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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先生说：“朱子学之有大影响于后代者，当以其所治之四书学为首”，“朱子乃集宋儒理学与自汉以下经学之大成而绾于一身，而集注则其最高之结晶品也。”（《朱子新学案·朱子之四书学》）清人谓朱子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他是一个集大成而开世纪的人物。在他宏富的著作中，《四书章句集注》的地位十分重要，钱穆说是“最高之结晶品”，诚不为过。 一 “四书”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种书。“四书”在宋以前并不受重视，也未被列入儒家的经典。《论语》《孟子》在汉代属于幼学之书，而《大学》《中庸》只是《礼记》的两个章节。到了宋代，《论语》《孟子》的地位开始提高，《中庸》则在南北朝因道教与佛教的广泛传播而受到关注。被关注的原因是因为其性命、心性之说与佛、道有某些相契之处，儒家的学者喜欢用来与佛、道对话或辩论。《大学》则因二程的提倡而被彰显。二程经常以《大学》开示学生以入道学之门。在北宋，张载、二程等学者，对《大学》《中庸》《论语》《孟子》都非常推崇，这四种书成为他们传道与教学的重要读本。但真正确立“四书”之名，并建立四书学体系的还是朱子。南宋淳熙九年（1182），朱子在婺州（今浙江金华）将《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集为一编，刊刻出版，名为《四书章句集注》，从此，“四书”之名正式成立，也标志着朱子四书学体系的最终完成。 朱子著《四书集注》，与他构建理学（新儒学）体系和儒家道统有密切关系。朱子认为，儒家的道统自伏羲、尧、舜、禹直到孔子，孔子以后颜子、曾子继之，曾子以后子思、孟子继之，孟子以后道统就失传了。一直要到二程才重新接续上了儒门的道统之传。这中间相隔一千余年。朱子的这一说法虽然有点夸张，但基本揭示出了一个事实：孟子以后，儒家的思想、学说由盛渐衰，慢慢地趋于边缘化。儒家的学说被边缘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外来文化——佛教对本土文化儒学的冲击与阻断。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却是一个大有取而代之之势的颠覆性过程。我们看唐、宋二代，不但君王信佛，知识分子也大多是佛教徒。杜牧的诗：“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就形象地写出了佛教寺院远远多于儒学书院的社会现实。佛教之所以对儒学有如此巨大的冲击力，和儒学本身的体系漏洞有关。孔子的原始儒学，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修（身）、齐（齐家）、治（治国）、平（平天下），他的哲学还来不及触及两个重大的哲学命题——人心的本源与宇宙的本源。这就给佛教留下了巨大的空间。一旦佛教进入中土，便迅速地占领了中国人的思想空间，久而久之，儒学就被边缘化了。 儒学被边缘化还有一个儒学体系本身的问题——经典的繁琐与老化。朱子的学生黄榦说：“千有余年之间，孔孟之徒，所以推明是道者，既以煨烬残缺，离析穿凿，而微言几绝矣。”离析穿凿，是汉唐以后儒学的最大弊端。离析，就是经典的繁琐化、复杂化、学究化；穿凿，就是解释经典的牵强、附会和泥古不化。唐太宗命孔颖达修《五经正义》，固然有抢救学术之功，但儒家的经典被定于一尊，从此化为国家的意志，被固化、被封闭、被教条从而失去了活的生命力。另外汉以后的儒学主要的兴趣和关注点在章句训诂之间，所谓“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语文字之间”，而对儒家经典义理的探究与阐释却“晦盲否塞”（《大学章句序》）。这就使儒学的真谛被淹没，儒学的精神就此迷失。 朱子自觉地承担起改造儒学、重建儒学的历史使命，构建了庞大、精密的理学（新儒学）的学术与思想体系。《四书章句集注》则是这一建构工程中的重点项目。 二 朱子作《四书章句集注》沿袭了孔子“述而不作”的传统——不是另起炉灶，另立系统，而是对原有的系统添砖加瓦、拾遗补缺，在添、加、拾、补之中构建起自己的理论体系与学术大厦。 《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部书的注释采取了两种不同的方法。《大学》《中庸》叫“章句”。所谓章句，是从汉代就形成的一种著述文体，它以分章析句的方法来解说古书，包括划分段落、分析词义、串讲文句等。这是一种最常见的注释古书的方式。《大学》和《中庸》采用章句的方式，有一个重要原因：这两篇文献原在《礼记》中，朱子认为《礼记》中的这两篇文献有的有错简，有的经文与传文不分，所以它们的分章析句是有问题的，有必要加以重新考订梳理，从而整理出一个可靠的全新的文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大学》古本为一篇，朱子则分别经传，颠倒其旧次，补缀其阙文。《中庸》亦不从郑注分节。故均谓之‘章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35《大学章句》条） 《论语》《孟子》则曰“集注”。