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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吕振羽因病辞去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前身）校长兼党委书记的职务，到北京工作，从此与中央党校结下了不解之缘。他被中央党校（当时校名为“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聘为历史学兼任教授及历史教研室顾问，为中央党校的历史教学及其学术队伍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央党校的历史教研活动以及在此期间的学术成就，亦是吕振羽晚年学术人生的绚丽华章。 党校七年 自吕振羽来北京后，中央党校就有意聘请他帮助学校提升中国史的教学质量，加强历史教研室师资队伍建设。1955年秋天，时任校长杨献珍委托历史教研室主任魏晨旭专程拜望吕振羽，提出邀请。吕振羽欣然同意，表示“党员理论工作者为中央党校讲课，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从此以后，吕振羽与中央党校发生工作关系，直到1963年，长达七年。 这七年时间，以1959年秋为界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因吕振羽出国参加会议、治病疗养，以及中央党校课程安排的变化和政治运动等，他并没有正式到校授课，只是与历史教研室的教师开展了学术交流，作了某些教学指导。第二阶段，吕振羽正式进入中央党校工作。他为中央党校理论班学员讲授中国古代史，同时任历史教研室顾问。中央党校对吕振羽的工作和生活作了周到的安排，天热时，接他在校内住，还安排了公务员为他服务；天冷后，他回北京城内家中时，有一辆专车负责接送。吕振羽也把为中央党校讲课和指导历史教研室的教学和研究当作他的主要工作。 通过几年共事，中央党校历史教研室的学者与吕振羽建立起了深厚感情。魏晨旭说：“我们设身处地为吕振羽同志考虑，他虽然是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但他与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不同，他没有掌管一个历史研究机构，没有归他领导的研究写作班子，甚至也没有业务秘书，我感到他没有得到应有的进行创造性学术活动的条件。从历史教研室方面说，我们需要在全国史学界享有崇高威信的史学权威来指导我们的教学研究，而吕振羽同志正是我们最理想的人选。在双方互相需要的基础上，我们建立了密切的合作互助关系。” 吕振羽以善于开拓新领域而著称。他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著作，均具有创始性的意义。1934年出版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是第一部中国原始社会史专著；1936年出版的《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最早提出殷代奴隶社会说，首创西周封建说；1937年出版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是最早运用唯物史观系统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著作；1941年出版的《简明中国通史》上册，是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撰写的中国通史；1947年出版的《中国民族简史》，是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撰写的中国民族史专著。这些著作反映了他的学术风格——勇于创新。但吕振羽的史学研究和著述也有不足。他的学术著作，大都是在比较动荡的环境下完成的，写作时生活不安定，查找资料困难重重，因此书中不免存在一些粗糙乃至错讹。他曾谦虚地说：“我不是什么家，更不是什么权威。我没有很好地搞过历史研究。我是一面搞党的工作，一面搞点历史。”他还说，自己的史学研究“每每是感于历史使命”。 新中国成立后，吕振羽肩负了繁重的行政任务，从事史学研究的时间非常有限。因此，在到北京前的数年，他的史学工作主要是对自己旧作的修订。到中央党校任教，为他弥补不足提供了良好条件。 吕振羽在中央党校的教研活动十分繁忙，他为理论班和新疆班讲授中国古代史，为理论班和党校教师作了十多次专题讲座，对历史教研室的教师进行中国历史方面的辅导，指导历史教研室编写中国历史教材和教学辅导材料，为历史教研室培养师资研究生。尽管患有脑病，但他不辞辛劳，全力以赴地工作，精神愉快，生活充实。多年之后，许多历史教研室的老教师依然怀念吕振羽在中央党校的日子。他们说：“吕振羽在中央党校历史教研室工作的时候，正是历史教研室大发展的时候。” 另一方面，吕振羽的学术研究在这时期也是百尺竿头，更上了一层。1962年3月的一天清晨，住在中央党校北楼的吕振羽早早起了床，准备开启一天的工作。迎着早晨的第一缕阳光，转头眺望西山，他兴奋异常，不禁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紫气暖融融，时和预岁丰。 晨光笼万寺，朝日出蓟东。 