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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章句到义理：魏晋之际的经学转向 ——以《古文尚书》重塑过程为中心的考察 作者：刘光胜（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特聘教授） 来源：《浙江社会科学》，2019年第12期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腊月廿七日癸亥 耶稣2020年1月21日 摘要： 以清华简《尹诰》《傅说之命》为参照，辑补者有四处抄袭《礼记》郑玄注，可知梅赜本《古文尚书》最终成书当在郑玄之后。以马融为界，《古文尚书》的作伪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而梅赜本属于“经学家”层面的作伪。今传《古文尚书》经传体大思精，并非成书于一人一时，很可能是由郑冲、苏愉等人，经过近百年的努力，集体补缀而成。汉代经学重视训诂，宋儒崇尚义理，由训诂向义理转进，是魏晋经学的重要特征。梅赜本古文高扬儒家义理，拒绝经学玄学化，孕育着此后儒学再次复兴的契机。 关键词：《古文尚书》；清华简；郑玄；经学转型； 东晋梅赜本《古文尚书》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尚书》学研究的走向。自唐宋以后，学者对于《古文尚书》真伪及作者时代的考辨，就已成为《尚书》学研究中最重要、最核心的问题。关于《古文尚书》的成书时间，有战国说1、汉代说2、魏晋说3、东晋说4、刘宋元嘉年间5等不同意见。而《古文尚书》的作者，有孟子6、西汉孔安国7、刘歆8、宋忠9、郑冲10、皇甫谧)(11、王肃11、王肃之徒12、孔晁13、梅赜14、东晋孔安国15等。由于《古文尚书》撰作于某人的意见不能坐实，于是一些集体撰作的说法遂流行起来，如汉魏孔氏家学16、荆州学派17、六朝南学集体杰构18等。时至今日，对于《古文尚书》的作伪者，学界推定的怀疑对象已经多达10余人，但大都方枘圆凿，难成定谳。 清华简《书》类文献的面世，证明《古文尚书》确为晚出19，但学界对于《古文尚书》形成的具体过程，尚未进行深入的挖掘：魏晋之际《古文尚书》的传授既然不能与汉儒相衔接，那么它是怎么来的？究竟是何时、何人杂取他书所为？它与汉魏孔氏家学是何关系？郑玄遍注群经，是东汉末年《古文尚书》学的集大成者。笔者试以清华简《尹诰》《傅说之命》为参照，把郑玄注作为突破口，对魏晋之际《古文尚书》成书源流进行新的探索。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礼记》郑玄注与《古文尚书》作伪的时间节点 东汉郑玄是《尚书》学大家，他融汇今文、古文，是当时《古文尚书》面貌的重要见证者。清华简《尹诰》《傅说之命》是先秦“原版”的《古文尚书》，《礼记》曾引《尹诰》《说命》，我们以郑玄所做的注，作为考察的重要基点。《礼记·缁衣》引《尹吉（诰）》曰：“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郑玄注： 尹吉，亦“尹诰”也。天，当为“先”字之误。忠信为“周”。相，助也，谓臣也。伊尹言：尹之先祖见夏之先君臣，皆忠信以自终。今天绝桀者，以其“自作孽”。伊尹始仕于夏，此时就汤矣。夏之邑在亳西。见，或为“败”。邑，或为“予”。20 《尹诰》，又称“《咸有一德》”，出自孔壁，在郑玄之时，该篇已经亡佚21，所以他不免有些臆测之辞：一是“天”字，或当为“先”字之误；二是“见”字，或当为“败”；三是此句主旨是夏代先哲王以忠信得以善终，夏桀“自作孽”而败亡。清华简《尹诰》云：“尹念天之败西邑夏，曰：‘夏自绝其有民，亦惟厥众。’”22在郑玄的猜测之中，“天”为“先”字，错误。“见”字当为“败”，正确。此句只是关乎夏桀败亡，和夏代先哲王无关。 《古文尚书·太甲上》：“惟尹躬先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其后嗣王罔克有终，相亦罔终。”23作伪者将“天”当作“先”，“见”是“见”，与“败”字无关，夏代先哲王讲究忠信而善终，夏桀不讲究忠信而不得善终。《太甲上》这些理解全是错误的。伊尹见到夏桀败德，是可信的，但《古文尚书·太甲上》说伊尹亲身看到夏先哲王以忠信得善终，更是绝无可能之事。质言之，作伪者没有见到真正的《古文尚书》，但《太甲上》的错误理解并不是空穴来风，是有根据的，都来自郑玄。 