之所以说“天下之学圣人者将日繁日难，斯人沦于禽兽夷狄，而犹自以为圣人之学；吾之说虽或暂明于一时，终将冻解于西而冰坚于东，雾释于前而云滃于后，呶呶焉危困以死，而卒无救于天下之分毫也已”，[17]主要是这些所谓学习圣人的学者私心太重，沦于禽兽而不自知，不能定性。虽然暂明于一时，但是最终不是西边出问题，就是东边出问题。用陆象山的话来讲，就是私心太重，不一定是“淫邪放僻，显显狼狈”，而是“师心自用，则不能克己，不能听言”。这种人即便是历代圣贤的教诲“毕闻于耳，毕熟于口，毕记于心”，但是“只益其私、增其病耳”，而且“为过益大，去道愈远。非徒无益，而又害之”。他们就像杨墨一样的“乡愿”，花言巧语，八面玲珑，游而无根，唯利是图，没有主心骨，根本不可能达到古代圣贤的“天下之同心”。[18] 王阳明的思路与陆象山是完全一致的。在《大学问》中，王阳明用“天地万物一体之仁”来诠释“明明德”，就是基于内心的“明明德”，体用一源，体用不二，扩而充之，在“亲民”的道路上，不断锤炼，推己及人，合外内之道，形成“天下之同心”。王阳明写道：“夫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其视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莫不欲安全而教养之，以遂其万物一体之念。”提出了“天地万物为一体”的重要观点，提出了“尧、舜、禹之相授受”、唐、虞、三代“人无异见，家无异习”，皋、夔、稷、契“心学纯明，而有以全其万物一体之仁”的社会理想。[19]审读上面引用的王阳明的文字，可以发现，其遣词造句、整体思路，都深受陆象山的影响。例如王阳明“心学纯明”一词，显然来自陆象山《与邵叔谊》中的“日跻于纯一之地”[20]；所谓“纯一之地”，其实就是王阳明的心体之所同然的良知之心。王阳明所列出的上古圣贤的名字，也是受到了上面引文中陆象山的表述的启发。陆象山以点带面，以伏羲、唐虞、成周、孔子为榜样，映带出“伏羲之时”“唐虞之时”“成周之礼乐”“古之圣贤，更续缉熙之际”的上古美好景象。我们看到在《拔本塞源论》中，王阳明抽精吸髓、分门别类、有条不紊的详尽表述，也是主张用上古的理想社会形态来矫正明代中叶的时代之偏，都是直接受到了陆象山的启迪。王阳明与陆象山之间只有表述方式的不同、语句表述的程度不同以及时代氛围的问题指向重点不同，而没有丝毫的学术路径、社会政治理想以及哲学思想的差异。 二、功利之毒沦浃心髓 王阳明认为，三代之衰以来，深入社会骨髓的功利之心愈演愈烈，而“霸者之徒，窃取先王之近似者”[21]，假之于外，而内济其私导致年长日久的影响十分深远，即便是极为优秀的人，都不能幸免。于是“圣学之门墙遂不复可睹”。在王阳明看来，到了明代中叶，真正的圣贤之学，已经成为“煨烬之余”，成了一片灰烬。即使有一些有识之士“掇拾修补”，也无济于事。[22]对此，王阳明在文章中写得很沉痛，情绪很低沉。仔细阅读《拔本塞源论》，可以强烈地感受到，王阳明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很是失望，对自己的学问曾经所预期产生的效果也抱有十分怀疑的态度。 王阳明在《拔本塞源论》中罗列了各种功利主义的表现，这些生动形象的画面后面，在笔者看来，依然是“尊德性”与“道问学”的思想较量： 于是乎有训诂之学，而传之以为名；有记诵之学，而言之以为博；有词章之学，而侈之以为丽。若是者纷纷籍籍，群起角立于天下，又不知其几家，万径千蹊，莫知所适。世之学者，如入百戏之场，欢谑跳踉，骋奇斗巧，献笑争妍者，四面而竞出，前瞻后盼，应接不遑，而耳目眩瞀，精神恍惑，日夜遨游淹息其间，如病狂丧心之人，莫自知其家业之所归。时君世主亦皆昏迷颠倒于其说，而终身从事于无用之虚文，莫自知其所谓。间有觉其空疏谬妄，支离牵滞，而卓然自奋，欲以见诸行事之实者，极其所抵，亦不过为富强功利五霸之事业而止。圣人之学日远日晦，而功利之习愈趣愈下。