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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星先生是著名的儒学专家，半生致力于弘扬儒学，笔者就求学、研究、学术追求等方面对其进行了访谈，韩先生热情洋溢，知无不言。笔者现将整理的访谈稿呈现给读者，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示。 杨阿敏：读书是人文学科治学的基础工作，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可否请您谈谈自己的阅读经历与读书方法？ 韩星：我从小就爱看书。可惜出生在父母大字不识的农民家庭，家里没什么书，没有家学，又成长在20世纪70年代“文化荒漠”的时代，除了《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其他书也很难见到。在青少年读书学习的美好年华，大部分时间不是在学校上课，而是参加各种生产劳动，更没有图书馆可以看书。我哥上过中学，学过赤脚医生知识，我就把他的书找来看；舅舅是中学老师，我经常找舅舅借书。放暑假上山挖药晒干，到县城里卖掉，就跑到新华书店买书。但是往往钱太少，买不起，或者舍不得，还要考虑把钱攒着开学交学费，买课本和文具，所以就在书店的柜台前徘徊、留恋半天。当时新华书店不像现在这样是开放的，可以进去翻看。只能隔着柜台，看上里面书柜里的书，得让售货员拿下来给我。我经常是看了半天，一看定价，太贵，买不起，又还给售货员。这样反复次数多了，售货员就很不高兴，爱搭不理的。 后来上了大学，学校图书馆的书当然很多了，西安又是文化古都，书店也很多。但是图书馆阅览室的书带不出来，借书证允许借的书少，还有的想看的书没有，所以大学阶段开始自己买书了。当时还是没钱，家里没钱，父母能供我吃穿就很艰难了。好在那时还有助学金，我拿的是甲等，22.5元。每月除了发饭票15元，剩下的零花钱大都买了书。 从大学开始，周末经常与同学去西安南院门的古旧书店。这古旧书店算是西安的老字号，有百年以上历史，当时是西安市唯一能够收购、销售古旧书的书店。有时运气好就可以淘到既便宜又喜欢的书。还有就是到柏树林等地逛旧书摊，也能找到好书，还可以与老板砍价。为了弥补学校藏书的不足，我还在陕西省图书馆办了借书证和阅览证，也常去西大街的省图看书、借书。 至于读书方法，最初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像书香门第家有藏书，有家学，早期我是有啥书看啥书，比较杂，但总体上还是人文类书。上大学，特别是读研究生以后，逐渐有所克制，尽量往专业上靠近，不敢乱看书，以免浪费时间，分散精力。从事学术研究以后，才慢慢形成了一些方法，比如经典类要细读、慢读、经常读，并且与身心性命、日常生活尽可能联系起来；文学类可以粗读、快读、消遣读；诸子百家道佛，西方哲学、历史、宗教可以作为辅助，适当选读、泛读、浏览；如果是为了写论文、完成科研项目，当然得按照选题尽可能广泛阅读前期研究成果。大致就是这样。 杨阿敏：近年来，您先后赴德国、意大利、比利时、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韩国等国家及我国台湾、香港、澳门等地区进行学术交流，请谈谈您对海外及台港澳学界的印象？ 韩星：我接触的欧洲学界主要是汉学界，即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的研究。西方汉学界研究佛教、道家道教、中国历史比较多，最近十多年研究儒学也多起来了。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韩国等属于儒家文化圈，其中韩国与中国文化交流最早，持续不断，特别是儒学方面（主要是宋明理学，所谓性理之学），儒家文化沉淀深厚，相互接近。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情况有点复杂，他们的主流文化是伊斯兰文化，与我们交流的主要是海外华人，他们有很深的中华文化情结。尽管国籍是他国，处在少数族群的地位，甚至在某些历史阶段遭遇排华暴乱，但他们顽强地坚守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儒学，成为他们的精神信仰和文化认同。港澳台与我们同文同种，尽管各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但文化方面共同点很多。中国内地（大陆）受惠于港台新儒家很多，他们反哺内地（大陆），促进了内地（大陆）的儒学和传统文化复兴。1985年，第三代新儒家的重要传人、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来北京大学讲学访问达半年之久，并应邀到内地（大陆）各地各种学术会议和讲习班作报告，接受记者访问发表谈话，在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随着“现代新儒家思潮研究”的课题被国家教委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科研项目，海外新儒家代表人物及其思想被大量引入，成为学界研究热潮，也为后来内地（大陆）新儒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儒学复兴思潮随之也在内地（大陆）逐渐演变成一股引人注意的社会思潮。  