曙色随峰转，回廊映海红。 穹苍未有际，犹欲乘长风。 这首诗画面优美，富有意境，抒发了吕振羽担任中央党校兼任教授期间乐观进取、壮心不已的情怀。他计划继续修订《简明中国通史》，并补写近现代部分；充实《中国政治思想史》，完善其“不够细致全面的地方”。 《中国历史讲稿》：中国通史新境界 吕振羽在中央党校历史教学活动的最大成果是他的《中国历史讲稿》（以下简称《讲稿》）。它是吕振羽1961年上半年为中央党校理论班五九班学员授课的讲稿，由历史教研室教师根据速记整理而成，198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讲稿》涵盖了从原始社会至鸦片战争的中国通史，共18讲，27万字。历史教研室主任魏晨旭在“整理者的话”中评论道：“《中国历史讲稿》是他（指吕振羽）给我们留下的一份宝贵的史学理论遗产，简明扼要，理论性强，深入浅出。”这个评论得到杨献珍的“完全同意”，认为“写得很好”，并希望魏晨旭按照这个基调和精神代表中央党校撰写纪念吕振羽的文章。 吕振羽是最早从事中国通史写作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一。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就有撰写中国通史和中国社会史的计划。1940年六七月间，他在重庆《读书月报》发表《本国史研究提纲》，提出了中国通史研究的基本内容。1941年出版的《简明中国通史》上册，是他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为广大青年撰写的，意在使青年认识到今日中国“是通过了中华民族的祖先数千年万年的斗争，及民族的群团生存斗争的历史过程而来的”，以激发其爱国热忱和奋起抗战之勇气。《简明中国通史》问世后颇受欢迎，被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代表作赢得学界的高度评价。柴德赓说：“直到今天（指1950年），像这样的通史，还只有本书和范著《中国通史简编》。这两部书在现阶段确是给治史者以新的启示，指示了新史学的方向，是很有功于历史教学的。”刘起釪也说：“吕老在他的通史中，首次把历史作为一个有规律的社会发展过程来把握。而且照顾中国各民族的历史和其相互作用。全书写得简明流畅，避免作原则性叙述和抽象论断，树立了新的通史的基本观点。”与范文澜一样，吕振羽也是把写作一部完善的中国通史作为自己毕生的学术追求。 吕振羽为中央党校理论班学员系统地讲授中国历史，一方面以他的《简明中国通史》为基础，另一方面对中国通史进行了新的建构，融入了自己的最新成果和最新思考，是其中国通史研究的总结和升华。 与《简明中国通史》相较，《讲稿》对一些重大历史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详尽的分析和评述。他对自己提出的西周封建论作了进一步完善，认为西周至战国，是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是由各地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造成的。过渡时期占主要的支配地位的东西，决定这个社会的性质。“武王革命”的胜利，“事实上标志着封建制度的开始”。为此，他辨析了自己与范文澜的“小异”，与郭沫若的“大异”。他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初期也经过了农奴制时期。这是他在《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和《简明中国通史》中所没有阐发的一个新认识。对两汉的社会性质，他反对两汉为奴隶制的主张，认为两汉虽有大量奴婢，但奴婢主要从事杂役，是消费者，不是主要生产者。而且汉代曾禁止人口买卖，禁止杀害奴婢，并曾下令释放奴婢。这正如不能因为看到《红楼梦》里奴婢多，就断定《红楼梦》反映的是奴隶社会一样。关于北魏封建论的观点，吕振羽提出异议，认为在拓跋珪时代，鲜卑族完成了由原始公社制到奴隶制的转变，建立了奴隶制政权的北魏。北魏南下后，奴隶主随便占领土地，使用奴隶进行生产，从而形成了汉人地区的封建佃耕制和鲜卑族的奴隶制并存局面。但这种现象只能说是一种历史的变态，不是常态，鲜卑奴隶制不是历史的主流。他不同意尚钺把中国近代史的上限提到明清之际或明朝，认为明朝社会的对立阶级主要还是地主与农民两大阶级，这时期的市民阶级还不是资产阶级。城市的行会，商业里的老板与伙计，手工业里的师傅和徒弟，仍然是封建关系下的不同阶级。虽然此时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不能认为社会性质有了改变。有人把东林党说成资产阶级政党，他不赞同，认为“东林党带有新的进步的因素，但基本上还是封建制度末期带有很多封建性的组织”。 对于清朝在中国历史的地位，他的分析颇为深刻。他说，清朝的统治与以往少数民族为主体建立的朝代不同，清朝从一开始“就肯定了封建统治秩序，没有把落后的奴隶制度搬到内地来”。这也是清朝寿命比其他少数民族为主体的王朝长的原因。不仅如此，它又针对明末情况，采取了很多措施，来缓和农民同地主之间的矛盾，稳定了封建秩序。另一方面，它又“取一系列的反动政策，来压制、束缚市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扶植、培养中古时代的垄断性的城市经济”“把成长中的资本主义萌芽绞死了”。