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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曾为中共第二号人物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在“文革”饱受折磨、命悬一线的生命最后时刻，据说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好在历史是由人民书写的。”对他当时的心情和祈愿，我们应该予以同情和理解。 但是，我们同时不得不讲，刘少奇的断言有些一厢情愿了，有点过分乐观了，当有所保留，不必迷信。因为纵览数千年中国历史给我们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恰恰是相反，即，历史似乎并不是由普通民众书写的，因为他们只有卖力气之权，绝没有什么话语权。实际上，历史更是由胜利者来书写，或由依附于胜利者、权势者的御用文人来书写。他们根据自己的需要可以任意掩饰历史、剪裁历史、修改历史、甚至于杜撰历史、歪曲历史。他们所重构的历史，在权力的操纵下、坚挺下，成了人们所接触到的历史主流声音或基调色彩。 而作为普遍失语的芸芸众生，在历史的事实判定与价值取向上，始终是受主流意识文化所诱导和所控制的，相信所谓“正统”史学所描述的历史史实，认同那些占统治地位思想所提倡的历史文化观念，这对他们来说，是合乎逻辑、出乎自然的选择。“一犬吠影，百犬吠声”，用来形容历史精英意识与大众心态迎合的互动关系，毫无疑问是恰当而准确的。 二 历史上脍炙人口、妇孺皆知的“赵氏孤儿”的故事，就是历史重构战胜历史真实的一个典型例子，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简直就是真实历史遭到蓄意歪曲与重新建构之后所形成的一个“神话”。 赵氏孤儿的故事在中国历史上流传悠久，而以此为题材的戏曲、文学作品的渲染，更使得它不胫而走，风靡天下。甚至还进入过著名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视野，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重要印证。近年还被葛优等人拍成电影，让普通民众实现历史的穿越，梦回春秋，“重温”了一段本来颇为陌生的晋国历史。一句话，“赵氏孤儿”享有极高的知名度，其影响，早已不仅仅局限于历史学家的书斋，而是堂而皇之地进入了普通民众的文化认知领域。 “赵氏孤儿”故事内容，在一般版本中通常是这样描述的：晋灵公武将屠岸贾仅因其与忠臣赵盾不和与嫉妒赵盾之子赵朔身为驸马，竟杀灭赵盾家300人，仅剩遗孤赵武被程婴救出。屠岸贾下令杀尽全国一月至半岁的婴儿，斩草除根，以绝后患。程婴遂与老臣公孙杵臼上演一出“偷天换日”之计，以牺牲公孙杵臼及程婴之子为代价，成功地保住了赵氏的最后血脉。20年后，孤儿赵武长成，程婴绘图告之国仇家恨，赵武终于痛报前仇。作品描写了忠正与奸邪的矛盾冲突，热情讴歌了为维护正义、舍己为人的高贵品质，慷慨激昂，雄浑悲壮，大义凛然，感人肺腑。 这是历史戏剧和民间传说中的“赵氏孤儿”，但它可不是凭空捏造、向壁虚构的产物，而是有史实为依据的，其最主要的依据，就是有“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语）之称的《史记·赵世家》作本钱。