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折人生久求索，多元和合归儒学——韩星先生访谈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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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星先生是著名的儒学专家，半生致力于弘扬儒学，笔者就求学、研究、学术追求等方面对其进行了访谈，韩先生热情洋溢，知无不言。笔者现将整理的访谈稿呈现给读者，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示。 杨阿敏：当时您是如何复习准备高考的？为什么选择报考西北大学中文系？您在大学期间是如何度过的？有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人和事？当时的大学是一种什么状态？ 韩星：我们比较幸运，恢复了高考制度，可以参加高考，改变命运了。我开始学的理科，头一次参加高考差了几分，第二年就改学文科了。因为我从小学就对语文课特别感兴趣，语文课学得好，还长期担任课代表，作文经常作为范文被语文老师在班上诵读。 当时准备高考也没什么复习资料，主要就是吃透课本，老师讲解以后自己回家好好复习、理解、做作业。为了写好作文，还要找些其他书来扩展阅读，但在当时的农村找不到什么书刊，看谁家有了，就借回来，抄下来，再还回去。作文的灵感主要从生活中寻找。当时我们读书学习的时间少，劳动多，除了帮家里干家务活，还经常参加生产队里的农活，农忙时给在地里干活的社员送水送饭，吃饭时照看庄稼，平时是给生产队饲养室割草、喂牛。假期还到山里挖药材给自己赚学费，买文具。这些生活劳动经历都是写作文的素材。 我报考中文系主要是想当作家、做诗人。因为改革开放之初，文学一度很热火，农村娃也不懂得数理化，作文写得好，对文学感兴趣，就想上中文系。其实那一年我分数都够上北大了，当时猜分数比较保守，没敢报北大，加上到外地上学花费太大，光路费对家里来说就是一大笔钱，我家离西安还不到50公里，所以第一志愿就报了西北大学中文系。第二、三志愿还报了四川大学、山东大学，都是中文系。 到了大学，正逢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当时也有“文化热”，但还不是后来的传统文化热，而是批判反思传统文化，学习吸收西方文化。在文学方面当时流行“朦胧诗”，我们除了学习学校安排的课程，大都热衷于诵读和模仿舒婷、北岛、顾城、梁小斌、江河等诗人的作品，“诗酒趁年华”，经常在草坪上朗诵，周日还跑到郊外野地里边喝酒抽烟边朗诵。还会讨论时政问题，时常发出“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等豪言壮语。当时上课比较自由，学生来去也自由，老师一般不点名，学生喜欢听就听，不喜欢听就在底下自己看书，或者干脆去图书馆看书。当时课堂上稀稀拉拉，而图书馆总是人满为患，找不到座位，特别是晚上，匆匆忙忙吃完晚饭就得跑到图书馆占座位。当然，如果有什么流行的书，大家会互相介绍，轮流着看，看完再一起讨论、争论。有时争论激烈，几乎打起来。 在课程上，我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感兴趣，对中国古代文学兴趣不大，古代文学我挂科补考过。当时封闭了几十年，这一开放，西方各种学术思想进入中国，我们也花大量时间阅读西方文学、哲学著作。我本人还喜欢哲学，还经常到哲学系旁听西方哲学课。总之，当时的大学思想自由、个性解放，学校领导开明，老师热情洋溢，学生也都朝气蓬勃、积极向上，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杨阿敏：毕业工作之后，您为什么又选择重返校园读书，且选择了现当代文学？导师是如何指导您读书治学的？硕士学位论文为什么选择“胡适与吴宓的比较研究”这个题目？ 韩星：其实我一直没有离开过学校。开始到一所中专学校当语文老师，因为不满足于做个语文老师了却一生，课余时间就写诗歌、散文，同时大量读书，不仅仅是文学，开始读中国历史、诸子百家，因工作需要也写教育教学研究论文，后来有机会就重返母校选择了现当代文学，选择的原因还是因为现当代文学与文学创作比较接近。后来作家梦基本破灭，明白了要当作家、做诗人，不能上中文系。中文系学了很多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文学创作方法、文学理论，结果成了条条框框，或者眼高手低，反而写不出自然清纯的作品了。那怎么办？就读研究生，做文学研究吧，于是就考上了西北大学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 当时老师指导主要让我们多读书，读好书。