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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南方之强”诠说 ——兼谈孔子的夷夏观 作者：陈霞（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3级博士研究生，中国孔子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黄怀信（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甘肃社会科学》，2019年05期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十月初五日壬寅 耶稣2019年11月1日 摘要 在《中庸》“子路问强”一章中，孔子对“南方之强”予以称赞。《论语》《孔子家语》等文献记载也表明，孔子思想中有明显推崇“南方”的一面。孔子所说的南方是周代以来以洛邑为中心的地理观下的江汉流域。这一素来被称之为“蛮夷之地”的区域之所以深受孔子推崇，乃由于此地在舜、周公、召公等古圣先王的礼乐教化传统之下，加之南方温和多阳的气候影响，形成了以中和、宽厚为特点的德性之强、君子之强。孔子反对气力之强，推崇德性之强。同时，孔子对“南方之强”的推崇，也体现了他以文化而不以地域、种族为标准来区分诸夏与夷狄的夷夏观。 在《中庸》“子路问强”一章中，对于子路的提问，孔子没有立即作答，而是反问子路:“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1]21接下来便指出南、北方所表现出来的“强”特征不同，风格迥异，而从“君子居之”一语可明显看出他对“南方之强”的推崇。对于此章，汉唐以来的学者多有关注，然而对于孔子所言“南方”指哪个区域?“南方之强”是否是符合孔子“中庸”标准的强?意见并不统一。实际上，这可从孔子对“南方”的一贯态度，以及“南方之强”的形成方面予以考察。 考之儒家经典文献，孔子在其言谈论述中有明显的推崇“南方”的一面。《论语》记载孔子非常重视《诗经》“二南”，也曾对说出“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2]119之语的“南人”流露出赞赏之情。此外，在《孔子家语·辩乐解》中，更有“子路鼓琴”一章，其中，孔子因子路“鼓琴”而引发他对南、北方音乐的对比，而他亦对“南方”地区的音乐予以称赞，称之为“君子之音”[3]400。通过这几处记载，孔子对“南方”的赞赏之情显而易见。然而，春秋时期，中华文明是以夏、商、周三代统治的核心区域即“中国”地区的华夏文明最先进，“南方”在内的其他“四方”，则被视为蒙昧落后之地。在这种认识之下，孔子却对“南方”屡加称赞。那么，“南方”到底具体指哪一区域?“南方”缘何如此深受孔子赞赏?本文力图对此做深入探讨，探究其中所蕴含的孔子思想。 一、孔子论“南方之强” “南方之强”出自《中庸》: 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1]21 在孔门众弟子中，子路以“好勇力”著称，孔子曾评价他有“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述而》)[2]61之意气，《中庸》此章之问，符合子路一贯的性情。面对子路的提问，孔子反问他问的是“南方之强”还是“北方之强”?抑或是子路自己的强?紧接着，孔子重点对比了“南方之强”和“北方之强”。 孔子对南、北之“强”的对比，从“君子居之”一语来看，孔子赞赏的是“南方之强”。后面，孔子又连用四个排比句，赞叹“君子”所表现出来的“强”的特征。从前后句的关联来看，此处的“君子”应该上接“南方之强”一句的“君子”，而四者之强，应该也是一个具备了“南方之强”的君子所体现出来的强的特征。然而，对于此处孔子所由衷赞叹的是否是“南方之强”，历代学者意见不一。最有影响的观点，是认为孔子所推崇、赞叹的“强”，并非“南方之强”，而是子路所代表的“中国”之强，或子路所当尽力做到的“四者之强”，认为它们才是符合孔子“中庸”思想的强。如郑玄曰: 强，勇者所好也。言三者所以为强者异也。抑，辞也；而之言女也，谓中国也。南方以舒缓为强，不报无道，谓犯而不校也。北方以刚猛为强[4]3529。 郑氏此处以“中国”“南方”“北方”三者相列，虽然未明言“中国”之强当为“强之中”者，但应为言之未尽之意。 