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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清人皮锡瑞定性元明为“经学积衰时代”（《经学历史》），学术界一直公认元代是经学的衰落时期。在《诗经》学领域，则认为元代《诗》学“皆本《诗集传》，无多新说”（鲁洪生《诗经学概论》）“墨守朱子之诗”（马宗霍《中国经学史》），无成就可言。但如果换一个角度看元代《诗经》学，可能会得出大不相同的认识。因为正是在元代，朱熹《诗集传》成为《诗经》学新经典，取代了毛郑旧经典，完成了《诗经》学新旧经典的更替。如此来看，在《诗经》学史上，元代又该如何定位呢？ 《诗经》学史的这一转变，影响此后数百年，这是事实，应该正视。确认了这样一个学术史事实，那就需要认真考察，朱熹《诗集传》是如何成为新经典的。这应该是《诗经》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与这一新旧经典的更替相关的所有问题，都应该回到元代社会政治、学术环境中来体认。出于元初社会重建的现实需要，元人选择了朱熹学说，当然也选择了朱熹《诗经》学。朱熹《诗集传》经典地位的确立，是与朱学在元代“官学”地位的确立同步的。具体情况，可从以下几方面说明。 元初北方学者在社会重建、道德重建中推朱学以施治，为朱熹《诗集传》成为新经典提供了社会与政治基础。蒙古灭金的战乱与社会大动荡，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机与道德危机，当时人描述为“天纲绝，地轴折，人理灭”（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社会与道德重建，是当时最急迫的课题。在当时流行的各种学说中，朱熹之学无疑最适合社会急需。原因在于，朱熹之学将社会秩序、人伦关系，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具有先天的神圣性。这既易于为蒙古贵族所接受，也便于向社会公众推广。以许衡等人为代表的北方学者选择了朱学，当然也包括朱熹的《诗经》学。他们大力推动朱熹《四书集注》《小学》《近思录》等著作的传播，朱熹的《诗》学观念以及《诗集传》，也随之在北方传播。 元代官学教育体系的建立，朱熹著作进入官学教材系统，为朱熹《诗集传》的经典化创设了前提条件。忽必烈时期，立国子学，许衡为祭酒，掌教学事务，逐步建立了一套由朱熹义理教化思想主导的、由《小学》到《四书集注》再到《易》《诗》《书》《礼记》《周礼》《春秋》等经典为基本内容的教材系统。在从中央到州县各级国学教学中，《诗经》以朱熹《诗集传》为教材，并强调阅读其《诗传纲领》，领会义理，“义理都在《纲领》中”（陈绎曾《文说》）。这一教材系统，奠定了朱熹《诗集传》在元代《诗经》学领域的重要地位。 朱熹《诗集传》成为新经典的关键，是元代科举考试明确规定明经、经义试以朱学为依据。延祐开科，科考内容与要求有如下规定： 汉人、南人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氏章句集注，复以己意结之，限三百字以上。经义一道，各治一经，《诗》以朱氏为主，《尚书》以蔡氏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为主，以上三经，兼用古注疏。（《元史·选举一》） 以官方名义将朱熹的《诗集传》规定为《诗经》科考试的依据。《诗经》科试卷的题目设定以朱熹《诗》学观念为导向，考官以是否符合朱熹《诗》学思想、是否注重阐发经旨义理为试卷评判标准，应试参考书对《诗经》主旨的解说和范文大纲的撰写，也遵循朱熹学说。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说：“有元一代之说《诗》者，无非朱传之笺疏。至延祐行科举法，遂定为功令，而明制因之……亦主于羽翼朱传，遵宪典也。”明因元制，《诗集传》在《诗经》学史上的新经典地位，遂不可动摇。 在学术研究层面，对朱熹《诗集传》的绍述与诠解，奠定了朱熹《诗经》学在学术领域的独尊地位。元代《诗》家对朱熹《诗集传》进行了全面的诠释与解读，丰富了朱熹读《诗》法的内容，对朱熹《诗集传》的缺略与疑误，分别予以增益与辨误，并尝试以图文结合及问答式等多样化的解读方式进行诠释，为后世朱熹《诗经》学研究提供了经验与借鉴。元代《诗》家也注重对朱熹《诗》学理论进行阐发，对朱熹“六义”说、“去序”说和“淫诗”说等命题的阐释，对朱熹以“理”解《诗》理路的继承与发扬，以及尝试对《诗经》作文学性解读，都是对朱熹《诗经》学的丰富与完善。 元代书院的授课与刻书，推动了朱熹《诗集传》的社会接受。元代的书院遍及全国，生员数量超过州县学，成为儒学教育的重要阵地。程端礼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作为元代最具代表性的书院课程教学计划，详细规定了学子的治《诗》之法。这一日程的推广，确定了朱熹《诗集传》在各地书院课程中的地位。元代书院刊刻了数量众多的《诗经》学著述，流传至今的尚有15种，与朱熹《诗集传》有关的就占12种，其中刘瑾的《诗传通释》最具影响，明代科举考试的指定书目《诗经大全》，几乎是全抄《诗传通释》，由此成为明代的“取士之制”（《四库全书总目·诗经大全》），对明代《诗经》学及士子的影响，可以想见。 朱熹《诗》学观念对元代诗学理论的渗透，彰显了《诗集传》的经典地位。在元代诗学文献中，随处可见以《诗经》作为批评文本的论述，成为构成元代主流诗学理论的重要内容。元代诗论对性情的关注，对风雅精神的标榜，对诗法正变的辨析，对平和诗风的追求，以及对历代诗歌风貌的评述和对传统诗学观念的扬弃，均与朱熹《诗集传》有着密切关联。其通过调和古今正变最终确立的，以风雅精神和诗之正体为依归，以《诗经》及体现风雅传统的诗歌为典范的诗学追求，是朱熹从文学视角解《诗》观点的发扬，也是当时以道德与社会重建为指归的《诗经》普及在文学理论领域的反映。诗学领域对《诗经》所蕴含的诗学精神的阐释与接受，从文学角度进一步强化了朱熹《诗集传》的新经典地位。对明代《诗》家从文学角度解《诗》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元代学者鉴拔朱熹《诗经》学说于宋代诸家之中，通过科举规定、教材体系、著书立说等，确立了朱熹《诗集传》新经典地位，奠定了明初百年间《诗经》学皆“演《集传》之余”（胡朴安《诗经学》）的基本格局，影响了此后数百年《诗经》学学术史。 长期以来，元代学者对《诗经》学的贡献，元代在《诗经》学史上的地位，被严重低估，甚至可以说是被有意无意掩盖或抹杀了。元代《诗经》学的成就与地位，应该重新评估，其所蕴含的思想，以及作为现实关怀的《诗经》学观念，也应该予以发掘。 （作者：查洪德，系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王珏，系河南大学文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