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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逝世前夕的频繁交流 2023年1月12日10点41分，冯天瑜先生与世长辞。3个小时以后，14点29分，宋公文教授给我发来微信，告诉这一惊人的消息。我不相信冯天瑜老师突然离世，因为近日，我与他频繁联系，手机上的微信不断，尽管年届八十，他传来的微信很密，显得才思敏捷，精力充沛，一点没有病体缠身的感觉，故对此消息感到特别突兀。回想他逝世前数月与我的联系，犹觉痛惜。 2022年月俄乌战争爆发，我忙于写作，对于此战争，一直不甚关心。2022年9月30日凌晨2:30，他给我发来很长的微信： 我一直不认同国内一些朋友高评普京、高评中俄关系。在外交上普京是一个新世纪的沙皇和斯大林，是一个志大才疏的战争贩子。2015年我随一个学术团访问俄国，发现那里弥漫着强烈的沙文主义情绪，这正是普京得势的生态环境。一次我们观看夜晚在红场举行的俄国各地军事仪仗队表演（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外国仪仗队也参加），当克里米亚仪仗队出现时，全场爆发狂热的欢呼，经久不息，使整个表演暂时中断。陪同我们观看的一个刚退伍的俄军上将是我们团的一位俄罗斯问题专家（武大教授）的老朋友，乘兴打开了话匣子。上将自称普京崇拜者，并对我们讲了俄罗斯的战略计划：收复俄国界外的全部俄罗斯族聚居区，如乌克兰东部、哈萨克斯坦北部等地，我反问他：那你们岂不是违反国际公法，成了侵略者？上将笑着回答：俄罗斯从来不承认什么国际公法，俄罗斯人居住的地方就是俄国领土，正如今日的克里米亚。我不由得怒从心上起，反驳道：你们俄国人19世纪中叶占领远东地区时，那里居民都是中国人和朝鲜人，怎么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一百万平方公里土地变成了俄罗斯领土，土著中国人被俄军几乎杀光？ 翻译对我耳语：你讲得对，但太尖锐，我就不翻译了。这时，红场上高分贝播放我青少年时期熟悉的苏联歌曲：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她有无数田园和森林。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我一下子感悟到，沙俄的幽灵、苏联的幽灵还在莫斯科上空游荡，普京就是新沙皇、就是斯大林第二。普京发动入侵乌克兰战争，证实了那位退役上将2015年所言不虚。俄入侵烏克兰的主要辩解词是北约东扩，这是有一定事实依据的说法，但也并不尽然，那位上将提到的侵占计划还有哈萨克斯坦北部，这与北约东扩并无关系。另外，不久前俄国在远东地区隆重纪念一百多年前占领伯力、海参崴、库页島，更与北约东扩不相干，却毫不含糊地是在向中国示威和发出警告。再联想起1945年苏军攻占东北，竟掠夺东北全部工业设备和黄金貯备；1969年中苏闹翻，苏联准备向中国扔原子弹。我这样年岁的人还清楚记得那年头全国战备，“深挖洞，广积粮”，何等紧张。当下，现实的国际纷争使中俄走到一起，暂且交好、互动，自有道理，但把俄国这样凶暴、绝对民族利己主义、不讲信义的国度视作上不封顶的战略伙伴，对中国人而言，包藏着极大的危险。 我因为拙著《先楚史》出版后，出版社催稿，每天争分夺秒赶写后续《春秋楚史》，一般凌晨二点就寝，当时便看到他的这个微信。开始有些吃惊，因为这不同于官方宣传的观点，细细品味，越看越有道理。心中感叹：这才是中国真正的学者，看问题远比一般人深刻。难能可贵的是，他一旦有了自己的看法，绝不藏着、掖着，而是勇敢地亮出自己的观点，绝不人云亦云。这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这才是真正的爱国。当然，同时我又感激他对我的高度信任。说明他视我为真正的朋友，愿意把心里的话毫无保留地向我和盘托出，哪怕这种看法有政治风险。 难忘在临近冯天瑜先生逝世约两个月前，正值卡塔尔世界杯足球比赛。