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故事|李贽：“异端之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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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性格刚烈，思想独特。少年时期既不信学，也不信道，不信仙释，十分倔强难化，所以见到道人感到厌恶，见到僧人也感到厌恶，尤其对道学先生更加地厌恶,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十六岁时，父亲白斋公要他以《老农老圃论》为题写一篇文章。他信笔一挥而就。文章大致说，樊迟问孔子如何种粮食和蔬菜，孔子不能回答，在背后骂樊迟为“小人”，这是因为樊迟明明知道孔子对种菜种粮一窍不通，还要提问，孔子岂能容忍他呢？李贽敢于发人所未发，在少年时就已显露出作为异端思想家的端倪。 李贽还有一段关于“读书未必识字”的独到见解。隆庆六年，李贽赴任南京刑部主事，并开始聚友讲学。在一次讲学活动中，一位同僚提出异议，对他说：“在座的各位都是读书人，都是经过科班考试，哪有不明白义理的，怎么用得着听你讲解呢？” 李贽哈哈大笑，说：“问得好！不错，诸君都是通过科举选拔走上仕途，哪有不读书的？不过读书未必识字，所以需要给诸君讲解一下。” 同僚们听了，都很纳闷，哪有读书却不识字的道理？ 看到大家疑惑不解，李贽接着说：“《论语》《大学》诸君肯定都读过。但是《论语》开卷便是一个‘学’字，《大学》开头两个字便是‘大学’。这三个字，我敢说诸君未必认识。为什么呢？因为这要用事实来验证。倘若真的认识《论语》中的‘学’字，日常便能做到和悦、快乐、不恼怒；倘若真的认识‘大学’二字，便能做到遇事泰然、冷静、安虑。这些，诸君能做到吗？如果做不到，怎么能说自己认识这些字呢？所以我说‘读书未必识字’。诸君说对吗？”同僚们听了，顿时无言以对，心里却被说得心服口服。 李贽反对死读书，强调读书要学以致用，做到又“读书”又“识字”。他的见解如此独立，那么究竟什么学说吸引了他呢？隆庆元年至五年，李贽在北京任礼部司务期间，结识了李逢阳、徐用俭等左派王学家，开始接触到阳明学派的学说，从此被此吸引。他开始学习王阳明的著作，了解王畿的学说，并且在王门后学的影响下开始研究佛学。后来，他改任南京刑部主事，期间会见了阳明学派的两位大师王畿与罗汝芳，并与罗汝芳的学生焦竑交往甚密。王畿属于王门后学的浙中学派，罗汝芳、焦竑则属于王门后学的泰州学派。李贽对泰州学派的学者们更为欣赏。他们主张“百姓日用即道”，反对宋儒理学的束缚，具有自由解放的气魄。这与李贽的思想个性更为契合。万历二年，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之子王襞在南京开讲会，李贽从其学，将王襞视为自己的老师，直接绍述泰州学派学脉。 然而，李贽并没有完全拘泥于泰州学派的学说。万历九年，李贽任职云南姚安知府的三年任期满后，他厌倦了宦海沉浮，主动辞官，从此著书立说，寄情于学术研究，开始了独立探求真理的道路。这年他五十四岁。从这一年直至他生命的结束的二十余年间，是李贽思想成熟的时期，也是他“异端”性格得到充分展现的时期。他在晚年创作的《圣教小引》中这样评价自己：“我五十岁以前真像一条狗，看着前面的狗吠叫的样子，就随之吠叫。”可见，李贽自认为五十岁以前没有独立思想，只会随声附和，五十岁以后才摆脱羁绊，甚至突破被正统儒家视为“异端”的泰州学派的局限，自由抒发思想，将独立思考、个性解放的精神发挥到极致。 辞官以后，李贽又做了一件在旁人看来最为“异端”的事情。万历十六年，他在湖北麻城维摩庵落发为僧，这在当时可谓惊世骇俗。因为依照儒家古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岂敢毁伤？剃发在当时社会被视为大逆不道、异端之举。但李贽不顾这些，他落发为僧是为了摆脱家人俗务的牵缠，获得自由，使个性不受压制。这除了与他酷爱自由的个性有关，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他在《焚书·答焦漪园》中说：“如今世上那些凡夫俗子和一切假道学，都把我看成异端，那我不妨就当个异端好了，免得他们将异端的虚名加之于我。”既然别人把他看作“异端”，他干脆公然以“异端”自居。 从此，李贽成了别人眼中的“狂禅”。他不拘泥于一家一派，试图超越一切学派、门户的壁垒，寻找安身立命的真理。他之所以能超越一切学派，除了与他独立探索的思想性格有关，还与他的一次遭遇断粮的经历有关。 一次，李贽来到北方，遭遇了断粮的困境。当时天寒地冻，狂暴的雨雪接连下了三天。他整整七天没有吃东西，饥饿和寒冷折磨着他。在茫茫风雪中，他终于找到了一户人家，主人给他煮了一锅饭。李贽饿极了，大口吃起来。直到吃完，他才想起来问主人：“这是稻米吗？怎么北方也有这么好吃的稻米？”主人笑着回答：“不，这是我们北方人吃的黍子，与你们南方的稻米差不多。你之所以觉得今天的黍子好吃，是因为太过饥饿了，而且吃的时候，也不去想这是南方的稻米还是北方的黍子了。”李贽听了，慨然而叹：“我今后对学问的追求，也像今天不辨稻梁，还是黍稷一样，不会再管是孔学还是老学了！” 通过这件事，李贽悟出一个朴素的道理：南方人喜欢吃稻米，北方人喜欢吃黍子。但如果南方人到了北方，或者北方人到了南方，彼此又能适应对方的饮食。这是因为不论是稻米还是黍子，都是为了填饱肚子，对人们来说都是一样的。学问有孔老之分，稻黍有南北之别。但在饥饿的时候人们不会辨别是稻梁还是黍稷，那么追求学问也不必局限于是孔学还是老学。只要能寻求真理，何必拘泥于某一种学说的窠臼？何必非要标榜自己是儒家，或是其他的什么家呢？ 有了这次经历，李贽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他要打破所谓正统与异端的界限，挣脱出独尊儒术的传统文化氛围。他提出“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向封建正统思想和既定秩序发起正面挑战。 然而李贽的“异端”言行是封建卫道者们所不能容忍的。他们多次对他施行恐吓和迫害。在他晚年的时候，封建卫道者们勾结官府，雇佣了一伙流氓打手，放火焚烧了他著书讲学的住所——湖北麻城龙潭湖的古刹芝佛院，逼得他无处存身，只好以七十四岁的高龄流浪他乡。后来，他辗转来到北京通州，住在友人马经纶家中，继续潜心著书。但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封建统治的魔爪已经向他伸来。万历三十年，神宗皇帝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将李贽逮捕入京，关进锦衣卫北镇抚司监狱。在狱中，他趁狱吏为自己剃发之时，夺过剃刀，割断了自己的喉咙，血流满地，从容自尽。就这样，他离开了这个怕他、容不得他的社会。 “杨花飞入囚人眼，始觉冥司亦有春。”（《系中八绝》之二）这是李贽在狱中写下的诗句。面对压制和迫害，李贽慷慨激愤、不畏强权，越到老年，斗志越坚定。他写诗以明志：“若为追欢悦世人，空劳皮骨损精神。年来寂寞从人谩，只有疏狂一老身。”（《石潭即事四绝》之四）这是他对自己人生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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