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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思与《易》关系新证 作者：刘彬（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教授） 来源：《孔子研究》2017年第6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五月廿七日癸卯 耶稣2018年7月10日 内容提要：子思与《易》有关。对易学“卜筮”知识、《周易》古经和《易传》，子思都学习而熟知。更值得注意的是，子思作《易》，其著作即帛书《衷》篇。在孔子之后的先秦儒家“中道”思想传承中，子思最能体会“中道”在孔子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故一方面从形而上层面阐发“中道”，而作《中庸》；另一方面在孔子所开创的经学易学上，凸显孔子所“观”、所新诠的易学“中道”，专门辑录孔子有关“中道”的论述，而作《衷》篇。子思在先秦儒家易学传承中应有重要的地位。 关键词：子思/学《易》/作《易》/帛书《衷》篇 关于孔子嫡孙子思(名孔伋，约公元前490—前405年①)与《易》的关系，可分为三个方面的问题：子思是否学《易》，子思是否用《易》，子思是否作《易》。对第二个问题，金德建举十二条证据②，论证子思所著《中庸》与《系辞》《文言》《象传》相通，从而认为子思在写作《中庸》时吸取《系辞》《文言》《象传》的词语，融贯在文章里③。金德建所举证据，多属可信④。因此，子思用《易》已经得到较好的论证。子思既然用《易》，自然也当学《易》，但子思如何学《易》，以及是否作《易》这两个问题，学者的研究还很少。本文拟对这两个问题进行探讨，敬请方家指正。 一、子思当熟知《易》 这里所说的“《易》”，其内涵是广义的，包括易学的一些问题与内容、《周易》古经以及《易传》。我们从这三个方面，来分析子思如何“学《易》”。 其一，子思对易学“卜筮”知识是熟习的。从现有这方面的资料看，子思都引述“子曰”，都是其祖孔子所言。孔子对《周易》古经进行深入研究，创立自己的易学思想，在帛书《要》篇是有明证的。《要》篇记载：“子曰：‘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者而义行之耳。’”孔子认为易学包括“幽赞”、“明数”和“达德”，“幽赞”和“明数”为筮占，“达德”为道德义理，即易学有“筮”和“理”两个基本层面。这两个方面有不同的特点：“理”是孔子新创立的，是新生的东西，而“筮”则是旧有的，来源于古远的巫文化和术数文化中的“卜筮”⑤。孔子创立易学，首先对巫文化和术数文化的“卜筮”进行深入研究，在此基础上，通过批判性的扬弃，创立德义优先的新易学。故“卜筮”是孔子易学前提性的问题，也是首先要研究的内容。子思在其著作《表记》中⑥，主要有两处引述孔子论“卜筮”： 第一： 子曰：“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无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亵事上帝。是故不犯日月，不违卜、筮。卜、筮不相袭也。大事有时日，小事无时日，有筮。”(《礼记·表记》) 孔子此言夏、商、周三代圣王对卜筮的使用。“不犯日月”，郑玄注：“日月，谓冬、夏至，正月及四时也。”孔颖达疏：“冬至谓祭圜丘，夏至谓祭方泽，正月谓祭感生之帝，及四时迎气，用四时之吉日也。”“不违卜筮”，郑玄注：“所不违者，日与牲、尸也。”孔颖达疏：“案僖三十一年《左传》云：‘礼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是有其牲日也。案《特牲》、《少牢》云：大夫、士筮尸。则天子诸侯有卜尸也。”“卜筮不相袭”，郑玄注：“袭，因也。大事则卜，小事则筮。”孔颖达疏：“此大事，谓征伐、出师及巡守也。”由郑注、孔疏，可知三代帝王在祭祀侍奉天地神灵时，都必须使用龟卜和蓍筮，表示不敢自专，不敢以私意亵渎上帝。