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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嘉宾：陈文新（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程国赋（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主持人：刘勇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时间：2016年1月15日 地点：北京语言大学光明文学遗产研究院 主持人：2015年以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组织了几场对话，就“文学史研究是否应该回归中国文学本位立场”“中国文学的源头是什么”“文学的自觉是不是伪命题”等文学史的基本问题与重要观点展开学术史的清理，这无疑对古代文学研究的进步展开有引导性意义。我相信，对这些基本问题与重要观点进行基于丰厚学术积累层面的反思，有助于我们把握古代文学发展的关键，从而以新的认识为起点，推动相关领域的研究。 在古代小说领域，也存在诸多值得反思的重大命题，“唐人始有意为小说”，即唐代以后中国才有有意识的小说创作，可以说是重中之重。因为这一命题不仅牵涉到唐代小说的定位，又关联着古代小说的文体性质、创作特点以及历史演变等。表面上看，这一说法早已成为小说史的一个定论或常识，如董乃斌教授的《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和日本学者小南一郎的《唐代传奇小说论》都认同“唐人始有意为小说”的看法。但是，由于唐代小说自身的丰富性，更由于古代小说的多样性和特殊性，“唐人始有意为小说”的说法并非没有讨论的必要与商榷的空间。仅从小说史上看，早在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中，就已经出现了数量不菲的优秀作品，在叙事特点上并不逊色于唐代传奇。而在唐代以后，笔记体小说仍然是古代小说的一大宗，并没有因小说达到了所谓有意为之的新高度而消歇。换言之，即使“唐人始有意为小说”是一个事实，可能也只是小说发展中的一个节点，而非一个突如其来且凌驾一切的高峰。怎样恰如其分地看待“唐人始有意为小说”的论断，确实是唐代小说乃至古代小说史研究中一个不能绕行的问题。程国赋教授是主张“唐人始有意为小说”观点的，请程教授先发表高见。 一 程国赋：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唐之传奇文（上）》提出唐人“始有意为小说”的观点，这一观点是在明代胡应麟看法基础上进一步地阐发而来的。胡氏《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十六《二酉缀遗中》指出：“凡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我认为，鲁迅的这一观点客观、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历程与内在规律，其内涵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唐代小说作家的主体意识增强，他们有意识地采取虚构、夸张、想象等文学手段进行创作，逐步摆脱了子书和史学的束缚，小说文体趋于成熟；小说表现手段、表现技巧逐步多样化，场面描写、细节描写、人物塑造颇有特色；小说叙事艺术明显提高，叙事视角新颖独特，叙事时间、叙事结构上也是独具一格。 主持人：程教授从唐代小说各个方面的特点肯定了“唐人始有意为小说”的判断。我们知道，陈文新教授对小说史、特别是文言小说史作过系统梳理，并且不认同“唐人始有意为小说”这一命题，请陈教授发表高见。 陈文新：鲁迅关于唐人传奇的具体论述有许多精彩之处，但“唐人始有意为小说”这一命题则显然不能成立。对这一命题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提出质疑： 第一，鲁迅所谓“唐人始有意为小说”，其立论前提是：“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所谓“有意”是相对于六朝志怪而言的。一般的文学史著作也都认同鲁迅的唐人传奇源出于志怪的判断。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陆续有学者提出就唐传奇的文体渊源而言，应当向汉魏六朝的杂传、杂记类作品追溯，而不是向六朝志怪追溯。