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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风〉私情诗宋人说讨原 作者：程元敏 来源：《中外文学》第四卷第二期，民国六十四年七月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庚子二月廿一日丙辰 耶稣2020年3月14日 指谓〈国风〉有私情诗，始于先秦学者。汉魏晋唐经师文士因之，且多已确指篇名。及宋而论之者愈众，至于昌言删黜淫篇。昔余撰「《王柏之生平与学术》」陆编，第伍编曾略及此事。唯该文专说王氏《诗》学，拘于体例，不克作透彻而有系统之论述，所收材料亦不便悉入。旧撰草成迄今，忽焉四岁。旧存新得，箧笥有关资料益丰。比得旬日休暇，董理斯竟，裁为此篇，凡四章若干节，以就教于贤者。 壹、问题之发生 《诗经》〈国风〉一百六十篇，其中不乏男女情诗。宋人王柏（号鲁斋）主张删去三十篇（或二十九篇），以为皆淫诗。自王氏逝世（宋度宗咸淳十年，公元一二七四年）至今七百年，此事影响学子教本、科场命题；至于经师、词人撰文争议者，尤其难以尽举。此学术史上大事。昔贤多归咎于王柏，而责之最深刻、措辞最严厉，莫过于〔清〕纪昀与皮锡瑞。皮氏《经学通论》（卷二）「论《诗》比他经尤难明其难明者有八」，曰： 宋人疑经，至王柏而猖狂已极，妄删〈国风〉，进退孔子。  黄焯批点涵芬楼影印本《经学通论》书影 皮氏作此口脗，实模仿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十七）于〈经部〉〈诗类存目一〉「《诗疑》二卷」下，指责王氏删诗，云： 柏何人斯！敢奋笔而进退孔子哉！……后人乃以柏尝师何基，基师黄榦，榦师朱子，相距不过三传，遂并此书亦莫敢异议。是门户之见，非天下之公义也。 《四库提要》（卷十三〈经部〉〈书类存目一〉「《书疑》九卷」下）且谴责《宋史》撰者，不应为王柏立传；甚至私家修史，为王氏立传，纪昀亦表不满，《四库提要》（卷五八）评〔清〕朱轼「《史传三编》」，曰： 王柏披猖恣肆，至删改孔子之圣经，咸预斯列，似为少滥！ 《提要》与《纪文达公遗集》之中指斥王柏者，多达数十处。一朝重臣，竟不惜倾注全力以攻击区区一王鲁斋，意其主要目的有二：一基于朝廷立场（《四库全书》自是官书），维护圣人经书之完整；二是反映当时（干、嘉时代）学风，反对宋学。而朱子为宋学泰斗，欲攻宋学非攻击朱子不可。然清初朱学，甚受政府尊尚（康熙御纂《周易折中》、雍正钦定《书经传说汇纂》与《诗经传说汇纂》皆以朱学为主。）；其在民间势力尚大。晓岚不便明文直接攻击朱子，故集矢于王柏，诚如方东树《汉学商兑》所言，「项庄舞剑，志在沛公」而已（注一）。 然指出〈国风〉中有淫诗，并非始于南宋朱子、王柏，北宋学者已明言〈风〉篇杂有淫亵之作；亦非北宋人最先生发此论，汉、唐人已论及〈国风〉淫奔篇章；不仅汉、唐人，即先秦典籍亦未曾讳言〈国风〉少数篇什好色而淫。如弃置《诗序》及后世《诗经》传注，直求诗文，〈国风〉淫色之篇，恐不止昔贤论定之数矣。 贰、唐以前人之议论 一、先秦学者之说 《诗经》三百零五篇文约四万，仅一「淫」字，〈周颂〉〈有客〉篇：「既有淫威，降福孔夷。」「淫」乃「大」义，淫威意为大德；与淫色无关。〈国风〉不着「淫」字，然确有淫诗，如〈陈风〉〈株林〉篇：「胡为乎株林，从夏南。匪适株林，从夏南。」咏陈灵公淫乱夏征舒字子南之母（据〔清〕陈奂《诗毛氏传疏》），诗有明文，事见《左》〈宣九年及十年〉《传》。但尚可曲从《诗序》说为刺灵公；且体会全诗两章语气，诚酷似旁观者口气。但〈鄘风〉〈桑中〉篇则无从曲说，兹举第一章： 爰采唐矣，沬之乡矣。云谁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 一章诗用三「我」字（二、三章同），显然男女私相约会之诗，《诗序》曰「刺奔」，诗本文全无此意。而〈国风〉带有「我、予」自称代名词之男女情诗约共十七篇，出现约六十三次。 此类诗篇，先秦学者首先判为淫诗。于〈邶风〉〈静女〉篇第二章「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定公九年〉《左传》曰：「〈静女〉之三章，取『彤管』焉。」据杜预注，《左传》作者以为：〈静女〉为男女私情诗，仅次章之『彤管』，依旧说义为「赤管笔，女史记事规诲之所执」可取。又〈成公二年〉《左传》明判〈鄘风〉〈桑中〉篇为淫奔之辞，云： 巫臣聘诸郑，郑伯许之。