其具体做法是：在冬至祭圜丘、夏至祭方泽、正月祭感生之帝、四时迎气时，都要通过龟卜和蓍筮，择定吉日。祭祀时，要使用卜筮占日、占牲和占尸。使用龟卜，就不使用蓍筮。使用蓍筮，就不使用龟卜。龟卜和蓍筮二者不能同时使用。征伐、出师和巡守等大事，使用龟卜。小事使用蓍筮。小的祭祀没有固定的时日，通过蓍筮来选定吉日。 第二： 子曰：“大人之器威敬。天子无筮。诸侯有守筮。天子道以筮。诸侯非其国不以筮，卜宅寝室。”(《礼记·表记》) 此孔子言天子、诸侯使用卜筮之不同。“大人之器”，“大人”指天子和诸侯，其“器”郑玄无注，黄怀信认为是“龟策”⑦，有理。“龟”为卜法所用，“策”为筮法所用，主要为蓍草之茎，古亦称“蓍”。“大人之器威敬”，谓天子、诸侯所用于卜筮的龟和蓍威严，令人畏敬。“天子无筮”，郑玄注：“谓征伐出师若巡守也，天子至尊，大率皆用卜也。”“守筮”，郑玄注：“守国之筮，国有事则用之。”孔颖达疏：“谓在国居守，有事而用筮。”“天子道以筮”，郑玄注：“始将出，卜之。道有小事则用筮。”孔颖达疏：“天子在国既皆用卜，若出行于道路之上，临时有小事之时，则唯用筮也。”“诸侯非其国不以筮，卜宅寝室”，郑玄注：“入他国则不筮，不敢问吉凶于人之国也。诸侯受封乎天子，因国而国，唯宫室欲改易者，得卜之耳。”由郑注、孔疏，可见天子一般用龟卜，诸侯一般用蓍筮。具体情形是：天子问征伐、出师、巡守等事，都用龟卜。诸侯在国居守，有事则用蓍筮。天子出行在外，有小事问，使用蓍筮。诸侯进入其他国家，不使用蓍筮。诸侯问宫室改易之事，使用龟卜。 子思上引述孔子所论“卜筮”，从大的方面讲，属于古代礼的范畴，这与孔子擅长礼学，为礼学大师相一致，符合孔子讲学特点。另一方面，孔子所论“卜筮”，也与帛书《要》篇孔子所论相同。帛书《要》篇记孔子曰：“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巫、史的“幽赞”“明数”，即通过卜筮，借助龟、蓍之灵，与神灵交通，求取神灵祐助，明了气运度数，而获吉得福⑧。此即孔子上所言“事天地之神明”“不犯日月，不违卜筮”。帛书《要》篇记孔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可见孔子并没有满足于从一般礼文化意义上了解卜筮，更进一步从专门之学的层面，学习掌握了筮占技艺，并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这说明孔子对卜筮确实有深入的研究和切实的领悟。子思在其著作中，如此专业地传述孔子对“卜筮”的论述，说明子思对“卜筮”有关知识是熟知的。 其二，子思对《周易》古经是熟知的。子思今存著作中，有五条引述《周易》古经的材料⑨，分析如下： 《坊记》两条： 子云：“敬则用祭器，故君子不以菲废礼，不以美没礼。故食礼，主人亲馈则客祭，主人不亲馈则客不祭。故君子苟无礼，虽美不食焉。《易》曰：‘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寔受其福。’《诗》云：‘即醉以酒，既饱以德。’以此示民，民犹争利而忘义。” 子云：“礼之先币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后禄也。先财而后礼则民利，无辞而行情则民争。故君子于有馈者，弗能见，则不视其馈。《易》曰：‘不耕获，不菑畲，凶。’以此坊民，民犹贵禄而贱行。” 这两条形式一致，都是子思先引孔子论礼之言，然后子思申发其理，再引《周易》古经爻辞以证其理。第一条子思引《既济》九五爻辞，以加强所言礼之敬道理的说服力。第二条子思引《无妄》六二爻辞，以加强所言以礼防人之贪利道理的说服力。所引《周易》古经爻辞之义，对论证其道理，加强其说服力，都很适当，说明子思确实熟知《周易》古经，对《周易》古经进行过专门的学习。 《表记》三条： 子曰：“无辞不相接也，无礼不相见也，欲民之毋相亵也。《易》曰：‘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 子曰：“事君，大言入则望大利，小言入则望小利。