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余东海
作者简介：余东海，本名余樟法，男，属龙，西元一九六四年生，原籍浙江丽水，现居广西南宁。自号东海老人，曾用笔名萧瑶，网名“东海一枭”等，著有《大良知学》（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儒家文化实践史（先秦部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儒家大智慧》（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论语点睛》（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版）《春秋精神》（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版）《四书要义》（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版）《大人启蒙读本》（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版）《儒家法眼》（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7年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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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教育论
作者：余东海
来源：作者惠赐
时间：2014年3月24日
要目：
一、儒家对教育的重视
二、儒家对老师的尊重
三、儒家教育的宗旨
四、儒家教育的内容
五、诗教的重要性
六、儒家教育的方法
七、儒家教育的实践性
一、儒家对教育的重视
儒家又被称为儒教，这个教，兼涵信仰（宗教性）、教化、教育三重义。儒家宗天道、天命、天理而教，是学术（道德学、政治学）也是信仰，有一定的宗教性，可谓不是宗教却胜似宗教。
教化则是以儒家经典为教材进行文化教导、道德启蒙和智慧开发，是政教风化、教育感化、环境改良等有形无形手段的综合运用，儒家视之为正风俗、治国家的重要国策。《诗·周南·关雎序》：“美教化，移风俗。”《孝经》：“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陈之于德义，而民兴行。先之以敬让，而民不争；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
教化和教育两个概念有重叠又有区别。在儒家话语中，教化包括政教风化和教育感化。《礼记·经解》：“故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将教化视为礼的功能，而礼属于政治范畴。
教育从属于教化，是教化工作的核心，有一定的学术性和专业性。这个概念最早见于《孟子·尽心上》：“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
儒家有“三统”：道统、政统、学统。学统又是基础性的一统，是传承和弘扬道统、建设和维护政统必不可缺的基础，而学统的延续有赖于教育的开展。《论语》第一篇“学而篇”，说的就是“为学”。用朱熹的话说：为学“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儒家的思想路线就是依赖教育而展开的。
《礼记-学记》开头就强调了教育的重要性和关键性：
“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兑命》曰：念终始典于学。其此之谓乎！”
大意是说，有道德和地位者想要教化百姓国民，形成良风良俗，就一定要重视设学施教。古时候的君主，建设国家，管理人民，都是以教育为最优先的工作。《尚书·兑命篇》说：要自始至终常常想到学习。将教育的功能概括为“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与“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两大方面。
典，常。《孔疏》：“学之法，念始念终常在于学。”蔡沈：“始之自学，学也，终之教人，亦学也。一念终始，在在于学，无少间断。”这句话见于《尚书说命》篇，《说命》是商高宗武丁任命傅说为相的命辞，同时记述了傅说对武丁的进言。这句话就是要求傅说武丁学习古圣之训，效法先王之道。
孔子之前历代王朝，没有儒家之名，却有儒家之实，历代圣王都很重视教育。教育本是政府的事，政教合一，教化、教育和政治浑然一体。章学诚《文史通义·原道中》说：
“教之为事,羲轩以来，盖已有之。观《易·大传》之所称述，则知圣人即身示法，因事立教，而未尝于敷政出治之外,别有所谓教法也。虞廷之教，则有专官矣；司徒之所敬敷，典乐之所咨命；以至学校之设,通于四代；司成师保之职,详于周官。然既列于有司，则肄业存于掌故，其所习者，修齐治平之道，而所师者，守官典法之人。治教无二，官师合一，岂有空言以存其私说哉？”
西周之时，学在官府，号“王官之学”，天子之学有五：南为成均、北均上庠，东为东序，西为瞽宗，中为辟雍。即王都东西南北中五方均有大学，其中以辟雍为最尊，故统称之。
《周礼-春官宗伯》：“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于瞽宗。”
《学记》介绍：“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古时候教学的地方，一家设有塾，一党设有庠（五百家为党），一遂设有序（一万两千五百家为遂），一国设有太学。
《诗经·周颂·振鹭》曰：“振鹭于飞。于彼西雝。”西雝即辟雍，可知大学是在王城郊区之西。《诗经·大雅·灵台》曰：“经始灵台，经之营之。”而下文曰“于论鼓钟，于乐辟雍。”可知辟雍与灵台都是大学的称谓。
《五经通义》：“天子立辟雍者何？所以行礼乐，宣教化，教导天下之人，使为士君子，养三老，事五更，与诸侯行礼之处也。”
《白虎通》载：“乡曰庠，里曰序。庠者，庠礼义；序者，序长幼也。《礼-五帝记》曰：帝庠序之学，则父子有亲，长幼有序，善如尔舍。明令必次外然后前民者也，未见于仁，故立庠序以导之也。教民者，皆里中之老而有道德者，为右师，教里中之子弟以道艺、孝悌、行义。立五帝之德，朝则坐于里之门，弟子皆出就农而后罢。示如之，皆入而复罢。其有出入不时，早晏不节，有过，故使语之，言心无由生也。若既收藏，皆入教学，立春而就事，其有贤才美质知学者，足以闻其心，顽钝之民亦足以别于禽兽，而知人伦，故无不教之民。孔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明无不教民也。”