[23] 自元朝以来，朱子之学都是国家的主体思想。所以，毫无疑问，王阳明所说的“时君世主亦皆昏迷颠倒于其说，而终身从事于无用之虚文，莫自知其所谓”，应该是针对朱子之学的，当然，他批判的锋芒已经直指君主。他说这种学问，不仅使人“终身从事于无用之虚文”，而且还脱离了基本的人生修养、视听言动的教养，整天为了名利而研究训诂之学、记诵之学、词章之学等等，就像进入了百戏之场的小丑，“欢谑跳踉，骋奇斗巧，献笑争妍者，四面而竞出，前瞻后盼，应接不遑，而耳目眩瞀，精神恍惑，日夜遨游淹息其间，如病狂丧心之人，莫自知其家业之所归”。整个社会上上下下“圣人之学日远日晦，而功利之习愈趣愈下”，最终都是为了名利而趋之若鹜的功利之徒，蝇营狗苟，欢谑跳踉，骋奇斗巧，献笑争妍，丢人现眼，斯文扫地，令人十分失望。王阳明用语之犀利辛辣、批判之深入骨髓，可以说是“火力全开”了。 王阳明在《拔本塞源论》中描述的形象十分具体：“有记诵之学，而言之以为博”，指的就是博取功名的科举考试。王阳明在其各种文字中有多处类似的表述： 夫三代之学，皆所以明人伦，今之学宫皆以“明伦”名堂，则其所以立学者，固未尝非三代意也。然自科举之业盛，士皆驰鹜于记诵辞章，而功利得丧分惑其心，于是师之所教，弟子之所学者，遂不复知有明伦之意矣。怀世道之忧者思挽而复之，则亦未知所措其力。[24] 古之选士者，其才德行谊，皆论定于平日，而以时升之。故其时有司之待士，一惟忠信礼义，而无有乎防嫌逆诈之心也；士之应有司，一惟廉耻退让，而无有乎奔竞侥幸之图也。迨世下衰，科举之法兴而忠信廉耻之风薄。上之人不能无疑于其下，而防范日密；下之人不能无疑于其上，而鄙诈日生。[25] 王阳明把“士皆驰鹜于记诵辞章，而功利得丧分惑其心，于是师之所教，弟子之所学者，遂不复知有明伦之意矣”都归罪于科举考试，与上文提到的陆象山的批判矛头指向是一样的。与明代世风日下的现实相一致的是，王阳明的语言用得也十分尖锐：“迨世下衰，科举之法兴而忠信廉耻之风薄。上之人不能无疑于其下，而防范日密；下之人不能无疑于其上，而鄙诈日生”，一切政治权力斗争的彼此倾轧、猜疑，一切社会的骋奇斗巧、世风日下，无不是科举制导致的结果。王阳明对科举制度所带来的士人寡廉鲜耻之风深恶痛绝。而且，问题的关键是，广大士子世世代代趋之若鹜的科举考试，颠来倒去，皓首穷经，读的就是朱熹的书。 孟子哲学思想中有三大辨：善恶之辨、王霸之辨和义利之辨。这在中国哲学史乃至世界哲学史上，都是响彻云霄的话题。然而，结合王阳明整体的思想，再把上面的行文一看，可知王阳明《拔本塞源论》始终都围绕着孟子的三大辨在奋力地前行。是孟子的思想光辉照耀着王阳明的遣词造句、布局谋篇。然而，从陆王心学的发展脉络上来讲，我们应该知道的是，是陆象山首先穿云破雾，穿越了周、张、二程、谢上蔡、王信伯、朱熹的山重水复，坚定地树立起了“心即理”的大旗，消释了程朱理学中“性即理”的迷惘，彻底打造了“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26]的宇宙论、本体论以及“事外无道，道外无事”[27]、体用一源的工夫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针对“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的南宋时期朝野上下偏安一隅的状态，陆象山特别关注孟子的“义利之辩”。应朱熹之邀，陆象山在白鹿洞书院讲的就是《论语》中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由于切中肯綮，效果非常好，以至于有的听众感动得痛哭流涕，连朱熹都为之感叹钦佩不已。[28]该讲义一开篇就把批判的矛头直指科举考试： 科举取士久矣，名儒巨公皆由此出。