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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燕，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教授 本文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科研专项项目“美国汉学家孟旦的儒学研究：范式、特色与启示”（KYZX21A026）的阶段性成果。 【摘要】本文梳理了美国密歇根大学的中国学之历史渊源与研究特色。密大的中国研究始于19 世纪末的留学生教育。1930 年开设“东方语言和文学系”，1959 年建立“亚洲图书馆”，20 世纪60 年代初设立“亚洲语言与文学系”，1961 年成立“中国研究中心”。密大在汉语教学、图书馆学、哲学、政治、外交、经济、文学与艺术等专业领域的“中国研究”或“中国学”引领美国高校，尤其是人文、艺术与政治的跨学科研究领域引人瞩目，涌现了费维恺、孟旦、李侃如、包华石、博达伟等一批著名的汉学家。本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密歇根大学的中国学研究成果，进一步推进中美之间的跨文化理解与合作。 【关键词】密歇根大学；中国学；中国研究中心；跨学科研究 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以下简称“密大”）位于美国密歇根州的“大学城”安娜堡（Ann Arbor），距离“汽车之都”底特律市西30公里，至今有二百余年的校史（1817-2021），被誉为美国公立常青藤大学（位列三甲）（Kim，2017:1-2）。在建校二百余年的历史进程中，密大与中国之间的关系从无到有，越来越密切。密大的中国研究始于19世纪末的留学生教育，1930年开设“东方语言和文学系”，1959年建立“亚洲图书馆”，20世纪60年代初设立“亚洲语言与文学系”，1961年成立“中国研究中心”。一个多世纪以来，密大在汉语教学、图书馆学、哲学、政治、外交、经济、文学与艺术等专业领域的“中国研究”或“中国学”（Chinese Studies）逐渐引领美国高校，尤其是人文、艺术与政治的跨学科研究领域引人瞩目，涌现了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孟旦（Donald J.Munro）、李侃如（Kenneth G.Lieberthal）、包华石（Martin Powers）、博达伟（David Porter）等一批著名的汉学家。 本文梳理了密大“中国学”之历史渊源及其在人文学科领域的研究特色与发展趋势，这有助于我们了解当代美国的中国学研究成果，进一步推进中美之间的跨文化理解与合作。正如学者何培忠（2018:188）指出的：“随着中国的崛起、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的世界意义开始获得普遍性的认可，中国学成为一个开放、多学科、跨专业的研究领域，这就要求不同研究互融互鉴，要求用世界的眼光解读中国，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构架中国学的学术体系。” 一、密歇根大学的中国学之历史渊源 （一）密大与中国交往之历史渊源（1845-1949） 密大与中国发生直接联系最初来自于几位传教士。第一位J.D.柯林斯（Judson Dwight Collins，1823-1852）是密大学生，他于1845年毕业，二年后，接受了“美以美会”（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的第一批派遣，于1847年5月15日赴中国福建莆田传教，他在日记中记载了在中国的生活经历。密大的毕业生蒲安臣（AnsonBurlingame，1822-1868）担任过美国的驻华公使，也是被清政府委任为中国使节的一位美国人，出使美、英、法、普、俄诸国，成为中国首次近代外交活动的洋人政府官员。1861年美国与清政府签订的一个条约，就使用了他的中文名字来命名，史称“蒲安臣条约”（Burlingame Treaty）。 自19世纪80年代开始，密大与中国建立起密切的关系，这得益于密大毕业生J.B.安吉尔（James B. Angell，1829-1916），他在担任密大第三任校长期间，被任命为美国驻清朝的公使，于1880-1881年签订了相关协议书，内容包括在美国西海岸接纳中国劳工修建铁路相关事宜。1900年发生的义和团“庚子之变”事件后，安吉尔校长与一些有识之士共同敦促美国政府实施“庚子赔款”。1908年，美国参议院通过一项决议，设立“促进中国教育和文化发展基金会”，把“庚子退款”用于中国的高等教育。1911年4月29日在北京成立“清华学堂”（即清华大学的前身），专门选拔优秀学子赴美留学。密大与耶鲁、哈佛、哥伦比亚、康奈尔等五所大学成为最早接收中国留学生的指定高校。1911-1917年间有50-70名中国留学生来到密大就读，多数选择医学、数学、物理学、化学、工程学等理工科专业。 不过，在“清华学堂”启动留学计划之前的二十年，密大已有民间往来的中国留学记录。来自密西根州府兰辛（Lansing）的传教士昊格矩（Gertrude Howe，1846-1928）接受了卫理公会（或“美以美会”）的派遣，于1872年漂洋过海，到达九江，开启女性教育，1873年她创办“女子半日小学”（1876年改为“桑林书院”，1907年改名“儒励女中”）。昊格矩收养了一个被父母抛弃的女婴康成（Ida Kahn，1873-1928，又名“康爱德”）为养女。