研究现当代文学当然需要阅读大量现当代的各类文学作品，当时通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科书，将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尊为大师级的现代作家，统称为“鲁、郭、茅、巴、老、曹”。20世纪80年代，有人又在这六位后面补加“艾、丁、赵”，即艾青、丁玲、赵树理，拟定他们为中国现代文学大家的前九位。这些大家的作品是必读的。还有就是根据各自的兴趣选读某些作品，我当时喜欢徐志摩、林徽因、戴望舒等人的诗，还有现代诗流派——九叶派的诗歌，他们于20世纪40年代末创办《中国新诗》，在新诗写作中追求现实与艺术、感性与理性之间的平衡美。其中曹辛之、辛笛、陈敬容、郑敏、唐祈、唐湜、杜运燮、穆旦和袁可嘉九人于1981年出版了《九叶集》，因此而得名。散文方面喜欢丰子恺、冰心、何其芳、沈从文等人。 我硕士学位论文选择“胡适与吴宓的比较研究”这个题目，与当时的社会变化、个人兴趣爱好、思想转向有关。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历史和思想文化发生了重大转折。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与转折，中华文化重新被国人认同，形成了传统文化热、国学热。在现代文学方面，胡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位大将，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创人之一，又是现代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在当时的现代文学教材中，对胡适是正面肯定和大力赞扬的；而吴宓和“学衡派”是被当成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派，因鲁迅《估“学衡”》的杂文，被当成文化保守主义代表人物，被贬低和批判。1979年，吴宓被平反，全国许多报刊相继发表纪念和评价文章，20世纪90年代，学界逐渐兴起了对吴宓和“学衡派”重新评价和深入研究的学术小高潮。我个人的兴趣爱好在这时转向传统文化和儒学，思想上由自由主义转向文化保守主义。当然，这种转向不是弃旧图新，而是试图把二者结合起来。用当时流行的说法是政治上认同自由主义，文化上认同保守主义，而胡适和吴宓正好是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两位代表人物。我的论文本来是研究文学的，实际上写出来，却成为研究文学—思想文化的一篇论文。从此以后，我的致思方向转到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和儒学，这也就是后来博士读先秦思想文化的起因。 杨阿敏：后来您又回到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读博士，专业方向是先秦思想文化。从现代一下子跳到先秦，直接探研孔孟之道。三年博士研究生的学习，您是如何度过的？刘宝才先生是如何指导您的？请谈谈您写作博士学位论文的经历，对于写作学位论文的青年学子，您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吗？ 韩星：当时从现代跳到先秦，直接原因就是从吴宓身上和他的学术思想中看到他对孔孟之道的传承和坚守，特别是对道德人格的阐扬。从文学跳到历史，属于专门史里的中国思想史，虽然划归历史学科，但研究内容接近中国哲学史，这种转向与我本科起对哲学的爱好、硕士从文学拓展到思想文化研究有关。 进入博士阶段，我的导师刘宝才先生一开始还有点疑虑我能不能做思想史研究。我当时就想得暂时放下文学那一套思维方法和研究方式，适应历史学的思维方法和研究方式，就大量阅读史书，特别是先秦历史文化和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的著述、论文。期末的课程有一门作业，我写了篇《石鼓文与早期秦文化》，拿给刘宝才老师指正。刘老师看后很高兴，认为我可以做思想史研究。该文后来与导师联合署名，收录于《追寻中华古代文明的踪迹——李学勤先生学术活动五十年纪念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博士学位论文是我当时在大量阅读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与导师多次讨论选定“先秦儒法源流述论”这个题目。为什么选这个题目？主要起因是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的历史的独特感受。众所周知，“文革”后期在中国大陆曾发生过一场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运动，在中国思想史上人为地划出了一个所谓从先秦贯穿至今的儒法斗争的主线。