今为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场屋之得失，顾其技与有司好恶如何耳，非所以为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汨没于此而不能自拔，则终日从事者，虽曰圣贤之书，而要其志之所向，则有与圣贤背而驰者矣。推而上之，则又惟官资崇卑、禄廪厚薄是计，岂能悉心力于国事民隐，以无负于任使之者哉！从事其间，更历之多，讲习之熟，安得不有所喻，顾恐不在于义耳！诚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为小人之归，其于利欲之习，怛焉为之痛心疾首，专志乎义而日勉焉，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而笃行之。由是而进于场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学、胸中之藴，而不诡于圣人。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职，勤其事，心乎国，心乎民，而不为身计。其得不谓之君子乎？[29] 相对于王阳明在《拔本塞源论》中的描述，陆象山的学问做得非常朴实，一板一眼，谠言正论。钱穆先生专门就此在《宋明理学概述》中提及此事：“九渊的学问思想真可谓朴实之至，惟其朴实，所以易简。”[30]将前文王阳明的相关论述与陆象山的文字一比较，就看得非常清楚了，王阳明的文采飞扬、曲尽其妙，形象生动，实在不是象山能够企及，但是，就思想的实质来说，陆象山所展现的问题不仅一点都不比王阳明的差，而且境界更高。因为陆象山始终抓住孟子“义利之辩”的话题，结合社会、国家的管理，由儒家的仁学理论推衍开去，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一直上升到天下国家。 从思想批判的锋芒来说，王阳明与陆九渊的观点如出一辙。本来，在程颢、程颐那里，他们对寻章摘句、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早有贬斥，对于离开了修身养性而仅仅只是从事知识学习的行径，是极其不齿的。程颢甚至对谢上蔡摘抄五经的文字都斥之为“玩物丧志”。[31]但是，程颢的打击面过宽，不像陆象山和王阳明那么准确、深沉，具有特殊的社会问题意识。当然，二程的批判也远远没有陆象山和王阳明那么猛烈，尤其是陆象山，直捣虎穴，锋芒所向，就是科举考试给人们带来的巨大好处所导致的严重弊端。在《陆九渊集》中，陆象山对科举考试的批判不遗余力，一有机会就批，与王阳明一样，也是“火力全开”： 今时士人读书，其志在于学场屋之文以取科第，安能有大志？其间好事者，因书册见前辈议论，起为学之志者，亦岂能专纯？不专心致志，则所谓向学者未免悠悠一出一入。私意是举世所溺，平生所习岂容以悠悠一出一入之学而知之哉？必有大疑大惧，深思痛省，决去世俗之习，如弃秽恶，如避寇仇，则此心之灵自有其仁，自有其智，自有其勇，私意俗习，如见晛之雪，虽欲存之而不可得，此乃谓之知至，乃谓之先立乎其大者。[32] 大抵天下事，须是无场屋之累，无富贵之念，而实是平居要研核天下治乱、古今得失底人，方说得来有筋力。五哥心志精神尽好，但不要被场屋、富贵之念羁绊，直截将他天下事如吾家事相似，就实论量，却随他地步，自有可观。他人文字议论，但谩作公案事实，我却自出精神与他披判，不要与他牵绊，我却会斡旋运用得他，方始是自己胸襟。[33] 陆象山认为，整天利欲熏心、官迷心窍的人，浸润于“场屋之文以取科第”，会导致两个结果：第一是没有真正的人生大志。本来阅读圣贤书是志在圣贤的事情，但是，在科举考试的笼罩下，人们全部都是投机钻营的“私心”，“安能有大志”？第二是不可能在德性修养上得到“专纯”，因而也就不可能达到纯一之地。由此一来，整个社会都堕入了自私自利的泥潭之中，于是“大疑大惧，深思痛省，决去世俗之习，如弃秽恶，如避寇仇”的优秀人物就越来越少了。