还悉心教导一名基督徒石宅嵎的女儿石美玉（Mary Stone，1873-1954）。在昊格矩的帮助下，石美玉与康成于1892-1896年在密大医学院就读，她们成为中国最早学医的四位女留学生之中的两位。在毕业典礼上，安吉尔校长亲自给二位才女颁发学位证书，并感叹：“无谓支那①人不足言，彼支那人之所能，殆非我所能也。”（转自施康妮，2017:246）不久石美玉与康成回国，1901年在九江建立“但福德医院”（Elizabeth Skelton Danforth Hospital）与“但福德护士学校”（E.S.Danforth Nursing School），她们成为中国现代新女性的楷模（David & Eugune, 2017:21-37）。 石美玉与康成的传奇伟业激发了密大教育者对于东方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思考，一项资助亚洲女性留学密大的计划酝酿而成。1917年密大校董、犹太裔律师L.L.巴伯（Levi Lewis Barbour，1840-1925）设立一项资助东方女性留学密大的“巴伯东方女子奖学金”（Barbour Scholarships for Oriental Women），旨在“让来自东方的女性，得到西方的教育，让她们把好的东西带回去，在她们的同胞中传递祝福。”（David & Eugune，2017:39）于是，来自中国、日本、印度、菲律宾、越南、土耳其的东方女性通过申请这项奖学金到密大留学。1917-1941年间，来自十多个东方国家的212位亚裔女性获得这个奖学金，其中有一半多女性来自中国，她们回国后为女性的教育、医疗或科学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如王世静（1897-1983）于1923年在密大获得了硕士学位，回国后于1929至1951年间担任福建华南女子学院校长。吴贻芳（1893-1985）于1928年获得密大生物学博士学位，在1928-1951年间担任金陵女子大学校长，是中国第一位大学女校长，也是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第一位中国女性。丁懋英（1892-1969）于1922年获得密大医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担任天津女医院院长，为“中国现代妇产科之母”。王承书（1912-1994）是一位破格获得“巴伯奖学金”的已婚女性（当时未婚女性才有申请资格），在1944年密大博士毕业后又继续博士后研究。1956年回国后王承书参与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被誉为“中国的居里夫人”。 伴随东西方交流的频繁和美国政府对于亚洲人才的迫切需求，“1930年密大建立了‘东方语言和文学系’（Department of Oriental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以及后来的‘东方文明项目’（Oriental Civilizations Program），开设汉语教学、中国经济、文学与艺术等方面的课程，为学习与研究中日语言、东亚艺术和经济等学科提供帮助。”（刘燕，2021:134）1948年，一个重要的举措是，密大专门成立了“远东图书馆”（The Far Eastern Library）。该馆在1959年更名为“亚洲图书馆”（Asian Library），如今，它的图书资料收藏位居美国中西部第一，北美第四，是研究和了解传统与现代中国的重要机构之一，尤以16-20世纪的中文古籍、戏曲、当代舞蹈的研究资料为独特。此外，还在20世纪60年代成立了资助东方艺术研究的“费尔人奖学金”（Freer Fund）。虽然，1949年之后的中国大陆地区与美国由于外交断交，陷入冷战的隔离状态，但依然有来自中国台湾地区的学生到密大留学。1958年宋美龄曾亲临密大，发表演讲。各种研究机构的设立和交往，促使密大成为北美高校东亚研究的重镇之一。 （二）密大的中国研究之不断开拓（1949-2000） 1976年中美正式建交，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密大的中国研究也随之进入迅猛发展期，究其原因是美国与中、日、韩、越南、菲律宾等亚洲国家之间的交往频繁，加强了对东亚的研究，一些基金会资助不少大学，专门设立了各种区域研究机构。密大与日本之间的合作早于中国，第二任校长H.P.塔潘（Henry Philip Tappan，1805-1881）开启了美日之间的学术交往，并于1934年设立“日本研究中心”。1961年设立“中国研究中心”（Center of Chinese Studies，简称CCS），它比“日本研究中心”晚了近30年。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国务卿访华。20世纪70年代初的“乒乓外交”（Ping Pong Diplomacy）消除了中美之间长达二十余年的对峙，来自密大的一些学者在促进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密大学者A.爱克斯坦（Alexander Eckstein）的安排下，1972年4月11日“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访问底特律和安娜堡，与美国的乒乓球运动员打球。中美乒乓球队的互访，开启了两国的破冰之旅。随后，密大心理学教授H.史蒂文斯（Harold Stevenson）率领一个发展心理学家团队访问北京，与中国社科院心理所的领导荆其诚教授见面，相互开启了合作。