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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网民在通讯聊天中流行发送不同内涵的表情包展露心情之喜怒哀惧，无独有偶，在古人的“聊天记录”中竟也可见类似的语言符码。苏轼与朱熹二人均喜欢在交际型诗文中向他人表露自己有“麋鹿之性”，意为渴望如麋鹿般不 羁优游于草野（张进：《朱熹与苏轼出处态度之比较》）。比如苏轼在和诗中所言“我本麋鹿性，谅非伏辕姿”（《苏轼文集》卷八《次韵孔文仲推官见赠》），朱熹亦在书信中自陈“熹麋鹿之性，久放山林，老入修门，尤以为苦”［《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下文简称《晦庵文集》）卷二九《与王枢使谦仲劄子》］。此处表述好似二人向朋友发送了一个麋鹿的动态表情包，展现自身的厌仕情绪与洒脱性格。值得深思的是，“麋鹿之性”仅仅在朱熹与宰相的“聊天记录”——上宰辅书中出现。那么，什么是上宰辅书？朱熹都给哪些宰辅上过书？其上书文体有哪些类型？  朱子自画像碑拓片 一、朱熹与上宰辅书概述 上宰辅书，即上书宰辅（表名词含义时仅述为上宰辅书），是指中下层士大夫出于伸张公义或满足私欲的动机，通过各种渠道向宰辅致信沟通的政治行为，这种行为在南宋中期出现了从私人通信向公共议政不断渗透的趋势。在南宋中期上书宰辅的士大夫中，典型代表是朱熹，其上宰辅书具有时间跨度长、对象广泛、文体多样和讨论内容复杂等显著特征。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号晦庵，晚称晦翁，世称朱文公。他不仅是南宋中期士大夫公认的理学领袖，也是继孔孟二圣之后最负盛名的儒学宗师。朱熹在19岁进士登第后的50年间，一共做了不到9年的地方官（同安县主簿3年、南康军兼管内劝农事2年、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11个月、知漳州1年等），而立朝只有40余日（任焕章阁待制兼宁宗侍讲），其余40多年都过着著书讲学的生活。不过，朱熹的政治活动并非仕宦可以涵盖，他登第和筮仕在高宗之末，正式政治活动始于孝宗即位之初应诏上封事，终于宁宗庆元二年（1196）十二月二十六日因党禁褫职罢祠。 朱熹无论是庙堂仕宦还是江湖讲学，都与诸多在任或卸任的宰辅保持密切的通信联系。自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十二月上书黄祖舜（《与黄枢密书》），直到宋宁宗庆元四年（1198），即逝世前二年，应答留正的来信（《答留丞相》），其上书宰辅的活动几乎伴随其仕途的始终。因此上宰辅书成为研究朱熹“政治面目”的重要窗口。理学家朱熹的“政治面目”，包括其政治理想与政治践履，从南宋至今都是一个饱受争鸣的话题。朱熹逝世后，史学家李心传在其所著《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提出了“晦庵先生非素隐者也，欲行道而未得其方也”（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八《晦庵先生非素隐》）的论点，令“得方行道”成为研究朱熹仕宦的重要视角。朱熹之所以频繁上书宰辅，在于他是一个传承儒家入世理想的士大夫，渴望发出自己的政治声音，但宦海失意终使理想落空，因此他才那样重视上书言事的机会。由于制度化的应诏言事机遇寥寥，故而上宰辅书就成为他表达政见的重要渠道。 朱熹多次上书宰辅，还与宰辅独特的政治地位有关。宰辅一职自先秦设立之始就承担着辅佐国君的重任，与国君同为核心决策阶层。