所以，大凡要干一番大的事业，就必须“无场屋之累，无富贵之念”，形成自己独立的思想与胸襟，志在高远，“研核天下治乱、古今得失底人，方说得来有筋力”。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先立乎其大”。其实，陆象山的“先立乎其大”，就是“心即理”通俗性的直白说法。就是整全性地把孔子、孟子等圣王先贤的思想渗透到自己血液灵魂之中，“则此心之灵自有其仁，自有其智，自有其勇”，然后上对国家大事、苍生黎民，下对五伦的忠孝节义，就形成了自己的胸襟。社会问题的方方面面，各种形势千变万化，如果都能够以不变应万变而“自出精神”，就无往而不胜了。著名日本学者岛田虔次在比较朱熹与陆象山的时候说过：“朱子学的特征，例如若对照陆象山的学问来说，则显著地带有主知主义的倾向，这是不能否定的。普通看法，相对于作为陆象山之学特征的德性主义，把朱子的学问视为知识主义，的确恰当。”[34]陆象山批评的虽然只是“举世所溺”的场屋之累、富贵之念，但是无形之中，却是剑指朱熹的“主知主义”了。朱陆之争不可避免，这也与王阳明后来的批评锋芒不谋而合。但是，应该注意的是，陆象山在前，王阳明在后，是陆象山影响、启迪了王阳明，而不是王阳明影响、启迪了陆象山，而且他们之间相差的时间是300多年。 王阳明在《拔本塞源论》中透彻地描述了明代中叶功利主义已经深深渗入了各个阶层尤其是广大官僚集团成员的心中。其严重的危害已经摇动了整个国家政权的根本，官僚们贪婪龌龊的嘴脸，不堪触目： 盖至于今，功利之毒沦浃于人之心髓而习以成性也几千年矣，相矜以知，相轧以势，相争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声誉。其出而仕也，理钱谷者则欲兼夫兵刑，典礼乐者又欲与于铨轴，处郡县则思藩臬之高，居台谏则望宰执之要。故不能其事，则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说，则不可以要其誉；记诵之广，适以长其敖也；知识之多，适以行其恶也；闻见之博，适以肆其辨也；辞章之富，适以饰其伪也。[35] 从王阳明的文字中，可以强烈地感受到王阳明痛心疾首的心情。这段话可以切割为三个层次：其一，一千多年来，这种功利之毒已经沦浃于上上下下所有人的心中，“相矜以知，相轧以势，相争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声誉”，已经习以成性。人们彼此之间一点厚道诚实、礼让谦恭都没有了。其二，只要一担任国家官员，就得陇望蜀，贪婪成性，永不满足，“理钱谷者则欲兼夫兵刑，典礼乐者又欲与于铨轴，处郡县则思藩臬之高，居台谏则望宰执之要”，上下其手，争权夺利。其三，全社会的士人读书都是为了功利的目的，没有学到圣贤的任何壮志与胸襟，而且更有甚者，“记诵之广，适以长其敖也；知识之多，适以行其恶也；闻见之博，适以肆其辨也；辞章之富，适以饰其伪也”，将学到的所有知识，作为炫耀的资本、作恶的工具、强词夺理的智慧、虚伪狡诈的掩饰。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毁灭，更是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沉沦的体现。从明代的官僚们来讲，他们都是从小头悬梁、锥刺股，拼命攻读朱熹的著作，参加了科举考试的人。所以，陈来先生指出：“不管阳明在《朱子晚年定论》和《答罗钦顺书》中怎么表白他之反对朱子并非出于本心，但仔细读阳明著述，他对朱子哲学的知识取向表示的强烈甚至过度的反感处处可见，他对训诂、物上求理的攻击之刻薄也常使人莫名其妙。”[36]笔者认为，面对朱熹的著作，陆象山、王阳明也许还是可以理性对待的，但是，一面对社会现实（陆象山面对的是醉生梦死、偏安一隅的南宋王朝，王阳明面对的是“相矜以知、相轧以势、相争以利”的明代中叶）就“火力全开”。所以，就王阳明来说，他的锋芒所向，也许更多的是针对明代中叶利欲熏心的污浊官场和社会现实。 