1973年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聘请密大哲学系孟旦（Donald J. Munro）教授，率领全国教育家代表团访问中国。政治学教授R·所罗门（Richard Solomon）担任了尼克松总统以及福特总统（Gerald Ford，1935年毕业于密大）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高级顾问，他在1975年12月陪同福特总统访问中国，与毛泽东、邓小平进行会谈。 1976年，密大校长R.W.弗莱明（Robben W. Fleming）率领管理人员和教授代表团到中国访问三周，这是自1949年后美国学术代表团第一次访问中国。1979年，政治系教授欧迈格（Michel Oksenberg）被任命为卡特总统（Jimmy Karter）的特别助理，担任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和中国事务的高级顾问。以上提及的这些来自密大的官员、学者、汉学家为1979年1月中美两国的正式建交立下了汗马功劳，同时也体现了密大在国际政治、外交、公共关系、教育等领域承担着为政府、公众机构或国际组织服务的“智库”（Think Tank）功能。这些“非营利性的组织，它们生产专业知识和思想，并且主要依此获得支持和影响政策制定过程。”其角色体现在“联结研究与政策”“服务于公共利益”“促进知识积累”等方面（唐磊，2015:3）。 （三）密大的中国研究之迅速扩展（2000-2020） 自21世纪以来的近二十年，密大与中国高校、研究机构之间的交流得到飞速发展，在高校教育、科研院所、档案馆、商界、法律界、医学界以及其它领域建立起频繁的交流项目。如：1982年开始，本特利历史图书馆（Bentley Historical Library）与中国国家档案管理局建立正式的交流项目。2005年夏时任密大女校长M.S.柯勒曼（Mary Sue Coleman）访问中国，拓展了与中国高等院校的合作，“密歇根—中国大学高校领导论坛”于2006、2008、2010年5月在密大举办，这促进了密大教授、管理人员与中国教育机构官员、大学领导的合作。2003年密大福特公共政策学院与人大公共管理学院建立了教授互换项目。2005年密大妇女与性别研究所与复旦大学历史系合作，建立了“密大—复旦妇女研究中心”，开设暑期讲座。2006年建立“密大—上海交大联合学院”，由双方的教授和校领导共同管理，上海交大采取密大的英文教学课程。2007-2008年密大的“文学、科学与艺术学院”与“中国研究中心”共同组办“中国主题年”。密大医学院与医疗系统、公共健康学院、心理学系、罗斯商学院（Ross School of Business）等等，与中国的相关机构都有密切的合作。2015年，为了加强密大与中国的伙伴关系，新任校长M.舒立舍尔（Mark Schlissel）把中国作为他就任后访问的首选国。2017年，他再次到中国参加“密大亚太校友会”。 有两个重要的机构值得关注，一个是1997年成立的 “中国数据研究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Date Studies），它与一些中国政府机构和公司合作，利用互联网、统计学、地理学、自然科学等技术收集并发布有关中国的统计数据，是第一个促进认识和了解中国的国际机构。另一个是2008年成立的“孔子学院”（Confucius Institute），由密大与中国人民大学合作，共同致力于中国音乐、戏曲、电影、绘画等文学与艺术的交流与传播。这两个机构成为中美两国在经济、社会、文化艺术、教育等领域的跨文化之桥。但令人遗憾的是，它们在2018-2019年相继关闭，这也提醒我们，未来两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依然存在无法预料的各种风险与交流障碍。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研究中心”创立之初是由福特基金会资助。2012年在政治学教授李侃如担任主任期间，它“获得了好友罗睿弛（Richard H.Rogel）先生的大力资助，此后该中心改名为‘李侃如—罗睿弛中国研究中心’（L-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简称LRCCS）”（刘燕，2021:135）。该机构凝聚力极强，现有专职成员包括中心主任、办公室主任、项目主管、媒体负责人等，不到10人。而兼职教授则囊括了亚洲语言与文化、公共政策、历史、经济、艺术、哲学、比较文学等院系中国研究有关的所有专家学者、访问学者、博士后等，形成了一个研究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全方位的学术网络机构。 二、密大在人文学科领域的中国研究 密大对中国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在法学、政治学、公共管理、经济学、心理学、教育学、档案学、文学与艺术等方面都有所建树。以下介绍几位在中国历史、哲学、文学与艺术等人文学科领域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汉学家。 （一）开拓者：中国历史领域的汉学家费维恺 作为中国历史与经济研究的汉学家、美国亚洲协会会长（1991-1992），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1927-2013）是密大中国学的主要开拓者，先后于1961-1967、1972-1983年间担任“中国研究中心”首任主任与再任主任，在他的大力推动下，该中心被打造成为全美高校的中国研究重镇之一。 