吕大临曰: 南方之强，不及乎强者也；北方之强，过乎强者也。而强者，汝之所当强者也。南方，中国；北方，狄也。以北对南，故中国所以言南方也。南方虽不及强，然犯而不校，未害为君子；北方则过于强，尚力用强，故止为强者而已，未及君子之中也。得君子之中，乃汝之所当强也[5]87。 吕氏在此认为“南方”相对于“北方”而言，实际上指的是“中国”；并明确指出，“南方之强，不及乎强”而“北方之强，过乎强”，二者都未得强之“中”，孔子希望子路能尽力去做到。而子路所要做到的强之“中”，就是孔子所赞叹的“四者之强”。持这种意见的还有朱熹，他说: 盖强者，力有以胜人之名也。凡人和而无节，则必至于流；中立而无依，则必至于倚；国有道而富贵，或不能不改其平素；国无道而贫贱，或不能久处乎穷约。非持守之力有以胜人者，其孰能及之?故此四者，汝子路之所当强也。南方之强，不及强者也，北方之强，过乎强者也；四者之强，强之中也[5]89。 可见，基于对“中”的理解与取舍，学者多认为“南方之强”代表强之不及者，“北方之强”代表强之太过者，而“四者之强”才是真正符合孔子“中庸”思想的强。这一观点在历史上影响很大，最为学者们认可与推崇。但这样理解的话，就存在两个难以讲通的地方: 第一，孔子在前面明言“南方之强……君子居之”，并在概括完“北方之强”后，紧接着以“故君子……”起句说明“君子”之“强”的体现。从前后语句的关联来看，此处的“四者之强”应是具备了“南方之强”的君子所体现出来的。然而，如依上述学者所言就割裂了前后语句的关联性。 第二，孔子既已明言“南方之强”为“君子居之”，如依上述学者所言，具备“四者之强”的“君子”与具备“南方之强”的“君子”就存在德性上的差异。然而，对于君子，孔子历来是将其视为人的分类中的一等(类)，是一个总称。《孔子家语·五仪解》记载孔子将人分为“五仪”(五等)，即庸人、士人、君子、贤人、圣人，并详述“五仪”的不同标准。其中对于“君子”，孔子说:“所谓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仁义在身而色无伐，思虑通明而辞不专。笃行信道，自强不息，油然若将可越而终不可及者。此则君子也。”[3]59可见，孔子认为君子在人的分类中是道德境界比较高的一等，而且只有达到一定的道德境界才能称得上君子。换言之，孔子称之为“君子”的人，必然是达到其所认定的道德标准的人。而且从“言必忠信而心不怨”“仁义在身而色无伐”“思虑通明而辞不专”“笃行信道”“自强不息”这些德行特点来看，孔子所认可的“君子”，已然是符合孔子“中庸”思想且具有朱子所说的“持守之力”之人。由此来看，居“南方之强”的君子与居“四者之强”的君子，不应该存在德性上的差异，因此“故君子”中的“君子”当指前述具备“南方之强”的君子。 既然如此，上述学者们在对“子路问强”一章的认识上应该存在偏差。这一偏差的出现，除了基于对“中庸”标准、“君子”概念理解的偏颇之外，更重要的，应该是对“南方”在孔子思想中的重要性的认识存在不足。 无独有偶，在《孔子家语·辩乐解》中也有一章孔子对南、北方评价的记载: 子路鼓琴，孔子闻之，谓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声以为节，流入于南，不归于北。夫南者，生育之乡；北者，杀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温柔居中，以养生育之气。忧愁之感，不加于心也；暴厉之动，不在于体也。夫然者，乃所谓治安之风也。小人之音则不然，亢丽微末，以象杀伐之气。中和之感，不载于心；温和之动，不存于体。夫然者，乃所以为乱之风。昔者舜弹五弦之琴，造《南风》之诗，其诗曰:‘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唯修此化，故其兴也勃焉，德如泉流，至于今，王公大人述而弗忘。殷纣好为北鄙之声，其废也忽焉，至于今，王公大人举以为诫。夫舜起布衣，积德含和，而终以帝。纣为天子，荒淫暴乱，而终以亡，非各所修之致乎?由，今也匹夫之徒，曾无意于先王之制，而习亡国之声，岂能保其六七尺之体哉”[3]400-401? 此段论述与《中庸》“子路问强”非常相似。问题的讨论也因子路而起，评论主题亦是围绕南方、北方展开，且仅限于南方、北方。只不过，这次讨论的重点是针对南、北方不同的音乐。在对比中，孔子认为南、北方存在地理、环境的不同，反映在音乐上，则南方音乐是“温柔居中，以养生育之气”的“君子之音”，属“治安之风”；北方音乐则呈现为“亢丽微末，以象杀伐之气”的“小人之音”，属“为乱之风”。