及共王即位，将为阳桥之役，使屈巫聘于齐，且告师期。巫臣尽室以行。申叔跪从其父将适郢，遇之，曰：「异哉！夫子有三军之惧，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将窃妻以逃者也。」 玩味申叔跪语气，似乎《诗》〈桑中〉篇为淫诗，乃当时共知共喻之事。 《左传》成书约在战国初叶，已言三卫（邶、鄘、卫三国地壤邻近，其诗通称《三卫诗》。）有淫诗。比《左传》作者略晚，屈原弟子宋玉〈登徒子好色赋〉（见《昭明文选》卷十九）： 臣少曾远游，……从容郑、卫溱、洧之闲。是时向春之末，迎夏之阳，鶬鶊喈喈，羣女出桑。……臣观其丽者，因称诗曰「遵大路兮，揽子袪」，赠以芳华辞甚妙。于是处子怳若有望而不来，忽若有来而不见。意密体䟽，俯仰异观。含喜微笑，窃视流眄。 溱、洧是郑国两水名，郑国男女少艾于三月上巳日就水上游嬉，赋诗互通情愫，见〈郑风〉〈溱洧〉篇。桑间、濮上，古在卫国境内，男女聚会于此，放浪形骸，纵情声色。故先秦典籍屡记郑卫声诗皆淫： 《论语》〈卫灵公〉篇：「子曰：『……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又〈阳货〉篇：「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 声与诗合一，《尚书》〈尧典〉篇：「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诗经》三百篇皆被之弦歌，故说郑声淫犹言〈郑诗〉淫，言卫音淫则〈卫诗〉断无不淫之理，《礼记》〈乐记〉篇： （魏）文侯曰：「敢问溺音何从出也？」子夏对曰：「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周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 祭祀时，奏乐、唱诗、舞蹈三事同时进行，《诗经》〈周「颂」〉之颂即具此三种意义。子夏既说郑音卫音淫色害德，又谓祭祀弗用，是不以〈郑诗〉、〈卫诗〉配乐唱奏于神明之前。宋玉自述游郑、卫之间，见其丽姝，又咏〈郑风〉〈遵大路〉篇诗句「遵大路兮，揽子袪」（文与今本《毛诗》小异）以挑之，是宋氏曾参酌〈乐记〉、《论语》，探索诗意，判本篇为淫诗，而于〈好色赋〉引之。 又孔子时人盖已疑〈周南〉〈关雎〉篇为淫色诗，故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篇）梁皇侃《论语集解义疏》曰：「时人不知〈关雎〉之义而横生非毁，或言其淫，或言其伤，故孔子解之也。〈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是其为政风之美耳，非为淫也。……故江熙云：『乐在得淑女，疑于为色；所乐者德，故有乐而无淫也。』」 二、汉儒之解说 汉人讨论孔子「郑声淫」一语，多谓郑国不仅声（音乐）淫，而诗亦淫，班固《白虎通》〈礼乐〉篇（据陈立《疏证》本，见《皇清经解》。）曰： 孔子曰「郑声淫」何？郑国土地，民人山居谷浴，男女错杂，为郑声以相诱悦怿，故邪辟声皆淫色之声也。 所谓「淫色之声」，犹今言男女情歌，情歌未有有声无辞者，班着《汉书》〈地理志〉且举〈郑风〉〈溱洧〉及〈出其东门〉二篇为证（详下）。 郑国声、诗兼淫，许慎及汉《论语》今文家之说竝同。许氏《五经异义》（《礼记》〈乐记〉篇「郑卫之音」云云孔颖达《疏》引）曰： 今论说：郑国之为俗，有溱、洧之水，男女聚会，讴歌相感，故云「郑声淫」。《左传》说：……（许君）谨案：「〈郑诗〉二十一篇，说妇人者十九矣，故郑声淫也。」 「今论说」，〔清〕魏源《诗古微》（卷二）谓是汉代《论语》今文家之言；许氏审定从其说，故云郑国说妇人之诗十分有九（或云「十九」，衍十字。）。又陈立《白虎通疏证》（卷三）据《白帖》引许慎《五经通义》（？）云：「郑国有溱、洧之水，会聚讴歌相感，今〈郑诗〉二十一篇，说妇人者十九，故云『郑声淫』。」与此说同。 诗乐大概亡佚于西汉初年，诗文则赖口诵而幸存（注二），是故汉儒直称〈郑〉〈卫〉诗淫，可不必并声言之。班固《汉书》〈地理志〉（卷二八下二）曰： （郑）武公与平王东迁，卒定虢、会之地，右雒左泲，食溱、洧焉。土陿而险，山居谷汲。男女亟聚会，故其俗淫。〈郑诗〉曰：「出其东门，有女如云。」又曰：「溱与洧，方灌灌兮，士与女，方秉菅兮。恂盱且乐，惟士与女，伊其相谑。」此其风也。 班氏举出〈溱洧〉、〈出其东门〉二篇为〈郑风〉淫诗。