《礼记·学记》引《兑命》曰“念终始典于学”，郑玄注：“‘兑’当为‘说’，字之误也。高宗梦傅说，求而得之，作《说命》三篇，在《尚书》，今亡。”20《尚书·说命》不见于孔壁古文，在汉代已经亡佚。24郑玄称《傅说之命》“今亡”，说明他没有见过《尚书·说命》。在《说命》亡佚的情况下，郑玄对于《说命》的作者，有彼此矛盾的说法：一是武丁。《学记》郑玄注“高宗梦傅说，求而得之，作《说命》三篇”，便是明证。二是傅说。《礼记·文王世子》郑玄注：“《说命》，《书》篇名，殷高宗之臣傅说之所作。”20在郑玄之时，已经分不清《说命》的作者究竟是谁了。 墨子把《尚书·说命》称为“先王之书”，《国语·楚语》也说“武丁作《书》”，对照清华简《傅说之命》，可知《尚书·说命》确为殷高宗命傅说之辞，武丁才是《尚书·说命》的真正作者。《古文尚书·说命中》云： 惟说命总百官，乃进于王曰：“呜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设都，树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师长，不惟逸豫，惟以乱民。惟天聪明，惟圣时宪，惟臣钦若，惟民从乂。惟口起羞，惟甲胄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23 武丁是《说命》的作者，他的训诫之辞应占据《说命》的主体。但在《古文尚书·说命》中，傅说的进谏占据了主体。《古文尚书》作伪者相信郑玄注，将《说命》的作者误当作是傅说。“惟口起羞，惟甲胄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本为武丁之语，作伪者相信郑玄之说，将之篡改为傅说所言。作伪者虽然没有见过《尹诰》《傅说之命》，但他以上对两篇的理解错误不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都与郑玄注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简言之，在作伪者抄撮、补缉过程中，郑玄注是不可或缺的参照。因此，我们可以推定《古文尚书》最终完成时间，很可能在郑玄之后。25 《孔传》的出现时间，可为《古文尚书》经文的成书提供重要参照。 《尔雅·释鸟》说“鸟鼠同穴，其鸟为鵌，其鼠为鼵”，郭璞注：“《孔氏尚书传》云：‘共为雄雌。’”26 《尔雅·释畜》云“狗四尺为獒”，郭璞注：“《尚书孔氏传》曰：‘犬高四尺曰獒。’”26 郭璞注成书于永嘉四年（公元310年），它两次引用《孔传》27，则《孔传》成书必在公元310年之前。郑玄，字康成，东汉末年经学家，北海高密人，生卒年代是公元127—200年。一般而言，《古文尚书》经文成书要早于《孔传》。从公元200年至公元310年，很可能是《古文尚书》经文缉补最后完成的时间段限。 总之，《尚书·尹诰》《说命》在郑玄之时皆已经亡佚，所以他为两篇引文作注时，难免有臆说之辞。郑玄指出《尹诰》“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中的“见”字当为“败”，是正确的。而其他说法，像《尹诰》“天”当读为“先”，将“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理解为夏代先哲王以忠信得以善终，《说命》的作者是傅说，“惟口起羞，惟甲胄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为傅说所言，都是错误的。对于郑玄之正误，作伪者皆不能识别，说明其手头没有真《古文尚书》。《古文尚书》经文缀辑之时，作伪者照抄、照搬郑玄错误的说法有四处之多，因此我们怀疑《古文尚书》的最终完成时间，当在郑玄之后。以《孔传》为参照，《古文尚书》经文最后补缀完成的时间，可能在公元200年至310年之间。 二、《古文尚书》作伪的两个阶段 从西汉开始，《古文尚书》的作伪已经发轫。《论衡·佚文》篇曰： 孝成皇帝读百篇《尚书》，博士郎吏莫能晓知，征天下能为《尚书》者。东海张霸通《左氏春秋》，案百篇序，以《左氏》训诂，造作百二篇，具成奏上。成帝出祕《尚书》以考校之，无一字相应者。成帝下霸于吏，吏当器辜大不谨敬。28 汉成帝时，征集能为《古文尚书》的学者。东莱张霸按照《书序》，搜集《左传》等文献中的材料，胡乱拼凑成《古文尚书》102篇。结果，成帝出中秘本对照，伪迹立显。 孔颖达《正义》引马融《书序》曰： 《泰誓》后得，案其文似若浅露。又云“八百诸侯，不召自来，不期同时，不谋同辞”及“火复于上，至于王屋，流为雕，至五，以谷俱来”，举火神怪，得无在子所不语中乎？