司马迁《史记·赵世家》载，晋国赵氏家族于晋景公三年（前597年）惨遭灭族之祸，史称“下宫之难”。赵氏的遗腹子赵武，在门客公孙杵臼和程婴的保护下幸免于难，并依靠韩厥等人的帮助而复兴了赵氏的基业。 《赵世家》的具体记载是这样的：屠岸贾在晋景公时出任司寇一职，他追究当年晋灵公被赵穿所弑一案，并有意借题发挥以诛灭赵氏，“（赵）盾虽不知，犹为贼首。以臣弑君，子孙在朝，何以惩辜？请诛之。”韩厥劝说赵朔赶快逃走，赵朔没有答应，“子必不绝赵祀，朔死不恨。”在屠岸贾的蛊惑煽动下，诸将进攻赵氏于下宫，残杀赵朔、赵同、赵括、赵婴齐，将赵氏灭族。史称“下宫之难”。 赵朔的妻子（史称赵庄姬）是晋景公的姐姐，当时已怀有赵朔的遗腹，变乱中，她仓皇奔逃到晋景公宫内躲藏。赵朔的门客公孙杵臼对赵朔友人程婴说：“怎么不同赵氏一起赴死？”程婴答：“赵庄姬有遗腹，若幸而生男，我就奉他为主，助他复兴赵氏；若是女孩，我再死不迟。”不久，赵庄姬生下一男。屠岸贾知道后，便带人到宫中寻找，但空手而归。 过后，程婴找公孙杵臼商议：“屠岸贾不会甘心，必定会再来查找，你说该怎么办啊？”公孙杵臼问：“复立孤儿与慷慨赴死，哪件事更难？”程婴答曰：“赴死容易，立孤难。”公孙杵臼便说：“赵氏先君对你不薄，还是由你来做艰难的事情，而由我来做容易的，让我先行一步吧。” 于是二人便将别人的婴儿带在身边，“衣以文葆，匿山中”。程婴偷偷找到诸将说：“程婴不肖，不能保全赵氏遗孤。谁能给我千金，我就告诉他孩子的藏身之处。”诸将大喜，应允了程婴的条件并攻打公孙杵臼。公孙杵臼假意骂道：“程婴你真是个小人啊！当日不能随赵氏死难，还和我一起商量保护赵氏孤儿，今天却又出卖我。纵然不能立孤，你又怎忍心出卖这孩子啊！”于是抱着孤儿仰天长叹：“天啊天啊！赵氏孤儿何罪之有？求你们让他活着，只杀我公孙杵臼一人吧。”诸将不应，于是杀了公孙杵臼和那个孩子，“以为赵氏孤儿良已死，皆喜”。程婴从此背负着卖友求荣的骂名，与真的赵氏遗孤赵武隐匿于深山。 十五年后，晋景公患重病。占卜的人称是冤死的大臣在作祟。韩厥趁机把当年下宫之难的实情告诉了晋景公，并告诉他赵氏孤儿并没有死。晋景公便将赵武召入，藏于宫中。待诸将入宫问疾时，晋景公借助韩厥之力胁迫诸将面见并认可赵氏孤儿赵武，诸将与程婴、赵武一起进攻屠岸贾，夷灭其族。 屠岸贾既已遭谴伏诛，程婴遂告白于赵武跟前：“昔日下宫之难，大家都能追随主人死难。我不是不能死，我想的是要复立赵氏后人。现在你已长大成人，恢复了原来的地位，我要到地下报与赵盾和公孙杵臼知道。”赵武哭着叩首请求说：“赵武愿意劳苦筋骨来报答您的恩德，您怎能忍心离开我去死呢！”程婴曰：“不可以。公孙杵臼认为我能成就复兴赵氏的大业，所以先我而死。现在我不报与他知，他会认为我没有把事情办成。”于是拔剑自刎而亡。而赵武则为程婴“服齐衰三年，为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绝。” 《赵世家》关于赵氏孤儿一事的记叙，显然是一场由忠奸双方演绎的悲喜剧。其具有极强的故事性，浑不似史家的手笔，倒更像是一段可歌可泣的传奇小说，读来令人血脉贲张，荡气回肠。后世戏剧、民间故事里的“赵氏孤儿”内容，除了事件发生时间上由晋景公期间换成了更早的晋灵公时期，以及被杀的孩子由第三者的孩子改成了程婴自己的孩子之外，基本上就是对《史记·赵世家》所记述内容的文学再现而已。 三 但是，就在同一部《史记》中，《晋世家》有关“赵氏孤儿”的记载就大相径庭，截然不同，它根本不是什么忠奸生死搏斗的故事，而是晋国内部公室与强卿之间的一场权力博弈。