〈溱洧〉篇前已屡述。〈出其东门〉篇首章曰：「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缟衣綦巾，聊乐我员。」（第二章意略同）绎诗本文，此男子疑恋女子之诗也。 高诱亦据〈郑风〉〈溱洧〉篇本文，谓其诗淫，《吕氏春秋》〈孟春纪〉〈本生〉篇「靡曼皓齿，郑卫之音」云云高氏注曰： 郑国淫辟，男女私会于溱、洧之上，有询訏之乐，芍药之和。 男女私会云云，指〈溱洧〉篇为淫奔期会之辞也。 汉初治《诗》者今文三家。三家者，《鲁诗》鲁申培公、《齐诗》齐辕固生、《韩诗》燕韩婴是也。《古文》毛公后出，合为《四家诗》。三家相继亡佚，《毛诗》今独存。汉世特重家法，故当时《诗》说，不出于三家，则出于毛。出于毛者今有《毛传》《毛序》可按，凡诸与毛学不同之汉人《诗》说，宜分别派入三家，于理无妨。 高诱《吕览》〈本生〉篇注，谓溱洧淫奔之辞，〔清〕陈乔枞（《鲁诗遗说攷》卷四）以为据《鲁诗》为说，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卷五）论同。班固《汉书》〈地理志〉等断〈郑风〉〈溱洧〉、〈出其东门〉为淫辞，陈乔枞（《齐诗遗说攷》卷三）谓本《齐诗》。焦延寿《易林说诗》〈桑中〉篇，陈乔枞（《齐诗遗说攷》卷二）、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卷三中）竝以为是《齐诗》。鲁例已见前举，兹再举《易林》齐说二条： 《易林》（卷一）〈师之噬嗑〉：「采唐沬乡，要我桑中，失信不会，忧思约带。」（《汉魏丛书》本，下同。） 又（卷二）〈蛊之谦〉：「采唐沬乡，儌期桑中，失心不会，忧思忡忡。」 至于《韩诗》见引于典籍者，亦尝明言〈郑风〉〈溱洧〉诗淫，《后汉书》〈袁绍传〉「三月上巳，大会宾徒于薄落津」〔唐〕李贤注曰： 《韩诗》曰：「溱与洧，方洹洹兮。」薛君注云：「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辰，两水之上，招魂续魄，拂除不祥，故诗人愿与所说者俱往也。」 薛君注，谓薛汉《章句》。薛汉家世习《韩诗》，《后汉书》〈儒林〉有传。薛君以本诗中「士与女」及「士曰」之「士」为作此诗之人；「士与女」及「女曰」之「女」为诗人之所说者，而「俱往」云云，指「且往观乎洧之外，洵訏且乐」。是《韩诗》以此篇淫词乃诗人自赋也。 异于《毛诗》之论，概属之三家；今文三家释〈溱洧〉、〈桑中〉为淫诗，既如上述。而古文诗学家—《毛序》、《毛传》、《郑笺》，兹悉并为一派论之。考许多淫人自赋之诗，《毛序》皆说为他人刺淫，兹举二例： 〈郑风〉〈子衿〉篇：「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我」乃诗人自白，《毛序》则曰：「〈子衿〉，刺学校废也。……」 〈齐风〉〈东方之日〉篇：「……东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闼兮。在我闼兮，履我发兮。」此男子自白与情人幽会之辞，《毛序》则曰：「〈东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礼化也。」 前一首，《毛序》不谓之淫诗；后一首，虽不得不谓之淫奔诗，但仍托言刺讥。而毛氏传《诗》、郑玄笺《诗》及笺〈序〉多与〈序〉旨同。然亦偶有不托言讥刺，直指某诗淫者。魏源（《诗古微》卷二）曰： 《毛诗》（〈郑风〉）〈野有蔓草〉，〈序〉为「男女思不期相会」；〈东门之墠〉，《笺》为「女欲奔男之词」；（〈陈风〉）〈泽陂〉，《笺》：「蒲喻所说男之性，荷喻所说女之色」。言「我思此美人，当如何而得见之」？是《毛诗序》、《笺》之例，亦未尝以诗皆无邪而尽出于刺邪也。 案：〈野有蔓草序〉：「〈野有蔓草〉，思遇时也。君之泽不下流，民穷于兵革，男女失时，思不期而会焉。」思遇时，与思不期而会者同为一人：〈序〉者诚未托言刺讥。〈序〉盖亦汉人作。郑笺〈泽陂〉及〈东门之墠〉，皆男女私情之辞，与〈序〉之为「刺时」、「刺乱」不同，而亦与《毛传》不合。盖康成混同今古学，笺《诗》时采三家之说，所谓「若有不同，便下己意」者，谓断取三家而不独师毛意也（注三）。且郑氏有《驳五经异义》一书，而于许慎「〈郑诗〉二十一篇，说妇人者十九矣，故『郑声淫』也」无驳（注四），是承认郑国声、诗皆淫于色，故彼又于《周礼》〈春官〉〈大司乐〉「凡建国禁其淫声」云云注曰：「淫声，若郑、卫也。」言郑、卫诗亦皆淫也。  