又《春秋》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国语》引《泰誓》曰：“朕梦协朕卜，袭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泰誓》曰：“我武惟扬，侵于之疆，取彼凶残，我伐用张，于汤有光。”孙卿引《泰誓》曰：“独夫受。”《礼记》引《泰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无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无良。”今文《泰誓》皆无此语。吾见书传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弗复悉记，略举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23 马融手中没有真的《古文尚书·泰誓》，他之所以能断定河内女子所献之《泰誓》为伪书，主要用的是引文检索法。29传世文献如《春秋》《国语》《孟子》等，皆引用过《泰誓》，这些引文无疑是真的。将后出《泰誓》，与传世文献引《泰誓》之文对照，发现传世文献引文皆不见于晚书《泰誓》，由此即可判定后出《泰誓》为伪作。 马融之前，古文造假水平是比较低的。在古文篇目亡佚的情况下，马融辨伪《泰誓》，暗示了寻找真《泰誓》的方向———先秦、两汉古籍的引文。刘起釪先生指出：“《泰誓》一题袭原有今文中《太誓》篇题，但由马融的揭发知汉《太誓》为伪篇，便重新搜集先秦资料第二次伪造《泰誓》三篇。……再从当时所传先秦历史文献中搜集一些文句，以剿袭方式拼凑成二十二篇。”30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马融的辨伪，客观上启迪了造假者的思路。于是后儒便开始辑佚先秦、两汉之古书所引真《泰誓》。单凭辑佚的几处文句，难以成篇，作伪者便开始据己意填充，前后文连缀，开启了由辑佚演变为作伪的滥觞。今《尚书·泰誓》三篇，将马融所搜集到的五处引文，全部纳入其中31，便是明证。 《礼记》引《尚书》三十四条，其中十八条郑玄指为逸《书》，这十八条全部见于《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作伪者将《说命》作者定为傅说，将《尹诰》“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理解为夏代先哲王因忠信得以善终，都是袭取郑玄的思路来的。《古文尚书》的作伪者，熟稔郑玄之学，对郑玄《礼记》引《书》之注多处袭用，其中四次对郑玄注错误之处照搬照抄。因此，古文之辑补和郑玄之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古文尚书》的缀辑者读过马融的书，熟悉郑玄的注，知道从哪些传世文献中能搜集到《尚书》的引文，并缀辑得语言风格浑然一体，义理畅达，像《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不管是如何杂采、缀集先秦古籍，绝非水平一般的学者所能为之。一言以蔽之，《古文尚书》的第二次作伪，和第一次相比水平明显提升，属于“经学家”层面的作伪。 综上，以马融为分界点，《古文尚书》的作伪前后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马融之前，像张霸等人，依照《书序》，东拼西凑，粗制滥造，作伪水平较低，容易被识别。马融识别《泰誓》的方法，是辨伪的“利器”，同时也启发了后来的作伪者，为他们指明了搜集材料的方向。作伪者读过马融之书，知道从哪些传世文献中能辑佚出《尚书》引文，且缀辑成篇，前后文语意连贯，深谙儒家教化之宗旨，全力涤除灾异谶纬的内容，因此第二阶段《古文尚书》的辑补，属于“经学家”层面的作伪。 三、《古文尚书》之伪可能出自郑冲一派 孔颖达《尚书正义》引《晋书》云： 晋太保公郑冲以古文授扶风苏愉，愉字休预。预授天水梁柳，字洪季，即谧之外弟也。季授城阳臧曹，字彦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赜，字仲真，又为豫章内史，遂于前晋奏上其书而施行焉。 孔颖达之时，诸家《晋书》尚存，其所记当有所本。《晋书》所存《古文尚书》的传授谱系是：郑冲—苏愉—梁柳—臧曹—梅赜。梅赜东晋汝南人，生卒年代虽不详，但晋元帝在位时间是318—323年，此时梅赜正任豫章内史，献书时间约在公元318年前后。