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国内人文学术研究日益繁荣，并正在发生深刻变迁。为及时总结人文学术领域的新进展、新现象、新问题，推动人文学术研究的繁荣与进步，提升公众对人文学术的认知度和关注度，《文史哲》杂志与《中华读书报》联手开展了“2015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评选活动。这也是我们连续第二年举行这一评选。 1世界学术文化重心东移，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走进亚洲 近三十年来，伴随着国力的强盛，中国的文化影响力也在不断提升，一个显著的标志便是中国在国际顶级学术和文化盛事中，开始日趋频繁地扮演“东道主”的角色。2015年，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济南召开，这一被誉为“史学奥林匹克”的大型学术会议首次走进亚洲；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也即将于2018年在北京举办。这些无不见证着世界学术文化重心持续东移的进程。 本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由中国史学会和山东大学承办，2015年8月23日至29日在济南举行，共有来自88个国家和地区的2600余名代表与会。“展示历史学家们在摆脱欧洲中心主义或称西方中心主义的研究框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被认为是此次大会最重要的进展。围绕着大会的第一主题“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14位学者分别就历史上的中国与世界的相互联系和影响、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等作了阐述。近年异军突起的“情感史”研究，以及现今信息化时代背景下历史学的“数字化转向”议题，同样得到了大会的高度重视。国家主席习近平为大会的召开专门发来了贺信，强调“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本次会议的召开和习近平的贺信，将本年度的历史学研究推到了更加引人瞩目的地位。 2儒学研究呈分化态势：“宋学”本位，还是回到“汉学”？ 在儒学研究领域，汉学重“五经”，宋学崇“四书”。近年来的儒学研究，又呈现出“宋学”与“汉学”的轮回。“宋学”是数十年来“新儒家”的出发点，以“四书”为核心经典，以心性、伦理为主要关注，致力于本体论的建构，其近现代学脉可追溯至冯友兰、牟宗三等先哲。禀持“汉学”立场的学者，则以政治、制度为主要关注，试图为中国的社会变迁提出一套基于儒家立场的治理体系，他们认为宋学由汉学而来，主张回到源头，偏重与政治制度更为密切的“五经”研究，此一倾向以近年来大陆兴起的制度儒学、政治儒学为典型代表。 辛亥革命后，经学退出政治舞台，主要以经学史的形式存在于学术领域，其基本出发点是将经学作为过时的学问，并不重视经典本身所蕴藏的价值。这一现状引起了部分学者的不满。2015年，刘梦溪由马一浮研究切入，认同马一浮“国学为六艺之学”的主张，旨在引起学界对“六经”的重视；朱汉民提出“重建经学”的主张；干春松、陈壁生主编的《经学研究》第三辑则呼吁“重新开启经学研究”。“宋学”与“汉学”因此发生激烈碰撞。然而，经学能否对现代政治发生切实的影响，重返现代生活，仍需时间的检验。 3 “一带一路”国策引起学界热烈呼应，中外文化交流研究更加深入 2013年，中国政府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这一构想迅速得到人文学界的热烈呼应，刺激和推动了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进一步研究，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乃至文学等研究领域，在东西方文化与文明交流视域下，呈现出诸多新气象。 丝绸之路起始于古代中国，是连接亚洲、非洲、欧洲的交通大动脉，素有“人类文明运河”“世界史发展的中心”“世界主要文化的母胎”之称。中国学术界对于丝绸之路的研究，自岑仲勉、冯承钧、张星烺、黄文弼、汤用彤、向达等起，已有近百年的深厚积累。2015年，葛剑雄的相关论著与演讲、荣新江《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刘迎胜《丝绸之路》、杨巨平“希腊化文明与丝绸之路”研究、侯杨方对“丝绸之路”的还原等，都是这一领域的最新成果。 4 历史是如何被书写的：史料批判冲击传统史学研究 史料是古典学术的研究基础，古典学术的重大突破，往往与新史料的出现或史料处理范式的转换直接相关。近年以来，在简牍、碑铭、文书等新史料层出不穷的同时，史料处理范式的革新也初见端倪。