从古代书籍的著录情形看，唐人传奇也一向被视为传记类作品，《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遂初堂书目》《通志·艺文略》等都是这样归类的。《太平广记》也在“杂传记”类大量收录唐人传奇。直到清代，纪晓岚在批评《聊斋志异》“一书而兼二体”时还说：“刘敬叔《异苑》、陶潜《续搜神记》，小说类也；《飞燕外传》《会真记》，传记类也。”所谓“小说”，指的是子部小说；所谓“传记”，就包括了《会真记》（即元稹《莺莺传》）这些传奇小说。所以，与其说唐人传奇源出于志怪，不如说唐人传奇源出于传记。 第二，有意以虚构的方式叙事写人是否就是“有意为小说”？从《中国小说史略》的行文脉络可以看出，鲁迅虽然没有说穿，但确有这样的意思。胡应麟只说唐人与六朝人的区别在于“有意幻设”，鲁迅则由此推出了“唐人始有意为小说”的结论，把“有意幻设”当成了“有意为小说”。事实上，不少学者经常在这样的意义上引用鲁迅的论述，并延伸出一个观点：唐人传奇标志着中国古典小说的基本成熟；而成熟的小说必须具备三个要素：有意虚构，塑造了较为鲜明的人物形象，情节完整。有些学者为了提出新观点，往往故意与这个观点唱对台戏，其实采取的还是同一路子，都认为有意以虚构的方式叙事写人就是成熟的小说。比如有学者提出，中国古代小说在先秦就已经成熟，先秦的很多作品，如《庄子·盗跖》等，都符合有意虚构、人物形象鲜明、情节完整的要求。更进一步，甚至有学者提出传奇小说史要从先秦写起的论断。理由何在呢？很简单，即：一部包含了有意虚构成分、故事情节较为曲折、人物形象较为鲜明的作品，就是成熟的小说，而成熟的小说也就是传奇小说。是否虚构往往成为这一类论述的关注焦点。这些意见有助于唐人传奇虚构手法的溯源研究，但从整体上将旨在说理的子书如《庄子》和旨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史书如《战国策》一概纳入传奇小说范畴，无论如何是不妥当的。我们当然不能将这类失误归之于鲁迅，但失误之所以产生，无疑与鲁迅的命题不够严谨有关。 第三，说“唐人始有意为小说”，这里包含了一个假定：唐人已有一种与今人小说观相近的小说观念。否则的话，怎么能说“有意为小说”呢？而从历史的事实看，唐人虽有其小说观，但绝不同于今人的小说观，当然也就不可能“有意”地来写一种符合现代标准的小说。或者说，唐人传奇的确大体符合现代的小说标准，但唐人传奇不是为了符合这种现代小说标准而“有意”写出来的。 二 主持人：陈教授对“唐人始有意为小说”这一命题逻辑前提的三点质疑确实是不容回避的。我想，程教授也会认同虚构等文学手段并不是自唐代小说才开始出现的。因此，问题可能还与对虚构等方式的实际运用所达到的程度有关，请问程教授是怎样具体看待“唐人始有意为小说”的表现或水平呢？ 程国赋：唐人传奇取得了卓越成就，只有“唐人始有意为小说”这一命题才与其卓越成就相称。 第一，在对待小说创作虚实关系的问题上，相对于六朝小说而言，唐代小说是一次质的飞跃。六朝作家对鬼神怪异往往信以为真，因此在小说中采取“实录”法记载鬼神之事，干宝在《搜神记序》中曾经公开声称写作的目的是“发明神道之不诬也”。唐人虽然相信鬼神之事者甚多，但是对鬼神之事普遍表示怀疑。六朝作家从信实的角度描写鬼怪，往往混淆了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唐人对鬼神普遍持怀疑态度，他们在小说中记载神鬼怪异，并非把它们当成真人真事，而是假托鬼物，以增强小说情节的曲折性。《任氏传》作者沈既济自称“志异”，李公佐在《南柯太守传》中也说“稽神语怪，事涉非经”。他们明知狐女与世人结合、淳于棼梦入蚁穴的事情是怪异离奇的，却有意识地对此进行描写，这些做法体现了唐人小说创作的自觉性。 明代谢肇淛《五杂俎》指出：“凡为小说及杂剧、戏文，须是虚实相半，方为游戏三昧之笔。”在情节的处理上，唐代小说创作基本上做到了虚与实的有机结合。唐代小说作家并没有建立像刘勰《文心雕龙》那样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是他们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使小说摆脱了长期以来作为子、史附庸的地位，艺术上逐渐走向成熟。 第二，唐代小说强调情节的传奇性与现实性的有机统一。中国古典诗文自《诗经》开始，便建立了“寄托”的传统。古典小说在其发生、发展的起初阶段，这种“寄托”的特点不太明显，到了唐代小说才充分体现出来，宋代洪迈在《容斋随笔》曾经指出唐人小说“鬼物假托”的特点，《任氏传》《李娃传》《枕中记》《南柯太守传》《谢小娥传》《虬髯客传》等唐代小说作品都清晰地传达出作者的创作意图，抒写个人情怀，反映时代背景。《补江总白猿传》《周秦行纪》《异闻集·韦安道》等更是具有明显的创作动机。这些小说构筑人狐相恋、人仙相恋、人猿结合、梦入蚁穴、弱女报仇等等离奇怪异的情节，表达自己对社会、人生的看法。