四库馆臣说：“《论语》《孟子》融会诸家之说，故谓之集注，犹何晏注《论语》，裒八家之说称集解也。”（同上）据台湾学者陈逢源统计，《论语集注》引用汉宋诸儒注解九百四十九条，采用当朝学者说法六百八十条；《孟子集注》引用汉宋诸儒注解一千零六十九条，采用当朝学者说法二百五十五条。（《朱熹与四书章句集注》第195页-196页） 朱子认为，学术的发展必须兼取众家之长。所以，他在作集注时就着力于“遍求古今诸儒之说”。（《论语要义目录序》，《朱子文集》卷75）朱子在采集众家之说时，择善而从，绝无门户之见。比如，他对王安石父子的学说并不认同，但在“集注”中依然采用了王氏父子一些解说。朱子采用诸家之说，博取而不失原则，他最看重的是二程及其门人朋友的成果。尤其是在阐释义理的时候，唯二程之说为尊更是其不变的原则。 三 为什么“四书”成为朱子新儒学体系的经典？研究了“四书”的内容可以找到答案。 朱子曾经对如何读“四书”给出了一个顺序：“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朱子语类》卷14）这样排序，当然有一个难易的问题。朱子读书法一向提倡由易而难，由浅入深，读“四书”的顺序恰是朱子这一思想的体现。但是，在难易的背后，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这和四本书的内容有关。 《大学》一书，有著名的三纲领、八条目之说。所谓“三纲领”，就是“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所谓“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见，它是一部讲政治哲学与个人身心修养的书。朱子说，读《大学》可以“定其规模”，就是指人的修养与政治意识的格局，也即能否达致“内圣外王”之道。这是一个人能否立足于社会，报效于国家的基础。这个基础打扎实了，然后才有可能说及其他。 《论语》纪录了孔子的思想和言行。是一部语录体的著作。朱子说：“《论语》之言，无所不包。”（《语孟集义序》，《朱子文集》卷75）东汉的赵岐说：“《论语》者，五经之錧鎋，六艺之喉衿也。”（《孟子注疏·题辞解》，《十三经注疏》下册2662页）所以朱子说：“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 《孟子》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杨伯峻先生认为司马迁的说法比较靠谱：“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荀列传》）就是说，《孟子》的作者是孟子自己。《孟子》最大的贡献是从心性论、修养论、义利观、政治论等方面发展和丰富了孔子的思想，把儒学推上了一个新的境界。所以朱子说“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 《中庸》是孔子的孙子子思所作。以朱子为代表的理学家门从中开发出心性、道德、伦理、形气、知觉、人心、道心等等哲学问题。朱子说“次读《中庸》以求古人微妙处”。所谓“微妙处”，就是指深入到了宇宙、人性等深层次的哲学领域了。自然，这是最难读的，所以要放在最后。 四 读《四书集注》还要注意一些方法上的问题。 《四书集注》是一种用注释的方法来阐发自己思想的著作。所以在读这一类著作时一定要注意把原文与注文对照、联系起来读。不能只读原文，不读注文；也不能只读注文，不读原文。原文与注文是一个整体，互为表里，互为支撑。我们在读“四书”时，往往会以自己已有的知识来理解经典，读了原文自以为懂了，就把注文跳过去了。殊不知，这恰恰会把自己的认知局限住。比如，《论语·阳货》：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读了这一段，一般都会以为陈亢所言“君子远其子”，是指孔子与儿子也是保持一定距离的。但是，朱子注引“尹氏曰”：“孔子之教子，无异于门人，故陈亢以为远其子。”原来，陈亢的理解是错的，朱子说，这是说明孔子对自己儿子的教育和对其他学生是一样的，没有亲疏之分。如果不读朱子注，我们岂不是也要犯陈亢一样的错误吗？ 读《集注》还要了解朱子注的体例。关于《集注》的体例，朱子的儿子朱在曾作过详细的说明：“《集注》于正文之下，止解说字训文义，与圣经正意。如诸家之说，有切当明白者即引用，而不没其姓名。如《学而》首章，先尹氏而后程氏，亦只是顺正文解下来，非有高下去取也。章末，用圈而列诸家之说者，或文外之意，而于正文有所发明，不容略去。或通论一章之意，反复其说，切要而不可不知也。”（朱彝尊《经义考》卷217）在读注释时一定要分清层次，弄清哪些是引文，哪些是朱子的话。 《四书章句集注》毕竟是几百年前的著作，今天一般的读者在阅读时依然会有语言上的障碍。我建议读者可以参阅朱子的其它几种书：《四书或问》《论孟精义》以及《朱子语类》中的有关章节。朱子有一个学生叫陈淳，是朱子晚年最得意的门生。陈淳写过一本书叫《北溪字义》，这本书把《四书章句集注》中有关重要的词语、名词一一加以解释，对读懂“四书”很有帮助。如果有进一步的阅读需求，可以读明人编修的《四书大全》。另外，近人沈知方主编，蒋伯潜注释的《语译广解四书读本》也是一本很不错的辅助读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