足利学校藏南宋十行本毛诗注疏书影 三、魏晋间人之谈论 魏晋人《诗》解，今多亡佚，残存于类书或经疏引述、论及淫风者，〔吴〕韦昭、朱育「《毛诗答杂问》」〈韦答野有蔓草问〉，曰： 国多兵役，男女怨旷，于是女感伤而思男，故出游于洧之外，托采芳香之草，而为淫妷之行。时草始生，而云「蔓」者，女情急欲以促时也。（《太平御览》卷九九四引） 《毛序》曰「男女失时」，此云「男女怨旷」；〈序〉言「思不期而会」，此作「托采芳香之草，而为淫妷之行」：韦氏答问大畅〈序〉意，而谓「女情急」故赋「蔓」（谐「慢」声）草，「猖披横绝」甚晦菴、鲁斋多矣。 王肃不服郑玄，说经务反康成，至于伪托圣人言语以坚其证。〈卫风〉〈氓〉篇，「淫妇为人所弃，而自叙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也」（朱子《诗集传》），妇言昔嫁时「秋以为期」，肃《圣证论》（《周礼》〈地官〉〈媒氏〉「中春之月，令会男女」〔唐〕贾公彦《疏》引）曰： ……凡此皆与仲春嫁娶为候者也。〈夏小正〉曰：「二月冠子嫁女」，娶妻之时，秋以为期，此淫奔之诗。 〔晋〕张融「《圣证论评》据《礼》〈夏小正〉、《易》〈卦〉、《诗》〈国风〉及〈小雅〉、《管子》，证古妇人春嫁娶，今〈氓〉诗言秋娶，乃淫奔之辞，〈媒氏〉《疏》引其说（参〔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五经总义类〉）曰： 《礼》：「诸侯越国娶女，仲春及冰未散请期」，乃足容往反也。秋如期往。淫奔之女不能待年，故设秋迎之期。 疏不夺注，注不违经，此常义也；第注者疏者之于经传，若意有不同，则或故避而不解；或竟破经、传，别立异义。准此，杜预《春秋经传集解》苟不满《左传》说〈静女〉、〈桑中〉（已详上第一节）自可别立异说，第今考 〈定公九年〉《左传》「〈静女〉之三章，取彤管焉」杜注曰：「〈静女〉三章之诗，虽说（音悦）美女，义在彤管。」 〈成公二年〉《左传》「夫子……又有『桑中』之喜」云云杜注曰：「〈桑中〉，〈卫风〉淫奔之诗。」 谓〈静女〉诗义为男悦女，且直指〈桑中〉乃〈卫国风〉淫奔诗，意甚坚决，语至明确，则是与经旨同。且已不止解经，更借以论经学矣。 四、唐代经师文士之意见 经学有义疏时代，南北朝也。百六十年间，江左河朔名儒辈出，疏经巨著繁富。惜今存唯〔梁〕皇侃《论语集解义疏》为完帙，余见于唐代经疏称引之残文，尚不及百一。当时诸儒论〈国风〉中情诗意见，今皆失传。唐高宗永徽四年颁行、孔颖达主修之《易》、《书》、《诗》、《礼记》、《春秋》《左传》《五经正义》。《诗经正义》皆止曲徇《毛序》刺讥之托，否认有淫奔之风诗。《左传》〈定公九年〉记〈静女〉彤管，《正义》释〈静女〉曰贞女，彤管义用《毛传》，皆破杜《注》；〈成二年〉记申叔跪「桑中窃妻」云云，《正义》阙释，盖仍从《毛序》「刺淫奔」，而不以杜《注》为然也。 至《礼记正义》涉及此一问题，则不回护《毛序》，〈乐记〉「郑卫之音」云云《正义》既引《五经异义》所断「〈郑诗〉二十一篇，说妇人者十九」云云，乃曰： 今案：〈郑诗〉说妇人者唯九篇，《异义》云十九者，误也。无「十」字矣。  宋庆元六年绍兴府刻宋元递修本《春秋左传正义》书影 此疏既紧承许说而言，是坦承〈郑诗〉九篇说妇人，而其中不免淫辞。《五经正义》虽题孔颖达撰，其实同修者非止一人，颖达不过总揽大纲，未必逐条亲自论定，故彼此互异。《毛诗正义》王德韶、齐威等同修，《左传正义》谷那律、杨士勛等共治，《礼记》则贾公彦等合疏（注五），因人而异，故《礼疏》与《诗疏》、《左疏》异趣。《周礼疏》不在《五经正义》之列，贾公彦等奉勅撰，〈春官〉〈大司乐〉「凡建国禁其淫声」云云《疏》曰： 云「淫声，若郑、卫也」者，〈乐记〉文。〈郑〉则〈缁衣〉之诗，说妇人者九篇；〈卫〉则〈三卫〉之诗，云：「期我于桑中」之类是也。 此及前条〈乐记〉《疏》，殆皆贾公彦撰，故言〈郑风〉说妇人之诗篇数同。经贾氏指明为淫诗者：〈郑〉止〈缁衣〉一篇，其它八篇虽未确指，意其谓〈将仲子〉、〈子衿〉、〈野有蔓草〉、〈溱洧〉等，求之诗文皆显然为私情之诗；〈卫〉则明言具有与「期我于（乎）桑中」（〈鄘风〉〈桑中〉篇）句同类诗句之诗篇，殆谓〈邶〉〈静女〉、〈卫〉〈氓〉之流也。 视〈国风〉为男女情诗，且以后世情歌拟之者，由唐代文士凿开风气，刘迅（知几之子）取〈巴渝歌〉、〈白头吟〉、〈折杨柳〉至〈谈容娘〉，以比〈国风〉之流（注六）。有宋词人多承其说。 又〔唐〕丘光庭《兼明书》（卷二「沈朗新添」条）载宣宗大中年间，《毛诗》博士沈朗进新添《毛诗》四篇，云〈关雎〉后妃之德，不可为三百篇之首，别撰二篇为尧舜诗，取虞人之箴为禹诗，取〈大雅〉〈文王〉篇为文王诗，表请以四诗置〈关雎〉之前。