我一心赶稿，无暇顾及，不料冯天瑜先生于2022年11月22日上午9:40给我发来微信：“世界杯伊一英之战有一不可忘怀的情节：比赛前夕，伊朗队拒唱国歌，以示对神权政府的抗议、对求解放的伊朗女子的支持。”我看时一愣，看电视转播时从未注意到伊朗队未唱国歌的细节，赶紧找国际上的相关报道，果然有国外对此的评论，便回复“我也看过英伊之战，但未注意到拒唱国歌”。两小时后，上午11:19，他又给我发来微信： 今日小雪时节，此节气的到来，标志着空中的水珠凝成雪花而降，此时气温下降，冬已至、雪将来（预计12月2日）。请您注意：1、摄取食物当以补肾温阳、培本固元、强身健体为首要原则，同时多吃叶酸食物防抑郁，如菠菜、猕猴桃、牡蛎、橘子、黄豆和深绿色的蔬菜；多食热粥，多喝水防内热产生；2、重保暖，防冻疮，早睡晚起，睡前泡脚，应减少冷天、风天外出的时间；3、勤运动，虽然气温更低，但积极锻炼也不要放松，比如慢跑、快步走、打太极拳等，能让全身各个部位活动起来，促进血液循环，但也不可运动过度，大量的出汗会“发泄阳气”，易致体虚感冒，起到相反的作用。阴冷时节，容易产生抑郁情绪，可天晴时多晒太阳，增强体质。祝愿您及家人阖家安康！ 我知道这是他担心我冬天写作，拼得过猛，容易忽略身体，故殷勤嘱咐。接到此信，我非常感动，直觉一股暖流在心头。 12月，世界杯赛进入高潮，我俩的微信逐渐聚焦到足球赛。12月4日下午15:56，他给我发来微信： 我把球赛预测作为一种思维体操。要领：（一）据之以实情、实势的把握（故必须掌握真实的而不是虚构的过往事实）；（二）以理性思辨判之，这里须排除个人好恶、利益驱动的干扰；（三）信从必然性，又重视偶然性，必然寓于偶然之中，因而不迷信强者一定胜弱者，但强弱之势毕竟是判断的重要依据，然又勿迷信于此，不坚执于通识性的强弱对比，有些事物隐忍未发，有外弱而内强者，有外强中干者，这要求我们磨练由表及里的透视力。总之，预测的运用之妙，存乎一心。需要重申——切勿自以为神机庙算。凡胎肉眼，哪里能“神测”。因上届（2018）及本届前段连测皆准，有朋友要我预测时势发展、大局走向。那已超出“游于艺”的测球范围。浅见是有的，自信有三两分道理，却因没有把握而又会触忌，故不便言说，放在肚子里发酵吧。 第二天，12月5日晚上19:18： 今晚日本一克罗地亚战。不少朋友看好日本，尤钦佩其坚韧顽強。余以为，技艺克在日之上，论顽强，二者伯仲间。权衡下来、我取巴尔干小国克罗地亚胜。今夜两队必有赶（敢）死队式激战！说点题外话：我一向钦佩南斯拉夫二战中的表现，以小国击败法西斯意大利入侵，后纳粹德国大军压境，南人竟抗战不屈，保留了整个欧陆（苏之外）唯一的抗德根据地（此间法、比、荷等早就望风降德）。爱屋及乌，我对南曾经的一个加盟国克罗地亚深怀敬意。（抗德领袖铁托好象是克罗地亚人。此记得不确） 第三天，12月6日凌晨1:56： 加时赛，仍1：1平局。点球赛：（1）日射失，克扑出。（2）克射中2：1。（3）日射失，克扑出。（4）克射中 3：1。（5）日射中 3：2。（6）克射失 3：2。（7）日射失 3：2。（8）克射中 4：2。克罗利亚胜。 12月6日上午8:00：3点场未看。晨起获悉巴西胜韩国4：1。预测正确。 12月6日上午8:36：克胜靠的是技艺与心态，不能归之运气（运气当然是有的）。 对于冯老师的精彩评论，我实在不好意思。我对于足球，没有他研究得深，跟不上他的节奏，赶紧声明自己是“假球迷”，以便让他多休息，减少对世界杯的关注度。12月10日下午14:14我回复：“我是个假球迷，儿子才是球迷，大学时他足球踢得好，世界杯必看。以前我与儿子常在不同城市看球，我只是到了八分之一决赛时才看。这次到京后写作条件差，索性趁世界杯休息一下。昨夜十一点我与儿子和孙子，祖孙三代同看巴西与克罗蒂亚的四分之一决赛，这是多年来未有过的。上半场0:0打平，逼十岁的孙子上床，我与儿子一同看完，90分钟后才出现高潮，惊心动魄，意外连连，充分领略了足球的魅力，看完己近凌晨两点。程涛平于北京。”大概他理解了我的苦心，12月10日下午15:02，他发出致谢、抱拳、玫瑰的表情包。第二天世界杯决赛结束，此为他与我微信的最后绝笔。