杜维明先生 杨阿敏：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量海外汉学的著作翻译出版。儒学研究领域也出现了一批极具影响力的汉学家，其著作广受追捧。为何海外汉学如此热门？您是如何看待海外汉学研究的？ 韩星：前面提到海外汉学，我觉得我们学习汉学家主要是学他们研究学问的方法。由于文化背景、知识结构和学术训练不同，他们看问题的视角、研究方法、客观科学的态度都值得我们学习。当然，也要看到，由于语言的隔阂，他们对中国古代经典的理解有的不够准确、不够深入，也有文化背景差异造成的误解和曲解。所以，不用迷信盲从汉学家，应该与他们多进行对话交流。 杨阿敏：对于有志进入思想史研究领域的年轻学人，您认为应该具备哪些方面的素质与条件？ 韩星：中国思想史在当今中国学界的地位比较尴尬，使得它的发展受到制约。一方面，中国思想史在中国的兴起得益于哲学的体系模式和哲学家的努力，现在由于有西方哲学的强大后盾，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基本上成熟了，形成了自己独立的学科领域和研究范式；另一方面，中国思想史目前在学科划分上属于历史学科，而历史学科虽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近代以来却受到西方的影响，出现了许多问题。但现在非常明显地回归乾嘉汉学，再加上古文字学、古代文献学、田野考古学的支撑，也形成了自己成熟的研究方法、学科体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思想史就越来越处在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历史的夹缝中艰难生长，作为一种综合性很强的学科，与其他学科缺乏清晰的边界和相对独立的学科地位，所以发展得很不充分。中国思想史研究目前最重要的是明确自己的研究对象和领域，集中力量，进行学科规划和规范，完善学科发展体系。 对于有志进入思想史研究领域的年轻学人，应该具备的素质与条件，我想大概有这几点： 第一，明确思想史的地位，在夹缝中拓展生存空间。既要学习中国通史、中国文化史、中国思想史，也要学习中国哲学史、中国伦理学史、中国宗教史等，知识面要宽。 第二，要有一定的逻辑思辨能力，能够把思想观点辨析清楚，把思想发展脉络梳理清楚。这方面要向做哲学的人学习，得到一定的哲学训练。 第三，要关注社会政治思潮，除了研究思想家本人及其思想，还需要把握当时的时代和社会、政治背景，努力把思想史与社会史结合起来，把思想史发展放在社会结构变动的过程中来审视，不能空谈思想观念。这是研究中国思想史最有成就的侯外庐学派总结出的基本方法。 第四，以儒家经典为主，旁及诸子百家道佛，把握中国思想文化的基本结构和发展演变。 第五，选自己感兴趣的时代、学者、流派，有问题意识，尽可能用综合性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提出自己的观点。 杨阿敏：如何认识当代书院兴起的动因和条件？当代书院形式多样，模式不一，那些以传统文化教学和传播为主的当代书院有什么样的共性和特点？当代书院发展又有什么样的特征和趋势？当代书院本身及其宗旨目标与现代社会存在哪些张力？最根本的问题和挑战是什么？当代官办书院和民办书院主要有何异同？如何理解这两者之间的联系、互动和张力？ 韩星：儒学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与自己身心性命和社会政治密不可分，是要落实在生命成长、生活实践中的。书院就是古代大儒安身立命，教化一方，传承道统、学统的重要基地。 当代书院兴起的动因是人们认为当今教育和科研机构有不尽人意之处，在中国文化复兴、儒学复兴的大环境下，人们自然想起了我们有几千年传统的书院。书院自产生到兴盛，主体上就是儒家经师和大儒主持的民间私学，当然明清以后也有官办或官助民办的书院。历史上韩国、日本、越南受中国儒学影响，也把儒家书院精神学去了。2019年7月，韩国朝鲜王朝时代9处主导推广性理学的教育设施以“韩国新儒家书院”之名入选世界文化遗产。他们明确打出“儒家书院”的牌子，也迫使我们对书院正本清源，明确书院的正态是儒家书院，其他书院乃书院的异态。办书院的条件，首先得有大儒主持，有儒者为师资；其次，书院要有书，书院最初就是藏书、校书之所；再次，书院应当是一个能够自由探讨学问的研究机构；最后，要有基本的物质条件，比如经费支持、教学场所、食宿保障等。 当代各地叫书院的各类机构越来越多，形式多样，模式不一。有的以青少年为对象，属于公益机构；有的以社区为对象，开展文化活动；也有的以企业家为对象，以商业模式运营。其中，以传统文化教学和传播为主的书院的共性就是以蒙学、儒家经典教育为主，试图传承历史上儒家书院的教育精神和教学模式，在诵读经典的同时注重培养学生的礼仪礼貌，培养他们的道德人格，这体现出传统教育立德树人的本质特征。 