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也是孔子“礼”的思想的重要内涵。 “让”，本是古代的一种礼节，后成为孔子所倡导的待人接物的准则之一。在《论语》中出现的“让”，大多是用来表示谦让、退让的意思，指放弃自己可以得到的利益或机会，而将其提供给别人；从这个意义上讲，“让”，也是不争的意思。此外，“让”还有谦虚、谦逊之意。 在孔子看来，让是礼的重要内容和关键所在。只有具有让的品质，才能做到尊礼、守礼，故他也把二者合称为“礼让”（《论语·里仁》，以下引《论语》只注篇名）。《左传》亦云：“让，礼之主也。”（《左传·襄公十三年》）孟子又言：“辞让之心，礼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不仅如此，追求仁德也首先在于礼让。因为懂得礼让才会去尊重他人的意愿和权利，才会设身处地为他人考虑，才能够有发乎真心的关怀和仁爱，也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 “礼之用，和为贵。”（《学而》）本质是“让”的“礼”，才能调和人际关系中的争议与冲突，缓和各种矛盾，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平衡，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和谐。因此，“让”虽然不像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那样常被人提起，但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它不仅关乎个人道德修养，还关系天下治乱兴衰，是治国理政的重要抓手。 一 “让”，有利于修己安人，它不仅是君子道德的体现形式，还能缓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促进人们的关系和谐。 孔子把“不争”也就是“让”作为君子的标准之一。他说：“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卫灵公》）意思是说，作为君子，与人相处要庄重谦让，不要争强好胜；虽然要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但不结党营私。“不争”也是“不欲”的一种体现，孔子认为，要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完人，需要具有“不欲”的品质，他说：“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宪问》）孔子还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卫灵公》）。孔子认为，君子能够安贫乐道，可以管住自己内心的欲望，即便是正当、合理的，也能把握、节制，做到“欲而不贪”（《尧曰》），因此，他们一般不会再与他人争抢什么。君子不争也是一种高深的智慧，有先予后取的意味。《尚书》中云：“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尚书·虞书·大禹谟》）老子也言：“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道德经·第二十二章》）在孔子看来，无论是财富、地位还是官爵，只要有德行，有贡献，自然就会得到这些东西。所以对一个君子来说，根本没有必要去争。如当子张问孔子怎样求得官职时，孔子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为政》）他还说：“学也，禄在其中矣。”（《卫灵公》）意思是说，只要注重道德修养，慎言慎行，官禄自然就在其中了。子贡说孔子之所以取信于各诸侯国国君，得以了解被各国视为机密的政治及经济情况，就是因为他具有“温、良、恭、俭、让”（《学而》）的品德。 孔子还把言语谦逊作为君子的四条行为准则之一，他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卫灵公》）“孙以出之”，就是要求语言表达时要注意谦逊。孔子的言谈举止就充满了谦让的精神。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述而》）虚心向身边的人学习。又说：“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宪问》）意思是说，仁德、智慧和勇敢是成为君子的三大条件之一，他认为自己没有能达到这个标准。他还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述而》）谦虚地表示自己还达不到圣和仁的标准。 