4天后，12月14日下午，我向他发出《程涛平北京抗疫记》，报告我从武汉到北京生活和写作的情况，按照以往习惯，他定会回复，谁知从此没有回音。直到一个月后，2023年1月12日收到他的噩耗。 从冯天瑜逝世后周百义写的悼念文章中，我得知他在人生旅途中发出的涉及球赛的最后一条微信是12月19日：“终于完成了我最后一次练智，乐心的预测（四强以下四场预测全准）。请君看下届、下下届、下下下届……勿忘告吾关键消息。”这离他最后给我的微信只有9天。我猜想，这可能是我声明自己是假球迷之后，有意不再为球赛打扰我之故。 对冯天瑜逝世前夕的回忆是温馨而又痛苦的。其中，对于他热衷于世界杯球赛，我犹为钦佩。一个著作等身的学者，如此热爱足球，并能够准确预测比赛结果，看起来好像令人不可思议，其实这正是“思维体操”、“练智”的体现。世界上一些伟大的思想家，常有“练智”的爱好，如马克思，在研究哲学的间隙，会突然在某一天津津有味地研究数学，或者研究自己尚不熟悉的某门外语，随即恢复原状，借以调剂自己紧张的思维。冯天瑜正是这样思想家，在八十一高龄之际，尽管疾病缠身，每天仍然手不释卷，思考无数历史学、哲学的重大问题，世界杯足球赛，紧张、激烈而又变幻莫测，这对他无疑会起到很好的刺激作用。四年一度的世界杯稍纵即逝，他秒变球迷，预测并验证球赛结果，这种方法，确实让他感到愉悦，身心反而得到休息。冯天瑜最后的微信，将预测球赛称之为“练智”，真是一个历史学家聪明绝顶的好办法！ 二、一九七四年的慕名拜访 我与冯老师于一九七四年相识。当时，我24岁，在武汉市公共汽车公司宣传科工作，“以工代干”。时值评法批儒，毛主席最高指示，批孔，冯天瑜写的比冯友兰好，我平时喜爱研究历史，对于评法批儒，无论从工作角度还是个人爱好，都全身心地投入。得知毛主席对于冯天瑜的评价，不禁对冯天瑜万分崇拜，萌发了拜他为师的念头。打听得冯天瑜在武汉市教师进修学院工作，就盘算如何到该校拜访。 说来凑巧，父母有一位常客，刘文遂老师，正是教师进修学院的教师。刘文遂老师温文尔雅，文质彬彬，学识渊博，家父程志远文革前任职湖北省水利电力专科学校副校长，此校原在武昌来望山，文革前迁至浠水县白莲河水库附近，文革期间迁回武汉，刘文遂老师被安排到武汉市教师进修学院工作，恰好是冯天瑜的同事。出于对家父的尊重，刘文遂老师常到我家，见我成天手不释卷，非常欣赏，热心指导。一次我急需查阅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刘老师说教师进修学院图书室有，可以借给我，没过几天便将该书送来，我非常感激。在评法批儒期间，我与刘老师的交谈自然更深入。一天，我缠着他介绍冯天瑜的情况。刘老师告诉我，冯天瑜做学问，是中国学者的楷模，建议我一定去拜访冯天瑜，他可以从中帮忙联络。就这样，在刘文遂老师的安排下，我与冯天瑜老师在教师进修学院的办公室见了面，彼此一见如故，相谈甚欢。从此，开始了与冯天瑜老师长达近五十年的友谊。 与冯天瑜相识不久，他得知我在业余兼任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作者姚雪垠的助手，非常赞赏，我俩的话题也就经常在姚雪垠身上。当时，姚雪垠的写作环境非常糟糕，我力所能及帮助他排忧解难，其中花费精力较大的事情是帮助他到湖北省图书馆借书。姚老住汉口解放公园路，省图书馆位于武昌，姚老年纪大，每次借书，常因挤不上公共汽车空手而归。我接下这一任务，却又加深了与冯天瑜的感情。原来，借书的时候，姚老嘱咐，到图书馆以后，如果没有人接待，你就说是帮姚雪垠借书，一定能借到。我将信将疑，第一次去，在古籍部服务台刚一提到姚雪垠的名字，果然就有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同志热情迎上来，问这问那，不一会儿便将姚老开具的借书名单上的书全部找到，都是线装书。我用姚老给的很大的一块包袱布包上系好，告别时，这位女同志轻言轻语地说：“现在文革期间，真正做学问的人已经非常少了，只有姚雪垠、张舜徽、冯天瑜三个人借书最多，最值得钦佩。”将借到的大捆线装书用脚踏车送给姚老时，我谈及省图书馆借书的女同志的话语，姚老笑了，说，那是冯天瑜的母亲呀！此后，我多次到省图还书和借书，都是与冯天瑜的母亲接触，由此，对冯天瑜的敬意，更深一层。 