最近几年由于国家政策的调整，很多招收中小学生、以教学传播为主的书院被认为违反了《义务教育法》而纷纷关闭。而各地针对社会层面，以成人传统文化教育为主的书院则受国家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推动，重建、新建的很多。很多大学也建了书院，主要是对大学生进行传统文化人文素质教育和通识教育。真正的儒家书院还是凤毛麟角，生存艰难，门庭冷落。 当代书院本身及其宗旨目标本来与现代社会没有多大张力，如曾被誉为“亚洲四小龙”的中国台湾地区、韩国、中国香港地区、新加坡，在现代化的同时较好地保留了传统文化，传统书院也得到很好的保护，有的还在发挥现代教育教化功能。还有东南亚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华人办的书院，主要是教授华文和传统经典，维持华人在异国他乡的文化认同。现在中国内地（大陆）书院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不少，如书院作为私学的合法化、哪个主管部门管理，以及生存空间被压缩的问题；还有办学方面的问题和挑战，如师资缺乏、经费不足、生源很少、教学不正规等。  岳麓书院 当代公办书院主要是大学办的通识教育和研究类书院，还有地方政府投资的书院，主要是传播传统文化，成为地方文化发展的名片和文化旅游的景点。大学的书院资金充足，师资雄厚，主要任务是教学和科研，是现代大学的附属机构。民办书院大多缺乏一定经济实力，虽然爱好传统文化，但主要靠学生学费勉为其难地生存着，这几年倒闭的很多；也有企业家投资的，经济情况好一些，但商业味浓厚，这几年也有许多关闭了。 公办和民办书院之间基本情况是公进民退。有的招生不错、规模较大的民办书院干脆被合并到公立中小学中去了；有的通过努力取得了私立学校的办学资质，可以在完成公办教育要求的情况下保持传统特色，继续存在和发展。从古今中外教育的基本发展规律来看，公办和民办应该是并行不悖，相辅相成，良性竞争，而我们现在的民办这块儿相对薄弱得多，空间越来越小，难以形成互动，也谈不上张力。 杨阿敏：您曾提到要从道统的高度、从学统的深度、从教统的广度来传承传统书院的基本精神，发挥书院的社会功能。能否详细阐释一下当代书院应该发挥怎样的社会功能？其功能是否能与现代社会互补交融？在实践层面又何以可能？另外在个体层面，书院又能扮演什么角色，发挥何种功能？ 韩星：在中国古代，书院山长是大儒，他们心怀天下，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担当精神，书院具有传承儒家道统、学统、教统等功能。今天的儒家书院也要从道统的高度、从学统的深度、从教统的广度来传承传统书院的基本精神，发挥书院的社会功能。 传统儒家书院不是为了传授知识，不是为了科举考试，主要功能是传道、弘道、讲道、明道、修道，即传承儒家的道统。道统的传承绵绵不绝，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中国传统书院。而书院之所以能够担当传承道统的功能，主要是因为办书院的大儒有自觉的道统意识。当今儒家书院也要首先具备传承或重建儒家道统的意识。道统是儒家乃至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儒家的道统，即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以来的儒家最高价值和基本理念、理想的传承体系，也是现代书院要传承的一种文化精神。 书院担当道统的传承或重建，又需要儒者来学以载道，为往圣继绝学。儒家的“学”非今天一般的文化知识之学，而是包含了非常广泛深刻的含义，即从一般文化知识到做人处事的道理。儒家之学就是经学，是由孔子开创的。历代儒者所追求的理想之“学”是“为己之学”，是修身为本之学，是做人做事之学。通过完善自我，成就理想人格，达到理想的人生境界，正是儒家的基本价值取向。学统是支持道统的，又需道统的维系，所以“为往圣继绝学”既是继承儒家之学的学统，更是在学统基础上继承儒家之道的道统。这样的任务不可能由现代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来完成，我想需要儒家书院来完成。 书院还有传承儒家“教统”的功能，即古圣以道化人、化世的“教化、教育之传统”。孔子以六经为教材，以六艺为课程，创办私学，有教无类，通过宣讲、表彰、学校教育以及各种祭祀仪式等方式，向人们灌输儒家价值观念，使其自觉进行道德修养，遵守社会秩序。儒家“教统”主要是通过书院讲学，进行社会教化来实现的。 书院还有尊师重道、重建师道的责任。韩愈《师说》明确指出：“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仅11个字，就把教师的职责作了全面准确的概括。尊师重道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师即道，道即师，以道为师，以师为道。书院没有权势、名利之争，有道之师和向道之生，共同为复兴儒学和传承中华文化而努力。  