西周官学有小学大学之分，教学次第从小学升大学。《王制》记载：“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意谓诸侯国接受天子办理文化教育事业的命令，然后设立学校。小学设在王宫南南方的左边，大学设在郊外。天子设的大学叫辟雍，诸候设大学的叫泮宫。
《公羊》“宣公十五年”注曰：“父老教于校室，八岁者学小学，十五岁者学大学，其有秀者移于乡学，乡学之秀者移于庠，庠之秀者移于国学，学于小学。”
据《大戴礼记-保傅》注曰，王侯太子入国学之小学的年龄是八岁。《公羊》注：礼，诸侯之子八岁受之少傅，教之以小学，业小道焉，履小节焉。《白虎通-辟雍》说：“古者所以年十五入太学何？以为八岁毁齿，始有识知，入学学书计。七八十五，阴阳备，故十五成童志明，入太学，学经术。”都说是八岁入小学。
据《文献通考-学校考》认为，公卿以下的子弟，未必一开始就能入国学之小学，而是先学于家塾，长至十三岁左右，才能入国学之小学就读。而国之太子年八岁即可入国学之小学。
西周之时，设在王都的小学大学总称为国学，设在王都郊外六乡行政区中的地方学校，总称之为乡学。乡学也称为乡校。如《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所记，郑国的乡学即称之为乡校。疏云：“校为学的别名。”
据了解，《诗》、《书》、《春秋》、《周礼》、《礼记》等五经中有许多关于西周的教育制度的记载，在金文中亦有明证，非虚构也。
黄宗羲说：
“学校，所以养士也。然古之圣王，其意不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非谓班朝，布令，养老，恤孤，讯馘，大师旅则会将士，大狱讼则期吏民，大祭祀则享始祖，行之自辟雍也。盖使朝廷之上，闾阎之细，渐摩濡染，莫不有诗书宽大之气，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明夷待访录-学校》）
黄宗羲认为，“古之圣王”设立学校的目的，除了培养士君子，更有参政议政、指导政治、引导舆论等等作用，达到“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公其非是于学校”的功效。
春秋礼崩乐坏，官学衰落，私学兴起。儒家大宗师孔子非常重视教育，堪称民间教育第一人，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孔子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又说：“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
孔子是圣人，也是最伟大的“中华特色”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有人说把孔子视为思想家教育家是贬低了孔子。此言差矣，圣德不是空洞的。孔子思想包括关于教学内容、治学态度、教学经验和方法等思想，都是其圣德的体现。
与孔子一样，孟子历代圣贤和大儒也都非常重视教育工作，很多人一生一世致力于此，以讲学和著述为乐。孟子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视为人生三大乐事之一，收了不少弟子，师生仿效孔子周游列国，与孔子一样不为当时各国君主所用，遂退隐与弟子一起著书。
汉武帝时“独尊儒术”，立五经博士，重新恢复儒学的王官学地位，之所以“立五经博士”，是因为《乐经》已于秦后遗失了。
后来朱熹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编为《四书》。朱熹去世后，朝廷将《四书》定为官书。南宋以后，《四书五经》成为儒学的基本书目和儒生的必读书。
二、儒家对老师的尊重
儒家对教育的重视，特别体现在对老师的尊重上。《尚书-秦誓》说：“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将师与君并列，赋予师以崇高的地位。
《学记》把教人“为长”、“为君”之道作为教师的任务，并且强调为师便可“为君”，“为师”是“为君”的条件，给予了教师以极高的地位。“能为师，然后能为长；能为长，然后能为君。故师也者，所以学为君也”。“当其为师，则弗臣也”。
荀子说：“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把师与天地君祖并列；“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贵师而重傅，则法度存。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贱师而轻傅，则法度坏”。认为师的地位如何，直接关系着国之兴亡。
《白虎通-王者不臣》说“王者有暂不臣者五”，其中之一就是“授受之师”，“不臣授受之师者，尊师重道，欲使极陈天人之意也。故《学记》曰：当其为尸，则弗臣也；当其为师，则弗臣也。”
《学记》整段话是：
“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是故君之所不臣于其臣者二：当其为尸，则弗臣也；当其为师，则弗臣也。大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
儒家尊师，从国家领导人开始做起。“不臣于其臣者”，意谓对于下属却不把他当作下属看待。北面称臣，行下属礼节。而为师者对于君主和天子，不用北面称臣。汉郑玄：“尊师重道焉，不使处臣位也。”如“武王东面，尚父西面”，王在宾位，师尚父主位。
《吕氏春秋-劝学篇》云：“故为师之务，在於胜理，在於行义。理胜义立则位尊矣，王公大人弗敢骄也，上至於天子，朝之而不惭。”注：“天子朝师，尊有德，故不惭。”又《尊师篇》云：“天子入太庙，祭先圣，则齿尝为师者弗臣，所以见敬学与尊师也。”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的《大学篇》中也设想：
“太学祭酒，推择当世大儒，其重与宰相等，或宰相退处为之。每朔日，天子临幸太学，宰相、六卿、谏议皆从之。祭酒南面讲学，天子亦就弟子之列。”
尊师重道，尊师是因为重道，因为老师是“传道授业解惑”者。天有天道，地有地道，君有君道，父有父道，师有师道。师严然后道尊，师严因为道尊，教师的尊严来自于“道德”的尊严。朱熹《观书有感二首》之一写道：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东海化用一句：问师哪得尊如许？为有心头道德高。
师尊因为道重，重道先于尊师，故儒家“当仁不让于师”。
何谓道？在天为乾元，在人为良知。道的尊严就是良知的尊严。传道即传授孔孟之道，又称先王之道、中庸之道，也就是仁义之道、良知之道。
有道之师应该具有三大标准。
一是自正其身，以身作则。良好的道德品质，是教师的首要条件，即“正己”是行教的先决条件。正人先正己。所谓“身正为师，学高为范”，身正，就是要求老师自正其身。