32由梅赜上推，则郑冲、苏愉、梁柳、臧曹四人的生卒年代，都在公元200年至310年时间范围之内。 郑冲，卒于泰始十年（274年）。苏愉，咸熙中（264—265年）为尚书。梁柳，城阳太守。臧曹，城阳人。自郑冲到臧曹的传授，皆有史籍可考，其时、地、人三者都相符合15，很难凭空杜撰出来。由梅赜上推，则郑冲、苏愉、梁柳、臧曹四人的生卒年代，都在公元200年至310年时间范围之内。 刘孝标注引王隐《晋书》曰：“冲字文和，荥阳开封人，有核练才，清虚寡欲，喜论经史。”33郑冲喜欢讨论经史，则可能对马融辨伪方法有所了解。又《晋书·郑冲传》曰：“初，冲与孙邕、曹羲、荀顗、何晏共集《论语》诸家训注之善者，记其姓名，因从其义；有不安者辄改易之，名曰《论语集解》。成，奏之魏朝，于今传焉。”34对于诸家训释之善者，则采其说；不善者，则据己意更改。郑冲位高权重，有聚合众力，搜集古籍古注，编纂一书的学术实践。梅赜古文经和郑玄联系密切（见上文），而传文多近王肃，与郑冲从曹魏入西晋的治学经历类似。我们认为，郑玄至梅赜献书之间的《古文尚书》传流，郑冲等人应作为考察其缉补成书的重点关注对象。 对于郑冲传《古文尚书》，清儒朱彝尊明确持反对意见。《经义考》云： 《正义》又云：“《古文尚书》郑冲所授。”冲在高贵乡公时业拜司空，高贵乡公讲《尚书》，冲执经亲授，与郑小同俱被赐。使得孔氏增多之书，何难径进?其后官至太傅，禄比郡公，几杖安车，备极荣遇。其与孔邕、曹羲、荀顗、何晏共集《论语训注》，则奏之于朝，何独孔书止以授苏愉，秘而不进?又《论语解》虽列何晏之名，冲实主之。若孔《书》既得，则“或谓孔子”章引《书》，即应证以《君陈》之句，不当复用包咸之说，谓“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辞矣。窃疑冲亦未必真见孔氏古文也。 按照朱氏的理解，郑冲官拜司空、太傅，禄比郡公，官职显赫，以他的权势和资历，向皇帝献《古文尚书》，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朱彝尊的疑问是：郑冲位高权重，他献书并非难事，为何他在世之时有书不献？郑冲宗郑玄之学，为何《孔传》与郑玄之说多有出入？如果郑冲有《古文尚书》，为何编纂《论语集解》时用包咸之说，而不采用古文？简朝亮、刘起釪等学者亦持类似的说法。 《古文尚书》的编纂细节，我们虽不清楚，但《舜典》的成篇过程，文献记载却较为详细。东晋梅赜献《古文尚书》，将《尧典》中强行分出《舜典》一篇。《舜典》起首便说“慎徽五典”，没有对帝舜身世、德行的介绍，不像完整一篇的样子。南齐明帝时，姚方兴在《舜典》“慎徽五典”之前，补“曰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协于帝”十二字。35隋代刘炫献《舜典》，篇首在姚方兴的基础上，增补十六个字，即“濬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闻，乃命以位”。《舜典》的辑补，由东晋至隋代，经过近两三百年才最终完成。 《古文尚书》作伪不是一蹴而就的，从传世文献中辑佚出的古文，不过是些琐碎的断章残句，要布局成篇，文辞典雅，义理显明，是需要很长时间的锤炼、打磨。朱彝尊等学者错误地把伪造《古文尚书》理解为一人一时，认为郑冲凭一己之力便完成了古文的全部辑补工作。 笔者认为，《古文尚书》真实的情形，可能是郑冲、苏愉、梁柳等几代人，经过近百年的辑佚、修补才最终完成。郑冲手中并没有完整的《古文尚书》经传，有的恐怕只是《古文尚书》的雏形。我们理解的《古文尚书》始于郑冲，是说古文经文的初创，是在郑冲时代奠定的。郑冲传授给苏愉的，更多的是他如何编纂《古文尚书》的谋划与思路。 综上，《古文尚书》成书在郑玄之后，梅赜献书之前。郑冲是魏晋时期《尚书》学名家，学问淹博，郑冲、苏愉、梁柳、臧曹人名、官职及生活时代大致有据可查。孔颖达之时，《晋书》尚存。他引《晋书》说古文始于郑冲，应当可信。《古文尚书》经传体大思精，句句皆有所本，它绝非成书于一人一时，可能是郑冲、苏愉等人经近百年的采集补缀，层累而成，为多位学者前后相续、集体缀辑的结果。我们说古文发轫于郑冲，不是说该书完全是由郑冲一人伪造的，而是说辑佚古文经传的谋划、格局，是在郑冲时代奠定的。 四、郑冲《古文尚书》来源考 宋代实行的经筵制度，其源头可上溯至汉魏时期的“侍讲”。当时担任侍讲的，皆是满腹经纶、深谙内圣外王之道的端雅儒臣。《后汉书·杨赐传》：“建宁初，灵帝当受学，诏太傅、三公选通《尚书》桓君章句宿有重名者，三公举（杨）赐，乃侍讲于华光殿中。”36灵帝11岁继位，杨赐以侍讲的方式，为其讲《尚书》。