由此可见，南方音乐与北方音乐所呈现出来的特征与影响非常明显，而孔子所推崇和赞赏的，显然是“南方”音乐。这与《中庸》“子路问强”一章孔子对“南方”的认识是一致的。 除此以外，孔子对“南方”的赞赏还体现在他对《诗经》“二南”的重视。今本《诗经》赖孔子删订整理而流传下来，已为学界所共识。在《诗经》中，《周南》《召南》位列“十五国风”之首，处于整部《诗经》的开篇位置，地位不言而喻。除了在《诗经》的编排上，在实际的学习生活中，孔子也十分重视“二南”，他曾教育儿子孔鲤说:“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壁而立也与?”(《阳货》)[2]156认为一个人不研读《周南》《召南》，就如同面对墙壁无法前行一般。 综观以上文献记载，在孔子思想中有明显的认同、推崇“南方”的一面。而且，在《孔子家语·辩乐解》“子路鼓琴”一章的南、北对比中，孔子明确赞赏南方音乐，认为南方音乐承继“先王”所制之音，“奏中声以为节”，加之南方特有的温厚、柔和之风，所以南方音乐就体现出“温柔居中”的特点。南方音乐显然是符合孔子“中庸”思想的“君子之音”。基于这些认识，以及前述“子路问强”语句的关联性考虑，《中庸》中的“四者之强”说的就是“南方之强”。与以气力取胜的“北方之强”相比，“南方之强”体现为宽厚柔和、明理豁达，这是一种虽柔却刚的德性之强，拥有了这样的强，才会随和而不随波逐流，中立而不攀附，不轻易改变操守与志向，才更自主自立、坚韧持久。所以，孔子赞赏“南方之强”是符合“中”的强。 二、“南方”的具体区域 对于《中庸》“子路问强”中的“南方”和“北方”，历代学者多有注释。其中，对于“北方”，学者们的意见比较一致，认为大体指中原以北、少数民族所居住的北方地区。对于“南方”则分歧较大，如孔颖达注曰:“南方谓荆扬之南，其地多阳，阳气疏散，人情宽缓和柔。”[4]3529认为“南方”是指古代九州之荆州、扬州之南，即长江中下游的大片区域。而吕大临和司马光则认为“南方”指的是“中国”:“南方，中国；北方，狄也。以北对南，故中国所以言南方也。”[5]87、89认为相比于北方来说，中原地区可称之为“南方”。可见，对于“南方”，学者看法不同。那么，孔子所言“南方”到底是指哪里呢? 孔子作为春秋时人，他的地理观念，应该是与西周以来周人以洛邑为天下之中的地理观念一致的。周人先祖偏处西北，东北接近纣都朝歌，西北迫于戎狄。至文王居丰(今陕西长安县西南)、武王都镐(即宗周，今陕西长安县东南)，仍偏居西隅。这一地理位置，显然不利于周克殷之后对东方地区的管理。因此，将政治中心东移是周初政治家用心考虑的问题。根据《尚书》《史记》及出土铜器铭文等记载，武王伐纣途径洛邑时，认为此地居天下之中，决定统一天下后即迁都于此。灭商第二年武王病逝，摄政的周公旦乃遵武王遗志营建洛邑。《史记·周本纪》对此记载曰:“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6]133洛邑自西周初年建成之后，便成为周朝统治天下四方的政治中心。《左传》昭公九年记载周景王之言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迩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7]1307-1308此东、西、南、北，正是以洛邑为中心而言的。其中，“南土”为巴、濮、楚、邓各诸侯国所辖区域。对于此四国，杨伯峻先生注曰:“巴，疑即巴人之巴，或云今四川重庆市。濮，即文王十六年《传》之百濮，今湖北石首县一带。楚，即楚都，今湖北江陵县。邓，今河南邓县。”[7]1308可见，周初以来，即形成了以洛邑为中心、四周封建诸侯的政治格局，周人的地理观念也由此确立。在这一地理观念之下，“南方”即相对于“中国”而言，应指洛邑以南的地区，主要是巴、濮、楚、邓等南方诸侯国所在的江汉流域。 对此，也可从西周、春秋时人对“南方”的认识来考察。《国语·郑语》记载郑桓公惧于周王室的衰败与混乱，曾问史伯:“王室多故，余惧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给他详细分析了当时各方诸侯的情况，并提出自己的建议。郑桓公又问:“南方不可乎?”史伯对曰: 夫荆子熊严生子四人:伯霜、仲雪、叔熊、季紃。叔熊逃难于濮而蛮，季紃是立，薳氏将起之，祸又不克。是天启之心也，又甚聪明和协，盖其先王。