没有哪一方特别神圣高尚，能以所谓的道德情操相标榜。 相形之下，《史记·晋世家》有关“下宫之难”的记载非常简洁：“晋景公十七年，诛赵同、赵括，族灭之。”对此，同为强宗重卿的韩厥是很不赞成的，他对晋景公谈起赵衰、赵盾的功绩，称如果他们这样的人都没有后人祭祀，谁还愿意为国家效力，“赵衰、赵盾之功岂可忘乎？奈何绝祀！”于是晋景公复立赵武为赵氏后嗣，恢复了赵氏的爵位和封邑，“乃复令赵庶子武为赵后，复与之邑。” 这里，“赵氏孤儿”的故事情节就明显不同于《赵世家》的记载了，一是赵氏孤儿根本没有遭到追杀；二是既然赵武生命安全无虞，程婴、公孙杵臼这些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英雄人物就自然无需存在并出现了；三是“下宫之难”发生的时间《史记》一书中《赵世家》与《晋世家》自相矛盾，应该说《晋世家》的记载更为可信，且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左传·成公八年》的记载相一致。即，是在晋景公十七年（公元前583年），而非在晋景公三年（公元前597年），因为晋景公三年后，《左传》、《史记·晋世家》尚有不少赵括等人参与军政要务的记载，如，《左传·成公三年》(前588年，晋景公十二年)载：“十二月甲戌，晋作六军。韩厥、赵括、鞏朔、韩穿、荀骓、赵旃皆为卿，赏鞌之功也。”又如，《史记·晋世家》载：“(晋景公)十二年冬……晋始作六军，韩厥、鞏朔、赵穿(按：当为“韩穿”之误)、荀骓、赵括、赵旃皆为卿。”若是该劫难发生于晋景公三年，那之后赵括等再出场，岂不是活见鬼了。四是晋景公所诛并非赵氏全族，而仅仅有针对性地选择了赵氏中的赵同、赵括家族，其他赵氏中的赵旃等人不受任何牵连，继续当着他的卿大夫。 《史记·晋世家》有关“下宫之难”与“赵氏孤儿”的记载是有其所本的，这个“本”，就是它的更早出处，乃是先秦原始史籍《左传》与《国语》。换言之，即《晋世家》的叙述，与《左传》《国语》的记载基本上相一致。 《左传》是这样记载“下宫之难”与“赵氏孤儿”的：赵朔之妻赵庄姬与赵朔的叔父赵婴有奸情，“晋赵婴通于赵庄姬”（《左传·成公四年》）。事情败露后，赵婴被赵同、赵括兄弟驱逐出晋国，并客死在齐国（见《左传·成公五年》）。赵庄姬因此而怀恨在心，在晋景公面前进谄言加以诬陷，“赵同、赵括将要作乱”。与此同时，与赵氏家族早有矛盾的栾氏、郤氏家族趁机出面为赵庄姬作证，“赵庄姬为赵婴之亡故，谮之于晋侯，曰：原、屏赵同、赵括将为乱。栾、郤为征。”于是，晋国诛杀了赵同、赵括，并灭其族“六月，晋讨赵同、赵括”（俱见《左传·成公八年》，也即晋景公十七年）。 变乱发生的当时，赵武跟着赵庄姬住在晋景公宫里（“武从姬氏畜于公宫”），并无遭追杀的威胁。而《左传》有关韩厥的谏诤记载，更是活灵活现，栩栩如生：“韩厥言于晋侯曰：成季之勋，宣孟之忠，而无后，为善者其惧矣！三代之令王，皆数百年而保天之禄，夫岂无辟王，赖前哲以免也。《周书》曰：不敢侮鳏寡。所以明德也！”于是乎，晋景公“乃立武而反其田焉”（《左传·成公八年》）。 历史学最忌讳“孤证”，《赵世家》的叙述虽生动感人，但却是孤证，而相形之下，《晋世家》的叙述，有更早的文献，如《左传》、《国语》等，能够进行对勘与验证，这无疑更符合历史的逻辑与表述的要求，更值得采信。而《赵世家》却难以赢得天下之众的高度信任，之所以会如此，就在于《赵世家》更多是为了迎合某些人的意愿而解构历史，使历史的本相淹没在历史重构的重重迷雾之中。 