“E考据”即在史学考证中运用数字化、网络化等方法，以求得穷尽掌握和细致分析相关史料，已经近于成熟。黄一农教授出版于2015年7月的《二重奏：红学与清史的对话》，就是一个成功运用“E考据”的典范。更为引人瞩目、正受到学界越来越多关注的，是“史料批判”研究的异军突起。 史料批判研究又称“史料论式的研究”，是一种以正史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史料处理和史学研究范式。该范式远源古史辨、史源学和后现代史学解构方法，高度重视解析史家的“执笔意图”，主要探讨“史料为什么会呈现现在的样式”，即历史是如何被书写的。目前以中日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学者运用较多。2015年10月，辛德勇教授《制造汉武帝：由汉武帝晚年政治形象的塑造看〈资治通鉴〉的历史构建》一书出版，指出《资治通鉴》所记载的汉武帝晚年的政治形象，主要是司马光出于主观需要而“塑造”出来的，司马光所依据的《汉武故事》等史料，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并由此对田余庆先生的名篇《论轮台诏》进行了回应，否定了汉武帝晚年政治路线转变的史学定论。该书出版后立即激起了较大的学术反响，相关论争正在持续展开之中。 5 危机与新生：“中国哲学”学科在国际学界的重要变动 近年来，狭义的“中国哲学”学科危机与新生并存。2006年，著名哲学博客LeiterReportBlog贴出“中国哲学博士培养危机”的博文，《美国哲学学会通讯》（APANewsletter）进而于2008年秋推出相关专辑予以全方位评估。多方面信息表明，随着20世纪七八十年代活跃于斯坦福、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密歇根等美国顶尖哲学系的老一辈中国哲学专家荣休，中国哲学研究开始淡出分析哲学主导的美国哲学界。中国哲学在国际学界的存在遭遇断层危机。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整体实力的增强，中国哲学的独特内涵重新获得了国际学界的普遍重视，一大批兼具中西哲学素养的学者正在为强化中国哲学的分析品质而努力。2015年9月16日至19日，国际哲学学院2015年院士大会在北京召开，且史无前例地增设了“中国哲学”专场。2018年即将在中国召开的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亦于2015年发布第一、二轮通知，深具儒家底蕴的“学以成人”命题被正式确立为大会主题。一方面是海外优质研究力量的匮乏，一方面是国际学界给予的空前关注，这两种相反的动向，意味着“中国哲学”学科未来一段时间内势必会经历一场重要变动。 6 坚守启蒙，还是光大传统：学界纪念《新青年》创刊一百周年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1916年9月1日第二卷第一号起更名为《新青年》。为五四运动作了思想上的准备，激烈批判“吃人的礼教”，引介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倡导新文化新文学，促进人格独立个性解放等等，是《新青年》杂志长期以来得到人们普遍认可的意义和价值。而在当今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全面复兴的大潮之下，持续了一个世纪的“反传统”基调，包括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启蒙”的合法性，都受到了反思与质疑。 2015年秋，值《新青年》创刊一百周年，北京、上海、广州、安徽、河南等地纷纷召开学术会议，研讨《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对于中国近代史尤其是近代文学、思想、文化的价值与影响，新文化运动此前似已发生问题的传统和遗产借这一时机得到了新一轮的正面梳理和阐述，形成了对抗儒学复兴的另一声音。如何估量“启蒙”以及20世纪“反传统”的历史进程？在未来的国家和学术文化建构中赋予传统文化以怎样的地位与功用？就目前意见分歧的状况来看，思想界已经进入了一个多元博弈的新时期。 7 “抗战文学”研究焕发活力，学术视野更加开阔 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抗战文学重新引起学界关注。国内举办了多场以抗战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多家期刊辟有专栏，发表了上百篇学术文章，其中既有新的史料发现与整理，如张中良的《〈义勇军进行曲〉的背景与渊源》和张业松的《战区“风景”与文本三重性——东平佚书〈向敌人的腹背进军〉发掘报告》；又有新的理论视角与阐发，如《抗战文化研究》和《破碎与重建：1937-1945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学研究》两书中有关抗战文学的正面战场与沦陷区殖民研究、大后方与解放区研究，以及李永东的《小说中的南京大屠杀与民族国家表达》。 