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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对《论语》的引用与诠释 作者：曹迎春 来源：《衡水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三月十八日乙未 耶稣2018年5月3日 摘要：董仲舒十分重视儒家典籍《论语》，在著作中大量引用，其中《天人三策》引用17次，《春秋繁露》引用43次，引用频次远远高于汉初其他论著。在引用方式上大多采用直接引用，也有少数间接引用。这些引文对于研究汉代《论语》传本，订正今本《论语》之误，都有着重要的价值。董仲舒对《论语》的诠释，在为自己的政治哲学思想寻找理论支撑的同时，也影响了后世《论语》注家，是今人研究汉代《论语》学史重要的思想遗产。 关键词：董仲舒；《论语》；《春秋繁露》；天人三策；引用；诠释 作者简介：曹迎春（1976-），女，河北景县人，教授，历史学博士。 基金项目：河北省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培养工作资助项目 《论语》是儒家重要典籍之一，早在西汉文帝时期便与《孝经》《孟子》《尔雅》一道，皆置博士。作为儒家学者，董仲舒主张“推明孔氏”，十分重视《论语》，在著作中大量引用。《汉书·董仲舒传》所载“天人三策”，引用《论语》17条，而引用《诗》《书》《易》三部经典合计才7条[1]。据笔者统计，《春秋繁露》引《论语》43次，涉及到今本《论语》中的19篇。在儒学尚未成为显学，《论语》也未入“经”的汉初，学者引用《论语》的频率并不高，因此董仲舒对《论语》的高频引用自然格外引人注目。 董仲舒在引用《论语》文句的同时，为了立论言事，会不可避免地融入自己的解释，“引用”与“诠释”同步发生。因此本文将首先对董仲舒引用《论语》情况进行全面的搜集整理，在此基础上分析其在引用、诠释方面的相关问题，以期客观准确地评价董仲舒对《论语》研究的贡献以及在《论语》研究史上的地位。 一、董仲舒引《论语》情况统计 董仲舒的主要著作是《春秋繁露》和保存在《汉书》本传中的“天人三策”。笔者对这两部著作中引用《论语》的情况进行了统计，为方便起见，列表如下。（下文涉及《春秋繁露》和《论语》之处，只写篇目）      二、引用情况分析 （一）引用频次 董仲舒著作中引用《论语》的情况已做如上统计，那么汉初其他重要论著中对《论语》的引用情况如何呢？在此我们仅以陆贾的《新语》、贾谊的《新书》、刘安的《淮南子》为研究对象，作一番比对。 汉高祖时代陆贾的《新语》引用《论语》5次，分别如下： 1）《道基》：“磨而不磷，涅而不淄。”[2]2（引自《阳货》） 2）《术事》：“季孙贪颛臾之地，而变起萧墙之内。”[2]5（引自《季氏》） 3）《辨惑》：“昔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2]8（引自《颜渊》） 4）《慎微》：孔子曰：“道之不行也，言人不能行之。故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2]10（引自《述而》） 5）《思务》：孔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2]20（引自《卫灵公》） 汉文帝时期贾谊引用《论语》2次，分别如下： 1）《新书·容经》：“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3]（引自《雍也》） 2）《汉书·贾谊传》：“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是使毋讼乎！”[4]1729（引自《颜渊》） 汉武帝时期刘安的《淮南子》引用《论语》的情况，有学者认为虽然书中有多处引“孔子曰”，但孔子的这些话只有二三处能在《论语》中找到根据[5]。也有学者对《淮南子》正文及其注释中征引《论语》情况都做了统计，发现引《论语》有50余例，但引用孔子的话只有10多处能找到依据[6]。 通过与汉初这几部重要论著引用《论语》情况的比较，可以看出董仲舒比其他人更重视孔子之言。 （二）引用方式 董仲舒对《论语》的引用，大多采用直接引用的方式。直接引用中有30处是以“孔子曰”的形式出现的，有3处提到了《论语》的称谓和其简称《论》。在大量的直接引用中，既有整章引用，也有断句引用。 整章引用，如《天人三策》中的“德不孤，必有邻”[4]1902，即引用《里仁》第25章；“人能弘道，非道弘人。”[7]168，即引用《卫灵公》第29章。《执贽》中的“人而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矣”[8]414，即引用《卫灵公》第16章。