四 但即便是《左传》、《国语》、《史记·晋世家》等史籍有关“下宫之难”的相对比较平直记载，同样也抹不去真实历史被重新建构的诸多痕迹，同样也伴随着“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诡异魅影。 《左传》等史籍记述“下宫之难”的基调，是展示一场晋国内部公室与强卿大宗之间以及各大强卿豪门之间的倾轧与冲突，斗争的各方，都不是出于高尚的道德动机，而仅仅是为了排斥对手、消灭异己，攫取更大的权利。貌似比较公正，但其实则有所不然。细加体味，我们可以发现，这段历史的叙述者，还是多少流露出其好恶爱憎的倾向性态度的。 他们的基本立场，是站在赵氏这一方的，对赵同等人遭遇灭门之祸不无抱有浓浓的同情与怜悯之心：晋景公轻易相信赵庄姬的诬告之辞，这难道不是“昏庸糊涂”？将曾对晋国发展有大贡献的赵氏置于死地，这难道不是忘恩负义，刻薄寡恩？让与赵氏有隙的栾氏、郤氏作伪证，给赵氏落实“莫须有”的罪名，这难道不是借刀杀人，蛇蝎歹毒？所以，表面上虽从权力之争的视角叙述这个历史事件，但实际上，处处蕴涵着叙述者的思想立场、价值取向，巧妙地为赵氏鸣冤叫屈，不露声色地对晋公室加以贬损抨击。而之所以这么做，真实的动机，只能是从维护胜利者的立场出发而有意识地对历史加以选择性的重新建构。 在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所有记叙“下宫之难”的史籍中，《左传》是“始作俑者”，换言之，它是《国语》、《史记·晋世家》叙事上的“母本”。所以，“下宫之难”事件的历史重构之发生，穷本溯源，就必须从《左传》说起。 据学者研究的结果，《左传》一书在记叙春秋诸国历史过程中，以载录晋国的史事最为翔实，故可以做出合理的推测，晋国的国史，是《左传》史料的主要来源。现在的问题是，构成《左传》的晋国史料文献是否充分的可靠，是否属于不带任何倾向性的客观历史。 要说清楚这一点，我们就必须以界定《左传》的成书年代和考察晋国政治生态的嬗变为基本前提。 关于《左传》的成书年代，学术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崔述与杨伯峻的观点，较为合理，值得参考。崔述《洙泗考信录余录》称言：“战国之文恣横，而《左传》文字平易简直，颇近《论语》及《戴记》之《曲礼》、《檀弓》诸篇，绝不类战国时文，何况于秦？襄、昭之际，文词繁芜，远过文、宣以前，而定、哀间反略，率多有事无词，哀公之末事亦不备。此必定、哀之时，纪载之书行于世者尚少故尔。然则作书之时，上距定、哀未远。”这里，崔述给《左传》的成书年代大致划定了一个范围，“上距定、哀未远”。 今人杨伯峻在其《春秋左传注》的“前言”中，更进一步加以考证，得出结论：“足以推测《左传》成书在公元前四○三年魏斯为侯之后，周安王十三年（公元前三八六年）以前，离鲁哀公末年约六十多年到八十年。” 如果崔、杨等人的考据结论可信，那么，说明《左传》的成书是在“三家分晋”之后数十年，当时晋国已不复存在，它已作为一个曾有的符号永远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而《左传》对晋国历史的描述，具有很显然的追叙性质，而追叙则意味着历史的重新建构有了运作的空间，意味着写史者能根据现实的需要，可以作有选择性的取舍。从这个意义上说，《左传》成书于战国初期，那么其追述春秋历史，是一定会打上特定的战国初期的烙印的，同时也一定会反映出春秋历史演变的政治奥秘。 其次，我们在考察“下宫之难”史实时，更必须注意到晋国政治生态的嬗变及其影响，必须看到赵氏宗族是晋国政治变迁中的胜利者、受益者这一点。