三、先秦史大会及《中国神话纵横谈》 1975年底，姚雪垠离开武汉，我继续在市公共汽车公司机关工作。1976年“文革”结束，次年国家恢复高考，中国大地“科学的春天”来临，1980年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招聘科研人员，我侥幸考取，被分配到江汉论坛杂志社担任历史编辑。到职不久，接通知到成都参加中国先秦史大会。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国家级学术性会议，我喜不自禁，告诉冯天瑜，正巧，冯天瑜也接到通知，这样，我俩便结伴而行，于1981年夏天直奔成都。 成都召开的先秦史大会开得非常成功，因为是“文革”后首次召开的学术性会议，格外隆重，中国先秦史的史学权威悉数到场，其中最著名的是胡厚宣先生、王玉哲先生、赵俪生先生等，主席台上，济济一堂。最精彩的是大会发言，各位老先生次第登场，高谈阔论，相互切磋，显得生动活泼，意气风发。记得赵俪生的大会发言最为精彩，他的口才极好，声如洪钟，善于雄辩，谈到亚细亚社会的性质，说是“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粘合在一起”，边说边将手指捏在一起，引起哄堂大笑。大会发言小组讨论之后，会议安排到道教圣地青城山参观，我与冯天瑜携手同登号称“青城天下幽”的青城山，一路评山论水，随后又一起参观都江堰和纪念李冰父子的二王庙，摄影留念，好不快活。但是，形影不离之际，我发现冯天瑜的身体不行，不到四十岁，走路桩子不稳，常需要我搀扶，这明显是常年写作熬夜所致，我的心里隐约有些为他担忧。 在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发现冯天瑜突然不见了，很晚才回来。询问之下，他才神秘地告诉我，是抽空拜访袁珂先生了。他说，数年来研究中国神话，一直想向中国研究神话的权威袁珂先生当面请教。袁珂先生住在成都，这次来成都开会，机不可失，便抽空拜访。我对中国神话也有浓厚的兴趣，听后，埋怨他没有带我去，冯天瑜安慰我说，他与袁珂先生也是初次见面，相互并不熟悉，但是这次拜访的收获很大，受到启发，会后准备抽时间写一本关于中国神话的小册子，承诺书出后一定送我一本，供我研究中国神话参考。 果然，时间不长，冯天瑜就送给我一本不厚的书，书名《中国上古神话纵横谈》，我如获至宝，连夜通读。冯天瑜的文笔非常好，书写得绘声绘色，引人入胜，看后，我对中国的神话故事更加着迷，遂将此书珍藏，时常翻阅，常读常新。没有想到，这本书在25年后，居然成为我在汉阳江滩筹建大禹神话园的主要依据。 四、作者与编辑 冯天瑜经常投稿，由此，彼此来往更加密切。这时，冯天瑜已经调到湖北大学历史系工作。每次看到冯天瑜的稿件，流畅的字迹，潇洒的文笔，深奥的学术，审稿其实是一种享受。因为处理稿件，我有时到湖北大学找他，他也有时到编辑部找我，我们无话不谈，友谊更加深厚。 湖北大学是武汉地区研究楚文化的大本营之一，除冯天瑜外，较有成就的是宋公文教授，还有刘先枚、黄德馨、皮明庥等著名教授，我负责《江汉论坛》“楚文化研究”专栏的初审，故他们都欢迎我到湖北大学见面、交谈。冯天瑜是湖北大学众多学者的核心，我每次到该校，总是被前呼后拥，应接不暇。其中最热情的是宋公文教授，他与冯天瑜的关系最好，交谈完稿件，他总是向我盛赞冯天瑜的学识、人品，在学校师生中享有崇高的威信，钦佩之至，无以言表。宋公文教授楚史研究的成果最大，他的著作《楚史新探》，在全国独领风骚，至今影响不绝。冯天瑜投的稿件，以近代史为主，少量涉及楚史，因为观点新颖、立论严谨，文笔畅达，基本是来稿必登。一次，与冯天瑜交谈，谈及刘先枚老教授论述楚国语言的稿件，《江汉论坛》因为各种原因，终审未能录用，我唯恐得罪刘老先生，登门解释，刘教授发牢骚说：“我的稿件被搁置，你们眼中只有冯天瑜！”事后我对冯天瑜讲，冯天瑜笑了，说：“刘先枚教授是学术前辈，我们都应该尊重他，我的研究领域本来就以中国近现代史为主，今后调整方向，不再写楚史文章，免得与刘教授的楚史文章撞车。”他说到做到，此后果然未见他再投稿楚国历史研究方向的文章。 