不仅孔子，他的弟子中也有不少人具有谦虚的品行。如子贡，孔子曾称其为“瑚琏之器”（《公冶长》）。子贡机智灵敏，办事通达，且善于雄辩，曾任鲁、卫两国之相，还精通经商之道，为孔子弟子中首富。虽然如此有才，但他仍十分谦虚诚恳。有一次，孔子问子贡和颜回相比如何，子贡回答说：“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他认为自己无法和颜回相比，因为颜回听到一件事可以推知十件事，而自己听到一件事只能推知两件事。孔子也非常认同子贡的说法，他感慨道：“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公冶长》）认为自己和子贡的悟性都不如颜回。 《论语》中，“让”的内涵很广，小至言行谦让，大到让名、让利、让贤，乃至让命、让天下。其中，孔子最为推崇的是开启禅让之礼的尧、舜、禹，相互让国的伯夷、叔齐兄弟，三让天下的泰伯，以及不以争功扬名的鲁国大夫孟之反。 尧因为舜贤能而把帝位传给他，舜又因此传位给大禹。孔子非常推崇这种选贤任能的“禅让”之礼，将他们推许为古代君主的典范，他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泰伯》）意思是说，尧作为国家君主真是伟大啊，他创建的功绩，制定的礼仪制度，是那么的崇高美好，老百姓简直不知道该怎样来称赞他才好！他还说：“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泰伯》）孔子称赞舜、禹崇高伟大，他们拥有天下，不是为了自己享受，而是为了为百姓谋利益。  汉代画像石中的舜、禹 伯夷、叔齐是商末孤竹君的两位王子。相传孤竹君非常喜爱叔齐，并留下遗命立他为君。孤竹君死后，叔齐不愿意违背立兄长为王的规矩，便主动让位给哥哥伯夷，伯夷不受，并为了打消叔齐的顾虑而偷偷逃走了；叔齐知道后也没有继位，并外出寻找伯夷。周武王灭商后，兄弟二人耻食周粟，采薇而食，最终饿死于首阳山。对于伯夷、叔齐兄弟二人相互让位一事，孔子多次提起，并称他们为“古之贤人也”（《述而》）。  宋代李唐以伯夷、叔齐事迹创作的《采薇图》 泰伯是周文王姬昌的伯父，为了让德才兼备的姬昌有机会治理国家，他多次让出自己应得的王位。孔子认为，不贪名利，不揽功诿过，不争权夺利，已经是一种高尚的道德修养，至于泰伯这样只为天下苍生计而不考虑个人功名富贵的让贤让国之举，更是难能可贵。为此，孔子对泰伯推崇备至，赞美他说：“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泰伯》）“至德”，意思是最高的道德品行。 孟之反是鲁国将领。在一次齐鲁之战中，鲁国军队败退时，孟之反主动留在最后掩护，使鲁国部队得以顺利撤退。但孟之反并不以此自夸邀功，而是把能殿后的原因推到马的身上：“将入门，策其马曰：‘非敢后也，马不进也。’”意思是说，不是我敢于殿后掩护，是因为我的马不肯退回来快跑。孔子对此予以赞赏：“孟之反不伐。”（《雍也》）不伐，就是不自夸的意思。孔子认为“不伐”虽然还达不到仁的境界，但也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德。（《宪问》）《周易》亦云：“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周易·系辞上》）在孔子看来，孟之反不居功自傲，炫耀自己，是君子之风的表现：“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礼记·表记》） 孔子对尧、舜、禹、伯夷、叔齐、泰伯以及孟之反的称颂赞美，既是对“让”与“不争”品格的一种提倡，也是对揽功诿过、争权夺利等现象的一种抨击，因为现实社会中这样的事情屡见不鲜。如当时的卫国就曾发生过蒯聩（后为卫庄公）与姬辄（时为卫出公）父子争夺君位的事件。蒯聩是卫灵公的太子，因得罪了卫灵公夫人南子，逃到晋国。后来卫灵公去世，蒯聩的儿子姬辄继位，蒯聩想回国，但遭到了姬辄的拒绝，后蒯聩通过发动政变夺取了儿子的君位。蒯聩父子的所作所为与伯夷、叔齐的互相谦让形成明显对比。孔子对这种违背伦常的行为十分痛心，也十分反感，所以当二人相争时，子贡借问孔子如何评价伯夷、叔齐一事，委婉地询问孔子是否帮助时任国君的姬辄。在听到孔子称赞伯夷、叔齐为“古之贤人”，且说二人“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后，子贡了解了孔子对蒯聩父子相争一事所持的批评态度，知道孔子是不会介入这种有违礼制的纷争的。（《述而》） 二 孔子之所以如此重视和大力提倡“让”的品质，不仅因为“让”有利于修己安人，还因为无论是成就事业，还是治国安邦，“让”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 孔子认为，具备“让”的品质，是一个人成就事业的重要条件之一。