这种整章引用的情况并不多，更多时候是断句引用。 断句引用，如《天道施》中的“非礼而不言，非礼而不动”[8]463，就是对《颜渊》中的“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7]123的断句截引。有些断句引用只截取一个词，掇取辞华，灵活运用。如《服制象》中的“望之俨然”，《立元神》中的“驷不及追”，《五行相胜》中的“足恭”“巧言令色”，这些《论语》中的词语逐渐演变固定为人们的常用语或成语。 除直接引用外，间接引用在《春秋繁露》中也有使用。如《盟会要》中的“亲近以来远”[8]142，就是对《季氏》中的“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7]172的间接引用。《祭义》中的“孔子受君赐则以祭”[8]435，是对《乡党》中的“君赐腥，必熟而荐之”[7]105的间接引用。《俞序》中的“求备于人”，则是一种反意间接引用。董仲舒在这里批评国君奢侈、刑罚残酷，是因为心中没有恕道，对别人求全责备。而《微子》中记载的是周公教导他的儿子伯禽之言：“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7]198意思是，君子不怠慢他的亲族，不让大臣抱怨没有被信用。老臣故人没有发生严重过失，就不要抛弃他。不要对某一人求全责备。本是正面教导，董仲舒取其反意进行批评，这也是一种间接引用。 （三）引文功能 首先，引文对于研究汉代《论语》传本问题十分重要。 虽然引文大部分与今本《论语》相同，但也有存在些许差异之处。例如：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屮，屮上之风必偃”[4]1903。屮，今本均作“草”。 “不教而诛谓之虐”[4]1904。诛，今本作“杀”。 “绥之斯徕，动之斯和”[4]1903。徕，今本作“来”。 “腐朽之木不可彫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4]1905。腐，今本作“无”；彫，今本作“雕”；圬，今本作“杇”。 “奢则不逊，俭则固”[4]1909。逊，今本作“孙”。 “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4]1910。导，今本作“道”。 对于这些差别，不少学者认为这是因为董仲舒所引《论语》的传本不同。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汉代有《古论》《齐论》《鲁论》三个《论语》传本。唐代陆德明在《经典释文·序录》中说：“《齐论语》齐人所传”，董仲舒，广川人，在景帝时任博士。他赖以起家的经典是公羊学派传授的《春秋》，而公羊学派属于今文齐学，因此他据以引证的版本当为《齐论》[9]。清代苏舆的《春秋繁露义证》中注释“苟志于仁无恶”一句时，认为“此当是《齐论语》说”[8]78。清代马国翰辑有《齐论语》一卷，将《汉书·董仲舒传》和《春秋繁露》所引《论语》都归入《齐论》，认为董仲舒所引与《鲁》《古》不同，而与王吉所引有合，为《齐论语》之文[10]。 其次，有些引文能订正今本《论语》之误，并能间接证明《春秋繁露》一书的可信性。 《度制》引孔子曰：“不患贫而患不均。”[8]222此句在今本《论语》中的表述是：“不患寡而患不均”[7]172。虽然一为“贫”，一为“寡”，只是一字之差，但仍引起了研究者的重视。清代俞樾在《群经平议》中考证道：“贫”以财言，“不均”亦以财言，财宜乎均，不均，则不如无财矣，故“不患贫而患不均”也。“寡”以人言，“不安”亦以人言，人宜乎安，不安，则不如无人矣，故“不患寡而患不安”也。并且联系下文中所说的“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指出“均无贫”，此承上句言，“和无寡，安无倾”，此承下句言。因此得出结论《度制》引孔子曰：“不患贫而患不均。”可据以订正今本《论语》之误。董氏尚在古注诸家之先，由此可以证明《春秋繁露》是可征信之书[11]。 三、诠释情况分析 董仲舒在引用《论语》的同时也在诠释《论语》。其诠释主要有三种形式：“是什么”的解说式诠释，“为什么”的追问式诠释，以及引申式诠释。但无论采用哪种形式，都是为了更有力地阐述自己的观点主张。 （一）解说式诠释 《玉英》：“故诸侯在不可以然之域者，谓之大德，大德无踰闲者，谓正经。诸侯在可以然之域者，谓之小德，小德出入可也。”[8]80这段话就是对《子张》中“大德不踰闲，小德出入可也”[7]201的诠释。什么是“大德”呢？董仲舒将其规定为“诸侯在不可以然之域者”。什么是“小德”呢？即“诸侯在可以然之域者”。董仲舒通过对《论语》的解说式诠释，阐明关于经权辩证关系的看法。权变的出发点仍然是本于制度的，行权有一定边界，在边界内出入可也。 