冯天瑜熟悉楚国史，鼓励我在编辑之余，撰写楚史研究文章。特别提醒我，一定要有创意，敢于问鼎中国史学最高刊物《历史研究》。1983年，我撰写了一篇楚史论文《春秋时期楚国的平民阶层》，投稿《历史研究》，被录用于《历史研究》1983年第6期，没有想到《历史研究》杂志社随即组织首届评奖活动，从五十年代创刊时起，截止1983年第6期，发选票给全国知名专家，无记名投票，按不同时期分类，一共评出12篇文章，湖北省有两篇，一篇是华中师范大学校长章开沅关于辛亥革命的文章，一篇即是拙文。得到消息，冯天瑜为我祝贺，鼓励我再接再厉。得奖不久，1984年我报考华中师范大学文献所张舜徽先生的博士生，侥幸考取，从此离开了《江汉论坛》杂志社，我与冯天瑜之间难忘的作者与编辑的关系，至此应该结束，但实际情况是，我们之间反而发展了亦师亦友的友谊。 五、武汉文史馆及大禹神话园 1988年，结束了三年的脱产读博，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我获得了历史学博士学位，回到了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当年，被武汉市委组织部作为“高层次人才”引进，到中共武汉市委研究室工作。在市顾问委员会主任王杰的直接指挥下，发挥自己楚文化研究的专长，参与了武汉东湖磨山“楚城”的筹建工作、黄鹤楼公园的升级扩建工作，汉阳龟山的三国城筹建工作等。这些文化建设工程，极大地提高了武汉市的文化品位。建设期间，经常请专家召开咨询会，征求意见，我与冯天瑜在各种专家咨询会上经常见面，交换意见，彼此互相配合，心照不宣。1994年，冯天瑜调武汉大学工作，还邀请我至他在武大的新家参观。1995年，我被调到武汉市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任委员，作为市计委领导班子成员，长期分管科技处和社会处，即分管武汉市的科技和文化建设工作。直到2010年年满60岁退休。 2004年，我54岁之际，武汉文史馆馆长吴胜家登门拜访，动员我成为武汉文史馆的馆员。我没有思想准备，知道国家对文史馆有非共产党员占绝大多数的规定，认为自己是中共党员，一口谢绝了吴馆长。僵持之间，吴馆长向我介绍了武汉文史馆的三个情况，让我马上改变了主意。一是冯天瑜是武汉文史馆馆员，我进入文史馆后，就可以经常参加文史馆的活动，经常与冯天瑜见面。二是进入文史馆必须有专家推荐，而提出请我进入文史馆的，正是冯天瑜。三是武汉文史馆中共产党员所占的比例很小，我进入后仍然符合国家的规定。我得知是冯天瑜的美意，立马回心转意，欣然答应。 成为武汉市文史馆馆员后，我得以与冯天瑜经常见面，谈天说地，讨论学术问题，其乐融融，如沐春风。不久，我又兼任了位于汉阳的武汉新区指挥部副指挥长职务，任务是规划和主持武汉新区的文化建设。某一天，市长李宪生带领市各委办局领导在汉阳计谋殿面对长江的平台上，向下指着晴川阁与长江大桥之间的江滩空地，问我能否考虑建设一个能够显著提升武汉市文化品位的项目。我当即建议，建设以反映大禹治水神话为内容的大型雕塑群“大禹神话园”，理由是，这里靠近汉水入江处，文献有“江汉朝宗”记载，冯天瑜《中国上古神话纵横谈》一书有考证，可以作为依据。李宪生市长沉吟片刻，果断拍板，动用市长基金，依托市水务局，建设大禹神话园。接连几天，我手捧冯天瑜的《中国上古神话纵横谈》，殚精竭虑，字斟句酌，起草神话园建设方案，很快获得批准，1500万元资金也迅速到位。大禹神话园开工以后，为公平起见，各主要景点的雕塑设计在全国范围内的招标，评标时，其中“应龙划河海”雕塑的质量明显不行，我们直接否定容易发生争执，甚至打官司，情急之下，我想起冯天瑜曾经给我画过素描像，有很高的雕塑鉴赏力，借助他的权威或许能够解决问题，便和工作人员拿着不同方案的标牌，直奔（严格说是闯进）武汉大学冯天瑜的家中，请他评判。冯天瑜逐一仔细揣摩后，掷地有声地说：“如果采用这些方案，说明武汉市无能！”一言九鼎，全部否定。我如释重负，据此重新招标。慑于冯天瑜的影响力，原投标者无话可说。第二轮招投标，终于诞生各方面都满意的新方案。