又《后汉书·刘宽传》云：“灵帝初，征拜太中大夫，侍讲华光殿。……熹平五年，代许训为太尉。灵帝颇好学艺，每引见宽，常令讲经。”36为灵帝讲经者并非一人，刘宽也曾为皇帝侍讲。所谓“侍讲”，就是帝王的师保37，承担着对天子或王位继承人进行经典讲授、思想培育的责任。 《古文尚书》自东晋立为官学，其对儒家义理的阐发，明显强于《今文尚书》。如此重要的一部著作，其成因绝非某人一时兴起，偶然为之。郑冲为皇帝曹髦讲《尚书》，讲郑玄之学，必然会涉及到《古文尚书》，但古文篇目多有亡佚，怎么办？郑冲或许便借鉴马融的办法，开始从传世文献中辑佚《尚书》引文。郑冲常常经筵侍讲，古文用简单的语词，训释《尚书》经文奥义，几乎是逐句翻译，非常便于初学者理解。天子治理国家，必须德才兼备。经筵侍讲，着眼于懋修君德。曹髦年幼继位，郑冲讲经时，为培养接班人，自然要重视纲常名教，凸显道德教化的内容。魏晋之际，古文之所以被重新辑佚，最初目的可能是为满足给皇帝侍讲《尚书》的需要。 《太平御览》卷六〇九《学部三·书》引《正义》云：“至魏晋之际，荣（荥）阳郑冲私于人（民）间得而传之，独未施行。”38《太平御览》称此句引自《正义》，虽然不见于今传本孔颖达《正义》，但又见称引于《初学记》、《山堂肆考》等多种文献，或当有所依据。在梅赜所献之书中，今文33篇及《书小序》是真实可靠的。我们认为，郑冲完全凭空伪造《古文尚书》经文，而且兼附传文解释句意，《书大序》介绍古文来源，是很难的。郑冲可能于民间得今文33篇的经传，然后仿照它的体例、解经方式，辑补了古文25篇的经传。 东汉《古文尚书》源头有二，一是杜林漆书；二是孔氏家学。郑冲“得自民间的《古文尚书》”属于哪一家呢？杜林得漆书古文，贾逵为之作《训》，马融为之作《传》，郑玄为之注解，曹魏之时，贾逵、马融、郑玄之学皆立为官学。郑冲于民间所得的《古文尚书》，则当非郑玄等人之学，来源也就不是杜林漆书。 东晋孔衍，孔子二十二世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晋书·孔衍传》：“衍少好学，年十二，能通《诗》《书》。”34孔衍精通《尚书》之学，撰《汉尚书》十卷，《后汉尚书》六卷，《魏尚书》八卷。他生活的年代是公元268—320年，恰逢梅赜献书之年。孔衍在晋元帝时，任职安东参军、中书郎，与梅赜同朝为臣。 《尚书序》（又称《书大序》）说：“承诏为五十九篇作传，于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经籍，采摭群言，以立训传，约文申义，敷畅厥旨，庶几有补于将来。”23《尚书序》完全是以孔安国的语气，讲述自己奉诏为《古文尚书》作《传》。梅赜所献之书，如果不是来自孔安国。孔衍面对着梅赜古文假冒自己先祖之作，为何从未进行检举、揭发？《尚书序》对于孔安国整理《古文尚书》的过程，如数家珍，且“隶古定”，用隶书的写法摹写古文字形，惟见于《尚书序》。我们猜测，郑冲于民间所得《古文尚书》，包括今文33篇、《书小序》及《书大序》。而所谓的“民间”，其源头可能是指孔氏家学。 梅赜本古文比孔氏古文多出25篇，且择善而从，广采马融、郑玄、王肃等人之注，其对古文的解说，在孔氏基础上有所优化。梅赜本《尚书序》明确称古文出自孔氏，全力赞扬孔安国整理古籍之功，所以孔衍面对梅赜献书的行为，予以肯定和接受。 总起来说，孔氏家族世传《古文尚书》，至孔僖、孔季彦之时，其篇目或许仅存今文33篇，与魏石经篇目基本相同，只是解经的传文有所不同。《书大序》叙述孔安国整理孔壁古文，真切可信。“隶古定”一语唯见于《书大序》。梅赜献《古文尚书》，称来自孔安国，同朝为官的孔衍精通《尚书》学，对此予以默认。笔者猜测，梅赜本《尚书》当一分为二，其中今文33篇经传及《书大序》出自孔氏家学，是汉魏孔氏家学的产物；而古文经传25篇，则可能是郑冲一派模仿孔氏古文的体例、解经方式，搜集引文辑补而成的。 五、《古文尚书》与魏晋之际的经学转向 两汉时期，为经学的极盛时代。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设太学，置五经博士，经学遂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汉代经学的突出特点，一是强调家法、师法，弟子、门人固守门户之见，因循旧说；二是强调对经文的文字训诂，故又称为“章句之学”。汉代经学的积弊，尤其是今文经学，一是争相附会谶纬、灾异，内容荒诞怪异；二是训诂经文过于繁琐。典型的例证，是解说“曰若稽古”用字三万多，注释“尧典”用字十万多。其直接的结果，造成当时儒者“皓首不能穷其经”。 训诂与义理，乃儒家经典之两翼。