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又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所说都是同样的意思，必是孔子曾屡屡言及而为门弟子所屡记，可见孔门对此义的重视度和执政者本身“身正”的重要性。
为政之道就是为师之道。《学记》把教人“为长”、“为君”之道作为教师的任务，并强调“为师”是“为君”的条件，所以对政治家的要求，也是对教师的要求。“子帅以正，则孰敢不正？”是政治真义，也是教育真义。
阐述了学礼制度的《易经-蒙卦》说：“蒙以养正，圣功也。”意谓教育童蒙走上正道成为正人君子，是神圣的功业。那么，作为启蒙者的老师，自己当然必须立身中正。
孟子继承发展了孔子“正人先正己”的思想，主张教师必须首先端正自己，用正道教育学生，即“教者必以正”。孟子在道德修养上主张“反求诸己”、“改过迁善”、“磨炼意志”、“持志养气”、“存心寡欲”。这是德育的内容，也应该是教师应具备的品德。
儒家对师德的要求特别高。作为“传道授业解惑”的主体，自身必须在道德上起模范带头作用。《尚书》曰：“以教衹德。”诗云：“尔之教矣，欲民斯效。”《白虎通》说：“教者，效也。上为之，下效之。”《说文解字》，“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在道德层面，教育就是上行下效。
二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为人师表，既要有品德资格，还要有学问资格。
孔子说：“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又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去尔已矣。”“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八个字，体现了孔子求知求学的勤勉和教育弟子的热忱。
孔子自谦不是圣人不配称仁，不过做到了“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而已。其实对多学者来说，要做到这八个字，大不易。只有以学为乐，乐在其中，才能“学而不厌”；只有学而不厌，只有进德修业，温故知新，才具备诲人的资格。有了诲人的资格，还得有不倦的精神。
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诲人，就是立人与达人的重要手段和方法。孔子一生爱好是讲学诲人，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
三是热爱教育，热爱学生。孔子说：“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劳：勤劳，操劳。诲：这里的诲字含义较广，教导子弟，固然是诲，规劝朋友，规谏长上，都有诲的意义。朱熹说：“爱而勿劳，禽犊之爱也；忠而勿诲，妇寺之忠也。爱而知劳之，则其为爱也深矣；忠而知诲之，则其为忠也大矣。”“劳”有二解，一是勉励他人勤劳，一是为他人忧劳，都通。孔子说：“关爱他，能不为之忧劳吗？忠于他，能不给予教诲吗？”
忠，是尽心竭力，立心中正。古人所忠很广泛，《论语》开篇就以“为人谋而不忠乎”作为三省内容之一，后儒才逐渐以君主为忠的主要对象。即使是忠君，孔子也有前提：君待臣以礼。本章又强调：忠焉能勿诲乎？忠于朋友，必要时就要诲之，忠于君，当然也要教诲他，将他引上正道。忠于教育事业，也是一种儒家强调的忠。孟子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为人生一大乐趣，乐此不疲。
孔子主张师生平等，对所有学生不分亲疏、一视同仁。他说：“当仁，不让于师”。他与学生在一起讨论问题，鼓励学生发表自己的意见。所以弟子敢于向他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甚至反对意见。刚直的子路常对孔子提出批评意见，并进行激烈的争论，孔子并不因此而厌恶子路。漆雕开未听孔子之言去出仕，孔子不但不批评，反而高兴。这都反映了孔门平等的师生关系。孔子对对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出身、不同年龄的学生，都同样要求和对待，自己的儿子孔鲤也不例外。
弟子陈亢以为孔鲤从孔子那里得到什么特殊传授，经调查没有，于是高兴地说：“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远其子也”。孔子本主张父子“亲亲”，对孔鲤应与他人不同，但在师生关系上，他没有这样做，他把学生与儿子同样看待。
对曾经犯过错误的孩子，孔子十分宽宏呵护。
“互乡难与言。童子见，门人惑。子曰：“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
孔子说过：“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互乡这个地方的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见其童子，门人疑孔子“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孔子如是以答，也是“有教无类”的意思。《孟子尽心下篇》曰：“夫子之设科也，往者不追，来者不距。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孔子堪称热爱学生的楷模。不仅在品德、学业上关心学生进步，对子路、子贡、宰我等都曾有严厉的督促批评，而且在生活上对他们关怀备至。原宪家贫，孔子就给予物质生活上的照顾，使他能致力于学习。学生生病，孔子亲往探视，例如，“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颜渊不幸病死，孔子极其悲痛，“哭之恸”。
孔子对弟子们的关怀爱护，也赢得了学生对他发自内心的敬爱。诚如孟子所言：“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当鲁大夫叔孙武叔故意诽谤孔子时，子贡就说：“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竭力维护老师。孔子死后，弟子们如丧考妣，以丧父之礼待之，服丧三年，子贡守庐达六年之久。这都反映了孔门师生间真挚的情谊。
三、儒家教育的宗旨
儒家教育目的和宗旨有二：内圣外王。培养仁人，内求圣境；成就仁政，外求王道。
儒家教育首先是教人做人，做一个真正的人，仁人，君子人。“古之学者为己”，让学者找到自己，找到生命的本质、生活的意义，从而建立君子人格，实现人生价值。
儒学是“人格主义哲学”，儒家教育的重心是人格教育。孔子的“成人之教”、“为仁由己”；孟子的“自得之学”、“尽心、知性、知天”；张载的“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程颢的“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等等，都是从发展个体人格、弘扬主体精神、实现自我价值入手的。
