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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在一个作家那里代表了什么呢？这使我想起了电影《魂断蓝桥》中男主人公带着漂亮、天真的女朋友到他的庄园（亦即他的故乡）时说的一句话，童年是无穷无尽的。那是一个人面对自然，一个小生命面对无穷的大生命时的种种历险，是一个生命本真时期对本体世界的有趣探索。人长大后，便开始面对知识和逻辑的世界，面对道德虚拟的空间，面对责任、存在的巨大压力。也许探索本体世界的日子已经彻底地错失了，我们开始探讨人的世界，于是，名利、哲学、艺术等都充塞着一个实体，即人。文学即人学，这一命题在人文时代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将人这一实体高高地举了起来，使人类终于认识到了自身的崇高与潜能，但是，它同时也遮蔽了人的虚体，即人在面对无限时的虚无，在面对死亡时的绝望，在进入梦境后的潜在。而那个虚体，往往是与故乡在某个深谷里相遇并潜伏着。在某种意义上，作家就是在描述人的实体存在时，尽最大可能地寻找、记忆甚至想象人的虚体存在。《红楼梦》看似在对人的日常生活进行写实，实际上最后落在了人的虚体存在上，是中国文学中对人的虚体存在进行了最大可能描述与寻找的作品。西方人将虚体存在称为“彼岸”，中国人则将其称为“虚境”，是道的另一面存在。因而，故乡对于文学的意义具有了形而上的色彩。 对故乡的执拗写作，终究会成为一个作家最为黝黑的特征，也就成了他的地域特色。对于乡村长大的作家来说，故乡便是大地、水草、山川甚至沙漠，而对于城市长大的作家来说，故乡便是天气、街市、世情甚至人欲。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而一方人也就有了一方的文化与性格。城市也一样，北京和上海是绝然不同的。老舍与王朔笔下的北京总是充满着某种“天下观”和意识形态，充分地表露出“天子脚下”的臣民意识，而张爱玲与王安忆笔下的上海、香港则充满了市井气息和流言蜚语，展露的是商业社会的种种世情。 中国古人的文学方式是人与自然的对话，讲究的是物我两忘、天人合一。这样的传统使中国人始终对自然有一种对应的本能，将有限的自我融入无限的宇宙之中，将死亡的恐惧化为对道的信仰，而最终将人的实在与空虚相得益彰、相辅相成。这种传统一直持续了上千年。也许因为诗歌的体量小，不能像小说那样大面积地描述故乡，所以在古典诗歌中，我们很少听说李白的什么地方或杜甫的什么地域。小说不同，它用庞大的文字创造了一个世界，一个与那个作家的童年、故乡、知识、经历、愿望甚至梦境等相一致的世界。 这种现象到新世纪时似乎变得“自觉”，作家群的地域现象越来越突出。与其说是作家的自觉，倒不如说是作家的增加使作家群和地域特色越来越明显。比如，拿西部来说，在现代文学史上，西部是一片荒漠，连一个西部作家的影子都未掠过，但是，自延安成为红色革命根据地之后，文学重镇西迁，不久便有柳青出现。之后一段时间，先是路遥捧出了《平凡的世界》，接着是陈忠实推出了《白鹿原》，再是贾平凹奉献了《怀念狼》《高兴》《古炉》《带灯》等，将陕西那片深厚的土地挖得越来越深。同样，雪漠也用“大漠三部曲”一次又一次地将凉州大地上的生态特征展露给世界，李学辉相伴推出《末代紧皮手》，将凉州人对土地的独特崇拜挖了出来。再往西走，便是刘亮程的村庄。刘亮程的散文和小说似乎都在建设一个世界。这个世界里，有一个孤独的人在做着一件孤独的事，即感悟世界。他是一个闲人，他不用去忙着做与别人争名利的事。刘亮程创造了另一个故乡。 这至少说明，故乡对于一个作家极为重要，而重视故乡便会构成他的地域特色。也许不必刻意去提作家群现象，因为作家必将是独特的。只有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独特的作家，才可能会构成一种风景。假使这些风景有共同的景致，它才可能会出现地域特色的作家群现象。现代以来，因为共同的美学追求，出现过一些文人的团体，如创造社、语丝社、左联等。他们因为对文学有共同的理解，所以走到一起，形成一个文学团体。上世纪80年代，这样的社团森林般崛起，随后又潮落般消失。他们很少因为地域特征而结社，都超越了地域的边界。但是，在研究者或组织者、宣传者那里，人们往往会寻找另一种“团队”——不能称为团体——这样做的结果便以地域来划分一些作家，将他们“强硬”拉到一起。 这样的行为到底有没有意义？它能否成为一种文学现象？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但是，另一个问题也随之产生，即全球化语境下，地域文化有多大的生存空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从反面证明人类的文化差异越来越小，人类的文化多样性存在变得日渐严峻。也许在过去的几千年间，人类想方设法使文化趋同，今天这样一种方式仍然在进行，如对大国语言的全球化学习，对工业文明的全球化推进。但是，这样一种工业化的进程在为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为人类带来更大的困境。当文化的差异越来越小，当地域文化消失殆尽之时，也就是人类被新的庞大的文化体制复制和工具化的时期，尤其是人类被物化和异化将是不可避免的命运。在这样的境遇下，文学能做点什么？ 也许一些作家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贾平凹说，他要为家乡立传。雪漠说，他要把正在消失的故乡记录下来，让后来的人们知道，人类曾经如此生活过。作家们开始记录这个时代，当然，不是简单的记录，而是带着深深的反思。如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是对即将消亡的鄂温克族的回忆、记录和思索，梁鸿的《中国在梁庄》是对故乡文化在发生巨变的深刻反思。有很多作家甚至以他者的身份进入别人的故乡，去记录异乡的存在，如杨显惠的《甘南纪事》，李娟的新疆系列散文…… 自然，文学是可以超越这些的，但是，文学在故乡驻足，在故乡落泪，在故乡留影，在故乡深思，最后将故乡写成一种文学形象，永久地留存于文学的天地，也是极其伟大的，尤其是在今天。 （作者为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