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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万事，唯此为大”。陈晓明怀着巨大的热情投入到学术中。 他从19岁就开始读毕达可夫的《文艺学引论》、伍盠甫的《西方文论选》，一边读一边做笔记。他无意中在图书馆里发现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在书架最下面一层，蒙满了灰尘，便抱了一摞回到房间，贴了一张纸条在门上：闲谈请勿超过10分钟。他读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美学》，读罗素的《西方哲学史》，读柏拉图的《理想国》，奥古斯丁的《忏悔录》。 从福建省南平师专中文系到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陈晓明的学术之旅走得艰辛而快乐。孟繁华曾用“出场后的孤军深入”来形容陈晓明，他说：“至今我们仍不难发现，在批评界就其观念层面而言，陈晓明可以引为‘同道’者仍是廖寥无几，与一个阵容庞大的批评群体相比，他几乎是孤军奋战。”的确，当时的陈晓明是孤寂的，他回忆当时的情形时说：“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能够接受我的硕士论文的人竟然寥寥无几，因此，师友们的理解和鼓励，我迄今为止还铭心刻骨。” 2016年9月，陈晓明担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 他却对自己非常不满。因为不能从容地、纯粹地、心无旁骛地处理学术的问题。他说：“我想做完系主任，任何外面的事情不接触，全力专注于自己的学术。““某种意义上说，我想保持内心的真实，我的学术还没有真正开始。” 陈晓明认为，中国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并没有真正完成现代理论批评的转型，因为其批评文体和知识谱系还是夹生饭。80年代的现实主义批评模式，一种是观念论述、论断式的，另一种是感悟、印象式的，直到今天还是主流，还没有经历过文本细读的深入训练。 中华读书报：可否谈谈您学习的具体方法是怎样的？ 陈晓明：我年轻时身处逆境，不敢松懈。我从小是完美主义者。在农村当知青时挖地，插秧看别人挖地特别直，就非常敬佩，就要求自己去努力做好；自己球打得不好，对打球好的人就很崇拜，这样就促使自己见贤思齐。我尽我所能，把自己的事情尽可能做得好。很多人有另外一种人生的处理方式，觉得年轻时不必写文章，积累到一定程度再写。写文章和说是两回事，文章是在不断写作中成熟，写成文章才是真正的经营，写文章才是对了解的知识的一种消化整理和融会贯通。如果到四五十岁再写，会眼高手低。 我20岁时开始读西方文论，从伍盠甫那套《西方文论选》读起，后来读别车杜，是无尽的喜欢，一天能读十几个钟头。如果没有兴趣，很难做到。现在年轻人对理论没有兴趣。“理论之后”（特里·伊格尔顿）或“理论的终结”的说法，是在西方批评的理论化发展到极致的背景下的一种说辞。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我还是认为，讨论现代以来的文学问题，掌握西方现代理论的知识谱系很重要。讨论的问题都是在这些知识框架里面，不论是美学问题，还是现在时兴的身份政治问题，讨论女权主义还是生态空间等等问题。 中华读书报：是不是掌握了西方的理论体系，什么作品都可以拿这个框架套？ 陈晓明：从来没有可以“套”的理论。我们只是说，问题的发生是从哪个层面上讨论，这个讨论必须要有知识的前提。这也是现在做学术最基本的方法。至于学术的处理，如果是按某种理论为框架讨论，只能说我们在学术下的功夫不够，处理问题幼稚笨拙，学力不够。那些现代的方法被西方研究到比较成熟的境地，不能完全回避另立一套方法。