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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熹宗天启年间，宦官魏忠贤干预朝政，权倾朝野，可谓炙手可热。大多数臣僚敢怒而不敢言，有些甚至阿谀逢迎、投靠了阉党。 当时刘宗周任仪制主事，他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凛然上疏参劾：“魏忠贤诱惑皇上，嬉戏游乐，荒废朝政；不顾宫廷法度，让皇上的乳母在宫中出入自由；进谗言一次就驱逐、处罚了三位谏臣。长此以往，魏忠贤势必指鹿为马，掌握生杀予夺之权，控制国家大命。而如今正值多事之秋，狼烟遍布，战事吃紧，怎么能够把权柄交给宦官？”魏忠贤见到奏疏后大怒，对刘宗周要廷杖六十，多亏叶向高相救获免了廷杖，只扣了半年的俸禄。 刘宗周并没有被魏忠贤的淫威所吓倒，时隔不久，他作了两篇奏疏，一辨忠邪之界，一参魏忠贤误国之罪。二疏送到通政司，司中人目瞪口呆，说：“这是什么时候啊，竟敢进这样的奏疏？马上就大祸临头了！”果然熹宗大怒，降旨将刘宗周革职。 天启五年（1625年）七月，杨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等“六君子”先后被魏忠贤掠杀于镇抚司狱中。这六人之中，有好几位都是刘宗周的密友。刘宗周知道他们的死讯，不辞阉党陷害的危险，以悲愤的心情写了一篇《吊六君子赋》，纪念他们。刘宗周一生多次犯颜直谏，多次被罢官，充分表现了他心怀国家、刚直不阿的可贵节操。 刘宗周不仅对阉党从不妥协，而且对当时的党争有着更深刻的认识。即便对东林党人的做法，他也不完全认同。刘宗周认为，国事衰败到现在这个样子，不能只怪所谓“奸党”，更要对“正人”的行为作深刻的反思。对于国破家贫，自称清流的党人也应当承担责任。他认为朝野应放弃党争，消除门户之见，共同效力朝廷。刘宗周曾上疏指出：东林党人中的高攀龙、刘永澄等都是坦荡君子。“诸臣摘流品可也，争意见不可；攻东林可也，党昆、宣不可。”就是说品评人物可以，但不可党同伐异；攻击东林党人可以，借机结党营私不可。“攻东林可也”使东林党哗然，对刘宗周口诛笔伐。对党争的观点，不仅反映了刘宗周刚直不阿的高贵品德，也反映了他深邃的洞擦力和忧患意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