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禄，不以大言受小禄。《易》曰：‘不家食，吉。’” 子曰：“事君，军旅不辟难，朝廷不辞贱。处其位而不履其事，则乱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则慎虑而从之，否则孰虑而从之。终事而退，臣之厚也。《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此三条形式一致，都是引述孔子先言其理，然后孔子引《周易》古经卦爻辞以证之。第一条孔子引《蒙》卦辞，以加强其言人不相亵渎必以礼道理的论证力量。第二条孔子引《大畜》卦辞，以加强其言禄功相配道理的论证力量。第三条孔子引用《蛊》卦上九爻辞，以加强其言尽责方能隐退道理的论证力量。此三条资料中的《周易》古经卦爻辞，不是子思所直接引用的，而是出现于孔子言论中。但我们要注意的是，孔子所谈论的，正是子思要表达的：孔子所论之理，子思肯定是赞同的；所引之《周易》材料，子思应该是熟知的，并赞同其引用。因此，《表记》此三条资料，可间接证明子思学习过《周易》古经。 由以上直接和间接的资料，证明子思当学习过《周易》古经。 其三，子思对《易传》是熟知的。要讨论这个问题，需要先考证《易传》是否在子思之时或之前已经成书。先秦儒家公孙尼子，其著作有《乐记》⑩。高亨、张岱年、李学勤认为，《乐记》袭用今本《系辞》，说明《系辞》当成书于《乐记》之前(11)。是正确的。公孙尼子，《汉书·艺文志》注：“七十子弟子。”《隋书·经籍志》注：“似孔子弟子。”郭沫若认为：“我疑心七十子里面的‘公孙龙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岁’的怕就是公孙尼。龙是字误。尼者泥之省，名泥字石，义正相应。公孙尼子可能是孔子直传弟子，当比子思稍早。”(12)李学勤认为：“我们看《乐记》中有魏文侯，又有文侯乐人窦公，作为孔子再传弟子是合宜的。”(13)李说更为稳妥。因此，公孙尼子当与子思同时，年龄相当。《系辞》为公孙尼子所熟知而化用，子思也当熟知《系辞》。《系辞》当在子思、公孙尼子之时或之前已经成书。刘大钧以《系辞》引用《文言》，推断《文言》早于《系辞》；以《文言》参考《彖传》而作，推定《彖传》早于《文言》；以《彖传》引述《大象》而发挥，推断《大象》早于《彖传》；以《说卦》总述八经卦，而《大象》《文言》《彖传》分论六十四卦，推断《说卦》年代最早(14)。其论证有理，是成立的。实际上，《说卦》分两部分，第一、二章泛讲义理，与《系辞》性质相同，其成书时间应与《系辞》相当。其他部分总讲八经卦之象，是学习《周易》的前提性知识，应是来源久远的易学常识，被孔子所传述、记录下来，故其成书当早于《大象》《彖传》《文言》《系辞》。《小象》解释爻辞，《彖传》解释卦辞，《小象》成书时间应与《彖传》相当。《杂卦》按照《周易》古经“二二相偶，非覆即变”的卦序原则撰写，语言古朴简练，成书时间应与《说卦》第二章后部分相当。因此《易传》除《序卦》外的大部分篇章，都当成书于子思之时或之前的战国早期。推想《易传》当成于孔子第一代弟子之手。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去世后，“葬鲁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丧毕，相诀而去”。推想孔子众弟子在鲁国三年守丧期间，为铭记孔子教导，保全孔子思想，防止孔子学说散失，传承孔门之学，将个人所记孔子生前所讲进行结集，编订大量篇章文集。其中包括孔子所传述的易学知识、对《周易》古经的解释，以及所阐发的易学思想等等，这些所编成的文集就是《易传》(不包括《序卦》，下言皆此意)(15)。作为孔子第二代弟子的子思和公孙尼子等，学习、熟知《易传》，是合乎情理的。 子思熟知《易传》，是有直接证据的。上博简《颜渊问于孔子》记颜渊问孔子，孔子回答中，有曰：“俑(庸)言之信，俑(庸)行之敬。”