汉代经学衰微重要的原因是泥于章句，而忽视了对义理的开拓与阐发。魏晋时期玄学兴起，学者崇尚清谈，弱化名教，纷纷引《老子》《庄子》之说解释经文，“得意而忘言”，“言有尽而意无穷”，超越文句之训诂，开掘经学之中蕴含的义理，成为学者理论建构的重心所在。玄学之所以能标新立异，引领一时之风尚，其重要的缘由是用形而上的哲理思辨，以弥补汉代经学义理方面的不足。因此魏晋之际，经学的重要特征是由章句训诂向重视义理转型。 东汉末年，郑玄融汇今、古文，经学出现了“小统一时代”（皮锡瑞语）。其明显的不足之处，一是引今文解经，随意比附，难免灾异谶纬之风。如郑玄解“曰若稽古”，《孔疏》云：“郑玄信纬，训‘稽’为同，训‘古’为天，言‘能顺天而行之，与之同功。’”二是以古文解经，不能完全摆脱注疏的繁琐。这就导致了其后荆州学派与王肃等学者公开“驳郑”39。《古文尚书》经传训诂，皆有依据，平实求真，辞约旨明，自成一家之言。郑学盛而今文经学衰，《孔传》兴而郑注亡，梅赜本古文“其辞富而备，其义弘而雅，故复而不厌，久而愈亮”23，摒弃谶纬，简明解经，崇尚求真，昌明圣道，代表着魏晋之际《尚书》学由冗繁转向简明，由章句之学转向追求义理的发展趋势。 何晏、王弼“以无为本”，阮籍、嵇康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其形而上的哲学思辨，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儒家理论建构方面的缺憾。但道家与儒家的义理属于不同的思想体系，扞格难通。玄学对经学的改造，其结果是将儒家学者引入歧途，背孔、孟而同于老、庄。格义之法，为晋代僧人所创。高僧将佛教经典与儒家之书相比附，如“三归”比附“三畏”，“五戒”比附“五常”，以迎合儒者的口味。但格义之法不过是形式，其背后宣扬的却是佛法。儒者接受格义之说的最终归宿，是丧失儒家本位，皈依释宗而远离孔孟仁义之说。 《说命》作者在郑玄那里，有两说：一是武丁；二是傅说。辑补者之所以将《说命》作者选定为傅说，是为彰显“股肱良臣启沃”之谊。武丁“舍己从人”，任贤纳谏；傅说善于进谏，克佐高宗。君圣臣贤的政治运作模式，自此成为历代君臣效法的楷模。和《今文尚书》相比，《古文尚书》突出的特点，是将魏晋时期大量公认的儒家义理，重新熔铸于《尚书》文本之中。“人心道心”之旨，“杀不辜宁失不经”之诫，“股肱良臣启沃”之谊，“俭德永图”之训，“左右前后皆正人”之美40，《古文尚书》倡导以名教纲常匡正世道，教化人心。和玄学、佛学不同，它对义理的弘扬，严格限定在儒家思想的边界之内。 《古文尚书·大禹谟》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危，危险；微，精微。舜告诫禹说，人心危而易倾，道心微而难显。你要执着于道心，专注于精一，才符合中庸之道。“虞廷十六字”立意深远，充分彰显了辑补者对三代先王之意的深刻领悟与把握。作伪者把《古文尚书》从传世文献中辑佚出来，缀辑成篇，不宣传个人思想之主张，不谋一己之私利，只为全力恢弘孔孟之道，教化百姓之旨。在魏晋经学玄学化风气日盛之时，作伪者文字训诂与义理并重，始终践守圣人之道，高扬儒家的价值标准，拒绝玄学、佛教对经学的浸染，表现出极为高远的道德境界。 天理、人欲，是宋儒理论塑构最为核心的话题，朱熹说：“只是这一个心，知觉从耳目之欲上去，便是人心；知觉从义理上去，便是道心。人心则危而易陷，道心则微而难著。”41放任追逐欲望，便是人心；以义理加强自身修养，便是道心。《古文尚书》经传开启后世性学之源，蕴含着解决天理、人欲之争的原则与方法，在朱熹等理学家那里，三代圣王传心为说，是尧、舜、禹道统相继的不二法门。宋儒对理学的建构，是以《古文尚书》为重要基点的。 刘运好先生将何晏、王弼摒弃章句训诂而直明义理，看作是后代理学之滥觞。42其实不过是形式上的几分相似，而非义理上的真正衔接。《古文尚书·大禹谟》以道心克制人心，《汤诰》揭示人性的来源，《说命中》对知行关系的梳理，才是宋明儒学重新构建的根基所在。魏晋至隋唐，儒学盛极而中衰。儒学在宋明时期之所以能再次复兴，原因有多种。但其中关键的一点，得益于辑补者于儒门花果飘零之际，把魏晋时期公认的义理基因，重新移植于《古文尚书》之中。质言之，由汉代经学到宋明理学之间的转进与承接，《古文尚书》是不容忽视的重要桥梁与枢机。 综上所述，清华简《书》类文献面世，学界虽已证明《古文尚书》晚出，但对于该书辑补的过程，尚未细致梳理。我们以清华简《尹诰》《傅说之命》与《礼记》郑玄注相对照，发现作伪者对郑玄注错误之处不能识别，且照搬照抄有四处之多，因此梅赜本《古文尚书》最终成书时间，当在郑玄之后。