《仁义法》：“是故以自治之节治人，是居上不宽也；以治人之度自治，是为礼不敬也。”[8]256这段话是对《八佾》中“居上不宽，为礼不敬”[7]34的解说。什么是“居上不宽”？“以自治之节治人”，以自身修养的标准去治人，要求别人太严，就是在上者太不宽厚。什么是“为礼不敬”？“以治人之度自治”，以治人的法度来修身，是要求自己太不严格，就是为礼不敬。苏舆在《春秋繁露义证》中评价董仲舒对此语的解读，说：“释《论语》极精，正我而归本于礼。可见董所得绝高。”[8]256 《必仁且智》：“《论》之所谓‘不知人’也者。”[8]257此语引《尧曰》：“不知言，无以知人也。”[7]211不知什么样的“言”，不知什么样的“人”，《论语》中并没有具体说明，董仲舒在这里给出了自己的解读。不知什么样的“人”？“不仁不智而有材能”的人，也就是有才无德之人。董仲舒认为《论语》中所说的“不知人”，就是不懂得分辨这种人。不知什么样的“言”？董仲舒认为是掩盖过失的强辩之言，欺骗别人的应答之言，迷惑别人的巧慧之言，遮蔽错误的花言巧语。 《身之养重于义》引《雍也》孔子曰：“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8]266出必由户，行必由道，那么“道”是什么？董仲舒将其解读“大治之道”，即“圣人天地动、四时化者，非有他也，其见义大，故能动，动故能化，化故能大行，化大行故法不犯，法不犯故刑不用，刑不用则尧舜之功德，此大治之道也”。 《奉本》：“孔子曰：‘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则之者，天也。‘巍巍乎其有成功也！’言其尊天以成功也。”[8]278这段话是对《泰伯》中“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7]83的解读。《论语》中虽然也提到了“唯天为大”，但侧重点是对尧的功德的赞颂，董仲舒通过诠释，将侧重点转化为突出天的至尊地位，强调“三代圣人不则天地，不能至王”。 《郊语》引《尧曰》中尧谓舜曰：“天之历数在尔躬。”[8]399董仲舒解释：“言察身以知天也。”省察自身可以知天，也就是“以身度天”。刘宝楠在《论语正义》中引用了董仲舒的解说，认为：“此董以在训察，躬训身也。在之为察，见《尔雅·释诂》。察身者，谓省察其身。当止至善以承天之事，受天之大福。故天垂象而人主法焉，天示异而人主惧焉。”可见，董仲舒对《论语》的解读对后世注者的影响是很大的[12]。 （二）追问式诠释 《精华》引《八佾》中孔子对管仲的评价：“管仲之器小哉。”[8]91《论语》中只记载了这一结论，却并没有论证其原因，于是后世学者纷纷给出自己的诠释。司马迁说：“管仲世所谓贤臣，然孔子小之，岂以为周道衰微，桓公既贤，而不勉之至王乃称伯哉？”[13]刘向说：“桓公用管仲则小也，故至于伯而不能以王。”[14]二人都认为孔子之所以评价管仲器小，是因为管仲未能劝勉齐桓公实行王道。董仲舒也表明了他的观点，他认为孔子小管仲是因为“不修德”，没有了柯之盟时的“信”，没有了存邢救卫的“义”，“功未良成而志已满矣”，功业还没有完成就骄傲自满了。董仲舒所说的“功未良成”，和司马迁的“不勉之至王”，刘向的“不能以王”是一样的意思。清代董天工《春秋繁露笺注》云：“齐桓无远略，由管仲不能以王道佐之也。”应该是借鉴了西汉学者的解释。 《深察名号》和《实性》两篇都引用了《述而》中“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7]73一句，并在《实性》中对孔子为什么说没有见到过善人进行了原因分析。董仲舒说：“今按圣人言中，本无性善名，而有善人吾不得见之矣。使万民之性皆已能善，善人者何为不见也？”[8]311他认为孔子之所以说“我还没有见到善人”，是因为“善”的境界很难达到，并以此为依据，认为孟子以为一切人的性都能称得上善事言过其实，从而提出自己的人性论观点 《郊语》和《顺命》两篇都引用了《季氏》中孔子所说的：“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8]396董仲舒用一些奇怪的自然现象做例证，用《论语》之言做引证，首先解释了为什么要“畏天命，畏大人”。他说不敬畏上天和君主都会有灾祸降临，只不过不敬畏君主，灾祸会很明显，不敬畏上天，灾祸不明显。“天殃”与“主罚”的区别就是“暗”与“显”，所以孔子“俱言可畏也”。至于为什么还要“畏圣人之言”，董仲舒也做了解读，是因为圣人能够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天地神明之心”和“人事成败之真”。 《郊事对》：“臣闻孔子入太庙，每事问，慎之至也。”[8]417这句话就是对《八佾》：“子入太庙，每事问”[7]28的诠释。为什么“每事问”呢？是因为“慎之至”。何晏《论语集解》引孔安国注曰：“虽知之，当复问，慎之至也。”