(16)按《易传》的《文言》中，孔子解释《乾》卦九二爻辞“见龙在田，利见大人”，曰：“龙，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濮茅左认为：“‘俑’与‘庸’声通，‘敬’、‘谨’音义相近。证明了历史上颜渊与孔子确有言《易》的史实。”(17)其言有理。这也证明了《文言》确实为孔子所讲。而子思所作《中庸》引孔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余不敢尽。”李学勤认为：“‘庸德之行’两句，很可能即引自《文言》，因为在《文言》的文字中，两句与上下文紧密结合，而在《中庸》就不如此。”(18)其言有理。子思引用《文言》，说明子思对《文言》是熟悉的。 二、子思当作《易》 子思不但熟知《易》、用《易》，更重要的他还作《易》，其著作即帛书《衷》篇。这是我们的新发现，下试论之。 马王堆帛书《衷》是帛书《易传》的重要一篇，记载大量孔子论《易》言论。关于其作者，学界还很少关注研究。《衷》篇名“衷”，实通“中”。《左传·闵公二年》“用其衷则佩之度”，杜预注：“衷，中也。”《国语·周语上》“其君齐明衷正”，韦昭注：“衷，中也。”《鹖冠子·泰录》“入论泰鸿之内，出观神明之外，定制泰一之衷”，陆佃注：“衷之言中也。”吴世拱注：“衷，中也。”俞樾《群经平议·春秋左传一》“夫能固位者，必度于本末而后立衷焉”按：“衷与中古通用。然则此《传》‘衷’字亦当训中，犹言执其两端用其中也。”因此，“衷”、“中”古通用，“《衷》”篇实即“《中》”篇。 《衷》篇共分十二章(19)，其中七章都与“中”有关。第一章开篇即引子曰：“《易》之义萃阴与阳，六画而成章，朻句焉柔，正直焉刚。六刚无柔，是胃大阳，此天[之义也]。□□□□□方。六柔无刚，此地之义也。天地相率，气味相取。阴阳流形，刚柔成体。”(20)点出天地、阴阳、刚柔。下言：“万物莫不欲长生而恶死。会三者而始作《易》，和之至也。”“三者”即天地、阴阳、刚柔，“会三者”即会聚天地、阴阳、刚柔三者，具体而言，即会聚天与地，会聚阴与阳，会聚刚与柔，皆言对立之“两”。“和之至”，《国语·郑语》史伯言之，其曰：“夫和实生物，同者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夫如是，和之至也。……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和”为“以他平他”，即调和不同的两个或两个以上方面，在《衷》篇此处应谓调和两个对立的方面，即调和天与地，调和阴与阳，调和刚与柔。《周礼·地官·大司徒》“一曰六德：知、仁、圣、义、中、和”，郑玄注：“和，不刚不柔。”《周礼·春官·大司乐》“中、和、祗、庸、孝、友”，郑玄注：“和，刚柔适也。”贾谊《新书·道术篇》云：“刚柔得道谓之和。”皆其证。故《衷》篇此处所言应为“调两取中”之义，即调和天与地之两而取其中，调和阴与阳之两而取其中，调和刚与柔之两而取其中，实为“中和”思想，认为《周易》所表达是“中和”思想。 第三章为《衷》篇核心章节“《易》赞”，是对易学思想的高度概括，其引孔子曰：“万物之义，不刚则不能动，不动则无功，恒动而弗中则亡，[此]刚之失也。不柔则不静，不静则不安，久静不僮则沈，此柔之失也。武之义保功而恒死，文之义保安而恒穷。是故柔而不，然后文而能胜也。刚而不折，然后武而能安也。”这里孔子从宇宙论高度，在肯定万物不刚则不能动的前提下，强调永恒运动而不静止，则不能保持适中，而导致灭亡的道理；在肯定万物不柔则不能静的前提下，强调永久静止而不运动，则不能保持适中，而导致凶险的道理；在肯定武刚能保功业前提下，强调武刚达到极端则消亡的道理；在肯定文柔能保持安定前提下，强调文柔达到极端则穷尽的道理。认为易学的核心思想，是刚与柔、文与武、动与静的均衡适中，显然是“中道”思想。 第四章引子曰：“‘君子终日健健’，用也。‘夕沂若，厉，无咎’，息也。”对《乾》卦九三爻辞，传统的理解都认为是讲终日勤奋不懈，此孔子既言白日之“用”，同时言晚上之“息”，强调“用”与“息”的统一，即“中道”。孔子又言：“《乾》六刚能方。《坤》六柔相从顺，文之至也。《坤》之至德，柔而反于方。《乾》之至德，刚而能让。”