作伪者了解马融的辨伪方法，熟悉郑玄注，知道从哪里搜集《尚书》的引文，因此《古文尚书》作伪，很可能属于“经学家”层面的作伪。梅赜本古文并非成于一人一时，该书或许是郑冲等人，经过近百年的时间集体补缀而成。作伪者之辑补，是把魏晋时期公认的儒家义理，重新熔铸于《古文尚书》的过程。汉儒重视章句训诂，宋人崇尚义理，在由汉代经学向宋明理学转进的过程中，《古文尚书》是不容忽视的重要转捩点。 注释： 1王世舜：《略论〈尚书〉的整理与研究》，《聊城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2杨善群：《古文〈尚书〉流传过程探讨》，《学习与探索》2003年第4期。 3李学勤：《古文献丛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285~295页。 4刘起釪：《尚书研究要论》，齐鲁书社2007年版，第7~30页。 5马雍：《〈尚书〉史话》，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71页。 6王蒨：《论梅本古文〈尚书〉的渊源》，《文献》1997年第2期。 7《隋书·经籍志》云：“《古文尚书》十三卷，汉临淮太守孔安国传。” 8程廷祚：《晚书定疑》，《续修四库全书》第4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5页；邵懿辰：《尚书传授同异考》，《续修四库全书》第50册，第13页。 9李耀仙：《〈伪古文尚书〉与宋明理学》，《中华文化论坛》1997年第3期。 10章炳麟、吴承仕、朱渊清等主张此说，参见程元敏《尚书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944页；朱渊清《再现的文明：中国出土文献与传统学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26页。 11梅鷟：《尚书考异》卷一，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页。 12学界持此说者人数最多，如惠栋、戴震、王鸣盛、丁晏等。参见戴震《戴震全书》第2册，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466页；丁晏《尚书余论》，《续修四库全书》第4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824页。 13崔述：《崔东壁遗书》（下），顾颉刚编订，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592页；程元敏：《尚书学史》，第1039页。 14蒋善国：《尚书综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52页。 15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附：古文尚书冤词）》卷八，黄怀信等校点，第601页；惠栋：《古文尚书考》，《续修四库全书》第4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7页。 16陈梦家：《尚书通论》，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19~129、114页。 17李学勤：《竹简〈家语〉与汉魏孔氏家学》，《孔子研究》1987年第2期。 18苏德荣：《武王伐纣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85页。 19郭仁成：《六朝南学的集体杰构---论东晋晚出尚书古文不可废》，《求索》1994年第3期。 20廖名春等学者以清华简证明《古文尚书》晚出，杨善群、张岩等持否定意见，但笔者认为此说成立。相关研究，参见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西书局2010年版，第132页；廖名春《清华简与〈尚书〉研究》，《文史哲》2010年第6期；杜勇《从清华简〈说命〉看古书的反思》，《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杨善群《清华简〈尹诰〉引发古文〈尚书〉真伪之争---〈咸有一德〉篇名、时代与体例辨析》，《学术与探索》2012年第9期。 21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49、1521、1411页。 