因为这对于“下宫之难”这段历史的重新建构，乃是其重要的动因，一个不可忽略的要素。 晋国自公元前669年晋献公攻灭聚邑，尽杀群公子之后，公室衰微，其国内政治，逐渐形成了国君与异姓贵族联合执政的基本政治格局。在这种局面下，国君与异姓贵族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国君主要是通过驾驭与平衡异姓贵族势力，来操纵政局，主导统治；而异姓贵族对国君则是既依附，又对抗，同时，各个异姓宗族之间也是或结盟，或倾轧。这样复杂的政治生态，决定了晋国君卿关系、卿大夫之间关系，不时出现激烈对抗、交锋的场面，势力此消彼长，动荡此起彼落。 总的来说，晋国政治演变的基本趋势是，君权日趋衰微，而强卿大宗的势力则是日益膨胀，渐渐控制了晋国的军政权力。当然，这个过程是曲折起伏的，作为国君，自然不甘心大权旁落，殊死反扑；作为大族，则既要向公室夺权，又要与其他大族死磕。风云变幻、潮起潮落，刀光剑影，你死我活，围绕着公室与卿大夫之间、卿大夫相互之间的一系列矛盾，晋国曾发生了多起君臣弑杀、众卿争斗的闹剧。如晋灵公被赵穿弑杀；晋厉公灭郤氏家族；栾氏、中行氏弑杀晋厉公等事件。而晋景公与栾、郤氏联手发动“下宫之难”，翦灭赵氏，只不过是类似事件的又一场上演而已。而对晋景公来说，“下宫之难”亦无非是他充分利用卿大夫之间的矛盾，希望通过它来削弱各方势力，以达到巩固公室的目的罢了。 赵氏是晋国诸多强卿宗族中的一个十分显赫一族，更是赵国政治权力格局里的重要一极。从《左传》等史籍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赵氏一族对晋国政治的参与及其影响，自晋文公时代起，一直非常深入与密切，且与先氏、狐氏、中行氏、郤氏、栾氏等大族旋起旋灭所不同，赵氏在晋国的政坛上长期站立不倒、绵延不绝，可谓是与晋国的历史相始终：晋文公时代有赵衰的身影，晋襄公、晋灵公时代有赵盾的擅权，晋景公时代有赵括、赵旃等人的张扬，晋厉公、晋平公时代有赵武的登场，晋定公时代有赵鞅的亮相，晋出公时代有赵无恤的表演，他们在晋国政坛上呼风唤雨，纵横捭阖。中间虽然也曾发生过“下宫之难”的波折，导致赵括、赵同等人被灭族，使赵氏的政治上升势头一度暂时受到挫折，但不到一年，就卷土重来，死灰复燃，恢复了元气。直到晋国末年，攻灭智氏，变“四卿共治”为赵、韩、魏“三卿主政”，乃至公元前453年“三家分晋”，其中起主导作用，实际操盘的，都是赵氏一族。 赵氏尤为厉害的，是其头面人物大多老谋深算，高明睿智，既富有战略智慧，能洞察时局发展之大势，又精明强干，具有非常杰出的行政办事能力。赵衰的多谋善断、赵盾的睿哲干练固不必待多言，赵文子赵武、赵简子赵鞅、赵襄子赵无恤等人，又哪一个不是顶尖的厉害角色！他们或首创“军功爵制”，在制度建设上做出重大的建树，或顺应时代的潮流，主动改革田赋征发制度，在政治角逐中尽占先机之利。终于在晋国政治演变的舞台上成为首屈一指的主角，笑到最后，成为名副其实的胜利者。在当时许多人的眼里，赵氏一族乃是替代晋国，主宰天下的不二之选。如汉简银雀山《孙子兵法》佚文《吴问》中，孙子为吴王阖闾预测晋国政治的走向，就明确指出：“赵氏宗族的情况，则与范、中行、智、韩、魏等五家大不一样。六卿之中，赵氏的亩制最大，以一百二十步为畹，二百四十步为亩。不仅如此，其征收租赋向来不过分。亩大，税轻，公家取民有度，官兵数量寡少，在上者不致过分骄奢，在下者尚可温饱生存。