认为《坤》为至柔，但能变化而返回方直之刚；《乾》为至刚，但能变化文柔而谦让，亦强调“刚”与“柔”之中，即“中道”。 第六章引子曰：“人之阴德不行者，其阳必失类。《易》曰‘潜龙勿用’、‘亢龙有悔’，言其过也。物之上擳而下絶者，不久大位，必多其咎。能威能泽，谓之龙。见用则僮，不见用则静。君子穷不忘达，安不忘亡。”孔子此申言阴阳之德匹配亲比，过则有咎，恩威兼施，动静兼用，穷不忘达，安不忘亡，亦“中道”。 第七章引子曰：“武夫倡虑，文人缘序。[武]人有拂，文人有辅。性文武也，虽强学，是弗能及之矣。”言理想的政治组织要有文柔与武刚两类人物，武刚之人开创，文柔之人守成，君主同时需要文人与武人的辅佐，而一个理想的圣明君主应该天生具有文柔与武刚的圆满德性，实言政治“执两用中”之“中道”。 第八章引子曰：“夫《易》之要，可得而知矣。乾、坤也者，《易》之门户也。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化。”言《周易》之要旨，在于阴与阳相合，刚与柔之相合，从而体现天地的生化，此即“中和”思想。 第十二章引《系辞》曰：“二与四同[功异位，其善不同。二]多誉，四多惧。柔之为道也，不利远[者]。其要无咎，用柔若〔中〕也。三与五同功异位，其过[不同，三]多凶，五多功。”言《周易》卦爻辞中，二爻多荣誉，五爻多功绩，而四爻多畏惧，三爻多凶险，因为二爻与五爻处于中位，强调易学“得中”“用中”思想。 从以上《衷》篇大部分章节皆言“中”、“中和”、“中道”来看，《衷》篇主旨应该是讲“中道”的，篇名“衷(中)”正点明“中道”的主旨。如此重视“中道”，以一篇易学文章来讲“中道”，其作者会是谁呢?考察“中道”思想在先秦儒家的流传状况，可看出此人最可能是子思。 先秦儒家“中道”思想源远流长。清华简《保训》篇记文王临终前向武王讲述舜“求中”“得中”，以及上甲微“假中”“归中”，虽然学界对上甲微之“中”的意涵争议较大(21)，但对舜之“中”一般认为是“中道”，如李学勤所言：“舜‘厥有施于上下远迩，乃易位迩稽，测阴阳之物，咸顺不扰’，这段话应参看《中庸》：‘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简文讲舜施政于上下远迩，总要设身处地，就近考察，这是‘察迩言’；测度阴阳之事，这是‘执其两端’，从而达到中正之道，所以简文说舜做到‘得中’了。”(22)又认为：“(舜之)‘中’，就是后来说的中道。”其说有理，说明孔子之前就有“中道”思想。孔子对此很重视。《论语·尧曰》载尧命舜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并云：“舜亦以此命禹。”其“允执其中”，即言“中道”。《论语·雍也》载孔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一方面说明“中庸”是一种至高的德行，另一方面说明关于这种德行的思想来源久远，当时的人已经很少能了解，能实行了。孔子之后至战国末期，众多的历代弟子对孔子思想传承，其中子思最能体会“中道”在孔子思想中的重要地位，专门作《中庸》一篇，从体、用两方面对“中道”进行本体论的阐发，其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对“中道”可谓推崇备至，对其弘扬可谓不遗余力。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孔子在其《易传》中，对“中道”也有明确的阐发。如在《彖传》，于三十二卦三十六处言“中”，其曰“得中”、“正中”、“中正”、“刚中”、“刚得中”、“柔得中”、“往得中”、“时中”、“大中”等。在《小象传》中，于三十九卦四十五处言“中”，其曰“在中”、“中正”、“中行”、“使中”、“中”、“中直”、“正中”、“得中”、“行中”、“中道”、“久中”、“中节”、“位中”等。在《文言》中，言“中”、“中正”、“正中”等。除了在《易传》中孔子言“中道”外，在其他的一些“《易》说”中，孔子也当言及“中道”。 