雕塑落成后，受到观众的特别喜爱。 神话园完工后，我还请冯天瑜撰文，列举大禹治水，导汉入江的历史依据，另立石碑。冯天瑜非常配合，百忙中精心撰稿，亲临现场指导刻碑。如今，冯天瑜撰写的中英文对照的碑文巍然矗立在人流如织的神话园内，见证我们之间的友谊得到升华。 六、珍贵的序言 我读博期间，住校三年，离开了《江汉论坛》，与冯天瑜之间的作者与编辑的关系不复存在，但是，我们之间的情谊完全不受影响，冯天瑜一直高度关注我的学习情况，偶尔见面，便问长问短，鼓励我早日完成博士论文。1987年底，我的博士论文《楚国农业及社会研究》终于完稿，导师张舜徽先生主持了隆重的博士论文答辩会，中国商史学会会长胡厚宣及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许嘉璐（后为全国人大副主席）亲临答辩会，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这篇博士论文在我毕业后，一直束之高阁，直到2010年后，我退休了，方才想到联系出版。我找到国家出版计划指定的负责楚文化出版的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社要求有武汉地区学术权威的序言，由此我找到冯天瑜求序，他欣然答应，不久，序文完成。他在序文中称我为“涛平君”，深情回忆与我交往的历程，奖掖之情溢于言表。全文如下： 涛平君的《楚国农业及社会研究》终于出版了。我从内心为他高兴。 我与涛平君相识于1974年在武汉教育学院任教之时。当时我写了一本关于评法批儒的小册子，获得毛泽东主席的好评，涛平君拜访我，从此相识，往来不绝，屈指算来，至今已近40年了。 涛平君勤奋好学，喜好写作。因发表小说，成为武汉市工农兵业余作者，在武汉文艺界小有名气，深得长篇历史小说《李白成》的作者姚雪垠的器重，是姚老1975年底移居北京前的得力助手。 数年后，我调到武汉师范学院（后更名湖北大学）任教，涛平君亦调到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江汉论坛》任历史编辑，从此学术交往更密。我和涛平君都是先秦史学会会员，记得1981年夏在成都召开先秦史学会年会，会议期间，我俩朝夕相处，携手游都江堰、青城山、长江三峡，讨论学术问题，欢畅无比。其间，我在成都拜访中国神话大师袁珂先生，向涛平君介绍袁先生的学术成就及我对上古神话的研究兴趣，以后又以拙作《中国上古神话纵横谈》相赠，没想到涛平君是有心人，2005年，他依据袁先生和我的学术成果在汉阳江滩主持建成了一座磅礴大气、精美无比的大禹神话园，让人感叹不已。 在湖北大学任教期间，我常向《江汉论坛》投稿，每次到编辑部，都蒙涛平君热情接待，他也常来看我，相互聚谈，其乐融融。我们这种编辑与作者的关系约保持了4年，后因涛平君攻读博士学位而告结束。 有一段时间，我曾经用心于楚国历史研究，常与涛平君讨论楚園史的若干学术问题，后因故仍以研究明清史、辛亥革命为主。涛平君与我谈及楚史，滔滔不绝，神采飞扬，其精神令人感动。1983年底，他告诉我，他的一篇楚史论文在国家级刊物《历史研究》上发表了，我当然为他高兴。不久，又听说他的论文被评为《历史研究》首届优秀论文奖，并专程到北京领奖，我更是高兴。我深知，一份耕耘一份收获，这是他勤奋学习、刻苦钻研的结果。 1984年，涛平君考上了华中师范大学张舜徽先生的博士研究生，这是他人生的一大飞跃。我知道，由于“文化大革命”，涛平君初中毕业即上山下乡，当知识青年，以后被招工当汽车修理工人，大好光阴白自逝去，这是那个时代的悲哀。但涛平君并未沉沦，不仅于一行爱一行，还将有限的业余时间全部用在了学习上，得以在1980年以优异成绩考入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由企业代干成为历史编辑，成为自学成才的典型，这一步来得太不容易。但在省社会科学院工作，他只有初中学历，在重学历的环境下，难以获得周边人士的认可。考取了博士研究生，意味着他越过了高中、大学、研究生三个阶段，直接成为博士，实在是太有意义了。