当然，先秦时期的宰辅大多出身贵族，其原本就具有很大的参与决策权。例如，周公辅政、“战国四公子”相继拜相等事件，授职宰辅很多情况是对其实际已经取得的决策权的名位授权。就南宋前期的宰辅群体而言，有两点特殊：一是这些宰辅大部分出身于士大夫群体，传承着北宋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情怀和“与君主共治天下”的政治理念；二是王安石在熙宁变法之际临时获得的“非常相权”，成为一种政治传统，从蔡京过渡到秦桧，若隐若现地延续到南宋，南宋朝局中“权相辈出”的奇特现象也是一大例证。另外，朱熹政治世界中的宰辅群体，还具有其他一些显著的时代特征，例如理学之士比例扩大、“相不久任”（以孝宗朝最为显著）、“异论相搅”盛行等，这些对于研究朱熹上宰辅书都是不可忽视的。 二、理学型宰辅与官僚型宰辅 朱熹能够经常上书宰辅，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与诸多宰辅保持良好的交游关系。南宋高、孝、光、宁四朝与朱熹有过交往的宰辅数量众多，下面根据他们的学术背景将之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理学型宰辅，第二类是官僚型宰辅。此分类借鉴了理学、官僚二分集团的思路，不过更强调宰辅自身的学术背景以及对于理学家的政治态度。 （一）理学型宰辅 “理学型宰辅”主要有三个特征：一是入仕前不同程度地从学于理学家，例如黄祖舜；二是仕宦生涯中与理学家保持着密切联系，例如周必大；三是宰辅任内援引理学士大夫或者在反道学运动中对理学士大夫给予重要支持，例如留正。 黄祖舜，字继道，福州福清人。宣和年间进士及第，政治活动主要在宋徽宗与宋高宗两朝。朱熹在《与黄枢密书》中说“阁下以道学履践致身庙堂，在诸公间最有人望”，可见至少朱熹认为，黄祖舜是道学士大夫，而且在“诸公”即道学士大夫群体中具有一定影响力。《宋史·黄祖舜传》篇幅极短，主要记录的是他的官职升迁与劝谏皇帝之事，并未记载他早年的求学治学经历。而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三“绍兴四年二月己丑”条曾提及黄祖舜的道学背景：“祖舜，福清人，尝从胡安国学，自衢州州学教授召见，改京官，而有是命。”胡安国是二程高足杨时的学生，后潜心研究《春秋》，与次子胡宏、后辈张栻等开创湖湘学派。朱熹与胡宏、张栻相识颇早，通信频繁，绍兴年间多有诗文唱和。黄祖舜既师承胡安国，与胡宏为一辈，因此湖湘学者之渊源，或为朱黄结交之桥梁。 龚茂良，字实之，莆田龚屯人。绍兴八年（1138）进士及第，淳熙元年（1174）担任参知政事，后曾一度代理丞相职权。宋金对峙时期，理学阵营基本持主战立场，而龚茂良平生不喜言兵，却在罢官前突然上疏皇帝，一改平时言论，大谈锐意恢复之道，显示出他对理学阵营的支持。迄今可见的朱熹上书龚茂良，主要集中在淳熙二年（1175）至四年（1177），共计四次：第一次是淳熙二年春，第二次是淳熙三年七月八日前后，第三次是淳熙三年八月末，最后一次是淳熙四年六月至七月之间。 周必大，字子充，吉州庐陵人。绍兴二十一年（1151）进士及第，官至左丞相，宋宁宗庆元元年（1195）致仕，从政约45年。周必大之父周利建与朱熹之父朱松有政和八年（1118）进士同年之谊，因此二人相识较早，通信时间主要集中于淳熙和庆元年间。 留正，字仲至，福建永春人。历仕孝、光、宁三朝，官至签书枢密院事、左丞相等，为相6年，是名副其实的“三朝元老”。他与朱熹通信尤为频繁。直到庆元四年，朱熹还以《答留丞相》回复了留正的来信。留正在执政时期曾大量援引理学士大夫参政，因而朱熹在上书中赞扬他“得士之多”。 