《礼记·学记》记述了儒家学习的功用、方法、目的、效果，并论及教学为师的道理，与大学发明所学的道术，相为表里，故甚为宋代理学所推崇，以为《礼记》除《中庸》、《大学》之外，唯《学记》、《乐记》最近道。其中介绍了古代大学“九年制教育”的方法、次第、所能取得的功效和达到的目的：
“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记曰：蛾子时术之，其此之谓乎！”
离经辨志、敬业乐群、博习亲师、论学取友，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都是君子的修养。通过“九年制教育”，学者知识学问不断丰富，觉悟境界不断提高，道德人格不断提升，直到“大成”境界：知识通达，触类旁通，君子人格确立，良知信仰坚定，难以退转了。
内圣有了基础，就可以追求外王事业了，用子夏的话说，可以“学而优则仕”了；学业大成之后，就“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了。
《大学》八条目，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内圣外王贯通一体。教化人民，移风易俗，附近的人心悦诚服，远方的人向往归附。这是儒家教育的第二大目的：学以致用，促进社会和谐、建设政治文明。
《论语》记载：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宪问篇第十四》）
修己的境界最高，就是内圣，安人的事业做好，就是外王。安百姓是安人的极至，连尧舜都未必做得很好。本章是孔子对儒家人格理想和政治理想的最高概括。
修己安人，一体两面，同时修己又是更为根本的。修己是安人的内在基础，安人是修己的外在表现，没有不敬人、不安人而能敬己修己的，更没有不敬己、不修己而能敬人安人的。
儒学是经世致用的入世之学，需要实践和担当。修身要身体力行，从事上、从具体的人生社会政治实践中去修。王阳明强调“人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道德需要事功去彰明，内圣应以外王去体现，道德学养必须落实到各种实践中去，才能功德圆满。儒者是不能逃避制度改良、道德重建、文化重光等一系列历史社会责任的。孔子一生奔波列国，屡屡逢凶遇难，所为何来？明乎此，才能理解孔子，理解儒家。
另外，圣德无极限，王道无极限，都是无限上升的过程。如果自以为德性已圆，不必修养，或者说治道已足，不再努力，那绝不是圣者和王者。
建设合乎道德理想的“人的社会”与培养具有一定的文化道德素养的“社会的人”是相辅相成的。儒家教育本质上既非社会本位，也非个人本位，而是道德本位，人格本位，仁本位。
四、儒家教育的内容
《礼记》载：“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礼记·经解》）
这里的教，就是教育、教化之义。儒教，由诗教、书教、乐教、易教、礼教、春秋教组合而成。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为儒家正经，也是儒家教育的基本内容。
《学记》介绍了先秦儒家大学的教学内容：
大学之教也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学，不学操缦，不能安弦；不学博依，不能安诗；不学杂服，不能安礼。不兴其艺，不能乐学。”
大学施教的方法，是顺着时序而教，所授都有正常科目，如春秋教礼乐，冬夏教诗书。学生下课和放假时都有指定的研究课业。（宋人断句改为：大学之教也，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句读略有不同。）学习要有次序，不从操缦这些小曲学起，琴瑟就弹不好；不懂譬喻，诗就学不好；不学会洒扫应对，礼节就行不好，对于艺术没兴致，就缺乏学习的乐趣。
可见大学的学习有乐、诗、礼艺等内容。
《学记》还提到“大学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
皮弁，朝服；祭菜，以苹藻之菜祭祀先王先师，属于礼的范畴；宵雅即《小雅》，肄是学习。宵雅肄三，意谓练习《诗·小雅》中《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三首诗歌，属于诗的范畴。
《周礼》载，大司乐教国子以乐德、乐语、乐舞，“师氏以三德教国子：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恶。教三行：一曰孝行以亲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贤良；三曰顺行以事师长”。
《周礼·保氏》记载：“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
另外保氏还负责教“六仪”：祭祀之容、宾客之容、朝廷之容、丧纪之容、军旅之容、车马之容。保氏：古代职掌以礼仪匡正君主，教育贵族子弟的官员。国子：公卿大夫等贵族子弟。
五礼，指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当时婚嫁、丧娶、入学、拜师、祭祀自古都有礼乐之官；六乐，指云门、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等古乐。周朝设立掌管音乐的官吏,并负责负责宫中庆贺燕飨之乐。乐，包含音乐、舞蹈、诗歌等内容。
射是射箭，可分为体育性、比赛性及军事性的射箭技术训练。五射，五种射箭方法，所谓白矢、参连、剡注、襄尺、井仪。（兹不详释）；御是驾驶交通工具的技术，古代以马车为主。《周礼·地官·保氏》：“乃教之六艺……四曰五驭。”郑玄注:"五驭:鸣和鸾，逐水曲，过君表，舞交衢，逐禽左。”
书指书法，即书写，识字，文字。六书，周礼并未说明，后人猜测可能是：象形 、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数：算法，九数即九九乘法表，古代学校的数学教材。
《周礼》中，平民同样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大司徒》记载：
“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教、友、睦、姻、任、恤。三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又如：“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旦以祀礼教敬，则民不苟。二曰以阳礼教让，则民不争。三日以阴礼教亲，则民不怨。四曰，以乐礼教和，和民不乖。五曰以仪辨等，则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则民不愉。七曰以刑教中，则民不虣。八曰以誓教恤，则民不怠。九曰以度教节，则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则民不失职。十有一曰以贤制爵，则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禄，则民兴功。”