这是我国“老三届”知青走自学之路的杰出代表，我由衷地祝福他，祝愿他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有丰硕的学术成果。 果然，皇天不负苦心人。三年的博士研究生学习生活，涛平君硕果累累，其中最重要的是这部博士论文《楚国农业及社会研究》。 《楚国农业及社会研究》是涛平君继《历史研究》得奖文章《春秋时期楚国的平民阶层》之后的又一力作。如果说，涛平君得奖文章的价值在于指出了楚国社会存在一个处在贵族和奴隶之间的平民阶层，使楚史研究具有一定马克思主义理论色彩的话，他的博士论文则进一步剖析平民阶层，按劳动地点不同将平民阶层分为“国人”和“野人”，认为“野人”多是楚国的农业劳动者，正是这些“野人”从事的农业生产，奠定了楚国雄厚的物资基础，使楚国得以北上东进，开疆拓土，成为春秋战国首屈一指的泱泱大国。涛平君认为楚国是“以农立国”，是很有道理的。 我很欣赏涛平君研究问题善于独辟蹊径的特长。大家一窝蜂地研究的东西，他偏不凑热闹，大家不注意的领域，他却偏去开拓。将楚国的农业作为研究对象，即是典型的一例。谁也没有想到，他会专注于楚国的农业研究，从楚国的土壤谈到水利灌溉和水利工程，从各种农具谈到各种粮食作物，无不网罗无遗，头头是道。最妙的是他不避难点，测算楚国的粮食产量，居然将楚国的亩制、量制、人均口粮，对照今制，一一换算，由此推测出楚国大致的粮食生产水平，实属难能可贵。随后由楚国的农业而及楚国的农业劳动者，最后得出楚国的农业劳动者均属于平民阶层的结论，逻辑严密，层层推进，自成体系，可谓独树一帜。 涛平君获得博士学位后，仍然回到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工作。不久，武汉市政府引进高层次人才，涛平君先到市委研究室，继而到武汉市计委担任领导职务，每日需要处理无数繁杂的行政事务。按理说，他的学术生命到此完结，但涛平君与常人不同，繁忙工作之余，仍以弘扬楚文化为己任，将自己楚史研究的成果，运用到城市建设之中。最为人称道的是他在武昌美丽如画的东湖磨山，参与策划、指挥建设了一座美轮美奂、楚味十足的楚城。他集学者的严谨、官员的魄力于一身，大手笔再现楚国，获得学术界和各界参观者的一致好评。1995年，他与著名楚史学家张正明先生联合发起举办了首届长江文化暨楚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来自世界各国的学者齐聚东湖楚城，讨论楚国的历史，为一时之盛。 在年届六十之后，涛平君将二十余年前的博士论文连同在《历史研究》上发表的两篇相关文章一并出书，嘱我为之作序，我当然乐于从命，敷衍成文，以飨读者。闻涛平君雄心勃勃，问鼎《楚国通史》，以一人之力，完成浩大工程，可钦可佩。祝愿涛平君心想事成，我国的楚国史研究，又将树立起一座丰碑。 此序文置于拙著《楚国农业及社会研究》之前，湖北教育出版社2012年出版。次年，《楚国农业及社会研究》在台湾再版。2017年，被纳入《荆楚文库》再版。 冯天瑜10年前写就的这篇的序文，情深谊长，将我们之间长达40年的亦师亦友的情谊，囊括无遗。在录入这篇序文之时，我不禁泪湿眼眶，宛如冯天瑜老师就在眼前，正微笑地注视着我，加油，向《楚国通史》奋进！ 七、无价的建议与《评审意见》 撰写《楚国通史》，是我人生的最大追求。1984年“五一”赴京领取《历史研究》首届优秀论文奖，头脑发热，企图乘胜前进，不知天高地厚，直接写信，附上写作提纲，要求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约稿《楚国通史》，计划全书300万字，数年完稿。该社很重视，社长林光异两次亲自复信，先是满口答应，后以篇幅太长为由婉言推托。成为我的心病。随后我因全力以赴报考博士学位研究生，将此事暂时搁置。博士生毕业后，我到武汉市政府工作，成天忙于政务，更是无从谈起。 不想2004年夏，参加由华师楚史所发起的一次规格较高的楚国历史研讨会，数家重量级出版社派代表参加，其中陈虎编审代表中华书局动员由我主编总篇幅为300万字的《楚国通史》，争取一笔专用经费，组织武汉地区的楚史研究者一齐上阵，分工合作，力争两年内完成。