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要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诗人，屈原及其《楚辞》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地位，影响中国文人及创作两千多年。屈原也是世界和平理事会确定的第一位中国的世界文化名人。在屈原及《楚辞》研究史上，屈原的身世经历，特别是放流路线和《楚辞》中提到的地名和河流的地理位置，一向有较多分歧。 本文通过对《鄂君启舟节》的地理逻辑分析，推导出了该节所载的一系列地名的具体位置。分析表明，鄂君启船队的出发地“鄂”为河南南阳，而非湖北鄂州。鄂君启船队进入的“湘”“沅”“澧”在汉江上游，而非现在的湖南同名河流。这些地理密码的破译，对于《楚辞》、楚文化以及中国历史的研究都有着重大意义。 1957年和1960年，安徽寿县城东丘家花园先后出土的《鄂君启节》，是二十世纪出土的重要的楚文物。《鄂君启节》共有三枚《车节》，两枚《舟节》。据最早的整理者统计，每枚《车节》上有错金文150字，每枚《舟节》上有错金文165字，在现存楚国青铜器中，铭文字数最多。实物现存国家博物馆和安徽省博物馆。 《舟节》对学术界的影响 《舟节》出土前，学术界对《楚辞》研究存在异见，这些异见导致了学者在研究楚国历史乃至中国历史时的重大分歧。以王船山、钱穆为首的学者认为《楚辞》中提到的“湘”“沅”“澧”等河流不在湖南而在湖北。这一观点于民国后期在学术界有重要影响。《舟节》的出土，为解决《楚辞》研究中出现的分歧提供了可能。因为《舟节》是与屈原同年代的文物，且载有“湘”“沅”“澧”等河流之名，因此一大批著名专家学者如郭沫若、谭其骧、商承祚、黄盛璋、殷涤非等都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使得《舟节》成了研究人数最多、研究目标最明确的单件文物。 许多研究者认为：鄂君启的船队从今湖北的鄂城出发，可以航行于湖北境内的汉水流域，湖北、安徽境内的长江流域，湖南至广西境内的湘、资、沅、澧流域。这一结论，实际上彻底否定了钱穆等人的观点。但是，著名地理学家石泉先生却始终坚持钱穆的观点。事实上，如果我们用正确的方式去解读《舟节》就会知道，石泉先生的坚持是正确的。 对《舟节》研究方法的剖析 仔细研究诸家对《舟节》解读的异同，就会发现诸家对与鄂君启船队航线有关的23处地名中“鄂、湘、沅、澧、爰陵、彭逆、松阳、浍江”几个地名的辨认和理解较一致，而对其他15个地名或辨认或理解分歧较大。 通过对诸家辨认结果的分析，发现有许多地名为音译，如把《舟节》中第七列第四行之字译为“耒”；还有许多臆译之处，如第七列第八行译为“资”。产生这种译法的原因是诸家试图在《舟节》地名与现在地名间建立逻辑关系。其结果，《舟节》变得让人难以理解，而诸家据此反认为《舟节》地理逻辑表述混乱。 到底是《舟节》地理逻辑混乱，还是诸家没有正确理解《舟节》的逻辑关系？这需要认真审视。 不带偏见地按照文字的演变规律对《舟节》中的文字进行重新辨认，是重新审视《舟节》研究方法的基础。图二是我们对《舟节》重新辨认的结果，在图中，列用数字标示其顺序，行用字母标示其顺序，如９Ｂ表示第９列第Ｂ行。 通过对《舟节》的初步译读，我们认为其文字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属于与鄂君启船队航线无关的文字；第二类则是直接影响我们判断鄂君启船队航行路线的文字。 对于第一类文字，我们不做深入研究，只对两处地方提出商榷意见。一处为4J，这个字由一个“舟”字加两个“人”字加一个“二”字加一个“十”字组成，其意思是由40个水手驱动的，将三条舟拼合而成的方船。关于该类船只的记载见《战国策集注汇考·楚策一》。另一处就是对“岁能返”的解释。这里最有可能的意思是，楚怀王限定鄂君启必须在一年内将船只建造完毕。 与鄂君启船队航行路线有关的文字为4N到7R共59字。为了能简捷的研究这些文字，我们将图二中6L及相同文字用“徙”代替，5K用“邺”代替，6Q用“碟”代替，7D用“灅”代替，7K用“暿”代替。 在《舟节》中，“逾”“徙”“入”动词的出现很有规律，表示船只的运动方向，因此他们的解释也应是统一的。但是阅读诸家的文章，没有一家能将这几个动词统一解释。这意味着要么以上动词确不能统一解释，要么就是诸家的解读结果有错。 诸家的解读可能错在什么地方？经过分析我们发现，诸家在对《舟节》的研究中把现在的地名当作了基准地名，而这些地名一旦有错，将导致整个研究的失败。 