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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合多民族文化为一体的中华文化，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内在支撑。尽管中华文化不能仅用儒家文化所涵盖，但儒家文化却占据了核心地位。在儒家文化漫长的传承发展过程中，南宋偏安，疆域狭小，却把儒家文化推向一个新的顶峰，使中华文化的火种继承并播撒开来，而这一伟大历史贡献与其以“道统”建构“正统”的文化实践密不可分。 中国历代传统王朝把文化之统的“道统”与帝王之位的“治统”并行尊奉为治国圭臬，“天下所极重而不可窃者二：天子之位也，是谓治统；圣人之教也，是谓道统”。宋代道学之盛远超往代，元朝纂修《宋史》之时在历代官方正史中独设《道学传》，是为着重肯定宋儒“以衍孔孟之真传”的道统传承，其中尤以表彰南宋朱熹使孔孟“道统”“焕然而大明”的历史性贡献。 以朱熹为代表的南宋士大夫针对中国历史上的“道统”建构出一套新的传承谱序，把宋朝的“道统”直接追溯至先秦孔孟，突出宋朝在所有朝代中对文化传承扮演的重要角色。然而，鲜有人注意到，南宋孜孜追求“道统”的背后，却是表达出浓厚的现实关怀与强烈的政治诉求，那就是用儒学的至理至明来抵挡少数民族疆域“大一统”的进攻，掩饰南宋王朝被迫割据、地域狭小的困苦，避免沦为“下国”的尴尬，通过实现以“道”建“统”，为偏安的南宋王朝寻找立国“正统”合法性的依据，这也成为南宋立国的求生方略。 （一） 历代相承，重在“正统”，所谓“正统”，其核心内涵是继前统，受新命，也就是易代之时新王朝对旧王朝的合法性继承问题。在中国传统王朝中，“正统”事关政权合法性的统治根基。因此，何以立国？成为王朝统治者及其精英念兹在兹的难题。新王朝建立后，首先会考虑充分利用各种资源为新生政权的“正统”资格立论。宋以前的历代王朝，基本形成了时间上的“五德终始”、空间上的“疆域统一”、民族上的“华夷之辨”这三种“正统”评价体系。 北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唐末藩镇、五代十国长期战乱的格局，更是不遗余力地追求对少数民族政权的统一，因此，“大一统”观被倾注到“正统”中，成为主流话语体系。宋儒欧阳修开创了“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这一衡量“正统”的新标准，前者是指占据“中国”“中原”的空间之正，后者则强调拥有疆域统一之广。士大夫甚至特意抬高“大一统”对“正统”的重要价值，把“大一统”等同于“正统”，只要实现疆域“大一统”，就可成为“正统”，司马光发出了宋儒这一强烈的心声：“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饱含君臣之间对疆域统一大业的踌躇满志，这也在客观上完成了“大一统”和“正统”观念的合一。 然而，令宋儒士大夫极为尴尬的是，北宋不但未能统一少数民族，反而京城沦陷，被金朝灭亡。偏安的南宋，地域又远逊于金蒙，彻底失去了“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的话语掌握权。北宋建构起的那一套“正统”话语体系让南宋陷入窘境，儒家士大夫也深知，复国尚且无望，统一天下更是无从谈起，因此，也就失去了用“大一统”诠释“正统”的资格。如何建构迥异于北宋儒家的“正统”体系成为士大夫殚精竭虑思考之事。 （二） 在宋朝“武力”疲敝的形势下，士大夫也羞于谈“疆域”，更是清楚意识到，偏安政权的优势仅剩下文化。只有建构新的话语体系才是宋人唯一选择。朱熹不惜耗费精力重新整理中国历史上的“道统”谱系，显然是在思考如何突出南宋在文化话语权中的独特价值和重要地位，用来消弭少数民族的疆域压迫。 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道统”是指圣人之教，与帝王的“治统”始终相伴随。钱钟书指出，“道统”存在于思想层面上，钱穆说，“道统”是“一整个文化大传统”。三代以上，治道合一，君王同时兼有“治统”和“道统”双重身份。春秋时期，天子权威衰弱，孔孟士大夫群体逐渐握有教化之权，这在无形中分割了天子本应具有的“道统”资格，“道统”也从“治统”中分离出来，成为士大夫群体独自拥有的文化话语权。 唐代韩愈最先提出“道统”一词，并揭示其基本内涵是为“先王之道”。他主张通过建构儒家之“道统”，既对抗佛家与道家之“道统”，又自觉传承中国文化。宋初，儒学复兴运动中的士人对于“道统”的认知，则是更多强调通过施政纲领和制度确立起来的秩序之道。此后，大儒程颢、程颐标榜自己是孔孟“道统”的直接正宗传人，“孟子没而圣学不传，以兴起斯文为己任”。并把“道统”转化为“内圣之道”，也就是人们的内心秩序，从而完成了其内涵由外向内的历史性转变。 南宋偏安后，朱熹更是把“道统”的传承权置于突出地位，“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道统”内涵由此也演变成为道学传承谱序。而且这种“道统”传承的方式极为特殊，不需要通过亲自传授，完全可以通过文本的书写就能实现，“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语文字之间”。这就为宋儒能够跨越千年时空直接对接孔孟找到了合理性逻辑。 在朱熹建立起的“道统”谱序中，“道统”的传承只有三个阶段：上古先贤圣人、孔孟之学以及本朝程朱理学。这就使宋朝有了对“道统”传承的独占权。为此，他重新“历序群圣之统”，是为：尧、舜、禹、汤、文、武、孔子、颜曾、子思、孟子、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把宋朝作为孔孟思想的文脉，突出宋朝“道统”建构的特殊贡献，“天运循环，无往不复。宋德隆盛，治教休明，于是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传”。二程之后，朱熹把自己默认为“道统”的继承人，“天理民彝，不可泯灭，百世之下，必将有神会而心得之者耳”。以达到用文化来否定疆域的目的，这也是为何他敢于罔顾历史事实，把汉唐排斥在“道统”之外的原因，从“道统”上完全否定了汉唐“大一统”的历史存在。 （三） 朱熹对“道统”的建构是从中华文明传承角度证明南宋握有文化话语权和继承权，确立起“我是中国”的身份认同。在这种文化“正统”理念中，政权与所居位置无关，更是不计疆域大小，“道统”之所在，即为“正统”之所在，从而建构起“正统”的标准。 凭“道统”既可为“正统”，也可谓给宋朝找到了理直气壮的存在价值，那就是肩负着“天命”所赋予的“道统”建构光荣使命。这也调动起汉族士大夫对于维护宋室忠诚的积极性，王朝“正统”资格在文不在武，他们不约而同地共同致力于继承并发扬“道统”，以“道统”作为判断“正统”的唯一标准。以“道统”建构“正统”的文化护国论调，极为符合统治者的需要，这也是为何后世王朝把朱熹理学确立为“官学”和“国学”的重要原因。 总之，朱熹重构“道统”谱序话语的努力所蕴含的政治韵味极为浓厚，在北宋诸儒倡导的以“大一统”来实现“正统”理念破产后，朱熹把南宋王朝“正统”合法性的建构着重泼墨于文化，以建构起来的独特“道统”发展演变脉络，把文化立国的优越性发挥到极致，当然，这也是时局所迫下的无奈之举。以“道”建“统”也成为南宋“正统”建构迥异于以往历代的独特方式。这个方式的目的仅是为了生存，在本质上并没有那么堂皇，但客观上却实现了儒家文化的留存、传承与发展。然而，后世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虽然打破了这个壁垒，却仍然传承并构筑起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文化“道统”，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的“大一统”中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