正与董子意同[15]。 （三）引申式诠释 《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引用《子路》中处理父子关系之“子为父隐恶”[8]221，由此引申出处理君臣关系也应该是“臣为君隐恶”。那么汤武伐桀纣、秦伐周、汉伐秦是不是违背这一原则呢？董仲舒认为象桀纣这样的人令不行、禁不止，根本不能臣服天下，因此汤武与桀纣的关系不是臣与君的关系，汤武伐桀纣并没有违背“臣为君隐恶”之礼。《子路》中讲的是父子之礼，董仲舒在这里将其引申为君臣之礼，将二者类比，进行引申式诠释。 《祭义》中“孔子受君赐则以祭”[8]441，引自《乡党》“君赐腥，必熟而荐之”[7]105，原本是说孔子接受了君主的赏赐后就拿来作祭祀用品，表达对君主的尊敬。董仲舒引用后紧接着用一个问句“况受天赐乎？”将此含义引申为对上天的尊重。一年之中，上天的赏赐有四次，每次接受后都要进呈宗庙，这就是宗庙每年要举行四次祭祀的原因。董仲舒在这里将“君－民”关系引申为“天－君”关系。 《仁义法》中先后引用了《子路》和《雍也》中的两句话。首先引用《子路》中孔子对冉有所说的：“治民者先富之，而后加教。”[8]254随后引用《雍也》中孔子对樊迟所说的：“治身者，先难后获。”[8]254两章连引，引申出结论：“以此之谓治身之与治民，所先后者不同焉矣。”即治身和治民的顺序是不同的，治身是先难后易，治民是先“富之”后“教之”，而“富之”较易，“教之”较难。 《仁义法》引《卫灵公》“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为“躬自厚而薄责于外”[8]255。且不说引文差异是版本问题还是传抄讹误，单从上下文来看，前面提到“小恶在外弗举，在我书而诽之”，在别国的小过错就不指出来，在本国的就记载下来而加以批评，也就是《公羊传》所言“《春秋》录内而略外”。董仲舒在这里将《论语》中本是处理人与人关系的原则，引申解读为对待本国之事和别国之事的原则。由此看来，董仲舒在引用时将《论语》中的“人”故意改为了“外”也不是不可能的。 综上所述，董仲舒对《论语》的引用频次高、方式多样，有利于推动汉代《论语》的传播，而且其引文对于研究汉代《论语》传本，订正今本《论语》之误都有着重要的价值。董仲舒对《论语》的诠释，在为自己的政治哲学思想寻找理论支撑的同时，也影响了后世《论语》注家，是今人研究汉代《论语》学史重要的思想遗产。董仲舒在《论语》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参考文献： [1] 王文涛,秦奕.《天人三策》引孔子论说[J].衡水学院学报,2017(2):35-39. [2] 陆贾.新语[M].北京:中华书局,1954. [3] 阎振益.新书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0:230. [4]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9. [5] 马庆洲.淮南子考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14. [6] 陈颖.《淮南子》引《论语》考[J].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12(6):56-59. [7]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8]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2. [9] 朱维铮.《论语》结集脞说[J].孔子研究,1986(1):40-52. [10] 陈东.历代学者关于《齐论语》的探讨[J].齐鲁学刊,2003(2):31-36. [11] 程树德.论语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1137. [12] 刘宝楠.论语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54:411. [13]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9:1698. [14] 石光瑛.新序校释[M].陈新,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09:283. [15] 钟肇鹏.春秋繁露校释[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96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