臣闻之，天之所启，十世不替。夫其子孙必光启土，不可偪也。且重、黎之后也，夫黎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8]。 “荆子熊严”是西周时期楚国的国君，芈姓，熊氏，名严，为祝融之后。熊严及其后代治国实行仁德，逐渐发展强大，史伯认为楚国在周衰之后将会兴盛。显然，此处的“南方”，指的是楚国统辖下的荆楚之地。 另外，《左传》成公九年记载晋侯在视察军用仓库时，见捆绑囚禁着一个人，便问:“南冠而絷者，谁也?”有司回答说:“郑人所献楚囚也。”[7]844此人是楚国钟仪，于成公二年(前510年)在楚郑之战中被俘，被郑国献给了晋国。另外，成公十六年(前524年)，晋、楚两军在鄢陵相遇，各自摆开阵势。晋侯让太史于战前占筮。太史占筮得“复卦”，认为吉利，并解释卦辞说:“南国，射其元王，中厥目。、王伤，不败，何待?”[7]885在此亦径称楚国为“南国”。 除此以外，《论语·子路》曾记载孔子提到过“南人”一词:“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2]5《礼记·缁衣》也有一段基本相同的文字:“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为卜筮。……’《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4]935对于孔子所说的“南人”，有学者进行了考证，来可泓先生说是吴、楚之人[9]，饶宗颐先生说是楚人[10]，孙以楷先生则具体考证为老子，并说:“老子为宋之相人。……(相)夹在吴楚之间。……此地距城父仅几十里，公元前512—500，城父已属楚，此地，很可能也已属楚，所以老子也可以说是楚相县人。”[11]以上诸位先生的考证，无论具体与否，都不离楚地一带。 综上所述，中国的地理观在周初即已大体确定，“南”“南方”作为一个区域名词，指的是“中国”即洛邑以南的广大区域。只是，到春秋时期，由于楚国崛起为南方的大国，并且不断向四面八方扩张，逐渐将南方诸小国纳为自己的附庸国，所以春秋时人提到“南”“南方”，多指“楚国”，或楚国所统治下的南方地区。既然如此，孔子所说的“南方”并不像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指的是有着灿烂礼乐文明的“中国”地区。那么，被孔子认为有着“君子之强”“君子之音”的南方文明是如何在落后的荆蛮之地产生的呢? 三、“南方之强”形成的原因 “南方之强”的形成，固然与地理、环境、气候等自然条件密切相关，但实际上，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前述《孔子家语·辩乐解》“子路鼓琴”一章记曰:“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声以为节，流入于南，不归于北。”在这里孔子指出，先王创制的礼乐有一个“南流”的过程。有着“中声”之节的音乐流入南方地区，为南方人所接受，加之南方人因多阳、温暖的气候而形成的温厚、柔和的性情，便融汇、形成了“温柔居中”的“君子之音”。在“君子之音”的陶冶教化之下，“忧愁之感，不加于心也；暴厉之动，不在于体也”，人们性情宽厚温和，心情愉悦欢畅，从而国治民安。 礼乐教化是古圣先王治国理政、化民成俗的重要手段，深受孔子推崇。从《孔子家语》上述记载来看，“宽柔以教，不报无道”的“南方之强”的形成，以及孔子屡屡推崇“南方”，似乎都与先王的礼乐教化密不可分。而考查文献记载，南方的确存在着悠久的礼乐教化传统。 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帝舜时期。舜是崛起于中原地区的帝王，但文献记载他在位时曾南服三苗和巡守江南，并崩葬于苍梧。“三苗”，亦称“有苗”“苗民”。《史记·五帝本纪》正义记曰:“吴起云‘三苗之国，左洞庭而右彭黎’，……今之江州、鄂州、岳州是也。”[6]29可见，“三苗”是活动于长江中游以南地区的古代部落。帝尧时期，“三苗”壮大，“在江淮、荆州数为乱”，尧曾发起多次征战以图征服三苗，但未能如愿，最终只是在舜的帮助下，“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6]28，取得南方的暂时安宁。舜统治时期，残存南方的三苗又卷土来犯，在武力征服不下的情况下，舜改变策略，“修政偃兵，执干戚而舞之”[12]，采取偃兵修教、行德易俗的方式来治理三苗。