此事触及我的心病，在张正明先生的极力怂恿下，我经市领导批准，与中华书局签订了合同。以后也争取到了经费，不料组织武汉地区知名楚文化的学者集体撰写《楚国通史》，并非易事，两年时间过去，书稿毫无着落，合同过期自动失效，我骑虎难下，直到2010年，我年满60岁，正式卸任，无官一身轻，才下定决心，不再求人撰稿，以一己之力，独自完成《楚国通史》。2012年与湖北教育出版社联系，该社坚持说，数百万字，篇幅浩大，必须全部完稿才考虑出版。我别无选择，只能答应。心想哪怕是死后才能全书出版，也顾不得了。从此每天拼命撰稿，开始了漫漫的长征。 2013年，一天偶遇冯老师，谈及此事，他现身说法，郑重提醒，人生无常，不要等到全书几百万字全部写完才联系出版，建议分阶段完稿即出，生前能够看到哪怕只是《楚国通史》的一部分出版，才是人生最大的乐事。我猛然醒悟，觉得有理，开始想其他的办法。正在此时，2013年10月，武汉出版社总编辑邹德清亲自找上门，恳请将《楚国通史》的书稿交给该社，答应分批出版。他还建议将《楚国通史》拆分，改成《先楚史》《春秋楚史》《战国楚史》三部，写出一部出版一部，不过附加要求，必须有章开沅和冯天瑜两位学者的书面推荐，才同意出版。我大喜过望，赶紧到冯天瑜家，报告这个好消息，并请他提前写出《先楚史》的书面评审意见。冯老师二话不说，爽快答应，随即写出如下评审意见： 程涛平《先楚史》评审意见 程涛平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起，就同我有较密切的学术交往。我在他不久前于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楚国农业及社会研究》一书的序言中，曾对他的楚国史研究历程和研究成果作了系统的介绍。程涛平在1987年撰写的博士论文《楚史稿——农业社会分册》已经达到较高水平，此后，他一直致力于撰写多卷本的《楚国通史》，以科学的体例，将全国及海外学者多年来以不同形式发表的楚国历史研究文章和专著融会贯通，烩于一炉，殊为难得。我曾提醒他，《楚国通史》工程浩大，旷日持久，应分阶段将研究成果逐步出版。他接受了我的建议，在正式出版《楚国通史》之前，将楚国建国之前的历史单独成文，先在武汉出版社出版《先楚史》，我为此感到高兴。 程涛平的《先楚史》，充分吸纳楚国史研究已有的各项成果，具有集楚史研究之大成的特点，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在中国先秦史研究中是不可多得的。楚国在春秋时期，是“五霸”之一，在战国时期，是“七雄”之一，没有对楚国史的深入研究，整个先秦史研究就显得单薄。程涛平在《先楚史》中，充分利用《清华简·楚居》等出土文献，将历史文献与考古成果相结合，系统揭示了楚国正式立国之前的历史，详尽展现了从传说时代至西周时期，来自中原的芈姓楚王族与江汉流域的土著荆蛮逐步融合、建立楚国艰苦曲折的历程，这在目前的楚国史研究中从未有过，是对中国先秦史研究的重要贡献。 冯天瑜（签字） 二O一三年十月二十八日 在冯天瑜老师逝世之后，翻出这封无比珍贵的评审信，仍然撼人心魄。正是有了这个《评审意见》，加上章开沅先生的，武汉出版社才接纳我的《先楚史》。2019年9月，篇幅达142万字的《先楚史》正式出版，我身在美国，无从得见。直到一年后回到武汉，才目睹该书，心中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将《先楚史》面呈恩人冯老师。遂驱车直奔武汉大学，打听到冯老师在武大的新居，顺利找到了他。在接到我递给他全套三大本、装帧精美的《先楚史》时，我看见冯天瑜老师笑开了花！ 目前，《楚国通史》的第二部、《先楚史》后续之《春秋楚史》已基本完稿，篇幅超过二百万字。第三部《战国楚史》也工程过半，篇幅超过《先楚史》。三部书的总篇幅估计超过五百万字。犹为可喜的是，在武汉出版社的努力争取下，这三部书都荣获国家出版基金。 这是托冯老师的福。 愿冯老师天国安息！ 程涛平写于北京 2023年2月5日元宵节之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