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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两会”期间，有政协委员倡议：电视剧《水浒》宣扬暴力，应该禁播。当这一提议被媒体报道为“委员称为维稳禁播水浒”时，网上嘘声一片，一些网友甚至批评该委员没文化。 我不知道这位委员的动议是否真是为了维稳，若果真是为了眼前的维稳，被网友批评自然在情理之中。但我关注的是该委员另外一句话：“《水浒》是旧时代的名著，与我们时代不适应。”这就涉及如何看待《水浒传》的问题。 《水浒传》既有正义性又有游民性 《水浒传》一书思想复杂，既有反映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的正义性，又有反映游民社会、游民习气的游民性。当然，面对恶势力的压迫而进行“逼上梁山”式的暴力反抗，是天然合理的，这方面人们也都理解，无须多讲。但游民性问题则往往被人们忽略。 我们看到《水浒传》中的人物形象往往不是人们印象中那种老实巴交的种地农民，而是闯荡江湖的“边缘人”，即游民。虽有少数人在上梁山前是做正经营生，但正如萨孟武所说：梁山泊的人员构成是以流氓为主。此处流氓即流民、游民之意。王学泰的研究表明，游民虽然具有讲平等、讲侠义的美德，但更具有强烈的反社会性，在各种政治和社会斗争中喜欢主动出击，在人际关系上喜欢拉帮结派，而且从不掩饰赤裸裸的暴力与野蛮，追逐眼前物质利益却不喜欢诚实劳动，等等，总之，传统文化的很多阴暗面都在游民身上充分体现。 民国学者杜亚泉1919年探讨中国历史上只有王朝更替、政治革命不能成功以及社会革命不能发生的原因时，认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有大量的游民与悠久的游民文化：“我国社会中，贵族文化与游民文化，常为矛盾的存在，更迭盛衰。即贵族文化过盛时，社会沉滞腐败，则游民文化起而代之；游民文化过剩时，社会骚扰紊乱，则贵族文化起而代之。此历史上循环之迹也。”他认为，秦王朝之后二十余朝之革命，大都是大量游民与带有游民性和贵族性双重性格的知识阶级之一部分联合对抗贵族阶级势力的结果。然而革命一旦成功，游民自己就贵族化了，重新建立的社会秩序仍然是贵族化政治，只是原先一些被人压迫的游民变成了压迫别人的贵族而已，但社会组织毫无更变。这既不是政治革命，也不是社会革命，只能说是“帝王革命”。游民阶级之势力与知识结合，亦产生一种文化，可谓游民阶级的文化，带有游民的色彩，即尚游侠、喜豪放、不受拘束、不治生计、嫉恶官吏、仇视富豪，为其特征。晁盖说的“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称分金银，快活一世”，就是这种游民文化的生动写照。 杜亚泉还认为：吾国之知识阶级，向来生活于贵族文化及游民文化中，故其性质上显分二种：一种为贵族性质，夸大骄慢，凡事皆出以武断，喜压制，好自矜贵，视当世之人皆贱，若不屑与之齿者；一种为游民性质，轻佻浮躁，凡事皆倾于过激，喜破坏，常怀愤恨，视当世之人皆恶，几无一不可杀者。往往同一人也，拂逆则显游民性质，顺利则显贵族性质，或表面上属游民性质，根柢上属贵族性质。以此性质治财产，必至于失败；以此性质任劳动，必不能忍耐。 这些话虽然是100年前讲的，但至今仍然发人深省。 毛泽东说《水浒传》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确实极为精辟。农民起义无非就是为了找一个好皇帝。宋江虽然在梁山讲“替天行道”，但对一百零八好汉而言更重要的是排座次，通过排座次建立一种新等级秩序，而非像有些人说的那样：“百八人组成政府，而人人平等”。即使他领导的梁山能够成功，最多也只是建立一个跟梁山好汉反抗的宋王朝一样的新王朝而已。 梁山好汉和阿Q看似风马牛，其实都是游民，只不过梁山好汉属于游民中的强者，而阿Q是游民中的弱者，但两者并无本质区别。 有人说，中国以往的王朝历史只有三种人：顺民、刁民、暴民，而且这三种角色会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换。这个说法虽然偏颇，但如果从王朝更替、治乱相因、恶性循环的角度去看，则非常精辟，这三种人最多只能算臣民，而不是公民。 《水浒传》与我们时代有适应也有不适应 鲁迅说过：“中国确也还流行着《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但这是为了社会还有三国气、水浒气的缘故。”现在社会上出现的贫富差距拉大、一些官员贪污腐化、一些地方官民矛盾尖锐、一些底层人民生活困难加剧，可能正是《水浒传》仍然流行的社会根源。当然，文化上的影响也不会在短时期内消亡。 《水浒传》与我们的时代究竟适应不适应？答案是：有适应，也有不适应。适应的是，如果我们不能走出一条历史新路，而陷入黄炎培所说的历史周期率，就很可能出现官逼民反，用毛泽东的话说，照样会出陈胜、吴广；不适应的是，《水浒传》恰恰不能提供这样一条历史新路，而中国共产党已经探索到一条历史新路：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就是在走一条历史新路。当然，改革过程中仍会遇到诸多问题和挑战，如果处理不好，特别是一旦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政府不能保证社会的公平正义，那么照样会有社会动荡的危险，《水浒传》所反映的历史规律仍然会起作用。