费维恺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其导师是著名汉学家费正清（John KingFairbank, 1907-1991），1958年他出版了《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China’s Early Industrialization: Sheng Hsuan-huai and MandarinEnterprise），这本书主要研究洋务运动和晚清官督商办企业状况。此外，费维恺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领域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还特别关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与汉学家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于1968年一起主编《共产主义中国史》（安平秋 安乐哲，2001: 122-123）。 费维恺从事中国研究长达半个世纪之久，虽然他的学术思想和治史方法带有冷战时期的一些烙印，但其缜密精细的治学态度和开阔灵活的研究方法展现了一位历史学者广博的史学素养与深厚的人文情怀。费维恺的夫人是《学衡》创始人之一梅光迪先生的女儿梅仪慈（Yi-Tsi Mei Feuerwerker，密大亚洲语言与文学系、中国研究中心的教授，著有《丁玲的小说》）。1973年5月15日-6月15日，作为“美中关系学术交流委员会”（CSCPRC）组织的代表团成员，费维恺夫妇访问中国，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自接见，为中美两国的学术交流作出了贡献。 （二）承前继后：中国哲学领域的汉学家孟旦 孟旦（Donald J. Munro，1931-）是亚洲语言与文化系和哲学系教授、“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他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师从狄百瑞（W.T.de Bary，1919-2017），1964年获得博士学位。1959-1962年，孟旦赴中国台湾地区求学，师从刘毓鋆、屈万里、饶宗颐等著名学者，学习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哲学、金文、甲骨文。又在1962年、1965-1966年赴香港新亚学院进修，拜师唐君毅。其主要成果有：“《早期中国“人”的观念》（The Concept of Man in Early China，1969）、《中国当代人性观》（The Concept of Man in Contemporary China，1977）、《人性形象：一位宋人的肖像》（Images of Human Nature: A Sung Portrait，1988）、《20世纪中国帝国式求索模式》（Imperial Style of Inquiry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1996）等。”（庞琳，2020:2）前三本书被誉为“中国人性研究三部曲”。 孟旦在有关儒家人性论的研究中，提出自然平等观（natural equality）、结构性形象（structural image）、心灵簇（cluster，也有译为“意识簇”）、人的可塑性（the malleability of man）、互惠的利他主义（reciprocal altruism）、双层效益主义（two-realm utilitarianism or two-tier utilitarianism）、伦理学上的自然主义者（ethicalnaturalist）等许多独特的哲学术语。他认为儒家孕育着对现代社会值得借鉴的品质，例如无我、利他、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知行合一、修身养性等，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尤其是，孟旦善于运用最新的科学成果来论证儒家人性论的现代意义。正如他在与中国当代学者刘笑敢的访谈中所言：“我所用的证据来自许多不同的领域，当中有心理学、认知科学，还有研究鱼类和鸟类的学者以及研究心理学中特殊分支的学者（例如幼儿心理）。”（转自刘笑敢，2010:328）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使得古老的儒家思想在当代社会获得了新的发展潜力。 经孟旦等人的多方筹集及私人捐款，密大在2000年成立了“唐君毅访问学者项目”（Tang Junyi Visiting Scholar Program），2003年改名为“唐君毅访问学者基金”（TangJunyi Visiting Scholar Fund），这是美国高校第一个以中国哲学家命名的研究项目，邀请中国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到此做访学一年。2017年，孟旦夫妇捐款给密大哲学系，设立了一个终身哲学教授职位（tenure-track position）。孟旦不仅在学术上致力于儒家人性论的现代阐释，同样也在教育中身体力行，知行合一，以一臂之力拓展了密大的中国哲学研究。