《论语》记载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意思是如何做才能取得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声望。孔子回答说：“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颜渊》）孔子认为，一个人要想做到通达、显达，其中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要“虑以下人”。“下人”，意思是处于人之下。“虑以下人”，也就是说要有谦卑退让之心，愿意谦让待人。 孔子还指出：“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泰伯》）意思是说，即使有周公那样的才能，如果骄傲而吝啬的话，那其他方面也就不值得一提了。这是因为一个人如果不具备让的品质，就会自我膨胀，轻者傲慢自大，重者专横跋扈，任意妄为，危害极大。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人因为它而事业无成乃至一败涂地。 孔子提出的君子四条行为准则，其实也是事业有所成就的四个条件，其中的“孙以出之”（《卫灵公》），就是要求人们为人处世时语言表达要注意谦逊。人们只有做到谦逊不自夸，才能保持不骄不躁的心态，从而有利于自己的成长和事业成功。正如《尚书·大禹谟》中所云：“满招损，谦受益。” 《论语·宪问》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在阙里的一次集会活动中，有个童子被推选为负责宾主之间的传话。有人问孔子这个童子是否为可造就之才，能通过这次活动受益。孔子对此予以否定：“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因为孔子发现，他坐的时候是和成人坐在一起，行的时候是与长辈们并肩而行：“吾见其居于位也，见其与先生并行也。”而按照当时的礼制，未成年人跟成年人既不能坐在一起，也不能并肩同行，只能坐在一隅，或跟随而行，否则就是不合礼仪，不够谦虚。孔子因此认为这个童子是一个急于求成的人，不可能通过这次活动求教受益。因为真正追求上进的人，会注意自己的德行修养，表现在外就是待人谦逊，处事恭敬，行为举止都不逾越礼的规定。 孔子还把是否具备“让”的品德作为治国理政的关键所在。他说：“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里仁》）意思是说，能做到礼让，治国也就没有困难了。孔子认为，治国者必须礼让，依礼而行就会处事合宜，谦让生和，就会上下无争。能做到礼让，便可民心悦服，国家也自然得以大治。 这个主张还体现在孔子对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四个弟子畅谈理想的评价上。孔子认为，除曾皙外，子路等三人都不具备“礼让”的品质，特别是他对子路那种自负且不谦虚的理想不以为然，所以在子路抒发“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的志向后，孔子予以“哂之”；当曾皙问孔子为什么讥笑子路时，孔子回答：“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先进》）意思是说，治理国家依靠的是礼，子路所言过于自负，毫不谦逊，这本身就不符合礼制，而一个不懂礼、不守礼的人是不可能实现安邦治国的，故子路的理想是大言不惭，十分可笑。  孔子研究院“四子侍坐”雕像 孔子还提出，为了“大谋”，不仅能“让”，必要时还要做到“忍让”。他说：“小不忍则乱大谋。”（《卫灵公》）在孔子看来，为了顾全大局和长远利益，有时需克制自己，不计较一时的高低以及眼前的利益得失，甚至忍辱负重，以免因小失大，功败垂成。这种“忍让”，不是退缩，不是畏惧，而是立足长远，胸怀全局，是大智大勇的一种表现，所谓“退一步海阔天空”。宋代的苏轼对此做了形象的描述：“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苏轼：《留侯论》）这种“忍让”还要求人们要有一种“恕”的胸怀，能以宽容之心对待他人之过乃至他人对自己的冒犯。曾子说他的学友（一般都认为指的是颜回）就达到了这种“犯而不校”（《泰伯》）的境界。 三 孔子虽然提倡“让”与“不争”，但也并非绝对反对“不让”与“争”。因为有些事情可以“让”，有些则是“当仁不让”。另外，现实社会中有些“争”既不可避免，也是合情合理的；还有一些“争”既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也是一种值得鼓励的道德境界。问题的关键是，既要“让”之有道，也要“争”之有道。 