韩愈画像 以上四个方面的社会功能是传统书院具有的，也是当今书院应有的。书院这些功能的恢复是急需和紧迫的，既可以与现代社会互补交融，也是儒学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但在实践落实层面，需要大儒和儒者，以儒家的学识修养、道德人格和担当精神投身到现代书院的建设中来，使重建书院成为自己的志业，才有可能恢复这些功能。 杨阿敏：《儒教的现代传承与复兴》一书中涉及越南、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家的儒学与儒教发展状况，海外的经验可以给我们提供什么启示？您为什么选择研究这个课题？ 韩星：我研究儒教问题有十多年了，这本书对近代孔教的梳理不仅仅局限于人们熟知的康有为、陈焕章倡导的孔教活动及其思想，更扩展到了反对孔教的新文化运动派、文化保守主义者辜鸿铭、学衡派，以及民间儒教段正元与道德学社，其中近一半篇幅是在谈中国内地（大陆）孔教运动衰败以后影响到香港地区、东南亚国家华人圈的儒学与儒教发展状况。海外孔教以儒家人道为本质，弘扬和护卫中华文化，成为海外赤子维系中华民族精神于不堕的象征，以及他们心灵的寄托、感情的归宿。海外孔教实际上是以孔子的伟大人格和思想为依归，本质上是人文道德的，是以宗教的形式传承和发挥孔子儒学的基本精神，保存和弘扬中华文化，它与历史上的儒教文化有一定的联系，与儒学有更直接的承续关系。他们把儒学变成一种“宗教”，在很大意义上是在活动方式上、在组织形式上进行宗教化，而不是把它神学化，不是在理论上、思想上把孔子神化，把孔子的学说变成神学，进行顶礼膜拜，搞成迷信——这一点很重要。这说明海外孔教是传统儒学的民间化、现代化，在思想上仍然保持了传统儒学人文主义的基本品质，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 但是，孔教毕竟只是儒学现代转化过程中的一脉，并不是中国文化复兴的基本方向，也不是中国文化未来发展的主导方向，但我并不否认在以儒学为主的多元文化融会过程中，在一定时间、一定地域内有民间儒教的存在与发展。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方向不能走宗教的道路，应该以儒学传统作为基础性的资源，以儒为主，兼容诸教，整合多元文化，构建未来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体系。选择这个课题是接续了李申的《中国儒教史》，对传统儒教“灭亡”后百年来以孔教的形式发展演变的历史进行梳理，勾勒出儒教现代传承与复兴的历程，以填补此领域的空白。 杨阿敏：您认为近代以来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走上“以西释中”的西化误区，然而海外新儒家走的大多是“以西释中”的道路，不懂西哲甚至都无法读懂某些新儒家的论著，您如何评价新儒家？在中国传统经典诠释上，我们应该如何走出这一误区？ 韩星：近代以来，在中国文化丧失主体性、中国学术传统被割断的同时，我们自觉不自觉地被西化思潮主宰，引进移植西方学术分类和研究范式，这一点在中国哲学史研究方面特别明显。20世纪初，留洋的中国学者以胡适和冯友兰为代表，引进西方哲学研究范式，按照西方哲学的概念系统梳理中国的文献典籍，形成了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此后，中国哲学史研究就走上了“以西释中”的西化误区。海外现代新儒家出于对“五四”反孔教、反儒学运动的反拨，而以捍卫中华民族生命之脉、以儒家圣贤自任，企图实现儒学的现代化转换。  冯友兰像 但令人遗憾的是，至今为止，他们并没有完成儒学的现代转换这个任务，其局限性在于：第一，他们大多走的是“以西释中”、援西入儒的道路，不懂西哲甚至都无法读懂某些新儒家的论著，这样就限制了他们思想的传承和传播；第二，他们主要由心性之学阐扬儒学，是接着宋明理学讲的，无论是“新程朱”还是“新陆王”，都是宋明理学在现代的复兴和重建，不能够完全反映儒学的丰富内涵和满足中国社会全面发展的需要；第三，他们大都是学者和教授，主要工作在学院和研究机构，主要影响也局限在知识阶层，没有能够对社会现实产生直接的作用；第四，他们主要是人文知识分子，缺少商儒、政儒、科儒等各行各业的人才，对于社会政治和经济缺乏经验和实践，也缺少影响社会实际生活的有力手段，与民间团体、宗教组织、社区活动也缺乏广泛的沟通。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书影 所以我认为应在确立中国文化主体地位的前提下，立足于中国传统，以经学作为中国哲学建构的主体，在经学的基础上深化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以子学、玄学、道学、佛学作为多元辅助，借鉴西方哲学的话语体系来诠释和表述中国传统思想，使中国哲学史具有西方哲学的外貌而其实质却仍是中国传统思想本身，以实现经学模式向哲学模式的非断裂性转换，推动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