正如刘毓鋆、唐君毅等中国老师所期待的那样，孟旦成为美国“新儒家”的重要承传者之一。 （三）发扬光大：艺术领域的汉学家包华石 包华石（Martin Powers，1949-），于1978年获得芝加哥大学文学博士学位，曾就职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1987年起在密歇根大学任教三十余年，担任过中国研究中心的主任。“他的研究聚焦艺术在中国历史，尤其是社会历史层面的表现及影响，关注个体力量和社会公义的艺术表达，著有获1993年列文森奖《古代中国的艺术与政治表达》（Art and Political Expression in Early China, 1993）、以及获2008年列文森奖的《纹样与人物：古典中国的装饰、社会与自我》（Pattern and Person: Ornament and Social Theoryin Classical China，2006）。”（包华石，2020：扉页）包华石在2018年，出版了《中国与英国：前工业时代正义术语与形象的抗争》（China and England: The PreindustrialStruggle for Justice in Word and Image），体现出其跨学科与跨文化研究的特色。 在中国艺术史研究领域，传统汉学关注的是中国艺术风格、流派或图像的研究，主要探讨艺术本身的形式及其演变，而包华石的中国艺术史研究打破了这种比较“纯”形式的内部研究模式，运用跨文化、跨语际、跨视觉的分析方法，研究法权与特权的历史辩证关系，在艺术与社会、艺术与政治（如官僚体制、社会分层）之间来回穿梭，相互印证。《古代中国的艺术与政治表达》通过研究两汉特别是东汉时期的艺术形式，如视角、线条、姿态、背景、色彩等方面，讨论了官僚制度与艺术之间的联系，艺术品呈现出来的社会政治地位及其服务对象（Martin，1993）。《纹样与人物：古典中国的装饰和社会理论》聚焦于三国时期官制理论的启蒙时代，探究中国人如何发展一种比较平等的思想（Martin，2006）。 在《中国与英国：前工业时代正义术语与形象的抗争》中，包华石运用跨文化以及跨语际的分析方法，广泛征引大量文献和视觉材料（如欧洲肖像画、版画、印刷小册子和中国园林、山水画、石刻、扇面等），研究“自由”“平等”“正义”之类的术语在早期中国和欧洲的历史发展，指出中国在启蒙时期对英国思想观念的渗透与影响。在2020年出版的中译著《西中有东：前工业化时代的中英政治与视觉》中，包华石（2020:374）反思到：“欧洲人对于中国的社会现实相当无知，因此让中国穿上了洛可可的外衣，还将西方知识分子们想要促进的观念投射在中国的诸多理念上。……这种叙事方式预设了像是任人唯贤那样的任命方式仅仅是欧洲人虚构的幻想，但我们也已经看到，情况并不是这样的。任人唯贤的理论与实践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并且欧洲人花费了超过一个世纪才完全地掌握了其含义。”包华石（2020:414）追溯了平等、公正的社会理想和组织结构在前工业时代的中国和英国的发展演变：“如果本书实际上存在着某些核心论点的话，那就是：我们不必把‘那些为支持那种理念而斗争的人’这样的说法限制在美国传统里，甚至也不能局限于西方传统中。” 包华石的中国艺术研究表明，当代美国汉学家受到东方主义或解构主义思潮的影响，极力突破一直以来把中国异质化、他者化、浪漫化的研究弊端，反思启蒙运动以来西方对中国思想的误读，并复原东西文明在某些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趋同共存、彼此借鉴的复杂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文明对世界的贡献作出了某种辩护。 （四）后起之秀：文学领域的汉学家博达伟 博达伟（David Porter）就读于康奈尔大学与剑桥大学，1996年获得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现担任英语系系主任，通晓英、法、德、西语与汉语等多种语言，属于美国比较文化与比较文学中坚学者。其著作包括：“《表意文字：早期现代欧洲的汉字密码》（Ideographia: The Chinese Cipher in Early Modern Europe, 2001）、《18世纪英国的中国风》（The Chinese Taste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2010）、《在男性与女性主义之间》（Between Men and Feminism, 1992）、《早期现代性（1100-1800）的比较》（Comparative Early Modernities 1100-1800, 2012）等。”（刘燕，2021:133）从以上书名不难窥见，博达伟的学术研究思路开阔，涉猎多个研究领域：欧洲文化中的中国想象、从晚清到当代中国的思想脉络、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写作与东方消费文化的关联、中西跨文化交流、全球化时代的多重现代性等。 在代表作《表意文字：早期现代欧洲的汉字密码》中，博达伟运用跨文化、后殖主义、女性主义等多种研究视角，把商品物质、贸易和消费文化置于观念史变迁中来探讨，提出早期现代西方热衷“汉字密码”的展开，汉字的构形和中国风为欧洲的启蒙运动与现代性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动力与刺激（David，2001）。