朝廷嘉之。度沈博士意，以〈关雎〉为「说妇人之诗」，不配冠于《诗》全经之上，此衍绎许慎、贾公彦之说，而启发南宋经师文士欲黜〈国风〉。 五本章结语 综上所述，先秦、两汉、魏晋及唐人以为〈国风〉有淫诗者，凡左丘明、宋玉（以上先秦）、申培公、辕固生、韩婴、焦延寿、班固、《论语》今文家、许慎、薛汉、高诱、卫宏、郑玄（以上两汉）、韦昭、王肃、张融、杜预（以上魏晋）及贾公彦（唐）十八家，而孔子（两言郑声淫）、〈国风〉古传、荀卿（〈大略〉篇曰：「〈国风〉之好色也，《传》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淮南王刘安（《文心雕龙》〈辨骚〉篇引其《离骚传》云「〈国风〉好色而不淫」）、司马迁（〈屈原贾生列传〉亦云：「〈国风〉好色而不淫」。）、杨倞（注《荀子》〈大略〉篇以〈关雎〉篇好色）及刘迅、沈朗议论，皆于宋人说〈国风〉大有影响，尚未计入。 其经上述诸家确指为淫篇者，得六国十一篇，兹列表如下：
若并贾公彦等尚未明指之〈郑〉、〈卫〉淫篇计之，恐先秦至唐人意为淫邪之〈风〉篇，当不在宋人之下。 上举宋以前人有关议论，大率出于寻常典籍，学者所必读，以纪文达、皮鹿门诸公之博洽，不致未见。然而明知唐以前多家确指〈国风〉多篇为淫辞，仍将「蔑经诬圣」之责大段归咎于宋儒，殊失公允。且北宋诸子，未尝讳言十五国之淫诗；南宋略晚于朱子、稍早于王鲁斋时，已有多人议删淫诗，则是「毁伤经典，进退孔子」，亦不应独罪王柏。 参、宋人之议论 六、东都学者论〈国风〉 北宋诸子敢昌言〈国风〉杂出淫辞，自疑《毛诗序》起。疑《序》者多家，莫若苏辙作法影响深远；其说渊源于〔唐〕成伯璵。成氏谓众篇之〈小序〉，子夏但作第一句，至「也」字而止，如「〈葛覃〉，后妃之本也」、「〈鸿鴈〉，美宣王也」之类是也（注七）。余辞皆大毛公添系。苏氏撰《颍滨诗集传》，遂唯存〈序〉之首句，而尽去所谓附益。 晁说之从眉山苏氏游，说《诗》受子瞻、子由影响。尝作「〈诗之序论〉」四篇（载其《景迂生集》卷十一），论《诗序》固非子夏作，亦非毛公作，而〈序〉云诗篇作者美刺某人，皆不可信。 苏轼说《诗》不取《诗序》，其「诗论」（注八）曰： 诗者，天下之人匹夫匹妇羁臣贱隶悲忧愉佚之所为作也。夫天下之人，自伤其贫贱困苦之忧，而自述其丰美盛大之乐，上及于君臣父子、天下兴亡治乱之迹，而下及于饮食床笫昆虫草木之类，盖其中无所不具。 《诗》〈鄘风〉〈鹑之奔奔〉篇，〈襄二十七年〉《左传》载伯有赋之，赵孟曰：「牀笫之言不踰阈，况在野乎？」又〈墙有茨〉篇诗曰：「墙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此二诗，〈序〉者皆以为刺诗，东坡盖指此类及〈郑风〉〈风雨〉、〈齐风〉〈鸡鸣〉篇为夫妇自道其床笫之事。 晁补之出东坡之门，直指桑濮与颂声同传，承苏说而勇锐实过之，其续〈楚辞序〉（《鸡肋集》卷三六）曰： 《诗》非皆圣贤作也。舍周公、尹吉甫、仲山甫诸大夫君子，则羁臣寡妇寺人贱者桑濮淫奔之辞，顾亦与猗 桑濮谓〈鄘风〉〈桑中〉之类，补之指为淫奔之辞。 七、南渡前中期学士文人论〈国风〉 北、南宋之际，郑樵（渔仲）作《诗辨妄》（书今佚），继苏门学士辨《诗序》之妄，执诗文求其义，判许多所谓刺诗为淫奔之作，兹择录其说如下： 郑渔仲谓：〈诗小序〉只是后人将史传去拣并看謚，却附会作〈小序〉美刺。（《朱子语类》卷八十引） 郑渔仲有《诗辨妄》，力诋《诗序》，……以为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同上） 莆田郑氏谓：此（〈将仲子〉篇）实淫奔之诗，无与于庄公、叔段之事。（朱子《诗序辨说》引） 郑渔仲《诗辨（妄）》：〈将仲子〉只是淫奔之诗，非刺仲子之诗也。（《朱子语类》卷二三引） 志在辨证〈小序〉谬误，兼及毛郑之失，《诗辨妄》为第一部专著。〈将仲子〉，固渔仲首先斥为淫奔；但其所论，绝不止此〈郑风〉一篇，意者〈氓〉、〈溱洧〉、〈桑中〉等前人早已论定之诸篇，亦决在其指为淫奔之目。 郑樵《诗》学，其同里密友林光朝（艾轩）所见略同。郑岳编撰艾轩「遗事」（见《艾轩集》〈附录〉，又见《朱子语类》卷二三）曰： 《诗》三百篇，大抵好事足以观，恶事足以戒。如《春秋》中好事至少，恶事至多。此等诗郑渔仲十得其七、八，如「〈将仲子〉诗止是淫奔」，艾轩亦见得。 《诗辨妄》虽力诋《诗序》，然究非注释全诗之作，故论去〈序〉言《诗》，不得不让与年齿略少之王质（雪山）。