当时在农村饱受物质和精神双重饥饿的我因此得以对儒家、法家有所了解，印象比较深刻。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思想界曾对批林批孔、儒法斗争运动进行过清算和反思，然而很快就不再有人对此感兴趣了。所以我想站在新世纪的制高点，反思近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在中西古今冲突中探索道路的历程，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激烈反传统主义及其后果。从学术思想史角度看，在春秋战国那个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儒法两家到底是怎样的面貌？有怎样的关系？他们哪些思想观念对当时和其后中国思想领域与实际政治产生了深刻影响，发挥了巨大作用？……正是这许多问号促使我把这个问题又拣了回来，进行冷静、客观、深入的再探讨。在前人的基础上，从政治思想、社会政治制度演变、分化及整合的史实来进一步研究先秦儒法思想源流问题，试图对先秦儒法两家思想学说的发展线索进行尽可能全面的考察和梳理，在考察儒法思想渊源、流变、整合的过程中，主要抓住先秦儒法两家思想体系构成的若干重要概念、范畴的产生、发展线索并揭示其对应、对立关系等，来宏观地、纲目式地把握儒法源流以及秦汉政治文化，进而整合这一学术思想问题。我用大概半年多的时间做出开题报告，然后开题，吸收思想所其他老师的意见，再反复修改提纲，然后按照提纲购买、借阅、复印相关前期研究资料，尽可能全面，然后仔细阅读，重要的内容做笔记、抄写卡片。 为了少花费抄写时间，我在每一本书刊里加一张白纸，把阅读的相关内容以关键词和要点的方式记录在白纸上，后面标明阿拉伯数字页码。这样，以后查阅就不用翻遍全书，而是先看白纸，再按照索引页码，就能很快、很轻松地找到相关内容。准备近一年时间，才进入写作。因为家里有老人、孩子，写作时为了集中精力，让我夫人在她们单位借了一个单身宿舍，与我家在一个院子里，我一个人住在这个单间，所有的参考书和资料都搬来，摊桌子上，买了几沓稿纸。当时家里还没有电脑，也不太会用电脑写。白天除了回家吃饭，全部时间都在这个房间里。这样夜以继日，一个月就完成了初稿。后面就相对轻松了，交给导师审阅，不断修改完善。 对于写作学位论文的青年学子，我想说的是首先要广泛阅读，确定选题，选题确定后再仔细阅读相关资料，确定大纲，进入写作。最好是前期准备工作充分，写作时集中精力，一气呵成。就怕断断续续，邋邋遢遢，花的时间也不少，写得也挺艰难，最后论文可能会结构松散，逻辑不严谨。 杨阿敏：作为博士生导师，您是如何培养学生，指导他们读书治学的呢？ 韩星：我带研究生，主要告诉他们先学好学院开设的课程，认真写好每一门课程论文，尽量获得高分数，同时跟任课老师交流，把小论文修改完善，争取发表，尽早准备完成发表论文的要求，以顺利毕业。同时让他们大量读书，在广泛阅读过程中寻找毕业论文题目。我们国学院还有各个老师牵头的读书班，带着学生仔细研读经典，我自己也参与、主持过《论语》《大学》《中庸》《春秋繁露》等读书班，无论是我的读书班，还是其他老师的读书班，我都鼓励我的研究生积极参加。我没有申请过国家项目，即使参与或申请到别的项目，一般也不让学生做。学生写论文主要是根据他们本科、硕士阶段的论文和兴趣爱好，尽量照顾他们已有的学术积累和兴趣特长选择题目。有的时候学生选择我不熟悉的内容，我就尽可能看相关方面的书，熟悉相关内容，同时主要是从论文写作方法、逻辑结构等方面指导学生。 杨阿敏：《儒家人文精神》是您的授课讲义，《中国文化通论》是您为研究生撰写的教材。您是如何准备教学工作，撰写讲义的？请谈谈您的教学经历与心得。 韩星：《儒家人文精神》这本书是我在陕西师范大学为本科生开设的一门人文素质教育课程讲稿基础上进行修改、补充、完善形成的。书稿主要抓住儒家的一些基本内容，涉及伦理道德﹑人生哲学、价值观念、生存智慧、社会理想等，目的是通过对大学生进行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的人文精神教育，增强学生对儒家基本精神的了解，提高基本的人文素养。为开这门课，我阅读了大量儒学史方面的书籍和儒家经典，主要是先秦孔孟荀原始儒家的著作，提炼概括了九个专题，一个专题一般讲两三节课，试图厚积薄发、深入浅出，传授给学生纯正的儒家思想和精神，把知识性与思想性融为一体。结束课程时还让学生每人写一篇心得体会作为期末考试试卷（开卷考试），后来出书时选了部分同学的心得体会作为附录。后来出版社申请外译项目，先后出了乌克兰文、阿拉伯文版。 《中国文化通论》是我在陕西师范大学时为研究生编写的教材，本科生也可以用。冠名“概论”“通论”之类的中国传统文化书籍、教材已经很多，大多是中国文化史的分门别类的压缩饼干，是各种传统文化知识的拼盘，缺乏精练而高度概括、简明而线条明晰的论述。另外，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而编写者出于不同的学科专业，在知识结构上各有特点，难免在写作上互有长短，容易产生侧重，甚至以偏概全之弊。