《18世纪英国的中国风》追踪“中学西渐”，通过考察全球化时代的商贸、传教、译介与视觉艺术、资本与知识的流通，展示了早期全球化中审美、性别、民族、贸易等诸多力量互动的社会生态（David，2010）。 与欧洲传统汉学家拘泥于文献档案、文字文本、单一专业的研究不同，密大的中国研究体现鲜明的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研究的特色，学者们善于吸收心理学、人类学、环境学、经济学、教育学、艺术、性别研究等最新成果，视野开阔，方法多样，问题意识突出，比较关注当下现实，在政治学、艺术学、哲学、外交关系与经济研究等领域取得丰硕的成果。 三、密大的中国学之研究特色与发展趋势 综上所述，密大的中国学研究特色，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一）强调政治与外交研究，为政府提供智库服务 二战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美国学术界一向秉持的自由、中立的学术传统。一方面，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势力急速扩张，亟须加强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区域研究，为政府的对外政策提供支持；另一方面，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对美国构成了意识形态的挑战，两大阵营处于“冷战”（Cold War）状态，这迫使美国急需加强对亚洲各国的了解，寻找更有效的对华政策。密大成立于1961年的“中国研究中心”无疑是这一历史背景的结果。1971年的“乒乓外交”则体现了密大学者为结束冷战、中美走向正常化所起到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密大学者在中国的历史、哲学、政治、文化、经济、中共党史以及文学艺术等领域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打上了冷战的烙印。正是在这种语境下，大学的中国研究作为智库，提供了两国在政治与外交策略上的支持。 在研究主旨方面，密大的中国研究强调实用主义，比较关注20世纪以来的中国问题，获得了来自官方、企业或个人的雄厚资金，如福特基金会、企业家罗睿驰、哲学家孟旦等皆投入资金或私人募捐，使得“中国研究中心”的学术队伍不断扩大，研究领域得到拓展。一些中国问题的研究专家往往游走于大学、智库、教育部与政府之间，为改善、促进中美关系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如“李侃如—罗睿弛中国研究中心”的前任主任李侃如参与多家“智库”和研究机构，在美国的重要政府机构担任总统顾问，多次访华，积累了丰富的从政经验，也见证了近三十多年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其专著《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Governing China: From Revolutionary to Reform，2010）是继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之后研究中美关系的奠基之作，在学界评价非常高，很快成为美国高校选用的中国政治研究的必备参考书之一。 （二）加强跨院系、与其他高校的密切合作 密大的中国学学者十分重视跨院系之间的交流，“L-R中国研究中心”是一个高水平的研究机构，在全校发挥着枢纽和统筹的核心作用，它在管理上独立运作，资金充裕雄厚，研究队伍强大，每年招收硕士、博士生与博士后，接受访问学者，定期开展多个领域的学术讲座、艺术展览与教学实践。它的另一个功能是把密大的中国学学者、密西根州内高校（如密歇根州立大学、东密歇根大学）的学者联合在一起，每年春秋出版二期新闻手册（Newsletter）。它与密大的东亚系、历史系、哲学系、比较文学系、公共关系学院、艺术学院、孔子学院、妇女研究中心、艺术博物馆、亚洲图书馆等机构展开合作，除了专职研究员，也统筹兼职研究员。如林萃青教授（Joseph S.C.Lam）是密大音乐学院终身教授、中国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同时担任孔子学院院长；王政教授在历史系工作，同时也是妇女与性别研究所、中国研究中心的教授。这些华裔汉学家或学者身兼数职，在多个研究领域发挥作用，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学人才的培养。 （三）研究范式开放而多元，研究课题微观而新颖 20世纪50-70年代的老一辈汉学家经历过冷战时期，知识背景多聚焦历史、经济、政治、哲学或语言文学等领域，接受的学术训练主要是杜威的实用主义，偏重区域研究，大多涉及到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如意识形态对抗、国家治理方式、现代化城市、改革开放等），往往从宏观上考察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中出现的变化，如费维恺、孟旦、李侃如等老辈汉学家深受费正清的“西方冲击—中国回应”的研究模式影响，侧重文本或档案资料的纸本研究。