赵汝愚，字子直，饶州余干人。宋太宗赵光义八世孙，乾道二年（1166）状元及第。他与朱熹相识较晚，但一见如故，频繁通信。后来赵汝愚凭借“绍熙内禅”中定策扶危之功，被拜为右丞相，并引荐朱熹担任焕章阁待制兼侍讲，这也是朱熹仕宦生涯的顶点——以帝师的身份立朝侍讲。赵汝愚与朱熹等理学士大夫彼此支援，在朝廷上同声呼应，后与周必大一同名列党禁榜首。  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宋朱熹致教授学士尺牍》 （二）官僚型宰辅 “官僚型宰辅”主要有三个特征：一是在入仕前一般未从学于理学家，例如陈俊卿；二是在仕宦生涯中与理学士大夫关系疏离，例如梁克家；三是在执政时期对援引理学保持谨慎态度，甚至参与反理学活动，例如王淮。 陈俊卿，字应求，福建莆田人。绍兴八年（1138）进士，乾道三年（1167）官拜同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次年官拜尚书右仆射、同平章事兼枢密使。在朱熹上书的诸多宰辅中，陈俊卿是其结识较早、相知较深者。淳熙十四年（1187），朱熹在为他写的《祭陈福公文》中说：“我从公游，出入三纪。晚途间关，遂托知己。”可知绍兴二十三年（1153）二人就已相识。 梁克家，字叔子，泉州晋江人。绍兴三十年（1160）状元及第，在乾道、淳熙年间两度出任丞相，深得孝宗信任。朱熹论孝宗最后所用宰执“多是庸人”，唯独对梁克家赞誉有加。朱梁两人平生至少有三次会面。梁克家出知建宁府，到任后与朱熹首次相会，这年冬天他还与朱熹二次相会讨论社仓之事。乾道七年（1171），朱熹在《答梁丞相书》中说：“惟明公之心正大光明，表里洞彻，无一毫有我自私之意。”可见朱熹对他寄托着极大的政治期待。第三次相见在淳熙元年（1174）正月，因梁克家丁忧，朱熹入城吊唁。淳熙十四年（1187）六月，梁克家病逝，朱熹专门作《挽梁文靖公二首》纪念好友。 王淮，字季海，婺州金华人。绍兴十五年（1145）进士及第，淳熙八年（1181）官拜右丞相兼枢密院事，后官拜左丞相。乾道四年（1168），朱熹与王淮相识，乾道七年（1171）初，王淮任满离建宁府，对于朱熹在此期间所建议的救荒方案，王淮都积极采纳实施。淳熙七年（1180）正月初，朱熹复上《乞宫观劄子》请祠，不报，故稍后再次致书王淮，请王淮开陈转圜。朱王关系的转折点是朱熹六劾唐仲友事件。淳熙九年（1182），朱熹在浙东提刑任上巡历台州，六上状奏劾前知台州唐仲友贪污罪行，但是唐仲友是王淮的姻亲，因此朱熹“章三上，王淮匿不以闻”，朱熹“论愈力”，王淮“度其势益炽，乃取（朱熹）首章语未甚深者，及仲友自辩疏同上，曲说开陈，故他无镌削，止罢新任”（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此后二人再无交往。 三、书、启、劄子和别纸 朱熹入仕后辗转在闽、浙、湘地区任官和讲学，与师友门人交游唱和，往来书信频繁，其中一部分书信得以保存至今，对此顾宏义已经做了系统汇编和考证，相关成果见于《朱熹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宰辅属于朱熹“友”的范畴，其中朱熹上书陈俊卿、留正、周必大三人次数最多，这些书信可以占上宰辅书的三分之二以上。  《朱熹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书影 宋代书信根据文体可分为书、表、劄子、笺、启、叠幅和尺牍等类别。朱熹上书宰辅的书信根据文体不同，大致可分为较正式的书、启与较随意的劄子、别纸四大类。下面，笔者将在前辈学者的基础上，以朱熹的上宰辅书为主要依据，参考现有年谱和研究成果，对这些书信进行归纳梳理。 （一）上宰辅书 “书”与“信”二字连用，始见于六朝史书，意指“传送书札的信使”。直到唐代以后，“书信”一词才有“书札”的含义。不过，这种表述较为罕见，在两宋时期，很少用“书信”一词指称书札，一般都是称“书”。狭义的“朱熹上宰辅书”，仅指这一类正式书信。 朱熹的上宰辅书，迄今可见共有34封，数量极大。其中绍兴年间仅1封，即绍兴三十一年十二月上书黄祖舜的《与黄枢密书》（《晦庵文集》卷二四）。乾道年间有5封，前4封均为上书陈俊卿的《与（贺）陈丞相书》（《晦庵文集》卷二四），分别作于乾道四年十一月、乾道五年五六月间、乾道五年七月十四日和二十六日，最后1封是乾道七年上书梁克家的《答梁丞相书》（《晦庵文集》卷二七）。 淳熙年间有14封，分别是淳熙二年春上书龚茂良的《答龚参政书》、淳熙三年七月八日前后的《答龚参政书》、淳熙三年八月末的《与龚参政书》、淳熙四年四月上书陈俊卿的《答陈丞相书》、淳熙四年六月至七月的《与龚参政书》（《晦庵文集》卷二五）、淳熙五年夏末秋初的《与陈丞相》（《晦庵文集》卷三七）、淳熙五年八月中下旬的《与陈丞相书》（《晦庵文集》卷二五）、淳熙五年八月末的《与陈丞相书》（《晦庵文集》卷二五）、淳熙九年六月八日上书王淮的《上宰相书》（《晦庵文集》卷二六）、淳熙十二年冬的《与陈丞相书》、淳熙十四年九月前后上书周必大的《与周丞相书》、淳熙十五年七月十二日的《与周丞相书（七月十二日）》（《晦庵文集》卷二七）、淳熙十五年八月十四日的《与周丞相书（戊申八月十四日）》（《晦庵文集》卷二八）、淳熙十六年四月前后的《与周丞相书》（《晦庵文集》卷二八）。 绍熙年间有8封，前7封皆为上书留正的《与留丞相（书）》，分别作于绍熙二年四月二十四日、绍熙二年七月十日、绍熙二年十月四日、绍熙二年十月十二日、绍熙四年、绍熙四年十二月中旬、绍熙五年正月，最后1封为绍熙五年十月至闰十月间上书赵汝愚的《与赵丞相书》（《四朝闻见录》丁集《庆元党》）。庆元年间有6封，分别是：庆元元年正月十四日前后上书赵汝愚的《与赵丞相书》，以及与之同时的《别幅（录示所拟奏稿）》；庆元二年春上书留正的《与留丞相书》（《晦庵文集》卷二九）；庆元二年春末夏初上书王蔺的《答王枢使》（《晦庵文集》续集卷七）；庆元二年秋的《答王枢使》（《晦庵文集》续集卷七）；庆元四年的《答留丞相》（《晦庵文集》卷三八）。 （二）谢政府启 刘勰认为，两汉时期的上书为避汉景帝刘启的名讳而不称启，三国时期，士人才开始在上书奏事的末尾称“谨启”，直到晋代，启这一文体才逐渐盛行。不过根据范文澜先生对《通典》记载曹魏大臣刘辅等《论赐谥启》的考证，启作为一种书信文体，东汉就已明确出现，原本是臣僚上书皇帝的公牍文。（参见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在宋代，启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提到一个现象：“宣和间，虽风俗已尚谄谀，然犹趣简便，久之，乃有以骈俪笺启与手书俱行者。”（陆游：《老学庵笔记》）朱熹的“谢政府启”，迄今可见仅1封，为绍熙二年八月下旬上书留正的《谢政府启（漳州解罢得祠）》（《晦庵文集》卷八五）。 （三）上宰辅劄子 劄子是宋代开始出现并广泛普及的新兴文体，以灵活多变著称。在北宋时期主要用于公文，南宋年间则增加了私信的功能。有研究者认为，劄子在宋代经历了一个由公牍文向私人书信扩散的过程，这与书写者身份的不断下移密切相关。（参见吕书庆：《宋代劄子及其书信形制考叙》）朱熹的上宰辅劄子迄今可见29封，自淳熙六年五月末至庆元元年十一月间，主要对象为赵雄、周必大、留正和王蔺等丞相和枢密使一类的宰辅，篇幅有长有短，内容涉及军政学问各类话题。 