如此，“行德三年，而三苗服”(《上德》)[13]241。 文献记载舜出身于音乐世家，他的父亲瞽叟是一位盲乐师，他本人也精通音乐。史籍中有不少关于舜与乐的记载，例如，“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夔始制乐，以赏诸侯”(《乐记》)[4]677。“昔者舜欲以乐传教于天下，乃令重黎举夔于草莽之中而进之，舜以为乐正。夔于是正六律，和五声，以通八风，而天下大服。”(《察传》)[13]294可见，舜不仅精通音乐、会制作乐器，还注重发挥音乐的教化功能，他任用夔为乐正，创制音乐，并“以乐传教于天下”，由此“天下大服”。对于此，《尚书·舜典》亦记载:“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14]46这段记载，历来被认为是中国古代诗乐教化的源头，其中不仅记舜任命夔典乐以教胄子，并且提出了乐教的具体方式与目标，既体现了帝舜对音乐的精通与把握，又显示出他以社会治理为最终目标的“圣王”情怀。 有鉴于帝舜的音乐素养与社会治理之职责，可以想见，他在征服“三苗”、安抚南方民众时，也必然推行礼乐教化。前述引文提到舜“修政偃兵执干戚而舞之”，其中“干”是盾牌，“戚”是斧头，两者既是古代兵器，同时又是跳舞时手中所执的器具。古代诗、乐、舞三位一体，乐由歌唱、舞蹈共同组成，所以《礼记·乐记》中说:“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4]662可见，“执干戚而舞之”，既是兵士民众为战争停止、得以回归正常生活而表现出的兴奋之情，同时也是古代乐舞演习与教化的具体体现。 此外，前述《孔子家语·辩乐解》也提到“舜弹五弦之琴，造《南风》之诗”。有学者指出，舜所歌之《南风》的出现应该不是偶然的，它属于舜帝教化思想的体现[15]。我们结合舜服三苗，且注重对南方地区进行诗乐教化来看，《南风》之诗或许就是舜在推德怀远、喻教于南时期所作。“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3]400，这句式整齐的歌辞，既是对南风的歌颂，又寄寓了舜帝对民众、民生的关切。所以《史记·乐书》中说:“夫《南风》之诗者，生长之音也，舜乐好之，乐于天地同意，得万国之欢心，故天下治也。”[6]1235正是通过这样的诗乐教化，舜帝获得民众的爱戴与政治的成功。同时，也开启了南方礼乐教化的源头。 帝舜之后，更有周公、召公以“文王之教”德化于南方。对于《诗经》“二南”之“南”，历史上有南化说、南音说、南国说、南土说等不同的认识，这些认识主要是从地域和诗体两方面来理解的。而无论是地域还是诗体，“二南”都与“南方”密不可分。有学者考证，《周南》的11篇作品，“大约产生于周王室东迁前后，其地区包括今陕西西南及汉水中上游一带”，《召南》共24篇作品，“大约产生于周王室东迁前后，其地区包括今陕西西南及汉水中上游一带”[16]。实际上，“二南”是以西周镐京和洛邑为核心，向南以汉水流域为轴心的这样一个广大地域内的诗歌[17]。即使从诗体上来看，“南”也与“南方”密不可分，如崔述说:“‘南’者乃诗之一体……本起于南方，北人效之，亦名以南。”[18]而“二南”之命名，又与周初统治者周公、召公密切相关。郑玄《诗谱序·周南召南谱》中说:“周、召者，《禹贡》雍州岐山之阳地名。……周、召之地，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19]7朱熹在《诗集传》中则说:“周，国名。南，南方诸侯之国也。周国本在《禹贡》雍州境内，岐山之阳。后稷十三世孙古公亶甫始居其地，传子王季历。至孙文王昌，辟国寖广。于是迁都于丰，而分岐周故地以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邑，且使周公为政于国中，而召公宣布于诸侯。”[20]1王夫之在《诗经稗疏》中也说:“盖周公、召公分陕而治，各以其治登其国风。则周南者，周公所治之南国；召南者，召公所治之南国也。北界河雒，南踰楚塞，以陕州为中线，而两分之。”[21]15可见，历史上学者多认同《周南》《召南》是分别采自于周公、召公采邑中的诗歌。而根据文献记载，周公、召公的与“南方”关系密切。如出土于清光绪年间的太保玉戈，李学勤先生考释其铭文为:“六月丙寅，王在丰，令太保省南国，帅汉，遂殷南，令厉候辟，用鼄走百人。”