苛政丧民，宽政得众，赵氏必然兴旺发达，晋国的政权最终要落入赵氏之手。”孙子的看法，应该说，是代表了当时不少人的普遍共识。 五 《左传》既然是战国初期才正式成书，而赵氏宗族又是晋国政治权力博弈中的最后胜利者，那么，有关赵氏宗族与晋国公室之关系的追叙中，就不能不渗入政治立场选择的因素，站在维护胜利者利益与形象的角度，《左传》的撰著者很自然地会在情感上向赵氏这一侧倾斜，有意无意地改造甚至曲解真实的历史，将赵氏塑造成为晋国政治舞台上的正面形象，把凡是与赵氏有矛盾、有冲突的晋国国君扭曲成负面的人物。 于是，本身在为君之道践行问题上有缺陷者，如晋灵公，就变得更为不堪，以此，来给赵穿的弑君丑行做解脱，并将其事件的“影武者”赵盾轻轻放过；而在“下宫之难”一事中，也将品行上没有多大瑕疵的晋景公暗示为偏听偏信的君主，给后人精心营造了赵氏遭遇打压清洗的错误印象，并把一年后赵氏之案即迅速得到平反昭雪，晋悼公时期赵氏一族的新生力量代表赵武任职主事视为理有固宜，势所必然，加以肯定和推崇：“四军无阙，八卿和睦”(《左传·襄公二年》)。通过这样的“春秋笔法”，为胜利者赵氏抬轿子，来曲折而隐晦地证明赵氏等三家分晋，夺取晋国政权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显而易见，历史由胜利者书写，历史的本相总是由依附于胜利者的史官所曲加改造，历史总是按照胜利者的意志被重新建构，乃是普遍的文化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左传》将“下宫之难”这一事件以现在这种面貌呈示在后人的面前，乃是可以理解的做法。 其实，如果站在晋国公室的立场，晋景公发动“下宫之难”，也是有它的合理性与必要性的。换言之，晋景公翦灭赵氏势力，加强君权，是他当时作为君主者的自然选择。这为晋景公从事争霸战争创造了必要的内部稳定条件。前已说到，赵氏集团自晋文公时期以来，一直是左右晋国政局的一股重要势力。其虽然在晋国争霸事业的推进过程中发挥过一定的作用，但是同时也酿成过“赵穿弑君”一类的内乱，给晋国争霸带来过不利的影响。从史书记载看，晋景公打压赵氏是由来已久的，在“下宫之难”爆发前的公元前687年，中军帅郤克去世，晋景公果断地提拔栾书任中军主将执掌国政，其主要目的就在于限制、削弱和打击赵、郤两族的势力。而在当时诸卿中，栾书生活俭约、处事谨慎，是值得信任的一位人物，但是，赵氏一族中的赵同、赵括等人仍不知收敛，晋景公忍无可忍，终于以赵庄姬的告状为契机，当机立断，发动“下宫之难”。经过这一事件，赵氏势力中衰，晋国大权转入栾氏之手，而栾氏执政能比较谨慎从事，所以，晋景公的君权因赵氏之衰而有所加强。这恐怕更符合当时的历史本相。 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如果当年赵氏像栾氏、中行氏、智氏等其他强卿大族在血雨腥风的晋国政冶斗争中遭受灭顶之灾，那么，历史上“下宫之难”起因的叙述和性质的判定，一定会和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有所不同，不仅如此，更早的“晋灵公”被弑事件的解读也会截然有别，作为事发之时赵氏一族的领袖人物赵盾，他本人肯定免不了戴上“乱臣贼子”的帽子。因为，这同样是“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这一规律作用下的逻辑归宿。 