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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钱钟书在《围城》里嘲讽了那个推行剑桥导师制的督学之后，“兄弟在XX的时候”就成了骄矜和自夸的固定语式，脸皮薄的人不敢随便乱用。还有另外一个词组，我也轻易不敢用。念大学时，一个才女同学写了个小说，像钱钟书先生一样十分给力地挖苦了主人公，这个倒霉蛋在复旦大学念书，开口闭口“我们复旦”。虽然那的确是足可自傲的好学校，然而说得多了，就跟那从英国来的学监一样让人讨厌了。所以，在北大念书时，这两个说法我都时刻戒备，免得出门成了别人的笑柄。 但是现在，一晃毕业8年，我发现自己经常顺口就出现这样的时间状语，“在北大念书的时候”，也往往一不留心就“我们北大”。出了口才心惊，鬼祟地王顾左右，希望不被现场捉赃。 前阵子读了一本关于北大的书，荟萃了众多传说中的大师、震耳欲聋的前辈和才华横溢的年轻校友们写北大的文章，他们带我重游了北大，从蔡元培时代的北大，到现在的北大。读完了，忽然觉得，“兄弟在北大的时候”和“我们北大”听起来如此顺耳，无丝毫的矫饰与夸耀，一例地真诚。远离母校的前辈和学长们回忆绵长，“兄弟在北大的时候”啊，如此这般；正在念书的学弟学妹们聊起“我们北大”，这般如此，同样也说来话长。我喜欢他们说起北大时的语重心长，像儿女说起父母，时空纵横，千言万语。也正因为他们的情深和真诚，“兄弟在北大的时候”和“我们北大”恢复了它们本原的朴素。 “兄弟在我们北大的时候”，这么说好像我离北大十万八千里，其实，除了留校的，大概很少有人像我一样，毕业了还离北大如此之近；8年来，频繁搬家，离北大最远的一处居所步行过去也就20分钟。晚饭吃多了我绕未名湖转圈消食，周末我去百周年纪念讲堂看演出，去物美地下超市里的博雅堂和野草书店淘书。连着几年，每周二下午，我去五院的当代文学教研室参加一个课题的讨论，中文系一茬茬的师弟师妹们都能混个脸熟。但即便如此，我依然觉得北大陌生，非拒斥的陌生，而是那么多该看的地方没看，该走的地方没走，那么多想做的事情没有来得及做。在北大念书时，总以为来日方长，可以从容地让所有理想都实现，边边角角都能看个仔细绝不会落下。毕业了盘点，大半个北大对我来说还是处女地——这还仅仅是地理上的北大，历史上的、精神上的北大，我也许九牛一毛都没碰到。 有一阵我还真想杀回北大去，将未竟的事业干完。就背着双肩包，穿一件朝气蓬勃的绿色运动装，理了个精神抖擞的毛寸，在校园里四处晃悠。我和别的学生一样，遇上个石凳子或者台阶就坐下来看书，找块草坪就躺下来两眼望天，我不拿自己当外人。饿了，就去康博思食堂，狠狠吃顿饺子回家。 如今，一兜子事，已经不可能那么频繁地去北大了，更顾不上怀着闲情逸致围着未名湖转圈子。但我时时想到北大，怀念我还没有去过的地方，怀念我还没来得及获取的经验和精神营养。我在20分钟外的地方不停地怀念着那些怀念。 （作者为青年作家，文学编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