并言“戈铭‘太保’必为召公”，铭文记载了周初成王命召公南下省察南国的史实，而且认为“周人的影响从文王时已南及江汉，以至武王、成王时，召公在其间起了较大的作用”[22]。 周公、召公作为周初历史舞台上重要的人物，在政治治理上注重实施礼乐教化，以德服人。他们对南方的经略，应该也以此为重。因此，对于“二南”，自汉代以来学者多主张“南化说”，如《毛诗序》:“《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19]19朱熹《诗集传》在叙述周、召分封之后也说:“于是德化大成于内。而南方诸侯之国，江、沱、汝、汉之间，莫不从化。盖三分天下而有其二焉。至子武王发，又迁于镐，遂克商而有天下。”[20]1周公、召公在其所辖南方地区推行文王德行，实施礼乐教化，应该有一定的道理。孔颖达《尚书正义》记载，当武王伐纣观兵孟津时，有“八百诸侯不召自来，不期同辞，不谋同时”[14]151，另外《牧誓》也记载，接受武王统帅，参加牧野决战的，除众诸侯之师外，还有分布在今四川、湖北一带的庸、蜀、羌、髳、微、卢、彭、濮八个少数民族的军事力量[14]158。这些情况，应该是南方诸侯之国“莫不从化”的具体体现。 综观以上，南方自古以来即存在着“先王”礼乐南流、进而进行礼乐教化的传统。而且这个传统与孔子所推崇的舜、文王、武王、周公等古代圣王息息相关。正是在这些圣王的礼乐教化之下，加之独特的地理气候的影响，南方地区逐渐形成了宽厚、温柔、中和的“南方之强”。显然，“南方之强”不同于以气力相争的“北方之强”，而是以闪烁着仁、礼等道德光芒的“德性”之强。不仅如此，从上述古代帝王服化南方的史实也可以看出，“德性”之强是获得最终胜利的关键，是真正的强。 四、孔子的夷夏观 孔子对“南方之强”和“南方之音”的推崇和赞赏，既体现了孔子素来所主张的“王道”“德治”思想，也显示了他以文化而不以地域、血缘来区分、评判诸夏与夷狄的夷夏观。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据学者研究，早在原始时期，就形成了华夏、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五大集团[23]，也即《礼记·王制》所说的“五方之民”。其中，“华夏”居于“中国”，“四夷”分居东、西、南、北四方。受地理条件、经济发展等因素的影响，华夏族与“四夷”呈现出不同的习俗与文明形态。春秋以前，虽然华夏族群与周边少数民族冲突不断，但并没有形成显著的夏尊夷卑、“华夷之辨”的观念。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诸侯霸起，中原内乱不已，周边少数民族伺机侵入，对中原诸国造成很大侵扰，甚至出现“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24]203的危急局面。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原华夏族群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空前增强，在政治上形成了春秋霸主们“尊王”“攘夷”、同仇敌忾的合力之势。同时，在思想上，“夷”“夏”对立，“夏”尊“夷”卑的夷夏观，华夷之辨观念亦渐趋形成。在时人眼里，夷狄被视为“豺狼”“禽兽”“异类”，如《左传》闵公元年记:“狄人伐刑。管敬仲言于齐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暱，不可弃也。’”[7]256《左传》襄公四年记:“晋侯曰:‘戎狄无亲而贪，不如伐之。’魏绛曰:‘……戎，禽兽也，获戎、失华，无乃不可乎?’”[7]936《左传》成公四年:“秋……(鲁)欲求成于楚而叛晋。季文子曰:‘不可。……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虽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7]818从这些称谓与评价中，可见当时诸夏对夷狄极度的敌视与歧视。 面对民族意识空前高涨，孔子也思考诸夏与夷狄的区别，并在其身体力行、言谈述作中表达他的夷夏观。 首先，作为“华夏”民族的一员，面对“四夷交侵，中国微矣”[19]357的危机局面，孔子也严“华夷之防”，强调要慎重对待华、夷之间的交往。