先秦儒家政权政教合一，官师不分，“教”化天下。《周礼》中大小司徒、师保之属皆属地官, “十二教”是大司徒的职责，“十二教”内容广泛而具体，涉及民生的各个层面。教化与政治浑然一体。
小司徒为大司徒之佐，即副手，协助大司徒的工作，其职责之一是“掌建邦之教法”，管辖乡大夫和州长、党正、族师等官吏。乡大夫之职是“各掌其乡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颁之于其乡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考其德行，察其道艺。”州长“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党正“各掌其党之政令教治。”
这里提到的“教”，都是指教化、教育，内容包括六德、六行和六艺。可见当时教育的普及程度之高。
需要说明的是，《周礼》是否周公手作已不可考，具体成书年代和作者众说纷纭。东海认为，《周礼》作者未必是周公，但一定是位“集五帝三代之大成”的儒家大人、大政治家。《周礼》的指导思想完全是儒家的，其礼制无疑姓“周”（周朝和周公）。或许周公没能完全落实，或许后人带有理想色彩的附加，但该经大体上体现了周公的礼制蓝图。成书时间以西周的可能性较大，至少不晚于春秋，是中国最早和最完整的官制记录，也是世界古代最完整的官制记录。
《王制》记载：
“司徒修六礼以节民性，明七教以兴民德，齐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养耆老以致孝，恤孤独以逮不足，上贤以崇德，简不肖以绌恶。”陈澔在这一节下注云:“此乡学教民取士之法也,而大司徒则总其政令者也。”
“六礼：冠、昏、丧、祭、乡、相见。七教：父子、兄弟、夫妇、君臣、长幼、朋友、宾客。八政：饮食、衣服、事为、异别、度、量、数、制。”（《礼记-王制》）
“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王大子，王子，群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适子，国之俊选，皆造焉。凡入学以齿。”
乐正，国学总教官。孔颖达说：“诗书礼乐四者，以其为人所共由，则曰四术；以其为教于学，则曰四教。”后，君主，指诸侯。凡入学以齿，意谓入学以后，只以年龄长幼为序，不以身份论高下。
春秋礼崩乐坏，官学不再。孔子致力于儒家教育在民间的恢复，以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教学弟子。《史记·孔子世家》说：“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
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易》《春秋》二经是孔子晚年才研究或编定的。这两门课大概只有孔子晚年的弟子中的“高材生”才有机会学习。
《论语·述而》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孔子从文学，德行，忠实，诚信四个方面教育学生。这可以视为孔子的教学方针。文，文学也；行，德行也；政事主忠；言语主信。《集注》引程子曰：“教人以学文修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
“文”字多义，因文章语境不同而异。或指文采，如“其旨远，其辞文”、“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或统道统、礼制、学问而言，如“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 这个文最为蕴深意广，相当于儒文化、中华文化的文。本章和“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文，指文学、学问、文化知识。
《论语·泰伯》记载：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孔子说：用《诗》来鼓舞人，用礼来建立人，用乐来完成人。”所言是为学的次第也是教育次序，先教《诗》，再教礼，后教乐。《困学纪闻五》引《子思子》曰：“夫子之教必始于《诗》、《书》而终于《礼》、《乐》，杂说不与焉。”（《孔丛子杂训篇》同。）
儒教，诗教也、书教也、乐教也、易教也、礼教也、春秋教也。六经教育，统统都是儒家教育的内容。
五、诗教的重要性
诗教，愿意指《诗经》教育。
诗为“义之府”，《诗经》每一篇都有其意义象征和道理阐发，如《关雎》以象征手法讨论妃匹之事理，《求木》以象征的手法讨论持禄之事理，《汉广》以象征手法讨论知常之事理，《鹊巢》以象征手法讨论女德之事理，《甘棠》即以象征的手法讨论“保民”之事理等等。
《诗大序》：“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孔子生平对诗教特别重视。他曾对儿子伯鱼说:“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 意谓一个人如不学《周南》《召南》，就好像正面对墙壁站着。比喻无所见识，不能办事。
周南召南，即《诗经》十五国风中的第一、第二两部分。《周南》的诗，计有关雎等十一篇，《召南》的诗，计有鹊巢等十四篇。周是周公，召是召公，南是周召二公所分得的采邑，其地在禹贡雍州岐山之阳，即今陕西岐山以南，称为南国，二公将文王的教化自北方施行到南方，在这南方二地采得的民歌，分别称为《周南》《召南》。
《周南》《召南》讲夫妇之道的诗篇最多，可以风天下，正夫妇，称为正风，实道人伦教化之本。普通人不学，不能齐家，为人君者不学，不能治国平天下，所以孔子告诉伯鱼，不能不学。
《论语阳货篇》记载，“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小子”是孔子称呼他的弟子。“何莫”当“何不”讲。“诗”指诗经三百篇。孔子称呼诸弟子说：“小子们，何不学诗呢？”接着说学诗的益处，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近可以事父，远可以事君，还能记得很多鸟兽草木的名称。
“诗可以兴。”兴，兴起，激发感动。这里指激发人的意志和感情。好的诗歌可以使人受到感动，而兴发爱憎的感情，在潜移默化中陶冶情操。周礼春官太师教六诗，名为“风、赋、比、兴、雅、颂。”毛诗序说诗有六义，即是周礼所说的六诗。孔颖达正义说，风、雅、颂是诗篇之异体，赋、比、兴是诗文之异辞。诗篇异体即指诗经的国风、小雅、大雅、周鲁商颂不同的诗体而言。诗文异辞是指风雅颂各诗文皆以赋比兴为之修辞而言。