苏子由弃〈小序〉之续文，质则悉废全〈序〉，〈序〉言刺某君疾某臣，雪山《诗总闻》则皆不予理睬，如解〈陈风〉〈东门之枌〉篇曰： 宛丘之东门也。子仲，子之仲也；之子，又仲之子也。必指一人，而其姓氏无考。徘徊东门树下，待所期妇人也。……总闻曰：此诗多及期会之地草木：如枌，如栩，如麻，如荍，如椒。（卷七） 〈东门之枌〉，雪山始以淫风解之，而《诗总闻》二十卷，类此之说不止此篇，宜（《四库提要》卷十五〈经部〉〈诗类一〉）谓其「毅然自用，别出新裁，坚锐之气，乃视（郑樵、朱子）二家为加倍」。 宋代若干文人，不以治经学闻世，亦无说《诗经》之专著，彼以〈国风〉篇章比拟六朝艳诗及唐代丽句，与〔唐〕刘迅所为（已详上第四节）同一机轴，洪迈是也。其《容斋五笔》（卷四「作《诗》旨意」条）曰： 《诗》三百篇中，其誉妇人者至多。如……夸服饰之盛者：若「副笄六珈，如山如河，玉之瑱也，象之揥也」（〈鄘风〉〈君子偕老〉）。赞容色之美者：若「唐隶之华，华如桃李」（〈召南〉〈何彼襛矣〉），……「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卫风〉〈硕人〉），「颜如舜华，洵美且都」（〈郑风〉〈有女同车〉）。……其词可谓尽善矣。魏晋六朝，流连光景不可胜述。唐人播之歌诗，固亦极挚，若「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翠微㔩叶垂鬓脣，珠压腰衱稳称身，……金屋妆成娇侍夜，玉楼宴罢醉和春」……此皆李杜元白之丽句也。 稍后，杨万里更以当朝小词比〈国风〉，其诗话（《诚斋集》卷一一四）云： 太史公曰：「〈国风〉好色而不淫，……」近世词人闲情之靡，如伯有所赋、赵武所不得闻者，有过之无不及焉，是得为好色而不淫乎？ 杨氏以为：〈国风〉亦有好色而淫者，如〈鄘风〉〈鹑之奔奔〉、伯有所赋便是，不然赵武必无「非使之所得闻也」之讥矣（参看上苏轼说）。 八、朱子之辨说 朱子判〈国风〉中男女情诗之理论，与吕祖谦争辩诗旨，辨《诗序》之谬妄，及其所定淫奔诗二十九篇篇目，均已详拙着「《王柏之生平与学术》」一书（第伍编）及「〈朱子所定诗经国风中之男女情诗〉」（载《孔孟学报》二十六期）一文，此不具论。下单就其说淫诗所受前人之影响举实例以明之： （一）朱子《诗集传》解诗尽去《诗序》，受《颍滨诗集传》启发，而王质（一一三五至一一八九，比朱子早卒十一年。）先已如此作；郑樵诋〈序〉甚力，朱子屡述其言，且作《诗序辨说》，赞同其说（注九）。  南宋淳熙七年苏诩筠州公使库刻本《诗集传》书影 （二）经宋以前学者词人确指之淫诗十一篇（详上第五节），除〈郑风〉〈缁衣〉、〈东门之墠〉、〈出其东门〉及〈周南〉〈关雎〉四篇外，朱子全部判为淫诗，而《诗集传》尝用〈登徒子好色赋〉引《诗》解〈遵大路〉篇，其因承古人之学甚确。〔清〕王益斋《淫奔诗辨》（卷下）云：「朱子作《诗集传》，……博采诸说而折衷以己意，而淫奔之说原本郑氏。」案：康成笺〈陈风〉〈泽陂〉为男女私情诗，《诗集传》以为男女相悦相念之辞。益斋论朱《传》原本康成，固有据。 （三）郑樵、林光朝以淫辞说〈郑风〉〈将仲子〉篇，《朱子语类》（卷八一）曰：「〈将仲子〉自是男女相与之辞。」〈陈风〉〈东门之枌〉，王质谓淫男待所期妇人诗，《诗集传》谓男女相悦之辞。略同。 （四）朱子寻绎白文以求诗义，此法班固、郑玄及贾公彦《周礼》〈大司乐〉《疏》说〈桑中〉诗已用（详上第二、四节），《诗总闻》次其后，而皆先乎《诗集传》。 （五）其余大苏氏、晁无咎、洪景卢、杨诚斋之说，皆刺激朱子，殆无疑问。夫朱子解〈国风〉多篇为淫奔之辞，既皆原本先儒，则纪公藉《提要》之简编，予以深文巧诋，不能无过。而其后汪之昌定朱子始俑罪，且以李斯焚书、荀卿启之之义责其启王柏毁经诬圣，殊不考鲁斋固尝奉「郑声淫，放郑声」为责邪议删之重要依据，汪氏何不以罪朱子者罪仲尼？ 九、朱子后王柏前文人之理论 （一）真德秀、刘克庄寓删诗于不选录 王鲁斋年四十（当宋理宗端平三年，一二三六）求学方向确定，上溯至朱晦菴卒（宁宗庆元六年，一二○○），约四十年之间，有真德秀（孝宗淳熙五年，一一七八至理宗端平二年，一二三五）与刘克庄因编选《文章正宗》论及〈国风〉中私情诗，刘氏曰： 《文章正宗》初萌芽，西山先生以诗歌一门属余编类，且约以世教民彝为主；如仙释、闺情、宫怨之类，皆勿取。余取汉武帝〈秋风词〉，西山曰：「文中子亦以此词为悔心之萌，岂其然乎？」意不欲收，其严如此。然所谓「携佳人兮不能忘」之语，盖指公卿郡臣之扈从者，凡余所取而西山去之者太半，增入陶诗甚多，如三谢之类多不入。