由此可见，唐代小说作家在注重情节传奇性的同时，也十分注重情节的现实性。 第三，唐代小说将情节的虚构、想象与作品的艺术性融为一体。史传作品“实录”的方法要求做到事件真实、用词凝练、语气平缓，这样必然限制了作品艺术的发挥；唐代小说创作突破了“实录”的束缚，在作品的艺术性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赵彦卫《云麓漫钞》曾对唐人小说的“诗笔”加以称赞，所谓“诗笔”，主要指作品的抒情性。唐人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倾注着大量的感情色彩，使作品中人物形象塑造得十分成功。如《霍小玉传》成功塑造小玉美丽而痴情的形象，《莺莺传》中的崔莺莺、《柳氏传》中的柳氏、《无双传》中的刘无双、《云溪友议·韦皋》中的玉箫女等女性形象也像霍小玉一样多情、善良，感人至深。唐人小说作家津津乐道于情节之“奇”，往往在情节的跌宕起伏、情感的剧烈冲突之中塑造人物形象，取得突出的艺术成就，这是不少史传作品无法与之比拟的。 唐人小说作家还注重细节描写和场面刻画。塑造人物形象离不开作品的细节描写，《任氏传》有个细节，郑生知道任氏是狐精后，并没有嫌弃她，一天遇到任氏，“郑子连呼前迫，（任氏）方背立，以扇障其后，曰：‘公知之，何相近焉’”。任氏爱恋郑生，但身份是狐，为此感到羞怯，所以见到郑生时，“以扇障其后”，以防露出尾巴。作者沈既济在叙述人狐之恋的过程中，刻画这样一处狐女所特有的细节，体现了任氏作为狐女的羞怯与谨慎。诸如此类的例子在唐代小说中是很多的，而没有成功的细节描写、合理的艺术想象，一味追求情节的传奇性，很容易陷入荒诞。场面描写也是唐代小说创作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运用夸张、白描等艺术手法，烘托小说氛围，如《柳毅传》中钱塘君出场一节，“大声忽发，天坼地裂，宫殿摆簸，云烟沸涌。俄有赤龙长千余尺，电目血舌，朱鳞火鬣，项掣金锁，锁牵玉柱，千雷万霆，激绕其身，霰雪雨雹，一时皆下。乃臂青天而飞去”。这里有声音、有色彩，还有动作，构成一幅宏伟、壮观、气势磅礴的场面，有力地衬托出钱塘君威猛、刚烈、神力无边的形象。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下》曾经将“唐人以前”与“宋人以后”的小说创作进行比较：“小说，唐人以前，纪述多虚，而藻绘可观；宋人以后，论次多实，而彩艳殊乏。”唐代小说作家注重想象、虚构，因而使作品具有较高的艺术性；而宋传奇则过分偏爱于人物、事件的真实，所以缺少文采，文学成就远远不如唐人小说。可见，在情节的虚实关系上，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对于作品的艺术性也会带来迥然不同的影响。 三 主持人：程教授很全面地总结了“唐人始有意为小说”的表现，我记得陈教授在《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中也曾为“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单独立章，充分肯定了传奇小说成熟于唐代的历史意义。既然您认为“唐人始有意为小说”的命题存在诸多可以质疑之处，那么，对于唐人传奇显然具有的重大突破，您觉得怎样表述才更准确？ 陈文新：唐人传奇与唐诗并称“一代之奇”，其辉煌成就有目共睹。要对这种成就作出阐释，有必要提出一个比“唐人始有意为小说”更为妥当、更有阐释空间的命题。我认为，这个命题可以这样表述：唐人用辞章的方式改造传记，才成就了唐人传奇这一独特的小说文类。换句话说，传记辞章化是唐人传奇基本的文体特征。 第一，传记是历史著作的常用文体，它在叙事上有哪些特点呢？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强调一个事实：历史著作的职能是经由对事实的记叙总结或揭示关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经验或教训，它不是以怡情悦性为宗旨的读物。理解了这一事实，我们对历史著作选材方面的特点就会予以“同情”和认可：一，历史著作必须全心全意地面对社会生活，尤其是面对意义重大的社会生活，私生活和自然山水不在史家的关注范围之内。二，实录是对历史著作的核心要求，它涉及到历史文本的取材和表述。就选材而言，史家必须遵守一个原则：他不能编造和虚构。就表述而言，他不能直接进入人的内心世界，他不能写那些只有当事人才能知道的言行——实际上，这种表述方面的限制也是为了约束史家，不给他提供越轨的便利。不是说没有史家越轨，而是说史家越轨是一种错误，是可以批评的。 与历史著作的宗旨有关，它在艺术表达上也有几个显著特点：一，历史著作从不采用限知叙事，无论是第一人称限知叙事还是第三人称限知叙事。