赋比兴。赋是铺陈善恶，诗文直陈其事。比是比方于物。兴，郑康成以为，兴是取善事以喻劝之。郑司农以为，兴是托事于物，取譬引类，引发自己的心志。比兴二者同是以物譬喻，但比是显喻，兴是隐喻。论语此章只说“诗可以兴。”邢氏以为兴中含比。刘宝楠正义以为孔注“连类”意中兼有赋比。诗就是以真情感人，不但比兴如此，赋亦如此。
“可以观”。观：观察，观看。这里指提高人的观察能力。《诗经》的内容丰富，题材多样，历史上的政治得失、现实生活的状况，乃至各国各地的风俗民情、自然风物等在诗中都有反映。读诗可以丰富知识，从而相应地提高观察能力。郑康成注：“观风俗之盛衰。”诗是表达心志的文词，配合乐谱唱出来的就是音乐，例如吴公子季札在鲁国观乐，而知列国的治乱兴衰。学诗可以观察社会风俗盛衰，即可了解政治得失，可以从速改善。
“可以群”。群：使合群。诗离不开写人，多读诗就可以更深切地了解人，懂得如何与人相处相交，培养锻炼人的合群的本领。孔安国注：“群居相切磋。”人类从家庭到社会都必须合群，焦循论语补疏说：“诗之教温柔敦厚，学之则轻薄嫉忌之习消，故可群居相切磋。”
“可以怨”。怨：怨恨。《诗经》中有不少怨刺诗，表达对现实的愤懑，抒发人们心中的不平，讽刺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读了以后，可以学会用讽刺的方法，用正当的宣泄，来表达心中怨恨不平的感情。
孔安国注：“怨、刺上政。”邢昺疏：“诗有君政不善则风刺之，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可以怨刺上政。”毛诗序孔颖达正义说，王道始衰，政教初失，而有变风变雅之作。孔氏又引季札见歌小雅时说，那是周王之德已衰，但尚有先王的遗民，尚能知礼，以礼救世，作此变诗。怨即指此变诗而言，虽怨而不违礼，故可以怨。
“迩之事父，远之事君”。懂得事父事君的道理和方法。无论孝父忠君，都须谏止其过。谏过必须懂得谏过的道理，始有效果，例如闵子骞谏父，请勿逐出他的后母，便说：“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终能感动其父打消原意，又能感动后母，待他如待亲生之子。学诗，可以兴观群怨，便懂得事父事君之道。所以皇疏引江熙说：“言事父事君以有其道也。”
“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识，读志，记忆之义。邢昺疏：“诗人多记鸟兽草木之名，以为比兴，则因又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也。”三百篇中含有动物学、植物学等，学诗不但有以上种种益处，还可以增广动植物的知识。（以上参考李炳南居士（雪庐老人）《论语讲要》一书的讲解。）
诗教，后世也指通过古典诗词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历史上绝大多数名人都是通过学习诗歌接受启蒙教育的。 诗词不仅有利于开发儿童的智力，同时对孩子的思想品德的形成与发展也有重要意义。
陆游的诗和人都是少年东海的挚爱。其人豪风侠骨丹心赤胆，其诗慷慨悲壮充满家国天下的情怀。陆游就自小受到父亲陆宰的诗教，其本人更是强爷胜祖，亲自为子女创作“教育诗”， 对子女进行教育。在陆游留下的九千多首诗中，有一百多首都是写给子女的。
“酒烈诗豪压万夫”的陆游，其诗词就是开展诗教的最佳教材。梦芙《陸放翁逝世八百周年，四川崇州市舉辦文化節紀念，與會後感賦四律》，家国之悲兴亡之感喷薄欲出。仿佛重读陆游，气壮血热继之以悲，为陆游为中华。
六、儒家教育的方法
儒师不仅要诲人不倦，还要善于诲人，注意方式方法，为师以智，知人善教，教亦多术。儒家教学方法可谓丰富多彩。《学记》指出：
“大学之法：禁于未发之谓豫；当其可之谓时；不陵节而施之谓孙；相观而善之谓摩。此四者，教之所由兴也。发然后禁，则扞格而不胜；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杂施而不孙，则坏乱而不修；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燕朋逆其师，燕辟废其学。此六者，教之所由废也。
君子既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然后可以为人师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
大意是，大学施教的方法，在学生错误还没发生时就加以防止叫做预防，在适当的时机进行教育叫做及时，不超越受教育者的才能和年龄特征而进行教育叫做合乎顺序，互相取长补短叫做相互研讨。这四点是教学成功的经验。
错误出现了再去禁止就会产生抗拒而难以克服，放过了学习时机而事后补救，即使勤苦努力也不易成功，不按一定顺序传授知识，打乱了条理，就不可收拾；自己一个人瞑思苦想，不与友人讨论，就会学识浅薄而见闻不广；结交不正派的朋友就会违逆老师，从事不正经的交谈就会荒废学习。这六点，是教学失败的原因。
君子既懂得教育成功的经验，又懂得教育失败的原因，就可以当好教师了。所以教师对人施教，就是启发诱导，（对学生）诱导而不牵拉，劝勉而不压制，指导门径而不包办。诱导而不牵拉则师生和睦，劝勉而不强制，学生学习就容易；启发而不包办，学生就会积极思考。师生和睦，学生感到学习容易，并能独立思考，可以说善于启发诱导了。
《学记》总结了先秦以来教育经验，除了“豫时孙摩”这四个教育准则，还提出了其它教育教学进程中必须遵照的准则和应该采取的办法，如教学相长、长善救失、主次相辅、善喻善导等。
教学相长。《学记》指出：“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是故，学而后知不足，教而后知困。知不足，而后能自反也；知困，而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深入揭示了教与学之间的辩证关系。
长善救失。《学记》指出：“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学也，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而后能救其失也。”学生最容易犯四种过失：或贪多务得，或知识狭窄，或避重就轻，或浅尝辄止。这四种缺点是学习时不同的心理状态所造成的，做老师的一定要掌握学生的不同心理，有针对性地纠正他们的过失，扬长避短。
主次相辅。老师在教学进程中要解决好正课与业余喜好之间的关系，使正课学习有主攻方向，专业喜好宽泛多样。《学记》说：“大学之教也，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不学操缦，不能安弦；不学博依，不能安诗；不学杂服，不能安礼。不兴其艺，不能乐学。故小人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