相关的讨论，在陆象山的笔下，同样犀利深刻。象山曰：“此学之不明，千有五百余年矣。异端充塞，圣经榛芜，质美志笃者，尤为可惜！”[37]“异端充塞，圣经榛芜”的结果是坏人子弟。尤其是那些社会的精英，本“质美志笃”，却被各种异端邪说所诱惑，最后陷入了放辟邪侈的陷阱而不能自拔。陆象山置身于丧权辱国、偏安一隅的南宋时期，作为一个主战派的他，对他所处的时代的评价当然也是很差的：“私意是举世所溺，平生所习岂容以悠悠一出一入之学而知之哉？必有大疑大惧，深思痛省，决去世俗之习，如弃秽恶，如避寇仇，则此心之灵自有其仁，自有其智，自有其勇，私意俗习，如见晛之雪，虽欲存之而不可得，此乃谓之知至，乃谓之先立乎其大者。”[38]他的时代，在陆象山自己看来，是“举世所溺”，完全不可救药了。读书人所学的知识，也都只是“一出一入之学”也。极其沉痛！走笔至此，我们只能惊叹于王阳明化解陆象山的文句之暗度陈仓的本领实在是太绝了，若还要否定王阳明与陆象山的关系，已经没有可能了。但是，陆象山的话却比王阳明说得更加干脆，更加充满自信：“必有大疑大惧，深思痛省，决去世俗之习，如弃秽恶，如避寇仇，则此心之灵自有其仁，自有其智，自有其勇。”在一个从皇帝到官僚阶层都苟且偷安的时代，陆象山所面临的困境比王阳明面临的更加让人不堪。但是，陆象山的决心更大，态度更加坚定，要与“世俗”战斗到底，深思痛省，大疑大惧，“如弃秽恶，如避寇仇”，这不仅仅是一种理论的勇气，更是光芒四射的人性在一个黑暗的天际上划过了一道光芒。 综上所述，两相比较，陆象山与王阳明虽然处于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但是，他们英雄所见略同。他们追求的目标，思考问题的路径与解决问题的方法都是完全一样的。陆象山比王阳明更有战斗的气概，但是王阳明在誉满天下又谤满天下，经历了百死千难之后，其思想显得更加深沉厚重。总之，他们二人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如果有人想否定他们之间理论思想的联系与牵连，显然是不顾及事实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陆象山的学问虽然非常朴实，但是他私淑孟子，涵化周敦颐、张载、程颢、谢上蔡、王信伯，从批判朱元晦的“支离”中成长起来，而壁立千仞，其筚路蓝缕之功彪炳千秋；王阳明的学问虽然文采飞扬，气象万千，同时也尊奉孟子为圭臬，他从百死千难之中立功、立德、立言，成为一座哲学史上的丰碑，但是，他的学问继承与发展了陆象山的思想，是不容置疑的。一损俱损，一荣俱荣。陆象山与王阳明都是“根正苗红”的儒学正脉，对他们其中任何一个人的否定，都是对对方的伤害。这是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的。 本文系贵州省2019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国学单列重大课题“阳明心学对先秦儒家思想的传承与发展”（项目批准号：19GZGX02）阶段性成果。 注释： [1]全祖望：《宋元学案》卷二十九，《四库备要》（第6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77页。 [2]钱穆：《宋明理学概述》，《钱宾四先生全集》（第9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103页。 [3]黄宗羲：《明儒学案》，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7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4页。 [4]王守仁：《答徐成之》，《王阳明全集》卷二十一，吴光等编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668页。 [5]《左传·昭公九年》载：“我在伯父，犹衣服之有冠冕，水木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谋主也。伯父若裂冠毁冕，拔本塞原，专弃谋主，虽戎狄，其何有余一人？” [6]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重庆：重庆出版社，2017年，第155页。 [7]王守仁：《拔本塞源论》，《传习录中》，《王阳明全集》卷二，吴光等编校，第47页。 [8]陆九渊：《语录上》，《陆九渊集》卷三十四，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400页。 [9]陆九渊：《与曾宅之》，《陆九渊集》卷一，钟哲点校，第4页。 [10]全祖望：《宋元学案》卷五十八，《四库备要》（第61册），第675页。 [11]陆九渊：《与邵叔谊》，《陆九渊集》卷一，钟哲点校，第2—3页。 [12]王守仁：《拔本塞源论》，《传习录中》，《王阳明全集》卷二，吴光等编校，第47页。 [13]王守仁：《拔本塞源论》，《传习录中》，《王阳明全集》卷二，吴光等编校，第49页。 [14]王守仁：《大学问》，《王阳明全集》卷二十六，吴光等编校，第798—799页。 [15]王守仁：《拔本塞源论》，《传习录中》，《王阳明全集》卷二，吴光等编校，第47页。 [16]陆九渊：《与张辅之》，《陆九渊集》卷三，钟哲点校，第36页。 [17]王守仁：《拔本塞源论》，《传习录中》，《王阳明全集》卷二，吴光等编校，第47页。 [18]陆九渊：《与唐司法》，《陆九渊集》卷十五，钟哲点校，第196页。 [19]王守仁：《拔本塞源论》，《传习录中》，《王阳明全集》卷二，吴光等编校，第47页。 [20]陆九渊：《与邵叔谊》，《陆九渊集》卷一，钟哲点校，第1页。 [21]王守仁：《拔本塞源论》，《传习录中》，《王阳明全集》卷二，吴光等编校，第48页。 [22]王守仁：《拔本塞源论》，《传习录中》，《王阳明全集》卷二，吴光等编校，第48、49页。 [23]王守仁：《拔本塞源论》，《传习录中》，《王阳明全集》卷二，吴光等编校，第49页。 [24]王守仁：《万松书院记》，《王阳明全集》卷七，吴光等编校，第213页。 [25]王守仁：《重修浙江贡院记》，《王阳明全集》卷二十三，吴光等编校，第745页。 [26]陆九渊：《杂说》，《陆九渊集》卷二十二，钟哲点校，第273页。 [27]陆九渊：《语录下》，《陆九渊集》卷三十五，钟哲点校，第458页。 [28]陆九渊：《白鹿洞书院〈论语〉讲义》，《陆九渊集》卷二十三，钟哲点校，第275页。 [29]陆九渊：《白鹿洞书院〈论语〉讲义》，《陆九渊集》卷二十三，钟哲点校，第276页。 [30]钱穆：《宋明理学概述》，《钱宾四先生全集》（第9册），第181页。 [31]钱穆：《宋明理学概述》，《钱宾四先生全集》（第9册），第98页。 [32]陆九渊：《与傅克明》，《陆九渊集》卷十五，钟哲点校，第196页。 [33]陆九渊：《与吴仲时》，《陆九渊集》卷六，钟哲点校，第88页。 [34]岛田虔次：《朱子学与阳明学》，蒋国保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79页。 [35]王守仁：《拔本塞源论》，《传习录中》，《王阳明全集》卷二，吴光等编校，第49页。 [36]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页。 [37]陆九渊：《与李省幹》，《陆九渊集》卷一，钟哲点校，第14页。 [38]陆九渊：《与傅克明》，《陆九渊集》卷十五，钟哲点校，第196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