如果说，“下宫之难”毕竟实有其事，《左传》、《国语》、《史记·晋世家》的记载尚能较客观地描述事件，而只是在情感倾斜上、立场选择上从有利于赵氏的方向作考虑，以至在事件的性质判定上出现偏差的话，那么，《史记·赵世家》有关“下宫之难”的叙述，则突破了历史学客观叙事的基本底线，它将一场权力争斗的事件，演化为一个忠奸对立、正邪较量的故事，这样，历史的本相就被完全掩盖了，历史的正义也荡然无存了。历史，变成了文学；真相，敷衍为杜撰；感性，取代了理性。 而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来的戏剧与传说“赵氏孤儿”，则走得更远，编排得更为离谱，连事件发生的时代都由晋景公时期错置到晋灵公时期了，被杀的赵氏人物，也由赵同、赵括等人换成了实际上“寿终正寝”的赵盾，整个故事的性质也完全成为了道德教化的范例。然而，它的能量却千百倍大于一般的史书，民众耳濡目染、感化挹注，将这个杜撰捏造出来的故事视为春秋时期的一段信史来看待，至此，晋国国君的荒淫无道，赵氏贵族的正派可敬，忠臣义士的正气凛然，邪不压正的万古不易，就铁板钉钉，不可动摇了。 因此，如果说《左传》、《国语》、《史记·晋世家》有关“下宫之难”的叙述，是反映了历史的“近似真实”与“逻辑真实”，还是有根有据的追叙，那么，《史记·赵世家》关于“下宫之难”的叙述，则已异化成为了历史的“想象真实”、“艺术真实”，与历史的本相几无对应的关系。至于从《赵世家》“下宫之难”中演衍而来的民间传说、戏剧故事“赵氏孤儿”，那就纯粹是个“传说”而已，是杜撰、胡编的“历史”之借壳上市，与真实的历史毫不相涉。 但是，这个历史的重新建构轨迹，却也颇具有典范性的警示意义，它非常有力地证明了，历史的本相是扑朔迷离、幽暗未彰的，历史叙述中的真实性之反映，古往今来都受政治与权力因素的影响与制约，也受主流意识形态、伦理道德观念、社会普遍价值取向的引领乃至诱导，我们所能看到的历史事实，很有可能并非事实，而仅仅是一个“神话”，即一个由“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总格局下所创造的“神话”而已。 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同样一个“下宫之难”的历史事件，他在同一部《史记》中，怎么会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叙述？ 我个人以为，这种矛盾的叙述，这种常识性的漏洞与错讹，司马迁当然不可能没有意识到，否则就不成其为司马迁了。在我看来，他这么做，乃是有意而为之，即：在《晋世家》中，他客观地延续《左传》的说法，以保存所谓的历史之“真”，在《赵世家》中，他又有意识地接受“成王败寇”背景之下赵氏崛起乃“天命所归”的社会认同，将“下宫之难”转型为一个充满道德正义性的“神话”，以弘扬所谓的历史之“善”。而他这么操作的客观效果，恰恰能在一定程度上，给后世人们以一种强烈的“暗示”：历史的的确确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而由胜利者书写的历史，则往往是残缺的，乃至于歪曲的，善良的人们，可要有所警惕，应该保持自己的独立思考与判断能力，始终拥有清醒的头脑，不轻信，不盲从，从而从类似“赵氏孤儿”一类的“神话”迷惑中求得解放，实现超越。 从这个意义上讲，孟子所主张的“尽信书，不如无书”，永远是一面认识历史、理解现实的镜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