大意是：大学的教育活动，按时令进行，各有正式课业；课余及休假的时候，也有课外研究。（学习要有方法），如果不从“操”、“缦”这些小曲调学起，指法不纯熟，琴、瑟就弹不好；不从通晓鸟兽草木、天时人事学会譬喻，诗就作不好；不学会洒扫应对，礼节就行不恰当。对于六艺等技艺没有兴致，就不能激发学习的兴趣。所以君子在学习方面，要藏之于心，表现在外，不论休息或游乐的时候，都念念不忘。循序渐进，让学生把学习当作生活方式，“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堪称是一种难得的境界。
善喻善导。《学记》中说“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意思是说，君子教育学生，善于引导而不强迫，严格要求而不压制，善于启发而不灌输。引导而不强迫，师生关系就融洽；严格而不压制，学生学习起来就轻松容易；启发而不灌输，学生就会勤于思考。做到这三点，就可以说是善于引导教育学生了。
《学记》不仅阐明了“教学相长”、“主次相辅”、“长善救失”、“启发诱导”、“预时孙摩”等著名教学原则，并论述了“讲解”、“问答”、“练习”、“类比”等教学方法，且应知道为师的基本条件。“君子既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然后可以为师也”。强调教师必须掌握教育成败的规律，这是为师的基本条件。
具体内容包括：第一，“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靠死记硬背获取的零星知识，不能执教。第二，“能博喻，然后能为师”。博喻，即广泛地启发诱导。第三，避免教学中的弊端。教学中的弊端有“呻其占毕，多其讯言，及其数进而不顾其安。使人不由其诚，教人不尽其材”。
“开而弗达”是要求教师给学生留有思考的余地，也就是《孟子·尽心下》篇所谓：“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可以说是一种古典的启发式教学法。
孔子特别重视启发和感悟学生，力求使他们做到举一反三，闻一知十。“子谓子贡曰，‘汝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而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汝弗如也。’”（《论语·公冶长》）
孔子对学生十分善于启发诱导，“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谈的是教育的方法和火候。孔子采取的是启发式和诱导式的教育。朱子曰：“愤，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有其辞也；又曰：“悱，口欲言而未能之貌”，见其色也。故程子曰：“愤悱，诚意之见于色辞者也”，可与朱子之言相发明。
关于教学方法，《论语》中有大量论述。例如：“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强调学习与思考的结合；“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论语·述而》}强调要博闻强记，并且知行统一，要将具有真理性的知识付之于实践；“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语·学而》}强调了复习好实践的重要性。
孔子还强调“因材施教”，针对不同类型的学生，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孔子的弟子分为四科。《论语·先进》说：“德行：颜渊、闵子蹇、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
凡有一定特长的人，都值得学习，就是坏人，也可以作为反面教员。“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做学问，就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知道就说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
孔子说：“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一般人自尊过度，容易失人，热心过度，又容易失言。只有大智慧者，才能做到既不失人又不失言。《易经-蒙卦》卦辞说：“初噬告,再三渎,渎则不告。”不告，即不与之言。
孟子主张“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孟子提倡“深造自得”、“盈科而进”、“专心致志”，强调“教亦多术”。他说：“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 孟子实际运用的教学方法还不限于这五种，“教亦多术”，一切因人而异。“予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之而已矣”。拒绝教诲，让其反思，也是一种教育的方法。
孟子对教师语言也提出了要求。“言近而指远者，善言也；守约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带而道存焉”。不仅要求教师语言寓意深长、言简意赅，而且要形象地运用语言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在《离娄》中，孟子提出“言无实不详”，指教师语言要有内容、不空洞，否则就不是“善言”。
儒家教育特别重视榜样的力量。孔子说：孔子说：“见贤思齐焉。”（《论语·里仁》）
又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为政为师，道理和要求相通。荀子说：“故学者以圣王为师。”（《荀子·解蔽》）圣王行为与精神，是学习的重要内容。
《易经-蒙卦》初六爻辞：“发蒙，利用刑人，用脱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利用刑人，意谓利用模范人物来为童蒙作学习榜样。刑字通型，典范、模范义。《诗经》说：“刑於寡妻，御于兄弟，以至于家邦。”《尚书-尧典》“女于时，观厥刑於二女。”刑字都通型。
孟子说：“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孟子·万章下》）不同的层次有不同的榜样，乡有乡的榜样，国有国的榜样，天下有天下的榜样；有现实中的榜样，历史上的榜样。榜样的道德越是完美，道德感染力越大。
教育的主体是老师，老师是最重要的榜样。荀子说：“学莫便乎近其人。学之经，莫速乎好其人。”（《荀子•劝学篇》）所以，儒家对老师各方面的要求比较高。孔子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论语·为政》）温故是温习经典，了解传统，知新是具有现代性，能够与时俱进。
