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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文人来说，酒真是一种很特殊又很重要的饮料。它给他们助兴，又给他们遣愁；它给他们带来飞扬的才华，又给他们带来诸多的麻烦。所以，中国的文人既在理性地排拒着酒，又离不开酒。但若在一群沉浸在酒香中的诗人中间找一个对酒的矛盾情感最终回归到“壶中日月”里去的代表，我想，应是辛弃疾。 首先，辛弃疾与别家不同的是，他的词中，总是提到“戒酒”、“止酒”的意思。例如“多病近来浑止酒，”（《临江仙·冷雁寒云渠又恨》）“病来止酒，辜负鸬鹚杓。”（《蓦山溪·饭蔬饮水》）他的“止酒”、“戒酒”大多是因为他身体的原因。可是，他“止酒”之后，又往往破戒，表现出对酒的“贪馋”之态。在那首关于戒酒的著名词作《沁园春·杯汝来前》里，他先数说酒“少恩”，简直是“鸩毒”，直言“勿留亟退，吾力犹能肆汝杯。”最后他却说：“杯再拜，道‘麾之即去，招则须来’，”借杯之口表达出自己还是不能没有酒的陪伴之意。他之所以总在对酒的矛盾情感中选择对酒的回归，是因为他有满腔的郁愤需要酒来浇灭。而在这篇小文中，我们就从他的一首小词《卜算子·饮酒不写书》中，解读词人那看似放诞实则悲慨的心灵。 我们先来读一读这首小词： 一饮动连宵，一醉长三日。废尽寒暄不写书，富贵何由得。请看冢中人，冢似当年笔。万札千书只恁休，且尽杯中物。 这是一首谐谑词，分上下两片，一问一答。上片之问，好似对酒的声讨；下片应答，又以放诞的言辞为饮酒作了辩护。 上片声讨饮酒，是因为饮酒误事，主要是耽误“写书”，而“写书”又直接关联着富贵。杜甫说：“富贵必从勤苦得，男儿须读五车书”（《题柏学士茅屋》），那么把“连宵”、“三日”乃至日日月月的时间都用来喝酒，到哪里取得富贵呢？我们要注意，杜甫用的是“读”字，而辛弃疾用的是“写”字。这一方面是说明读书人的富贵之道，最终还要落实到“写”上——考试要写文章；考中了做了官要表达自己的意见，还要上书进言；即使是做个文人学者，难道“名”不是用著作来赢得的吗？古人“三立”之“立言”，其中就包含着要写文章、著述的意思。另一方面，词人换“读”为“写”，是因为他对“写”与“富贵”的关系有着很深刻的体会。这种体会，直接灌注到下片的“辩答”中，使下片在貌似魏晋风度的放诞中，充满了词人的痛苦与愤懑。 下片前两句，暗用“笔冢”的典故。《国史补》记载：“长沙僧怀素好草书，自言得草书三昧。弃笔堆积，埋于山下，号曰‘笔冢’。”《书断》卷二“僧智永”条也引用了一件类似的事情：“僧智永积年学书，有秃笔十瓮，每瓮皆数石。后取笔头瘗之，号为‘退笔冢’。”作者在这里暗用这个典故，意在说明用废的笔之多。这些笔，不是因为练字多而用废的，是因为写书多——“万札千书”。这真可谓是“勤苦”了，而词人对此的态度是什么呢？他不屑，他早已看破。他不屑的是这些人终生在“写书”，他看破的是即使写了“万札千书”也不过“恁休”——进了好似当年“笔冢”一样高的坟墓。这是一种风度，也是一种放诞。因为生命的有限与不可改变的死亡结局，他抛开现实的名缰利锁，只图生活中的快意，这实在是上接魏晋的一种豁达。而他以一种看似无理、无赖的方式来回击世间的“正统”思想，又实在是一种放诞不经。但是，我们只要稍稍注意，就会发现他在上片中只提到“书”而在下片中却说“札”和“书”。这里有什么值得玩味的地方吗？ 有。固然“札”和“书”都与一般的记载有关，但它们在以后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主要用作“公文”和“文件”之意。所以，读到这里，就让人不难联想到辛弃疾自年轻时就不断给皇帝或当权者写的那些奏章、提议、意见——《美芹十论》《议练民兵守淮疏》《九议》《论盗贼札子》《论荆襄上流为东南重地疏》，连同那些没有名称、没有完整流传下来的奏章。这些书、札，无一不凝结着作者的心血，无一不体现着作者对故土和百姓的热爱，以及对赵宋王朝的忠诚。可是，它们又何曾引起南宋朝廷的注意与重视呢？不仅如此，南宋朝廷还屡屡排挤和打击辛弃疾，频繁地迁调他，更直接罢免他，致使有才有志的词人于壮年时在家中闲居十年之久，而如今，又不知要在这期思渡畔“隐居”多久了！愤激至极的辛弃疾，将对朝廷的怨忿化作抛却世情之语：“万札千书只恁休，且尽杯中物！” 或许真如庄子所言，有用不如无用的好：没有那一腔的热血，就不会有层层的压抑；没有过人的才智勇谋，就不会有种种的忌恨；没有坚强的信念，不屈的意志，就不会有重重的打击。可是，正如庄子是用“荒唐”、“偏激”、“谬悠”、“无端崖”之字眼来表现他的“辛酸之泪”一样，当这些满载着辛弃疾热血、才华、信念的书和札促成他悲剧命运的时候，他只好以饮酒的放诞，来表达他对于世间不公的深深愤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