《舟节》研究新思路 其实，采用基准地名方法来研究文物的相关地名是考古研究中最基本的方法，但用这个方法来研究《舟节》似乎行不通。因为，我们使用的基准地名很可能本身就不基准。 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应该认真审视现在的地名与基准地名的关系，将基准地名变为未知地名，然后通过逻辑分析来对所有地名求解。有幸的是《舟节》中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地理逻辑信息。 《舟节》中隐含地理逻辑关系的动词“逾”出现了４次，“徙”出现了３次，“入”出现了６次，“庚”出现了11次。我们将“逾”解释为船只顺流而下，将“徙”解释为船只逆流而上，将“入”解释为船只往返于某一河流，“庚”解释为通关。 “逾”“徙”“入”指明了船只航行的方向，将河流与河流之间的关系联系了起来，我们将其称为“舟行动词”。“庚”暗含有停靠的意思，实际上建立起了河流与关邑之间的关系，我们称这些关邑为“庚”这一事件的发生地，简称为“通关地”。因此我们可以根据这些关系绘制水道与水道之间、水道与关邑之间的逻辑关系图（图三）。 这一逻辑图可以等价转换为离散数学上的二叉树（图四）。其转换方法是，将两河交汇处作为二叉树的结点，结点的左子树为主流上游，结点的右子树为支流。《舟节》中的“舟行动词”可看成对二叉树的遍历方向。其中，“逾”为从子结点回溯到父节点，“徙”为从父节点到左子节点，“入”为从父节点遍历右子树的左路径。 图四标示出了应用“舟行动词”自鄂君启船队出发地起按其逻辑顺序对二叉树进行遍历的路径，这种遍历是一种非标准的遍历。图五给出了一种从根开始的标准遍历路径，不同的遍历可以导致“舟行动词”表达的变化，但不改变鄂君启船队所历航道的位置。这使得《舟节》中的所有地名只有相对逻辑关系，而无基准地址。这为《舟节》的逻辑研究创造了条件。 《舟节》中“江”的定位 对二叉树的遍历有多种方法，每种遍历的方法可能导致二叉树的某种特征的显现。我们按“根左右”的关系对图五所示二叉树遍历时，其遍历顺序为“徙→徙→徙→徙→徙→徙→徙→徙→逾→内→逾→内→逾→内→逾→内→逾→内→内→逾→内→内→内→逾→内”在这一关系中，连续出现了八个“徙”，这说明在鄂君启船队的航线中有一条主航道，这条主航道就叫“江”。 根据战国时期楚国所统治区域的主要水路交通情况及“江”在先秦文献中的记载，对“江”的入海口就是长江的入海口是没有异议的。而这条水道的真正发源地，至于古人，歧义丛生。 古人认为“江”就是发源于自己家乡与大海联通的河流是合乎情理的。秦人认为“江”发源于汉江，楚人认为“江”发源于丹水。其他国家的文献则有从秦说和从楚说。 楚国认为“江”发源于丹水，说明楚国起源于丹江流域。这种猜测通过对清华简《楚居》的解读就变成了确证。《舟节》是楚国文书，所以文中所载之“江”是丹水入海的河道。 我们将“江”及联通的水道称为“江树”，“江”的入海处就是“江树”的根，“江”就是“江树”的主干，流入“江”的河道就是“江树”的枝干。 当《舟节》中“江”确定后，我们就会发现《舟节》中的“夏”与“江”有交集，这种交集可应用集合理论对其进行归并，归并后的二叉树见图六，我们将其称为“舟树”。 通过对“舟树”和“江树”的定义，我们不难看出“江树”的主干就是“舟树”的主干，只要找出“舟树”主干节点在“江树”的主干节点上的对应位置，鄂君启船队的航线就能定位。 鄂君启船队出发地定位 “舟树”与“江树”的对齐过程实际上是“舟树”主干的右子树的逻辑特征与“江树”枝干的地理特征比对的过程。在“舟树”上，D的右子树“滩”逻辑特征丰富，有利于与“江树”的枝干地理特征进行比较。 “滩”具有可通航的支流，“滩”的下游河流“邗”处于“江”的汉口上游，“滩”的上游河流“湘”具有可通航的支流。天门河、东荆河、蛮河、南河虽符合“滩”的三大特征，但不符合“滩”的“通关地”特点。因此唐白河成了与“滩”对应的唯一备选。 图七是对唐白河的实际地理特征和“滩”的逻辑特征综合比较和分析结果。结果显示“滩”与唐白河和唐河对应，“滩”的支流“沽”与白河对应。“厉”在新野县境内，“芑阳”在唐河县境内，“邺”在襄阳以北，“鄂”在白河沿岸“厉”的上游。D节点就是汉水与唐白河的交汇处襄阳。 鄂姓本有起源于南阳一说，因此我们将鄂君启船队的出发地“鄂”定为南阳。 鄂君启船队在“江”上的航线 鄂君启船队进入“江”后，首先是顺流而下，紧接着“徙江”。“舟树”D节点的左子树是鄂君启船队“徙江”航线。这一段航线对应于“江树”襄阳上游。“湘”是鄂君启船队首先要进入的河流。 “湘”的特点是有可以通航的支流。在“江树”襄阳上游，只有南河及汉水丹江口上游符合这一特点。但南河与“湘”的“通关地”不符。