20世纪80-90年代后，中国学的研究模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年轻学者有机会来到中国学习或访学交流，亲身体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现实，他们努力摆脱“西方中心主义”“西方文学优越论”的研究框架或单一学科的研究局限，转向了“以中国为中心”的研究模式，试图从社会内部观察中国文化及其现代化的进程。这一点在20世纪50-60年代出生的中年学者以及更年轻学者的身上更为突出，如陆大伟、包华石、博达伟等人侧重中国图像艺术、表演艺术、绘画视觉、中西现代性的关联等议题的讨论，从古代贯穿到当代，微观而具体，跨学科的研究特色更加分明。 青年学者（30-45岁左右）的成长经验与研究取向更加多元化，而且两者高度契合。他们面对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变，有更多机会到中国的大学读书或访问交流，汉语很流利，接触到第一手的图书资料或实地考察。他们思维敏锐，研究方法受到不同学科、多种理论（如东方主义、女性主义、身份研究、文化研究、后殖民主义、图像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等）的影响，研究范式多元，探讨的议题与个人的趣味关联度大，几乎没有禁区。年轻学者探索的问题越来越接地气，深入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运用的方法多种多样，关切性别与阶层问题，新时期的女性运动、社会分层与区域化、社会老龄化、考古新文献、家族与家庭、美食、中医、城市移民与人口流动等，尤其是与研究者的个人研究兴趣密切相关。如年轻一代汉学家魏美玲（Emily Wilcox）是一位舞蹈爱好者，曾在中国的大学留学多年，其新著《革命的身体：中国无碍与社会主义遗产》（Revolutionary Bodies: Chinese Dance and Socialist Legacy, 2018）是学界第一部研究中国近80年（1935-2015）舞蹈史的代表作，涉及到1930年代舞蹈家戴爱莲、建国之初的舞蹈创作、社会主义时期的舞蹈黄金时代、文革期间的红色芭蕾舞剧、后毛时代的舞蹈变革以及20世纪当代舞蹈的社会主义遗产等。魏美玲使用了超过十年的民族志、未经审查的电影胶片、摄影档案、表演节目单等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挑战了苏联式革命芭蕾舞剧是中国社会主义舞蹈的主要遗产的既定观点，呈现了中国现代表演与女性作为革命的身体意义（Emily，2018）。她把女性、舞蹈身体与官方的意识形态宣传、外交关系、特殊审美趣味等关联起来，这种研究方法呈现出档案化、个性化和细节化的研究特色，令人耳目一新。 近二十年来，密大在人文学科领域的中国研究符合当下跨学科的知识生产特点，研究者关注视觉文化、图式文化、女性研究、性别研究、社会阶级等热点，把原始的历史档案、民族志与图像解读结合起来，在文艺与政治、历史与当下、性别与阶层之间探寻中国现代社会的转型与现代性特质，并对汉学（中国学）中的欧洲中心主义或种族主义的研究框架与东方主义心态提出了质疑，有助于我们在全球化的语境中从多重视角透视中国的历史与现代变迁。 （四）华裔学者担当重任，发挥跨文化交流的优势 华裔学者成为密大研究中国文化、传播中国声音的重要力量，他们多数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赴美留学，在海外获得了博士学位，在高校从事教学研究，因此具有了多重的语言与文化身份，善于从中西比较的视角研究中国问题。王政（1952—）于1981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外语系；1985年赴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攻读博士学位，先修美国史后攻中国近代史，专注于中国女权运动史，现为密大妇女与性别研究所（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Women and Gender）、历史系终身教授。王政著有《女性的崛起——当代美国女权运动》（1996）、《越界：跨文化女权实践》（2004）。其英文专著《中国启蒙时期的女性：口述与文本的历史》（Women in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Oral and Textual Histories, 1999）梳理了五四时期女权主义运动的历史，包括《妇女杂志》与一些被遗忘了的巾帼女杰，如：陆礼华、朱素萼、王伊蔚、陈泳声、黄定慧等。2016年，她出版了一本挖掘20世纪50-60年代新中国女权主义运动的书《发现国家中的女性：中国社会主义中的女性主义革命，1949-1964》（Finding Women in the State: A Socialist Feminist Revolution in PRC, 1949-1964，2016）。王政教授行走于中美两地，促成设立复旦—密大社会性别研究所，在国内开设了妇女与性别研究的暑期班。 亚洲语言与文化系的唐小兵（1964—）在198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语系，1991年获得杜克大学文学博士学位，于2008-2019年在密大任教，为Helmut F. Stern现代中国研究讲座教授及比较文学讲座教授，先后担任中国研究中心副总监、亚洲语言文化系副系主任，主要研究领域是20世纪中国文艺运动、文化批评、中国先锋艺术运动、视觉与听觉文化等，他著有《英雄与凡人的时代——解读20世纪》（2001）、《与民国相遇》（2017）、《书架上的近代中国——一个人的阅读史》（2020）等，在当代中国思想史与艺术史研究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其专著《流动的图像：当代中国视觉文化再解读》（2018）以全球化的视野，追溯了多种视觉艺术形式的创作实践和历史语境，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当代中国视觉文化。