22《尹诰》郑玄注：“《书序》以为《咸有一德》，今亡。” 23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西书局2010年版，第133页。 24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4、175、180、118、116、110页。 25《说文》引《商书》曰：“高宗梦得说，使百工夐求，得之傅岩。”许慎未见《古文尚书》，他引的只是《书序》。王符《潜夫论·五德志》引《商书·说命上》：“若金，用汝作砺；若济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时大旱，用汝作霖雨。启乃心，沃朕心。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视地，厥足用伤。”其语序与清华简《傅说之命》不同，而与《国语·楚语上》同，可知《潜夫论·五德志》引文，当出自《楚语上》。 26《古文尚书》经传的缉补，工作量巨大，并非出自一人一手，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这里说的是最终成书年代，很可能在郑玄之后。 27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尔雅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650、2653页。 28段玉裁怀疑此两句为后人附益，程元敏等学者已辨其非。参见程元敏《尚书学史》，第1055~1057页。 29黄晖：《论衡校释》，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1004页。 30此外，马融认为《泰誓》浅陋，与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的价值标准不合。 31刘起釪：《尚书学史》（订补修定本），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189页。 32马融只是粗略举例，不是传世文献《泰誓》引文的全部。《墨子·尚同下》“小人见奸巧，乃闻不言也，发罪钧”，也是《泰誓》之文。作伪者“止据马融之所及，而不据马融之所未及”，是他借鉴马融辨伪方法的铁证。参阎若璩撰，黄怀信、吕翊欣校点《尚书古文疏证（附：古文尚书冤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28页。 33晋元帝太兴二年（319年），古文立博士。献书当在古文立博士之前。 34刘义庆：《世说新语》，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44页。 35(49)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993、2359页。 36朱彝尊：《经义考》第2册，中国书店2009年版，第557页。 37或说二十八字为姚方兴一人伪造。《隋书·经籍志》：“至东晋，豫章内史梅赜，始得安国之传，奏之，时又阙《舜典》一篇。齐建武中，吴姚方兴于大桁市得其书，奏上，比马、郑所注多二十八字，于是始列国学。” 38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776、887页。 39《后汉书·桓荣传》范晔论曰：“中兴而桓氏尤盛，自荣至典，世宗其道，父子兄弟代作帝师，受其业者皆至卿相，显乎当世。” 40李昉等：《太平御览》卷六〇九《学部三》，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741页。 41郝虹：《王肃反郑是经今古文融合的继续》，《孔子研究》2003年第3期。 42庄存与之语，转引自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42页。 43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七八，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009页。 44刘运好：《从崛起到鼎盛：魏晋经学“中衰”论辨正》，《浙江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