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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贡问孔子，乡人都喜欢他，这个人怎么样？孔子回答说，这还不能肯定。子贡又问，乡人都厌恶他，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这也不能肯定。你说的这两种情况，不如乡里的好人都喜欢他，乡里的坏人都厌恶他。孔子认为，对“众恶之”或“众好之”的人，都要进一步考察，方能下结论。 孔子把人品鉴定为三种类型。一曰“乡愿”，即伪善人；二曰“中行”，即合乎中庸之道者；三曰“狂狷”，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按此归类，众好之者，有可能是伪善人，就是孔子痛恨的“乡愿”。所谓“乡愿”，按字面解释，就是一乡之人皆称愿者，其实质是，掩藏自己本意而博取他人欢心的人。孔子将“乡愿”视为“德之贼”，坚决与之划清界限：“过我门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乡愿乎！”并且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实在没得到中行之士结交，退而求其次则要与狂狷之士交往。 “众恶之”也好，“众好之”也好，皆可视作口碑范畴。从孔子与其弟子的谈话中不难看出，仅凭口碑识人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口碑也有可能忽悠人。就是说，口碑也要考察，也要分辨，也要打假，不能因为众口一词就无条件相信。因为一个人的名声再好，也不可能百分之百好评，完美无缺只是礼赞用语；一个人的名声再坏，也不可能百分之百恶评，恶贯满盈只是极而言之。既然如此，为什么还会出现“众好之”或“众恶之”现象呢？舆论一边倒，有说者方面的原因，也有听者方面的原因。 在说者方面，他们虽然是一群人，但也是由各式各样的人组成的，不可能是铁板一块。其中，有正义感强的，也有私心杂念重的；有胆大好事的，也有胆小怕事的；有固执己见的，也有随声附和的；有不问来头的，也有见机行事的，等等。总之，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说者中应该既有善人，也有恶人。假若被评价的对象说话办事敢担当，向来不怕得罪人，就应该是善人说他好，恶人说他坏。如果恶人也说他好，这个人要么是个道行极高的强人，要么是个德行超卓的圣人，对手也敬他。假若被评价的对象说话办事不靠谱，拉帮结伙为非作歹，就应该是善人说他坏，恶人说他好。如果善人也说他好，这个人要么是个横行乡里的劣绅，要么是个心狠手辣的恶霸，人们怕报复，惹不起他。 在听者方面，考察、征集民意和转达民意的人，如果动机不纯，心术不正，事前已经被贿赂，被收买，被蒙蔽，不仅听不到真实的声音，而且还会谎报民意，甚至强奸民意。齐威王若不是另外派员微服私访，而是听信身边人的忽悠，即墨大夫就成了“众恶之”，阿大夫反倒成了“众好之”，他们的命运就会截然相反。有鉴于此，我们的领导干部和组织部门，在听到“众恶之”或“众好之”的传言后，必须问个为什么，并深入考察，认真核实，否则就连齐威王都不如。在古代，民意问题是概略的，只能通过口碑来反映，很少听说有量化的。现代就不同了，可以通过记名或无记名投票来解决。那么，是不是得票多就是最佳人选呢？恐怕也不尽然。当年若在秦廷或宋廷给商鞅或王安石打分，这两人的得票估计连半数都过不了。某地换届选举，满票的候选人竟然是刚调来不久的生面孔。具体到一个单位，得票多的往往也是谁都不得罪的“友好人士”，那些坚持原则有魄力的干部，又不注意经营“人缘”，肯定要往后排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