唐小兵教授基于切身体验和多重文化语境，纠正了美国学者在中国研究中存在的某些偏见。因此，如何挑战西方主流的话语霸权，通过多样的原始材料和叙述视角，讲述变化多样、日新月异的中国故事，这也成为在美华裔学者的一个有意或无意中承担的学术使命。 （五）以表演为特色，重视中国视觉艺术的研究与呈现 密大的中国艺术研究在北美高校独具特色。“L-R中国研究中心”发挥着核心的管理与协调功能，在每一个学期都会筹划中国研究的系列学术讲座、国际会议。被邀请的学者有来自本校或其他美国高校，也有来自中国高校的学者、艺术家、表演者和访问学者。近十余年“L-R中国研究中心”常与孔子学院携手，举办各种文艺活动，推广中国戏曲、民乐演奏、中国绘画与摄影展、中国电影节等。例如：2015年9月3日，著名京剧演员张火丁应邀在纽约林肯表演艺术中心（Lincoln Center for the Performing Arts）表演《白蛇传》《锁麟囊》等京剧，研究中国戏曲的陆大伟（David Rolston）担任译介者，他以幽默的语言为美国观众介绍张火丁的表演艺术，让观众学会欣赏京剧之美，为中国戏曲的海外传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中央美院的艺术家徐冰来密大访问的消息出现在“L-R中国研究中心”2018年秋季的新闻手册上，本期封面使用了徐冰的照片，介绍他是“中国当代最著名的艺术家之一，以艺术的复杂性、政治意识和极深刻的想象力而著称”（Ena, 2018:24）。2018年10月7日徐冰在艺术馆会议厅举行了主题为“徐冰及其创造的源泉”（Xubing and theOrigins of Creation）的演讲，座无虚席。随后在密歇根剧院放映了徐冰2017年导演的电影《蜻蜓之眼》（The Dragonfly Eyes），艺术家与观众对谈，引起轰动。当代艺术家王庆松在“L-R中国研究中心”、东亚系和孔子学院的支持下，于2018年2月在底特律附近的高地公园完成了摄影作品《血衣》（Bloodstained Shirt）。参与这个作品的拍摄人员有七十多人，大多来自密大的师生和底特律附近高地公园（Highland Park）的居民，体现了跨国界、多种族与多元身份的国际性文化背景。2019年2-6月，王庆松拍摄的《血衣》巨幅照片在密大艺术馆展出，参观者络绎不绝（Ena, 2018:36）。 中国台湾地区戏剧导演赖声川于2019年3月26日到密大访问一周，剧院State Theatre放映了其实验剧《暗恋桃花源》，由于排队观看的观众太多，后来不得不加演。赖声川亲临现场，与观众交流。此后，他举办了主题为“创意学（Creativity）”的讲座，密大教授、华裔作曲家盛宗亮（Bright Sheng）与之对谈切磋，现场师生互动。2019年4月13日，密大孔子学院与“L-R中国研究中心”一起合作，邀请了江苏昆剧院在密歇根剧场演出了昆曲《琵琶记·蔡伯喈》，受到师生与观众的热烈欢迎。由此看出，密大的中国艺术研究形式多样，凸显中国戏曲、戏剧、绘画、音乐、电影、摄影、舞蹈等视觉表演和艺术展览，形成了学术研究与表演展示之间彼此互动与促进的良好氛围。 综上所述，一个半世纪以来，密大在中国留学生教育、亚洲图书馆、亚洲语言与文化系、中国研究中心、中国数据研究中心、孔子学院、美术馆和博物馆（东方展馆）等机构的设立、拓展与科研教学，形成了有自身历史传统与研究特色的中国学，在中美文化交流、合作与互惠方面发挥着不可小觑的影响力。正如密大“中国研究中心”的简介中提及的：“对中国问题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以及与中国有关的合作业务是密大主要的战略资源优势之一。在促进学术交流与合作方面，密大高质量的工作以及做出的贡献，在中国和世界其它地区都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就课内和课外旅行的目的地而言，中国已成为密大留学生的首选。密大与中国学术机构蓬勃发展的伙伴关系以及突出的国际声誉，这一切给处于全球化时代的密大教授、学生和整个大学社区，提供了充分发挥自己潜力的舞台。”（Neal，2017:16）不过，在这个发展进程中，并非一路平坦，也遇到了一些问题与挑战，例如，合作十年的孔子学院在2019年被迫关闭，引人瞩目的“中国数据中心”也不得不取消。这也提醒我们，中国学研究在美国高校的境遇离不开两国的沟通，需要双方互有善意的深入理解与沟通协作。 随着中国越来越融入世界，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知彼知己，平等对话。在此过程中，“文化自觉和学术自觉是我们展开域外中国学研究、展开西方汉学史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开放与包容的文化精神是我们对待汉学家的基本文化态度，求真与务实的批判精神是我们审视西方汉学的基本学术立场。”（张西平，2020:5）我们期待海外中国学继续为中外的跨文化交流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注入生机勃勃的活力。（原载《东北亚外语研究》,2022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