他提出一个重要原则，即“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定公十年》)[7]1578，认为边远的裔夷不能图谋中原，不能侵扰华夏。为了守卫“中国”，保护“华夏”，对于那些以武力侵扰中原的夷狄，中原各国应当共同讨伐。因此，孔子对有“救中国而攘夷狄”(《僖公四年》)[24]203之功的齐桓公多次称赞，同时也称赞辅佐齐桓公的管仲:“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如其仁，如其仁!”(《宪问》)[2]126-127认为此君臣二人拯救了中原，使华夏人民避免了沦落为“被发左衽”的落后民族的境地。这体现了孔子“内诸夏而外夷狄”(《成公十五年》)[24]417的思想认识，以诸夏为内，以夷狄为外，华夏与少数民族应当互不侵扰，严守礼法规则相处。 其次，在华、夷的辨别与区分上，孔子坚持以文化作为评判的标准。孔子认为，华夏民族与夷狄等少数民族之间存在差别，但这差别主要体现为由地理位置、经济发展、风俗习惯等引起的文化表现形式、文明发展程度上的差别，而非由于地域、种族、血缘的不同而产生“人性”的不同。因此，当子张向孔子请教自己如何行通于世时，孔子回答他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卫灵公》)[2]137当樊迟向他请教如何是“仁”时，他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子路》)[2]118显然，孔子认为即使是蛮貊之邦的少数民族，也有着同中原人一样的“人性”，亦具有人之为人的道德追求与价值判断，所以华夏族群所推崇的忠、信、恭、敬等德行品格，也会为夷狄所认同与接受。 不仅如此，孔子由其所见所闻，也进一步感受到中原以外的“夷狄”也知礼义、行礼义，与中原礼乐文明有相通之处，甚至有些方面比中原做得更好。例如，《论语·八佾》记载孔子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引程子注曰:“夷狄且有君长，不如诸夏之僭乱，反无上下之分也。”[1]62孔子在此称赞夷狄之国的君臣有上下之分，而中原诸夏则礼崩乐坏、社会失序。另外，孔子在周游列国时南至陈楚之境，也听闻、见识到不少关于楚人的事迹，例如，《史记·陈杞世家》记载陈成公元年(前598年)冬，楚庄王因陈国大夫夏征舒弑杀陈灵公而率诸侯伐陈，并杀了夏征舒，占有了陈国。这时大臣申叔时劝谏说:“今王以征舒为贼弑君，故征兵诸侯，以义伐之，已而取之，以利其地，则后何以令于天下!”楚庄王赞同申叔时的话，于是“迎陈灵公太子午于晋而立之，复君陈如故”。[6]1580《孔子家语·好生》记载孔子读到这一段历史时，喟然叹曰:“贤哉楚王!轻千乘之国而重一言之信，匪申叔之信不能达其义，匪庄王之贤不能受其训。”[3]109认为正是申叔时的“信”和楚庄王的“贤”促成了“复陈”这一道义之举。另外，《史记·楚世家》记载楚昭王二十七年(前489年)春，吴伐陈，楚昭王亲自带兵救陈。行军途中，楚昭王患病，但他拒不接受将病转移到左右大臣身上的建议，也严守“祭不越望”的礼制，不去祭祀不属于本国的山川。孔子这时在陈国，听说后称赞道:“楚昭王通大道矣，其不失国，宜哉!”[6]1717显然，这些见闻使孔子真切地感受到中原之外的国家也有通情达理、知仁守义的一面。 基于人性、文化的相通，孔子认为诸夏文化与夷狄文化是可以交流、相容甚至转化的。《论语·子罕》记:“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朱熹注曰:“君子所居则化，何陋之有?”[1]113“九夷”之地固然落后、不开化，但具有先进礼乐文明的君子去居住，其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必然会对夷人的风俗习惯产生影响，进而变落后为文明，削弱夷夏之别。这是先进的中原文明对落后的夷狄文化的改进与提升。反过来，如果中原诸夏学夷俗、行夷礼，则其就会失去诸夏身份，被视之为夷狄。这在寄寓孔子“微言大义”的《春秋》一书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因而韩愈在其《原道》一文中评价说:“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25]指出孔子在《春秋》中以礼文化来区分华、夷，即中原诸侯如果为夷礼所化，举止行为按夷礼而动，孔子往往将他们视之为夷；而那些原本是夷狄之国，但其亲近、学习中原文化，文化程度与习俗礼仪都渐趋于与中原一致，那孔子就将他们视之为中原之国。 