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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我们将中国古代法归结为“律令体制”，也以此为基点论说中华法系。但若说中国古代法、中华法系就是“律令法”、是“律令体制”，那就有点以偏概全了。中国古代法及以之为主体的中华法系，是一个“礼法体制”，或曰“礼法法系”。“律令体制”是其中一个子体制、子系统，还有“礼典”、“礼俗习惯法”两个子体制、子系统。 “三代”之时，夏有“夏礼”、“禹刑”，商有“殷礼”、“汤刑”，周有“周礼”、“九刑”。那是一个“礼—刑”结构体制，其特点是礼外无法，法在礼中，出礼入刑。春秋战国，礼坏乐崩，“刑”挣脱“礼”而一端独大，造极于嬴秦，形成“独任刑罚”的秦制。这也是“律令法”的发轫时期。秦代奉行“重刑轻罪”、“以刑去刑”的“法家之治”，结果二世而亡。刑为“盛世所不尚”，正是“秦鉴”之真谛。汉承秦制，又要免蹈秦之覆辙，于是在法制领域向“礼”回归。历经五六百年的曲折反复，终于在魏晋有了“引礼入法（律）”的刑律典——魏《新律》和晋《泰始律》，至隋唐而大备，史称《唐律疏议》“一准乎礼”。这便是我们中国法律史教科书中讲的“礼法结合”、“礼法合治”。这里的“法”，主要是“律”，即刑事法典。“律”便是“律令法”的主体。但准确地说，“礼法结合”、“礼法合治”，应为“礼律结合”、“礼刑合治”。 汉代向“礼”的回归，除“引礼入法（律）”外，还有“律外之礼”这一更重要的面向。它又分成两条路径，一是制定庙堂“礼典”，一是倡导民间礼俗习惯法。两者都是“律令法”无法包容的。帝制时代的第一部礼典制定于西晋，取名《新礼》，与刑法典《泰始律》一起颁行于泰始年间，标志着“礼—律”结构的新型法律体制开始形成。进至唐代，《永徽律疏》和《大唐开元礼》双璧同辉，“礼—律”体制的主架由是“定鼎”，成为宋、明、清礼典律典之圭臬，其特点是以礼率律，律外有礼，礼律互辅。 古代社会秩序的维系，仅靠礼典和律典自上至下的“礼—律”之治是远远不够的，在相当程度上得助于民间“自治”。这也就是第二条路径。古代社会的“自治”受“礼—律”体制保障，主要依据于礼俗习惯法。正是这些礼俗习惯法，使礼义扎根于社会土壤，渗入百姓心田。这是一种在空间上全覆盖、在时间上全充盈的规范群，一种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无法之法”。 这种由礼典、律典、礼俗习惯法组成的古代法律体系，名曰“礼法”。古代中国，欲有所作为者，所“尚”非“刑”，非“刑治”，而是“尚”“礼”、“尚”“礼法”，崇尚据“礼法”的“礼法之治”。唯“礼法之治”，而成就“礼义之邦”。 （原题《此“法家”非彼“法家”：古籍所称“法家”词义考析》，摘自《法治现代化研究》2022年第3期；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