因此汉水丹江口上游成了与“湘”对应的唯一备选。在图八中，我们对这唯一的备选进行了标示。所标示的河段与《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过湘山的记载相符。“湘”与“江”的交汇处E为丹江口。 在“湘”的岸边有一个叫“郧阳”的关邑。《水经注·沔水》云：“有郧关。李奇以为郧子国。”根据杨守敬对《水经注》的标注，该关邑在郧县境内，过去称郧阳。 在“湘”上，有许多可以通航的支流可以成为“灅”的备选。根据《舟节》制作的年代，在“湘”上，这些备选的河流只能在“湘”的旬阳以下，因为在“湘”上，旬阳一带是当时秦楚边界，鄂君启的船队是不可能凭《舟节》进入秦境的。因此“灅”可映射的河流只有曾水、泗水、堵河、白河（不是汇入唐白河的白河）、天河、金钱河。 在“灅”沿岸，有一个叫“鄙”的“通关地”。《史记·秦本纪》载：“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执之。”《左传·僖公二年》载：“今虢为不道，保于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竹书纪年·威烈王九年》载：“九年楚人伐我南鄙，至于上洛。”根据以上记载推测，“鄙”一定在“湘”的北面。这就排除了曾水、泗水、堵河、白河是“灅”的可能性，只剩下天河和金钱河备选。从百里奚走宛的路线看，百里奚要到达天河必须先经过金钱河，所以“鄙”应在金钱河上。也就是说，金钱河对应“灅”。 对于“湘”上的“通关地”“碟”，由于没有任何可用于判断的信息，因此只能确定“碟”位于丹江口到金钱河这一段汉水边，这一段汉江均在十堰境内。 对于“舟树”中的“滔”“沅”“澧”“暿”，每个节点的信息量非常小，但是，他们只对应“江树”的丹江口上游。而在这一段“江树”中，只有淅水、滔水、淇河和武关河可以通航。因此“滔”“沅”“澧”“暿”只可能与这几条河流映射。其中“滔”与备选河流滔水名称吻合，应优先对应。剩下的河流我们只能按顺序认定。这样淅水对应“沅”，淇河对应“澧”，武关河对应“暿”。 这种对应关系产生后，出现了“沅”和“滔”的上下游顺序问题。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古代对河流的排序有先右岸后左岸的排法，用这种办法排序《舟节》，所有河道秩序不乱。且“湘”“沅”“澧”地理位置与《山海经》的记载吻合。 在“江树”丹江口上游有两处“通关地”。其中一处疑为荆紫关，因为该处古代曾称为“木关”与《舟节》中的“通关地”地名一致。另一处疑在淅川县境内的仓房一带。根据清华简《楚居》记载及这一地区出土的文物判断，这一带为楚国的始都大郢。 《舟节》解读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对《舟节》作如下解读： 大司马昭阳败晋师于襄陵之岁（公元前323年）夏辰之月乙亥之日，楚怀王在茂郢游宫召大攻尹雎以怀王之命，命召集尹□□及尹逆及令□为鄂君启府赐以铸金之节：令置办三舟合为一组的方船50组，在一年之内建造完毕。 船只从南阳出发，沿白河顺流而下转向沿唐河逆流而上，在厉关和芑阳关进行登记。沿唐河，唐白河顺流而下，在邺关登记，从襄阳顺汉江到武汉，可进入府河，自武汉顺长江而下，在彭逆关和松阳关登记。往返于青弋江，在爰陵关登记。船只在襄阳以上的丹水流过的河道上航行，往返于丹江口以上的汉水，在碟关、郧阳关登记。往返于金钱河，在漫川关登记。往返于滔河、淅水、淇河、武关河，溯丹水而上，在荆紫关和郢关登记。 各关见到该金节不得征收税赋，不得免费提供食宿。如未见到该金节则应收税，如载马牛羊出入关，则由大府征收税费，关上不得征收。 参考书籍 郭沫若：《关于鄂君启节的研究》，《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4期。 殷涤非：《寿县出土的“鄂君启金节”》，《文物参考数据》1958年第4期。 殷涤非：《鄂君启节两个地名简说》，《中华文史论丛》第6辑，中华书局1965年。 谭其骧：《鄂君启节铭文释地》，《中华文史论丛》第2辑，中华书局1962年。 谭其骧：《再论鄂君启节地理答黄盛璋同志》，《中华文史论丛》第5辑，中华书局1964年。 商承祚：《鄂君启节考》，《文物精华》第2集，文物出版社1963年。 商承祚：《谈鄂君启节铭文中几个文字和几个地名等问题》，《中华文史论丛》第6辑，中华书局1965年。 黄盛璋：《关于鄂君启节交通路线的复原问题》，《中华文史论丛》第5辑，中华书局1964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