我们会看到西方学者在处理那套方法上做得那么精彩，那么恰切，文章写得那么漂亮到位。我看到日本东京大学的批评家小森阳一谈夏目漱石的《我是猫》的文章，从猫的毛色谈到日本的历史，文章很漂亮，用的是西方新历史主义的方法，但是和日本传统的方法完全融合了。今天的学术研究，如何保持中国传统方法，还真就是一个问题。 中华读书报：您如何看待全球视野下的中国经验？ 陈晓明：在强调文学世界性的今天，没有世界性的对话语境，艺术创新与变革几无可能。但艺术创造最终依赖于自身的传统与当下的经验，即使是艺术表现形式探索性很强的那些小说，它们所包含的中国经验依然是极其坚实和丰富的。甚至可以这样说，恰恰是在与西方现代小说的强烈对话语境中，汉语小说表达的中国经验才更具有时代感，更具有当下中国的深刻性。中国经验并不是简单地重复传统，也不是在固定的符号和风格的体制中来维持，而是在世界性语境下的碰撞、沟通与交融等变革活动中，在思想文化和艺术表现方法两方面，才真正有新的当下性的中国经验产生。 中华读书报：您在《众妙之门》（北京大学出版社）中提出重建文本细读的批评方法，为何会强调“文本细读”？ 陈晓明：文化批评依然是一个观念化的问题，因为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没有经过文本细读的严格训练，转向文化研究的文艺学还是容易流于空疏，这几乎是学界的共识。有了文本细读的视角和方法，作品文本就不只是在与现实关联的意义上被阐释，评判标准也不再限定于现实主义所谓的“真实性”。现实的欲求、意识形态的需要以及现实生活逻辑，都不再是衡量和评判作品文本的标准尺度，而是回到文本自身，释放每部作品文本的可能性。文本具有无限的可能性，每一种阐释都只是打开一个视角而已。文学批评的价值不在于哪种解释最能接近文本的本质，而在于哪种解释最能开启文本的可能性。也正是在这种可能性上，我们去探求汉语小说的未来面向。 中华读书报：能否总结下，学术研究需具备哪些要素？ 陈晓明：一是要有热情，二是要能吃苦，三是要有把一件事情做好的决心，四是专一。 我们讨论问题背后应该有中国传统的或西方的知识谱系。有人不了解整个知识谱系，就不知道自己的盲点。我一直给学生强调知识谱系的重要性，这样就不会胆大胡说。 中华读书报：确定何为研究目标或方向，您有怎样的标准？ 陈晓明：我有挑战的渴望。我的阅读或研究，总是想突破自己，也是告别过去的自己。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社科院邀请时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的鲍昌做学术报告，他说国际哲学年会以德里达哲学为主题，邀请中国学者参加，但当时举国无人对德里达有较为专门的研究，中国学者缺席。这让我很不服气，开始有意识地去查找阅读有关德里达与后结构主义的著作。 当时的北京图书馆（现国图）部分书籍并不外借，复印又太贵，只能匆忙做一些笔记，常常将一些英文版著作现场译成汉语记下来。那个时候非常不知天高地厚把解构主义列为博士论文题目。好在我的导师钱中文先生那时很宽容，让我去尝试。 研究解构主义，我觉得思想突然开阔了。康德确实很费解，他本身有不明朗的地方。我曾花了很多时间读胡赛尔，非常着迷于他的那些说法，但是太费劲了，读不懂他怎么有这样一种逻辑。后来看到利科尔(PaulRicoeur)的一个观点，他说，所谓现象学的历史就是胡塞尔个人胡说八道的历史，这话无疑很片面极端，但却可以让我放松下来。在那个时候，读到德里达，我才在理论上找到和个人气质、学术训练及个人理想接近的出路。 陈晓明一直觉得痛心的是，做当代文学分散注意力太多。“不像当年关注先锋派，没有人要求我写任何文章，也不用关注外部的任何事情，完全凭着个人的理想去做文章。”他认为那是最自由、最痛快的。 中华读书报：也就是那个时期，您开始介入对先锋文学的研究评论？ 陈晓明：上世纪90年代我做先锋文学有了一点体会，感觉能捕捉到自己学术的兴趣，能够充分调动自己的知识，同时能够把学术和时代的变化和潮流结合起来，并可能产生一些作用，受到学界的重视。