曾子曰：君子攻其恶，求其过，疆其所不能；去私欲，从事于义；可谓学矣。日旦就业，夕而自省思以殁其身，亦可谓守业矣。君子既学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习也；既习之，患其无知也；既知之，患其不行也；既能行之，贵其能让也。君子之学，致此五者而已矣。
曾子认为一位称职的教师必须具备五方面的条件，即博学、勤习、求知、践行和谦让。五方面的要求环环相扣，逐一累进，最后达到“能让”。
《荀子·致士篇》说：“师术有四，而博习不与焉。尊严而惮，可以为师；耆艾而信（耆 qí 年老，六十岁以上的人；艾：五十岁。泛指老年），可以为师；诵说而陵不犯，可以为师；知微而论，可以为师。故师术有四，而博习不与焉。”
意思是说：老师应具备四个基本条件，不包渊博的学识在内。那四个基本条件呢？一要有尊严、有威严；二要阅历丰富并值得信任；三要有讲授经典的能力，循序渐进，不凌不乱，有条有理；四善于阐发微言大义。
七、儒家教育的实践性
儒家教育与单纯的知识技能教育不同，是知识教育、文化教育和道德教育的综合，堪称中华特色的教育。重视实践是其主要特色之一。
儒家最忌道德空谈。大到政治、广到社会、小到家庭、近到个体一切言谈举止，都可以纳入道德实践的范畴。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囊括人生、社会、道德、政治、制度、教育等领域，无不重视实践。
《论语》开篇“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就隆重地点明了这一点。习，本意为鸟反复飞，这里是实习、实践之意。学而时习之，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学是为了明义理，习就是王阳明说的“从事上磨炼”。
《尚书-说命中》中说“知之非艰，行之唯艰”。古代知行观，自春秋至唐，均以《左传》所倡“知易行难”为主。程朱倡知先行后说，认为知行有先后轻重之分别，但两者不可分割、不可偏废。先知并非达到“知至才去力行”，而是主张在具体实践中“知行互发”，其实属于知行统一观。
不论认为知和行何者在逻辑上处于更优先的地位，行----实践、践履都是最终目的。朱子说：“义理不明，践履如何？”强调义理的重要，正是为更好地践履。“论先后，当以致知为先。论轻重，当以力行为重”（《朱子语类·学三》）后来王阳明在知行统一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出了“知行合一”说。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篇第一》）
《学而篇》这一章揭示了德与文的关系。一、先立德后学文，文章有德行为基础，才不会流于口头禅，才能产生持久的影响力。二、有了道德还要有文章，只有多闻博识，才能心胸开广眼界宽阔志趣高远。
曾有网友问，良知大法有没有什么修炼秘诀。我说，四书五经每一章都是修炼密诀。比如这句话：“弟子入则孝，出则弟（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如有人做到了，做好了，做圆满了，他就成德成圣成为良知佛了。
德须见之于行，须贯彻到日常生活和实践活动中去，最忌有言无行口头禅。所以孔子一再强调，要“敏于事而慎于言”，要“讷于言而敏于行”，要“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中还有许多同义的句子，如“慎言其余则寡悔”（《为政》）、“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里仁》）、“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宪问》）等。
就象武术典籍，如果光读不练，纵然倒背如流，只是舞书家而成不了武术家。故儒家最重实践功夫。
《中庸》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说的是为学的方法，也是治学的态度，最后归结于实践、践履。
“博学”是广泛猎取，培养充沛的好奇心。“博”还意味着博大宽容，兼容并包； “审问”是对所学加以怀疑，追问到底；问过以后再仔细考察分析，是为“慎思”。“明辩”为第四阶段，具有“择法之眼”，能够明辨真伪良莠是非善恶。“笃行”是为学最后阶段，所学真理付诸实践，知行合一。
儒家特别强调践履。在宋儒眼里，提出道统说、主张文以载道、一生以继承孔孟为职志的唐代大儒韩愈，仍然是欠缺践履功夫的，张耒论韩愈“以为文人则有余，以为知道则不足”（《韩愈论》），朱熹指责他“裂道与文以为两物”（《读唐志》）。尽管韩愈《原道》《原性》及"有辟佛老之功"受到朱子称赞。
韩愈人品确有暇疵，与其文品颇不一致，与其一代文宗和宗儒的伟大颇不相配。例如，韩愈向大奸佞贪官京兆尹（相当于北京市长）李实上书求助时吹捧过度肉麻无比。经查，韩愈上李实书写于贞元十九年春夏之交，同年秋冬季韩愈由四门博士迁监察御史后立即上疏弹劾李实，后来在《顺宗实录》中又予以痛斥。忽“捧”忽“打”，态度迥异。上书虽属私函，毕竟“捧”得过分。
又如，韩愈未第时在京四处上书干谒，给宰相上了三封书，辞卑意切。张子韶斥为“略不知耻”，魏了翁嘲笑“韩公每是有求于人，其词辄卑谄不可据”；又如，在《上郑尚书相公启》中，韩愈吹嘘自己反对阉党，“日与宦者为敌”，可是在《送汴州监军俱文珍》文中，却又肉麻地吹捧恶迹累累的大宦官俱文珍；又如，他喜“谀墓”。清初顾炎武在书信中便批评他：
“韩文公文起八代之衰，若但作《原道》、《原毁》、《争臣论》、《平淮西碑》、《张中丞传后序》诸篇，而一切铭状概为谢绝，则诚近代之泰山北斗矣；今犹未敢许也”。
这些都是韩愈言行不一致的表现，可见一丝不苟的道德践履之难。当然，“超越”苛刻的理学眼光去看，这些都不算太大的错误。向各级官员上书求荐求助，原是唐代士子的习惯，傲如李白，不也肉麻吹捧一个官卑位低籍籍无名韩荆州么？在道德内功上，韩愈与少数理学大家相比或有不如，比起古今大量文人学者已经是很优秀能“践履”的了。2013-2-20初稿，2014-3-23定稿
本文资料来源：
（清）程树德撰《论语集释》 中华书局1990年8月第1版
（清）陈立撰《白虎通疏证》 中华书局1994年8月第1版
王梦鸥注译《礼记今注今译》 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8月第1版
杨天宇撰《周礼译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李民、王健撰《尚书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7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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