孔子认为，争取合乎公序良俗和道义的名与利等，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他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述而》）意思是说，如果财富是合理求得的，即使地位低下的执鞭之士，孔子也愿意去做。孔子还鼓励自己的学生“学而优则仕”（《子张》），他自己也千方百计地谋求官职，当然他的目的不是单纯追求富贵，而是有所作为，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其不辞劳苦、周游列国的目的也在于此。 孔子主张：争，必须是君子之争，必须符合道义；不仅争的对象要合情合理，争的方式也要光明正大，不能走歪门邪道，不能不择手段。只有这样，竞争才会有积极的意义，才会对社会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他曾以射箭作比，阐明君子的争法：“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八佾》）在孔子看来，君子本来没有什么可与别人争的事情；如果有竞争的话，那就一定按照射箭的规则进行，也就是遵循道义，依礼而行。因为古代的射箭既是一种竞技比赛，也是一种礼的体现。如竞争的对手在上场的时候要相互作揖谦让，比赛完了还要聚在一起饮酒等。整个过程处处彰显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也洋溢着谦和、礼让的友好氛围，这就是孔子推崇的君子之争。孔子认为，对于名利和富贵的追求与竞争，也要遵循道义，合于义的就取，不合于义的则不取，这就是“义然后取”（《宪问》）。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里仁》）富与贵，是人人都向往的，但如果不通过正当的途径得来，君子是不能安享的；贫与贱，是人人都厌恶的，但如果不通过正当的途径摆脱，君子是不会安然的。  《孔子圣迹图·射矍相圃》 不仅如此，孔子还鼓励人们要有一种积极进取的奉献精神、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担当，倡导人们看见合理、正义的事，不能逃避推脱，而要“当仁不让”，锲而不舍，勇于去做。他本人就有一种“斯文在兹”的责任担当，一生为恢复周礼和推行仁政而坚持不懈，并被当时的人视为“知其不可而为之者”（《宪问》）。他说：“见义不为，无勇也。”（《为政》）在回答子路关于如何成为一个完美的人时,他强调：“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宪问》）他还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在孔子看来，在仁义面前，无论面对什么艰难险阻，都应该勇于担当，乃至为此献身。唯有此，才是真正的仁者。曾子进一步阐述了孔子的这个观点，他说：“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泰伯》）只有真正的君子，才勇于承受托孤寄命这样的重任，才能在面临安危存亡的紧要关头而不动摇屈服。曾子还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泰伯》）曾子的这番话，表达了仁人志士要以天下为己任，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坚定信心，以及面对困难敢于献身的决绝勇气。孟子也继承了孔子这一精神，他慷慨激昂地说道：“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后世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等语句抒发的豪情壮志和孔子、曾子表达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曲阜孔庙大成殿光绪帝手书“斯文在兹”匾额 四 总之，在孔子看来，让与争是辩证统一的，不让不好，但过让也不行。让，不是与世无争，也不是无原则的退让，更不是推脱应有的责任。何时让，什么能让，什么不能让；何时不让，乃至不仅不让，还要去争。其关键在于把握“让”与“争”的“度”与“分寸”。这个“度”与“分寸”就是道义，也是仁与礼的要求。让，要依礼而让，依仁而让；争，要“争”之有道，“当仁不让”。特别是面对大是大非、善与恶的时候，不仅要据理力争，还要奋勇争先，乃至“见危授命”“杀身成仁”。正如孔子的二十世孙孔融那样，既能“让梨”，把大的梨让给兄长，也能在面临生死之时与其兄孔褒“争死”。这一让一争，流传千古，给人以无穷的思考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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