综观以上，在春秋时期民族矛盾突出、激烈的情势之下，孔子尚能保持冷静，采取比较客观、理性的态度来对待诸夏以外的少数民族。这并非表明孔子没有内外之别，没有民族意识，而是他基于“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人性认识，并根据自己对夷狄的所见所闻作出的客观评价。除此以外，孔子的夷夏观，应该还与上古以来，尤其是春秋时期中原礼乐文化向周围地区传播，进而对少数民族产生影响教化这一历史事实密切相关。 由前述“南方之强”与“南方之音”可知，早在尧、舜、文、武等古圣先王时期，中原与周边少数民族之间就有文化、文明的互动与交流，且实现了中原先进的礼乐文明对落后的少数民族的改进与提升。到了春秋时期，礼坏乐崩，天子失官，周代礼乐文化不仅流出“王官”下移至民间，而且还流向中原之外的“四夷”。《论语·微子》所记“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2]167，正是对“王官之学”下移、外流现象的具体描述。此外，《孔子家语·辩物》记东夷小国郯国的国君前来朝鲁，鲁人问其先祖少昊氏为何以鸟名官，郯子予以详细解答。孔子听说后，就前去拜谒郯子并向他请教，二人进行了一番交流。回去之后，孔子就向人感叹:“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3]198可见，春秋时期，中原礼乐文明以空前的规模流向周边夷狄地区，并作为当时文化的先进者，被夷狄接受并保存。文化的交融，尤其是中原礼乐文明对周边少数民族的影响与提升，使得诸夏与夷狄的差别逐渐减弱；加之春秋时期战争的频繁，民族迁徙交流不断，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民族大融合渐趋形成。孔子从文化的角度，敏锐地捕捉到这一民族融合、天下大同的趋势，因此，对“华夷之辨”提出以文化而不以地域、种族来评判的观点。孔子的这一观点，对此后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融合以及华夏民族的形成，都产生重要影响。 结语 孔子生于“礼坏乐崩”、人竟以气力之强争霸的无道乱世，他心所向往的是尧、舜、文、武、周公等古圣先王治理下的“天下有道”的理想社会。因此，其思想言论不离“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其所推崇不外“王道”“德治”。将《中庸》中的“南方之强”，放到孔子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下考察，我们就可发现，孔子所论，仍不离其思想主旨。而“南方之强”，与其说是南方地区的强，毋宁说是孔子所推崇的古圣先王之强。古圣先王在南方实施礼乐教化的足迹，以及推行礼乐教化、以德治国所获得的社会治理的成功，正是孔子儒家所推崇的“王道”政治的典型体现。同时，孔子对“南方之强”“南方之音”的称赞，也体现了孔子以文化而不以地域、血缘为标准来区别、评判华夏与夷狄的夷夏观。孔子的这一观念，对后世中国产生重要影响。在由汉至清两千多年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原地区多次遭遇少数民族的入侵，鲜卑、蒙古、满等一些少数民族甚至建立政权，但基于孔子所确立的以文化来区别夷、夏的夷夏观，这些文化落后的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后多注重亲近中原文化，采用“汉法”治国理政，由此使得中国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始终保持统一发展。不仅如此，在文化认同与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中，中国的各民族最终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成为当今世界伟大的民族之一。 参考文献： [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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