其中，淳熙年间有18封，分别是淳熙六年五月末上书赵雄的《与丞相劄子》（《晦庵文集》卷二六）、淳熙六年五月至六月间上书王淮的《与王枢密劄子》（《晦庵文集》卷二六）、淳熙六年六月末七月初上书赵雄的《与时宰手札》（《式古堂书画汇考》卷一四《朱晦翁与时宰二手劄》）、淳熙六年冬上书钱良臣的《与执政劄子（己亥冬）》、淳熙七年正月上书赵雄的《与丞相劄子》、淳熙七年春上书王淮的《与王枢密劄子》与上书赵雄的《与丞相劄子》、淳熙七年仲秋八月上书周必大的《与周执政劄子》、淳熙七年八月上书钱良臣的《与执政劄子》、淳熙七年九月上书周必大的《与周执政劄子》、淳熙七年十一月间的《与周执政劄子》（《晦庵文集》卷二六）、淳熙九年正月十六日上书王淮的《与时宰手劄》（《式古堂书画汇考》卷一四《朱晦翁与时宰二手劄》）、淳熙十五年六月下旬上书留正的《与留参政劄子》（《晦庵文集》卷二七）与上书周必大的《与周丞相劄子（六月）》（《晦庵文集》卷二七）、淳熙十六年夏末秋初上书王蔺的《答王谦仲劄子》（《晦庵文集》卷二八）与《答王枢使》（《晦庵文集》续集卷七）、淳熙十六年九月的《与留丞相劄子》（《晦庵文集》卷二八）、淳熙十六年十月二十一日的《与留丞相劄子（己酉十月二十一日）》（《晦庵文集》卷二八）。 绍熙年间有9封，前5封均为上书留正的《与留丞相劄子》（《晦庵文集》卷二八），分别写于绍熙元年十一月上旬、绍熙二年正月、绍熙二年二月、绍熙二年十月九日和绍熙二年十二月；后4封分别是绍熙三年十二月十九日上书胡晋臣的《与执政劄子》、绍熙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后上书留正的《与留丞相劄子》、绍熙五年闰十月上书王蔺的《与王枢使谦仲劄子》、绍熙五年十一月至十二月间上书王蔺的《与王枢使劄子》（《晦庵文集》卷二九）。另外，庆元元年秋冬还有两封上书郑侨的《与郑参政劄子》（《晦庵文集》卷二九）。 （四）上宰辅别纸 “别纸”这一文体产生于唐末藩镇割据时期，藩镇割据势力在公文外附加“别纸”，表示对收信人的尊重与发展关系的意图，以巩固自身地位。有学者归纳出“别纸”具有“另一张纸”“另一封信”“复书第二纸的别称”“文件的附件”等四种含义。（参见陈静：《“别纸”考释》）别纸这一文体虽产生于唐末，大行其道却是在宋代，两宋士人通信中大量出现别纸。朱熹的上宰辅别纸，迄今可见共6封，分别是：淳熙七年正月中上书赵雄的《与丞相别纸》；淳熙七年九月后上书周必大的《与周执政别纸》；淳熙八年五月至六月、淳熙十年年末和淳熙十一年上书陈俊卿的3封别纸，前两封均题为《与陈丞相别纸》（《晦庵文集》卷二六），第三封题为《与陈福公别纸》（《晦庵文集》卷二七）；绍熙四年年中上书留正的《与留丞相别纸》（《晦庵文集》卷三八）。这些别纸篇幅皆极简短，基本用于补充上封信所未说完之事。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书影 四、结语 综上所述，朱熹上书的宰辅群体可分为理学型宰辅和官僚型宰辅两类，这反映出朱熹上书的宰辅政治立场极为复杂。朱熹的上宰辅书由文体格式的差异可分为上宰辅书、谢政府启、上宰辅劄子、上宰辅别纸四种类别。其中，“书”是最基本的文体，“劄子”是由公用扩散至私用的文体，二者共计60余封，占据了上宰辅书的大部分；“启”是礼仪性最强的文体，“别纸”是最随意和灵活的文体，二者共计7封，占据了上宰辅书的少数。这反映出朱熹上宰辅书的文体兼具仪式性和务实性的双重特征。上书宰辅作为朱熹一生中极为重要的政治行为，仍具有深入探讨的空间，值得更多的学者关注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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