由子思对孔子“中道”思想的极力推崇，而作《中庸》彰显之，推想子思对孔子易学“中道”的阐发也不应忽视，相反应该格外重视，如作《中庸》一般，专门选录孔子“《易》说”以及《易传》中有关“中道”的言辞，编定以“中道”为主旨的易学著作，此即帛书《衷》篇。故子思应作《易》，其易学著作即帛书《衷》篇。 从孔子之后先秦儒家“中道”思想的传承看，作为孔子的嫡孙，子思最能体会“中道”在孔子整个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故一方面在儒学义理深化上下功夫，从形而上层面阐发“中道”，而作《中庸》；另一方面在孔子所开创的经学易学上，凸显孔子所“观”、所新诠的易学“中道”，专门辑录孔子有关“中道”的论述，而作《衷》篇。子思对“中道”，可谓心知其意，而重申之，而再再发明之。 总之，子思与《易》确实有关系，他不但学《易》，用《易》，而且作《易》，在先秦儒家易学传承中应具有重要的地位。 注释： ①关于子思的生卒年，学界有不同看法，笔者认为李启谦先生约前490—前405年的看法较为合理，见李启谦《子思及〈中庸〉研究》，载《孔子研究》1993年第4期。 ②金德建先生这些证据是：《中庸》推重颜回和《系辞》相同，《中庸》“遯世而不悔”和《文言》相同，《中庸》“庸言庸行”和《文言》相同，《中庸》“建诸天地”、“质诸鬼神”和《文言》相同，《中庸》“问学”和《文言》相同，《中庸》所说“与天地参”与《系辞》相同，《中庸》言“鬼神”与《系辞》符合，《中庸》讲“前知”与《系辞》相同，《中庸》讲“待其人而后行”与《系辞》相符合，《中庸》“言默”与《系辞》相同，《中庸》认为“文王无忧”与《系辞》相通，《中庸》“至道不凝”和《象传》《文言》相同。见金德建：《先秦诸子杂考》，郑州，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第171-173页。 ③金德建：《先秦诸子杂考》，第174页。 ④李学勤：《周易溯源》，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104页。 ⑤刘彬：《从帛书〈要〉篇看孔子“好〈易〉”的实质和意义》，载《孔子研究》2011年第2期。 ⑥《隋书·音乐志》记沈约云：“《礼记·中庸》、《礼记·表记》、《礼记·坊记》、《礼记·缁衣》皆取《子思子》”。子思有著作《子思子》，其中包括《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等。对此李学勤先生有详考，见李学勤：《周易溯源》，第98-101页。 ⑦黄怀信先生之《礼记》注，见马士远、傅永聚主编：《〈四书五经〉普及读本》(中)，北京，线装书局，2016年版，第1402页。 ⑧刘彬：《从帛书〈要〉篇看孔子“好〈易〉”的实质和意义》，载《孔子研究》2011年第2期。刘彬、孙航、宋立林：《帛书〈易传〉新释暨孔子易学思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51、252页。 ⑨今本《缁衣》还有一条：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为卜筮。’古之遗言与?龟筮犹不能知也，而况于人乎?《诗》云：‘我龟既厌，不我告犹。’《兑命》曰：‘爵无及恶德，民立而正。’‘事纯而祭祀，是为不敬。事烦则乱，事神则难。’《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其德侦，妇人吉，夫子凶。’”郭店简和上博简《缁衣》“不我告犹”后皆无，今本所引《尚书·兑命》以及所引《周易》古经爻辞，皆当为后人衍增，故今本《缁衣》此条不能作为引《易》的资料。见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荆门市博物馆编著：《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合集》(一)，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版，第29页；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98-199页。 ⑩见《隋书·音乐志》载沈约奏答和唐张守节《史记正义》，李学勤先生对此有详考，见李学勤：《周易溯源》，第109-112页。 (11)高亨、张岱年、李学勤诸先生都有详论，见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济南，齐鲁书社，1998年版，第7页；张岱年：《论易大传的著作年代与哲学思想》，《周易研究论文集》(第一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14页；李学勤：《周易溯源》，第106-109页。 (12)郭沫若：《公孙尼子与其音乐理论》，见《郭沫若全集》历史编1，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91-492页。 (13)李学勤：《周易溯源》，第112页。 (14)刘大钧：《易大传著作年代再考》，见黄寿祺、张善文编：《周易研究论文集》(第一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76-478页。 (15)李学勤先生认为《荀子·大略》篇化用《序卦》，廖名春先生认为《序卦》当在战国时就有了，皆言之成理。《序卦》当在荀子之前的战国中期成书。见李学勤：《周易溯源》，第134-135页。 (16)(17)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44-145，141页。 (18)李学勤：《周易溯源》，第104页。 (19)第一章为“《易》之义萃阴与阳”，第二章为《说卦》前三章，第三章为“《易》赞”，第四章为“《乾》、《坤》三说”，第五章与《系辞下》第十一章略同，第六章为“《乾》之详说”，第七章为“《坤》之详说”，第八章与《系辞下》第六章略同，第九章与《系辞下》第七章略同，第十章与《系辞下》第八章略同，第十一章与《系辞下》第九章前部分略同，第十二章与《系辞下》第九章后部分略同。见刘彬、孙航、宋立林：《帛书〈易传〉新释暨孔子易学思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43-235页。 (20)裘锡圭主编：《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叁)，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为方便，释文中通假字、异体字皆以通行字写出。 (21)对上甲微之“中”的涵义一般认为是实物，如李零认为是“地中”和“立于地中的旗表”，李均明认为是司法判决书，子居认为是众，邢文认为是河图的易数，武家璧认为是祭告天地、誓师出发的中坛，林志鹏认为是军旅所用的建鼓，魏忠强认为是旗帜，王志平认为是天地阴阳中和之气。见李零：《说清华楚简〈保训〉篇的“中”字》，载《中国文物报》2009年5月20日；李均明：《周文王遗嘱之中道观》，载《光明日报》2009年4月20日；子居：《清华简解析》，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2009年7月8日；邢文：《〈保训〉之“中”与天数“中”》，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武家璧：《上甲微的“砌中”与“归中”》，简帛网，2009年5月7日；林志鹏：《清华大学所藏楚竹书〈保训〉管窥——兼论儒家“中”之内涵》，简帛网，2009年4月21日；魏忠强：《清华简〈保训〉篇研究简评》，《兰台世界》2014年第26期；王志平：《清华简〈保训〉“叚中”臆解》，《孔子研究》2011年第2期。但也有认为是思想的，如廖名春认为是“和”，即和谐政治之道。见廖名春：《清华简〈保训〉篇“中”字释义及其他》，载《孔子研究》2011年第2期。 (22)李学勤：《论清华简〈保训〉的几个问题》，载《文物》2009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