例如，很多教材是按照现代西化的学科划分，把中国文化分解成条条块块，如哲学、宗教、伦理、文学、艺术、科技、教育、军事等，这样的论述尽管条目清晰，但并不能反映中国文化自身内在的特点，使人们难以见中国文化的一体之大全，不能体现中国文化作为一个仍然有生命力的文化体系所具有的有机整体性。《中国文化通论》是我在阅读了大量中国文化史、中国文化概论、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包括1949年以前如钱穆的《中国文化导论》、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陈登原的《中国文化史》等，当代如张岱年主编的《中国文化概论》等，吸收现当代中国文化史、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各个学科取得的最新研究成果，对中国文化较为全面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把中国文化看成一个有机整体，把握其自身的内在特质，从多个角度切入，对传统文化深层精神结构进行分析、概括、提炼，内容涉及中国文化的结构模式、发展历程、基本精神、文化统系、思维方式、伦理道德、修养之道、人格范式等方面，较为全面地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精神和多样性。同时，也检视了中国文化自近代以来所面临的危机和转型的道路与方向，对现代出路的探寻、未来前景的思考，对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诸多问题有所辨析。 我本着宏观概括与微观探讨相结合、文化哲学与文化史相融合、知识传授与学术研究相融通、历史梳理与逻辑分析相结合、人文素质教育与专业教育相促进的思路，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系统而概括的研究，不仅为学生提供有关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知识和基础理论，而且以强烈的问题意识对中华传统文化某些重要领域、重大问题进行探讨。在今天中国文化全面转型、中外文化交流融通、中国文化进行全面整合的时代，试图正本清源、正确诠释中国文化，促进中华传统文化的更新发展，使其走向未来、走向世界，并着重回答一些大家关心的重大问题，如：哪些中国文化是最有价值的，最能代表中华民族的精神？中华传统文化对当代中国和世界的意义？中国文化为什么在近代落伍了，并遭受西方文化的冲击？中国文化为什么要转型？近代以来中国人为探讨中国文化的出路都提出了哪些观点？中国文化的未来前景和发展方向是怎样的？中国文化出路的探寻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等等。 我一直在学校工作，以教书为业。其实大学刚毕业，理想的工作单位就是报社、出版社、作协、文联等，可惜阴差阳错，进了学校当老师，其实这是我最怕也最不想干的工作。因为我写作能力还可以，但不擅长口头表达，从小怯于与人交流和在公开场合说话，但命运恰恰就这么安排，所以只有慢慢适应，慢慢培养自己讲课的能力。到大学当教授后也锻炼得差不多了，但与那些天生口才好，在课堂上侃侃而谈、口若悬河的老师没法比，怎么学也学不到。我上课前必须写好详细的讲义，做好PPT，这样才心里不慌，在讲台比较从容地按部就班地讲下去。所以，我的教学功夫主要花在备课上，把讲义尽可能写好，然后才敢上课。这也就是我上完一门课，稍微整理，就有一本书稿的原因。说实话，我不是一个优秀的老师。 杨阿敏：现在的学术界是一个“项目化生存”的时代，特别是对于青年学人而言，压力很大，常有迷失方向之感。是以学术为志业，还是以学术为职业？您如何看待二者的关系，应怎样处理其间的平衡？ 韩星：这确实也是我一直困惑的两难问题。是以学术为志业，还是以学术为职业？以学术为志业或者事业，是一个学人的本质、本真，是学人应有的追求，可是现有评价机制受制于意识形态、政治倾向，是按照职业也即专业做出要求的，学者是不同领域的专家，你做得越专业、成就越大，单位越欣赏，国家越重视，当然职称以及其他相应的工资待遇就越来越好。如果能再有个一官半职，亦学亦官，所谓“双肩挑”，那是绝大多数学人梦寐以求的。所以当今以学术为志业的人很少。当然，二者也不是绝对不可平衡的。这就是以志业为理想，以职业为现实，做一个怀抱理想的现实主义者。一方面应对现有机制的考核，不求优秀，但求合格；另一方面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做自己认为有意义、有价值的学术课题，在学术思想上发挥社会影响。这样来维持二者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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