等到它重新成长时，西方资本主义便打进了中国，“中国在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下，一步步地沦为半殖民地，不可能发展为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清朝的闭关政策是反动的，但是英美等列强借口反对闭关政策而进攻中国，干涉中国的内政，这是侵略行为。而西方一些学者硬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是由于闭关政策引起，这种说法是极其荒谬的。 《简明中国通史》力求在内容上做到全面，而《讲稿》则具有问题导向，突出重点，每一讲都先提出问题，然后围绕问题展开叙述和论断。许多有学术争议的地方，往往是吕振羽讲授的兴趣点。在这些地方，他一般是先介绍他人的观点，特别是郭沫若、范文澜、侯外庐、尚钺的观点，然后再叙述自己的看法。在讲述中，他注重对不同的观点及材料的运用进行对比和论辩，从而使听讲者能听一家而知多家，迅速形成一种比较性思维，促进对历史问题的理解和思考。 把中国历史写成多民族的历史，是吕振羽十分明确而自觉的学术追求。他对中国的少数民族史有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他的《简明中国通史》中占有较多篇幅，成为这部通史的一个特色。《讲稿》同样体现了这一点，18讲中几乎都论到民族问题、民族关系问题。《讲稿》对一些历史人物如孝文帝、岳飞、成吉思汗等做了比较翔实的评价，与他们涉及民族问题有密切关系。 在《讲稿》中，吕振羽对于民族关系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观点。比如，他提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国家，而从秦汉以来又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早在原始公社制时代，“现在我国的许多兄弟民族的祖先，就和汉人的祖先一样”，共同生活在今天祖国的大地上。他们相互交往，相互影响，“共同杂居”，共同发展。历史上的许多大事件，都不是一个民族单独进行的，都有很多民族或部族参加。我国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都沿着寻求统一、加强团结的道路前进，从未自外于中国。这种历史认同，把我国各民族人民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得任何分裂图谋都不能得逞。再如，他认为民族发展的不平衡性是中国民族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历史上，中原的汉族与边疆的少数民族，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文化上都有差距，这种不平衡状态长期以来一直存在。到了近代，汉族和一些民族处于半封建社会，有的民族处于农奴制阶段，西南地区有的民族还处于奴隶制阶段，东北的鄂伦春族，海南的黎族，云南的景颇族、佤族甚至还处在原始公社制阶段。对于中国境内历史上的民族战争，他指出，这属于国内民族关系的范畴，不是国家之间的战争。这些战争有正义非正义之分，但不应用侵略和反侵略来定性，民族之间“你打过来，我打过去，像‘三国’或北洋军阀时代各军阀之间的混战一样”。对于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融合，他认为表现在“不同民族的人民在相互平等的基础上彼此接近，彼此之间的差别性逐渐减少，以至消灭，共同性逐渐形成和增长的过程”，而“南北朝时期的各民族叫同化也好，融合也好，总之是搞在一块以后，旧的民族界限消失了，出现了具有共同性的新东西”。这些观点经受住了多年学术研究实践的检验，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讲稿》中，吕振羽以历史主义的观点对中国历史上一些重要人物作了恰如其分的评价。这些历史人物包括秦始皇、孝文帝、岳飞、成吉思汗、朱元璋、康熙帝、乾隆帝。他对这些历史人物的事迹乃至个性作了专门叙述，既肯定了他们推动历史的作用，又批评了他们的历史局限性，堪称运用唯物史观评价历史人物之典范。在吕振羽看来，历史人物的身份不同，对他们评价的尺度也不同，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有共同的标准需要遵循，那就是该历史人物对社会的发展是起了促进作用还是促退作用，是否符合民族和人民的利益，是否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国家的统一，是否在学术文化上有新的贡献。 对于《讲稿》在吕振羽中国通史写作中的位置，刘茂林、叶桂生的《吕振羽评传》作了这样的评论：“《中国历史讲稿》不仅是《简明中国通史》的通俗化、精炼化，也是他以通俗的语言，对自己数十年研究中国史的成果，进行了一次总结式的口头讲解。因为在此以后不久，他即失去了自由，出狱后，又力瘁身残，直至逝世，终未能再对通史重新加以整理。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历史讲稿》又是他一生对中国通史研究的最后总结。”应该说，这个评论是非常确当的。 