虽然谈的是先锋文学，这和我的追求有关，新的思想风貌也好、冲击也好，我总是渴望变化，渴望新的事物出现。我希望找到新的现实化的事物，于是转向现实文学的研究。 中华读书报：有这样的学术背景，研究先锋文学是否有优势？ 陈晓明：我是由衷喜欢那个时期的先锋小说，不是观念性的，也不是因为读了解构主义，可能是我对语言和文学形式感的天性喜爱所致。那时候读格非、苏童、余华，最喜欢的是格非的小说，读他的小说《迷舟》《褐色鸟群》，像回到精神的家园。所以，格非在我心目中仿佛永远停留在那个年代，那时会在心里把他看作我最亲密的朋友，因为他写出了我最理想的文学。我一度认为《风琴》是他最好的小说，向很多人推荐过。评论家季红真说，陈晓明你说《风琴》是当代最好的短篇小说，我读了三遍怎么觉得还不是？我说请你再读第四遍。 我或许是纯粹且偏执的人。希望把最好的东西留藏，并希望能够永恒。格非、苏童、余华他们对我是有意义的，我太固执于他们八九十年代的创作。后来我和余华曾有两次当面争论。现在看来，可能是我的偏执所致。余华写《第七天》，我看到这部小说里依然有他当年某种可贵的文学品质，但物是人非，这样的作品已经不能让我流泪。苏童、格非、余华过去的作品让我流泪，不是说他们写得多么凄惨，而是让我感叹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作品。我在那个时期找到一种理论解读，我知道中国文学的可能性，当然也有对中国文学的信心。 中华读书报：您的学术研究和先锋文学交融，是必然的吗？ 陈晓明：或许我有渴求变革的气质。为什么喜欢解构主义，其实就是渴望新的到来。文学最可贵的就是给未来打开新的面向。我也沾染了一些存在主义的思想。我理解存在主义，它的要义其实是一直想表达存在的困境。 中华读书报：这种方法是否有局限性？ 陈晓明：不能因为存在不足就把它的意义抹掉。利和弊就像跷跷板，“利”只能是往一个方向，肯定片面偏激，很难为一部分人接受。我们无法兼得和始终平衡。就像朗佛罗的诗：我所得到与我所失去，我所到达与我所错过，简直没有什么可自豪的。 中华读书报：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今天，您的学术研究有怎样的追求和变化？ 陈晓明：近年我更多地关注莫言、贾平凹、刘震云、张炜、阎连科，他们和先锋派是不同质地的，是乡土中国叙事。如何携带中国的传统经验和西方最优秀的文学经验对话是我思考的另一个重心。这几个作家都是在乡村里生长没有受过好的教育。但是他们为什么对汉语有那么深的了解、那么大的创造性，他们的语法、他们的语言可能不都合乎规范，但却非常有生命力，去推敲他们的句子是否合乎语法没有意义，他们有着个性化的自由和自然，天然去雕饰。当然最重要的，是他们的作品和乡村经验融会在一起，充满历史的活力和文化的活力。这些思考和观察凝聚在我的《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北京大学出版社）中。 学术研究中一种是回到历史，从中国历史入手；一是着眼于当下，从理论入手。后者是我比较熟悉的方法。做何选择，可能会有阶段性和依具体作品而言。 2016年9月，陈晓明担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他并不完全认同“中文系不培养作家”这种说法。 中华读书报：北大中文系有“不培养作家”的传统，您到北大中文系以后，会有所改变吗？ 陈晓明：是否能改变，我没有多少企图，但在今天的教育形势下，我不太认同过去中文系一直秉持的这个理念。过去北大中文系以及其他名校的学生，本科毕业后就可以站上大学讲台，因为他们在四年内完成所有的专业训练。现在不可能了，博士毕业都不一定能立即站上大学讲台，很多学校进人门槛都要求博士后。但在我们大学中文系的课程设置中，各个专业都要齐头并进，任何一所大学的中文系都会特别注重专业的教育，每一个专业都不能松懈。那么学生就有一个难题：选择中文系大都是带着文学梦来中文系的，如果感到读中文系和作家梦相距甚远，也很要命。