抗战文学兴起于日寇侵华的民族危亡之际，十数年间繁盛一时。新中国成立后，作为红色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战文学研究受到了意识形态的双向影响，盛于斯亦囿于斯。近年来，国内思想环境与研究视野更趋自由和开阔，民族主义、殖民主义等理论被大量引入，抗战文学研究重新焕发出旺盛的活力，并获得了许多新的理论突破与学术增长点。2015年作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既是抗战文学研究获得突破发展的一个新契机，也是抗战文学研究成果的一次大检验。 8 宏观整体研究重回视野，“全球史”取向渐次落地。 近二十年来，作为国际学界主流知识趋势的“全球史”（GlobalHistory），在大陆史学界一直多以理论、话题的状态盘旋于具体史学实践之上。眼下，这一取向已呈落地之势。“全球史”所倡导的宏观、整体的方法和视野，对于目前盛行的注重微观、细节的碎片化研究，无疑是一种纠偏和克服。 2015年，在山东济南举行的第22届世界历史科学大会将“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列为会议四大主题之首。在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庆祝成立十周年之时，北京外国语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山东大学的全球史、跨区域文明研究机构也在密集设立或筹建之中。近期在国内持续发酵的“新清史”讨论，同样体现着本国史既有范式与全球史等不同学术视野的对话、碰撞甚或某种紧张。在世界经济、文化一体化的今天，如何处理这种不断加强的一体化趋势与自身国家认同、文化主体性的关系，如何把中国史叙事真正纳入到全球比较的框架之中，将是中国史学研究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 9 杨义还原先秦诸子经典，引起学界广泛关注 先秦时期是中国思想的“轴心突破”时代，诸子百家各以其思想创造力和穿透力，驰辞骋辩、著书立说，铸就了中华民族世代延续的文化血脉。研究先秦诸子，就是探索中华文明的原初过程，解码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然而两千年来的诸子学和经学研究，一直存在着很多缺陷、盲点和误区。 杨义数年来通过梳理、分析、阐释先秦诸子经典文本和多种文献史料，从发生学的角度对诸子进行了思想溯源。2015年出版的《论语还原》，以及此前的“诸子还原”系列，包括《老子还原》《庄子还原》《墨子还原》和《韩非子还原》，都在试图剥落后世附加于诸子原典的虚饰，还原经典文献和史实的初始状态，探寻传统思想发生的起点及其当代价值。这一路数在学界引发了普遍关注，可谓是继1920年代“古史辨”派之后对先秦诸子和经学一次新的清理和解读。 10 陈来获“孔子文化奖”，新生代儒学隆重登场 2015年9月27日，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在第七届世界儒学大会上获“孔子文化奖”。“孔子文化奖”2009年由国家文化部牵头设立，是儒学研究领域的最高奖项，主要表彰奖励对全球孔子儒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传播作出突出贡献的团体和个人。此前获奖的大陆学者，包括庞朴、汤一介等都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接受系统教育的老一代学人，而陈来的获奖，则标志着改革开放时代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儒学研究者的隆重登场。 由于时代背景的不同，新生代儒学学者与老一代学人在知识结构、问题意识、关注焦点等方面有着诸多差异。老一代学人大多对于传统经典幼而习之，古典学修养相对深厚，以此为基础又接受了西方学术理论的熏陶，在新旧鼎革的时代变迁中，对于儒学，他们经历了由置疑与反思到回归与弘扬这样一个过程。他们既是一代学人，也是一代哲人。改革开放时代成长起来的学者，大多是在分科治学的现代学术分类体系中接受了最初的学术训练，更多地以知识论的眼光分析古典学术。在中国文化主体性诉求的背景下，他们大都是比较坚定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更着意于体系的建构。儒学能否创辟出适应21世纪中国的新局面，端赖于新一代学者的努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