如果改革能够得到及时推进，传统社会成功向现代社会转型，金字塔型（有些专家甚至提出倒丁字型）的收入分配结构变成了橄榄形，则《水浒传》的规律可以避免。 改革开放后，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成为“农民工”。他们在城市中往往干最脏最累的活，用勤劳的双手和辛勤的汗水赚取菲薄的生活费用。但目前仍然有很多现实困难和体制机制障碍，限制他们融入到城市主流生活中。如果城市不能很好地接纳他们，而让他们长期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付出与回报严重不对等，一旦成为漂泊不定、举步维艰的流动人口（特别是失地农民和失业人口），他们肯定会对社会产生严重不满。老一代农民工大多保留了传统农民的勤劳节约简朴，而新一代农民工则生于城市长于城市，耳濡目染父辈的艰辛贫困与城市的灯红酒绿，他们之中相当一部分人不愿意再像父辈那样辛辛苦苦勤勤恳恳，而是喜欢时尚与消费，梦想发大财，但能够发财的毕竟很少，大多数仍然只能生活在底层。当政府不能照顾底层的生存时，自然会有其他社会势力介入，这就是所谓的“江湖”。“古惑仔”可以说是梁山好汉的另一种存在方式，或曰现代版。 对于江湖社会，当然必须打击，但这不是治本之策。关键是要给出路，让底层人民觉得生活有盼头，未来值得他们去辛勤劳动、努力付出，而不是一边喝酒打牌无所事事，一边挥动拳头咒骂社会。 而要做到这一点，执政党和政府就必须推进全面改革，在政治上要清除掉各种腐败分子，维护执政党和政府的荣誉与权威；在体制上要把权力关进笼子，使得官员不能随意腐败和利用职权损害群众利益；在司法上要推进司法改革，让底层人民受到侵害时有地方申诉；在分配上要真正做到损有余补不足，而不是劫贫济富；在民生上要尽量创造就业岗位，逐步开放城市，让边缘人融入社会主流；在文化上要营造和形成一种鼓励人们积极向上、奋发图强、遵纪守法、勤劳简朴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氛围，让底层人民感觉到能够通过自己的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和艰苦奋斗，逐步提升自己的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 这个时代最需要的是电影《阿甘正传》 30多年来，中国从传统社会急剧向现代社会转型，其力度远远超过了鸦片战争以来的任何历史时期。在这样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样的文化？我认为是电影《阿甘正传》。阿Q是我们的反面参照，阿甘则是我们的正面榜样。 阿甘的人生起点比一般人还要低，智商只有75，但他没有自暴自弃，也没有怨恨社会，在母亲的教导下，通过自己的刻苦和努力，克服了身体疾病和人生种种障碍，成为一个自立自强的人。在“说到就要做到”这一信条指引下，阿甘践行了一种艰苦奋发的生活，诚信、守法、专注、自强，最后成为一名企业家。他成为富人后没有去吃喝嫖赌纵欲享乐，而是继续保持简朴的生活，把财富回馈社会，担当社会责任，致力公益事业，自愿做一名园丁。显然，阿甘的成功并不在于他的智商，而在于他那种诚实守信、专注执着、认真勇敢，以及由此派生出的开拓精神。 “要将上帝给你的恩赐发挥到极限。”这种信念颇似清教徒精神。与国内某些土豪最喜欢在纵欲方面将上帝给他的恩赐发挥到极致相比，阿甘真是“天下之好也”。如果他能改变国籍，人们就可以套用鲁迅的话说，阿甘同志属于那种埋头苦干、拼命硬干的人，称得上民族脊梁。 早在100多年前，严复就发现并抓住了欧洲著作中阐述的“集体的力量”这一主题，并在欧洲思想中至少发现了西方得以强大的两个秘密：即充分发挥人们全部能力和将其导向为集体目的的公心。现在我们仍然身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要前进，也必须依靠充分发挥每个国民全部能力，并将其引导到为社会的进步服务。要做到这两点，就必须培育现代公民，让每一个公民了解自己和社会的关系，启发每一个公民改良社会之常识与思想，养成适于现代生活之习惯，充分发挥个人潜能，这样整个社会才能形成一种整体向上的力量和势头，用流行词语来说，就是正能量。 然而，现在吸引人们眼球的却是那些忽悠大众、让大众娱乐至死而自己早已悄悄移民国外的“大拿”们，那些通过官商勾结、空手套白狼谋取暴利的暴发户，那些炫耀香车美女、酒池肉林、拥有无数“房”N奶的纵欲者，那些巴望再来一次打土豪分田地、大称分金银、小称分珠宝的愤愤不平者。富有阶层的贪婪纵欲是对社会道德的极大败害，而且往往成为引发贫困阶层暴力行为的导火索。富人的贪婪和穷人的暴力，恰恰是严重危害社会的两把尖刀。阿甘既没有富人的贪婪，也没有穷人的暴力，这难道不是我们这个社会最需要的吗？ 中国改革能否成功，中国这艘巨轮能否驶出历史三峡，并非单纯依赖于某个领导人，而在于每个公民的努力。不是全体上升，就是一起沉沦，这绝对不是故意耸人听闻。 总之，这个时代既不需要顺民，也不需要刁民；既不需要伪娘，也不需要暴民；既不需要贵族，也不需要游民；既不需要终日安心于做屌丝者，也不需要整天幻想着当土豪的。这个时代最需要的是现代公民，最需要的是阿甘精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