怎么办？学的课程往往是中文基础知识，离文学作品和写作甚远。有些很难且专业性极强。现在北京大学强调本科开展通识教育。林建华校长提出，大学要以学生为重心，培养学生的学习激情和兴趣，让他自己怀着对知识的兴趣和好奇学习。北大允许学生转专业。过去三年，转入中文系有26个，转出去有6个学生，主要是外国留学生转出去。 中华读书报：您对中文系有怎样的认识？ 陈晓明：我现在在中文系担任管理工作，确实感受到肩上担子的重量。中文系的老师们和学校领导信任我，让我有机会出来为大家做点事情，我感到一种责任。北大中文系是中国学术的重镇，既肩负着历史的光荣，同时也很有压力。北大中文系走到今天，确实要守正创新，可能在今天创新挑战会更艰巨些。 中文系内部的专业划分是颇为分明的，一种划分是文学、语言、文献三足鼎立；我倾向于学科融合，会把握古典（“三古”：古代文学、古代汉语、古典文献），现代（现当代文学、文艺理论、比较文学、民间文学），语言（现代汉语、语言学、实验语言学）这里面有重叠交叉，但这样划分更切近专业属性，尤其能看清学科专业在当代教育中的定位、意义和功能。我以为北大中文系最重要的是古典的基础要打牢，往近里说，这是学科传承，往远里和大里看这是民族的文化传承，国家的文化根基。“三古”是北大中文系的根基，这个根基要夯实。如果三古能融通，北大中文系的古典还是相当厚实且有优势的。这方面我们正在着手做些建设性的工作。 中华读书报：您如何评介当前中国高校的人文教育现状？中国的人文教育有哪些缺失？ 陈晓明：我们应该看到，今天中国高校已经取得很大成就，不管是在教育公平方面，教育普及方面（例如大学入学率），还是在我们的科学研究方面。就以北京大学来说，近十年来北京大学的科研成果从在国际上发表论文的数量来说，已经翻了十倍，数量上应该是可以和耶鲁持平，但质量如何我们可以再讨论。北大的情况只是代表，基他中国的985、211高校，发展也非常迅猛。这都是可喜可贺的成就。但是，今天的大学的精神内涵，大学的人文精神，确实也是社会各界经常批评的问题。 现在常为人引用来定义大学本质的古代典籍《大学》，其开篇语指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德”与“至善”，这就说出了大学之道的真谛。明德要通过知识创新；至善是对价值的追求，而且是要抵达追求知识、明德亲民的不无止境的境界。欧洲现代大学的创立者洪堡提出了著名的大学的寂寞与自由原则，他对大学的本质理解是：“独立于一切国家的组织形式，大学应独立于社会经济生活，大学的教师与学生应甘于寂寞，不为任何俗务所干扰，完全沉潜于科学”。这当然是在西方社会进入现代特殊时期提出的大学的精神格调，今天大学当然不可能完全独立于国家社会的秩序及其需要。但这些对大学最经典的理解，应该还是大学重要的内涵品格。大学的本质因而可以说是一种与社会的经济和政治活动既相互关联又鼎足而立的传承、研究、融合和创新高深学术的知识和精神的家园。1917年，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就职演说里给大学所下的定义是：“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也”。如果没有对知识的绝对追求，就不可能有高深学问出现，就不可能有知识领先和创新；如果没有坚定的价值追求，对知识的永恒信念，也不可能进入高深学问的殿堂。因此，我们今天讲大学风范，就是要倡导一种追求知识、坚守价值的人文品格。为自身立标杆，为社会树典范。今天，执政党的中央提出要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我的理解，树立大学风范，也是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价值基础。如果说一个民族的大学能立起风范，这个民族的复兴才有价值内涵。（本报记者舒晋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