德业与风范 除了讲授中国古代史，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吕振羽为中央党校学员作了许多次历史专题讲座。这些讲座，有的谈学习和研究历史的方法，有的从宏观上论述中国历史的波澜和曲折，还有的则是根据最新考古成果和民族调查报告，对原始社会史、少数民族社会形态进行新的探讨。这些讲座也是吕振羽学术研究的重要成果，是他诲人不倦、对中央党校历史教学兢兢业业的切实展现。 吕振羽有自己的学术个性，早年他也批评过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作为西周封建论的首倡者，他并不轻易地改变自己的学术观点。郭沫若的《十批判书》，虽然第一篇就是“古史研究的自我批判”，但更多的是对包括吕振羽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同道学术分歧的回应。吕振羽说：“我把郭先生这部大著细读了三遍，细心考虑了郭先生的高见后，便更决心要把自己过去的全部见解，深入地去检讨一遍。”“不过又应声明，在我还没有得出自我检讨的结论以前，对自己原来的见解，现在还是坚持的。”中央党校历史教研室也曾担心吕振羽固执己见而排斥不同的学术观点。笔者从当年历史教研室的教学档案中，发现1960年的一次教研室会议记录。会上有人就说吕振羽“对各学派兼容不够，如对郭老，就重视不够，有点宗派倾向”，“工作上我们根据百家争鸣，吕可以作为一家意见，不应限制他讲，但在工作安排上可以请各家来讲。在学术问题上不反对哪一家”。事实上，这种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吕振羽谦逊的学者风范和学术上的民主态度给党校学员和教师树立了楷模，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是西周封建论的首创人，但当问起这一学术观点的代表人物时，他总是把范文澜摆在前面，称范老德高望重，学术贡献大。当被问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立和发展问题时，他称赞郭沫若贡献最大，范文澜、翦伯赞等贡献也不小，“至于我自己，也做了一点点”。在讲到有学术争议的问题时，他往往先客观地介绍别人的观点，然后再讲自己的看法，从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他说，“同志们在学习中赞成哪一家都可以，哪一家都不赞成，自己另有一种看法也可以”“我现在是按照自己的见解来讲的，我是一家在鸣，你们要以百家争鸣的精神来听”。 吕振羽具有宽阔的学术胸襟，对于自己不赞同的学术观点，他也主张发表出来。他认为学术问题应该百家争鸣，不能当作政治问题。如尚钺的魏晋封建论，他公开发表过不同意见。他说：“还有一种魏晋封建论，尚钺同志等就持这种见解。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和托派、新生命派、食货派作斗争的时候，曾经出现过这种见解，当时的托派、新生命派持魏晋封建论，但是我们不能认为今天说魏晋封建制的也是托派、新生命派，如果这样扣帽子，人家就不敢讲话了，那就会妨碍科学的发展。”因此，他赞成历史教研室请尚钺到中央党校讲授他的“一家之言”。当时，尚钺正在受到学术上过火的批判，政治上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在家里“闭门思过”。当中央党校派人前去，“向他提出请他为六一班讲资本主义萌芽时，他表现出惊愕异常，不敢相信那是真的，等他相信当真是中央党校请他讲课时，他被感动得泪流满面”。 吕振羽主张学术要吸收众家之长，他建议中央党校历史教学应多请专家。在他的推动下，中央党校在20世纪60年代初先后邀请了二十多位著名史学家到校授课。他说请这么多历史学家讲课，是百家争鸣，比他一个人讲要强很多倍。这一举措，不仅在中央党校，而且在中国历史学界，都是轰动一时的盛举！ 吕振羽平易近人，关心、爱护、帮助青年教师成长，鼓励他们多读书。他热情地向青年教师传授治学经验，说学习和研究历史要处理好约、博、精的关系。“约”就是要熟练掌握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一些重要的历史典籍；“博”就是要博览，古今中外的著作，各种原始资料、笔记、札记等都要广泛涉猎。内容由专史、断代史再到通史，并进行分类排队，将它们贯穿起来。“精”就是要划定学术研究的范围，把与此相关的资料搜罗殆尽，集中阅读和研究，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分析，与各家学说进行比较，真正弄通弄懂。他教导研究生，要“博”中有“约”，由“约”到“精”，由“专”到“通”，层层递进，不断提高。他主张研究学术要有科学的态度，唯真理是从。他对研究生说：“治学要老老实实，实事求是，既不标新立异，同时也反对保守，不为以往的结论所束缚。要通过自己的具体研究，敢于用新结论代替旧结论。” 吕振羽这一时期的历史教研工作，不仅留下了宝贵的学术成果，而且展示了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的德业风范。 （作者：周励恒 单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文史教研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