（《后村大全集》卷一七三《诗话》） 诗歌之表现方式，得由比兴。真氏否认此法，故于「怀佳人兮不能忘」但依文诠释，则佳人即后宫粉黛，而怀之为私情，合其「闺情、宫怨」皆勿取之义，故《文章正宗》之定编，删刘氏初选之太半。噫！西山幸而不出于姬周之世，操删削之柄，不然若〈氓蚩〉、〈鸡鸣〉之类固不得入三百篇矣。 刘后村于戊子年（理宗绍定元年，一二二八）〈答真侍郎论选诗〉，隐指西山「寓删〈国风〉于不选后世闺情篇什」之意，而己则坦承《诗经》多淫词，流变为后世情诗，曰： 昨承尊旨，令编选诗。……古诗发乎性情，止乎礼义；三百五篇多淫奔之词，若使后人编次，必皆删弃。圣人并存之，以为世戒。其流为后世闺情等作几于劝淫矣。（《后村大全集》卷一二八） 后人，隐射真氏也；而王鲁斋中岁之后文学观点颇为近之，其编《诗准》《诗翼》即櫽栝西山《续文章正宗》之〈序〉为序，于《正宗》「寓删于不选」，应无不知之理。 〈国风〉中私情诗，即古之「艳诗小词」；香奁、无题与宋人丽词，即今之「私情诗」。惟后者知是韩李柳秦等所自述；前者因旧有「孔子删诗」之说，经师不得不托言为美刺之篇章而已。三百篇既经圣人删定，何得有淫诗？故王质、朱子、刘克庄等，虽明知「此男女期会之词」、「此淫人自述之词」、彼为「男女情合而作」、「多淫奔之词」，而亦不得不作「圣人并存之，以为世戒」违心之语。至王柏而「圣人删诗，何所取淫」之疑决，故作删今本《诗经》淫篇之议。然王氏此议亦本诸前人，世罕知之。 （二）车似庆、方岳谓淫诗乃汉人窜入 约在端平三年（一二三六），台州人车似庆作《五经论诗论》（〔清〕王棻《台学统》卷二十转载），有一重要论点，发前人之所未发，兹引述如下： 诗之未删，邪正杂揉，不知其几。自夫子正之，删其芜秽，笔之简册者，皆正诗也；而邪诗习熟于邪入之口耳，布传于私室之简册者，犹在天下，夫子岂能删之哉！秦祸之酷，圣学不传，天地否塞。汉兴以来，诸儒收拾残篇断简于坏亡之余，补缀遗逸，而诗之三百大抵不全，取天下口传之诗，以补秦火之余，党同专门，各是其师，将非夫子所删之全文也。 似庆之孙若水《脚气集》（卷上）亦载其祖此论（文字稍异），而王柏于景定三年（一二六二）至台州任上蔡书院堂长四月，若水尝师之；晚年着《诗疑》，其议删立论大受车氏家学影响，确凿有据。 徽州方岳（庆元五年，一一九九至景定三年，一二六二）论淫诗见存于三百篇之故，与车氏同而较明确，其《秋崖小藁》（卷二四）「回赵师渊」曰： 孔子删诗，何取乎删也？伤风败俗之辞，不可以明示天下来世者，则删之耳。〈墙茨〉诸诗，所谓言之则污口舌，书之则污简牍，盖父不敢训诸其子，师不敢以淑诸其徒者也。某意其决在删列。何以言之？《记》、《礼》、《左氏》诸书所引逸诗，其辞皆雅正，而夫子犹删之，则沦三纲，斁九法，如〈墙茨〉诸诗，删之，决也！……某决以为黩乱如〈墙茨〉之比，淫诗如〈桑中〉之类，皆夫子所删之诗也。删之矣，则曷为存？秦火之烬，汉儒乱之也。汉儒奚其乱之？火于秦者，不能尽记，而孔子所删之诗，流传习熟于人之口耳者，犹在也。亡者不可复，则取其在者以足之耳。此汉儒之罪也。 方氏所论要点，似全自车论来，唯举记传所引逸诗辞皆雅正犹在删数，则淫邪如〈墙茨〉之类，夫子必删之，为车氏所未言，而王柏却屡申此说，盖得自方氏启示。 十、王柏之论据与议删篇目 唯车、方二家并未明言正《诗》何以易佚，淫诗为何传至汉世而不绝，王柏则曰：「盖雅奥难识，淫俚易传」（《诗疑》卷一），又举〔汉〕刘歆〈让太常博士书〉以证《诗》至汉已不全，云：「汉之刘歆得见闻之近，乃谓『《诗》萌芽于文帝之时，一人不能独尽其经，或以为〈雅〉，或以为〈颂〉，相合而成』，吾故知各出其讽诵之余，追残补缺以足三百篇之数尔，乌得谓之独全哉！」（《诗疑》卷二）鲁斋言〈国风〉私情诗重要理论，自己创发者，仅此二条，余皆因袭前人，兹略举实例明之（详请参看拙作《王柏之生平与学术》第伍编）： （A）孔子言「郑声淫」，汉、唐多士及朱文公皆主诗声合一，鲁斋因之。声淫则诗无有不淫者。 （B）排击《诗序》，自唐人发难端，至宋人而烈（注一○），鲁斋踵之。 （C）废〈序〉直寻《诗经》白文，确以贾逵说〈桑中〉（注一一）为嚆矢，王质、朱文公、鲁斋皆用此法释经。 （D）自〔唐〕刘迅至〔宋〕刘克庄，皆尝以〈国风〉拟后世之艳诗，且以前者为后者之流变，鲁斋师其意而语尤激烈：「今考〈桑中〉、〈溱洧〉之诗，……虽荡然无复羞愧悔悟之意，若概之以后世怨月恨花、殢红偎翠之语，艳丽放浪、迷痼沈弱者，又不可同日而语矣。予尝谓：〈郑〉〈卫〉之音，〈二南〉之罪人也；后世之乐府，又〈郑〉〈卫〉之罪人也。凡今词家所称、脍炙人口者，则皆导淫之罪魁耳。」（《鲁斋集》卷五） （E）真德秀、刘克庄、方岳厌弃淫诗，皆基于《诗》教，盖《诗》最易感人，故曰「兴于诗」。淫诗不宜旦夕诵读，矧「童子淳质未漓，情欲未开，或于诵习讲说之中，反有以导其邪思，非所以为训。」（《诗疑》卷一） （F）宋高宗绍兴间，经筵已不读〈国风〉，盖以其多及淫乱（注一二），是朝廷已默许〈国风〉可删；其后《文章正宗》编者，已托删于不选录。至是，淫风已见黜，不俟王氏《诗疑》等书之着乃议删矣。  金华丛书本《诗疑》书影 至王柏氏议删篇目，有宋以前人已明指、有两宋人已确认为淫诗者（又有先儒判为淫篇，而王氏不以为然或反赞为正风者，此不及述。）。兹简表如下：
据右表，王氏确论为淫诗者二十九篇（〈泽陂〉篇不计），其中二十三篇与朱子同（注一三）；二十三篇中，其它宋儒指为淫诗者二篇（注一四），唐以前人亦明指为淫诗者七篇（注一五），是则非议圣经者明非肇自宋儒，亦非自朱子，尤非自王柏始有。〈缁衣〉、〈鹑之奔奔〉、〈墙有茨〉，朱子、王柏皆不谓之淫诗，而他人以为淫诗；〈关雎〉，在三百篇之首，旧以为正风，先秦人已疑为淫词，沈朗几欲删之，而朱、王则绝未一致贬词，则「狂悖诞妄」固不当以咎两氏。矧判定淫诗之重要理论（上述A至F各点），逐渐衍成，非一朝一夕，亦非一二人可致，然则以自用自专、非圣无法之罪挞伐朱子、王柏者，盖昧于寻索学说渊源，徒以悦恶为取舍，不可与言《诗》已矣。 肆、全文结论 〈国风〉〈周南〉有男女情诗，孔子尝言「〈关雎〉乐而不淫」，以释时人之疑。而〈陈风〉〈株林〉，咏灵公淫乎夏姬，《左传》可征。它若〈郑风〉〈褰裳〉、〈溱洧〉与〈三衞诗〉〈静女〉、〈桑中〉，皆男女相悦之辞，故〈乐记〉子夏曰郑音卫音皆淫色害德，仲尼答颜渊问为邦亦云「郑声淫」，而《左传》作者则明白指出淫风篇名。降及两京，三家说风篇某淫，《传》《疏》偶引之；即《毛序》、郑《笺》亦不讳言某篇乃淫人自述之作。〔魏〕王肃、〔吴〕韦昭、〔晋〕杜预、〔唐〕贾公彦，论难答问、解经疏传，畅言三百篇淫词，于是始用「淫奔之诗」词语以定一篇诗旨，而不复托诸美刺。迨宋，东都学者、江左多士，疑黜《毛序》，执诗求义，于是卫王郑齐唐等国私情诗，多经指出。其或以词人之丽句拟〈国风〉，或寓黜淫辞于编选诗文，或托删经于不讲授：皆推衍古学，宗本《诗》教。乃后世不徇其初，不求其末，唯奋其私志，丑诋宋儒，集矢于朱子王柏，诚学林憾事。余不得已故为推考如上。 注释： 一：研判《四库提要》所批评王柏各条，多指桑骂槐；明为声讨王氏，暗则痛诋朱子。然于卷三二〈经部〉〈孝经类〉朱子「《孝经刊误》一卷」下曰：「……是朱子诋毁此书已非一日，特不欲自居于改经，故托之胡宏、汪应辰耳。」是直斥朱子，晓岚有时亦无所顾忌。 二：班固《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诗类〉：「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 三：陈乔枞（《三家诗遗说攷》）、皮锡瑞（《经学历史》）、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并有说。 四：参看陈寿祺《五经异义疏证》。 五：参看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统一时代〉。 六：参看皮锡瑞《经学通论》二，〈论三百篇为全经不可增删改窜〉。 七：见成氏所撰《毛诗指说》，〈解说〉第二。 八：见《东坡集》卷三。又见苏辙《栾城集》卷四，疑为后人误编入。 九：朱子之弟子辅广亦数言朱子疑诗本前人成说。 一○：详拙作〈两宋之反对诗序运动及其影响〉，载《中山学术文化集刊》第二集。 一一：班固《汉书》〈地理志〉、《郑笺》〈陈风〉〈泽陂〉已用此法，详上第四节。 一二：事见〈鄘风〉〈鹑之奔奔〉篇题下《朱子集传》，并参〔元〕梁益《诗传旁通》卷二。 一三：分析朱子《诗集传》、《语类》说〈野有死麕〉篇文字，知晦庵固已谓之为淫诗，第以其篇在〈二南〉，泥于旧说，尊之而不敢轻议耳。据此，则朱、王之论淫诗，有廿四篇相同。 一四：其它宋儒，或论诗专著散佚（如《诗辨妄》），或但言〈国风〉多淫辞（如晁补之、刘克庄），而未暇枚举，否则其所确指者断断不止此寥寥数篇。 一五：《三家诗》久佚，许慎计〈郑诗〉说妇人者十九，贾公彦谓〈桑中〉之类〈卫诗〉淫：此诸家视为淫篇之目不可的知，否则唐以前人所确指者，亦断不止此数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