其原因在于，所谓限知叙事，表明作者对历史进程缺少了解，他只能扮演陌生人的角色；如果真是这样，就与史家的身份不符了。从理论上说，史家是一个文化阶层的代言人，他具备阐发种种历史事实及其相互之间的因果关系的能力，否则，他就没有资格以史家自居。二，注重语言的简洁。历史著作以叙事为主，因为这是历史经验的载体，“文”是次要的，所以辞藻的经营一向受到史家的轻视，骈俪辞藻尤其不受待见，文简事繁是史家向往的境界。三，其人物语言，看重的是理性化，而不是个性化。生活中的历史人物，并非总是使用理性化的语言，但历史人物为史家所关注的是其理性化的语言，原因是在传达历史经验方面，理性化语言较之个性化语言具有更多的优势。 第二，唐以前的辞章以诗、赋、骈文为主体，从叙事的角度看又有哪些特点？一，在题材选择上，辞赋对私生活和自然景物倾注了浓厚的兴趣。《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洛神赋》涉及女性之美的评鉴，属于私生活题材。《九辩》《高唐赋》《芜城赋》描写山川风物，在自然景物的描写方面有较大规模的拓展。二，辞赋的故事是虚构的。不仅《高唐赋》《神女赋》所写属于虚构，即使是《登徒子好色赋》，想来也绝不会实有其事。三，史家注重语言的简净朴质，辞赋则注重华美、绚烂，注重色彩声韵的讲究，具有显著的骈俪倾向。这表明，辞章与传记各有其理想的语言风格。 第三，唐人是如何用辞章的方式改造传记的？唐人传奇基本包括传、记两种体制。“传”较多地继承史家纪传体的传统，对人物的生平、出处、归宿等有相当完整的交代，文末通常还有一段论赞式的议论；“记”不大注意交代人物生平，而是截取人生的某一片段加以记叙。但无论是“传”，还是“记”，它们都属于六朝人所说“文、笔”中的“笔”，属于史书一脉。这里重复一句：唐人传奇源出于传记。 但是，尚未辞章化的传、记是不具备传奇小说品格的，或者说，只有与“文”（辞章）融合的“笔”（传、记）才算具备了传奇小说品格。唐人传奇“有意幻设”的虚构特征，唐人传奇对私生活感情和日常生活的关注，唐人传奇对自然景物的钟情，唐人传奇的第一人称限知叙事（即以“我”的身份叙事），唐人传奇的骈俪句式与华丽辞藻（即鲁迅说的“藻绘”与“文采”），凡此种种，无不取之于辞章，或者说，主要取之于辞章。所谓用辞章的方式改造传记，也就是用写作辞章的方式来写传记。其情形有点像我们常说的“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但又有所不同。“以文为诗”“以诗为词”并没有改变文体的性质，而以辞章的方式来写传记，则使文体的性质有了不同。可以说，在融合了辞章的旨趣和表现手法后，传、记就成为了传奇。唐人传奇的那些符合现代小说标准的特点，就是这样产生的。因此，可以有把握地说一句：传记辞章化开创了小说发展史的一个重要阶段。 四 主持人：从传记辞章化的角度把握唐人传奇，是从中国古代文学内在品质出发分析中国小说文体的生成与特征，我很赞成这样的思路。程教授如何看待唐代小说成熟过程呢？ 程国赋：我认为，与唐代以前的小说创作相比，唐代小说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典小说文体的逐步成熟，是小说创作的自觉时代的体现。鲁迅提出“唐人始有意为小说”的观点，对唐人小说创作的成就给予高度肯定，不过我认为，提出这一观点，并不意味着古典小说创作自唐代才开始。 唐传奇的出现代表着中国文言小说创作的第一个高峰，但是在这个高峰之前，古典小说创作已经大量出现，并经过漫长的发展历程。神话传说、先秦寓言故事、史传作品都对古典小说的形成与发展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孕育着小说文体的雏形，提供了大量的创作题材、“寄托”的文学传统以及叙事手法。不过，神话传说、先秦寓言故事、史传作品都不是小说，没有具备作为小说的所有要素。 汉魏六朝时期无论在小说观念上还是在小说创作实践上，都表明小说这种文体受到时人的一定重视。 首先，我们从小说观念的角度来看，汉代桓谭在其所著《新论》一书中指出：“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治家，有可观之辞。”意思是：作为小说家，是用零碎琐细的语言写作杂记，这些文字对治身治家有一定的帮助。桓谭指明了小说的内容即“以作短书”，何谓短书？秦汉时期，经书、律书用二尺四寸的竹简写成，用短于二尺四寸的竹简写成的称为短书，后来多指小说、杂记之类，包括寓言、神话传说，也夹杂议论，内容庞杂。桓谭认为小说对于治身治家而言，有可观之辞，肯定了小说的价值。 比桓谭稍晚一些的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将小说家划入诸子的行列，虽然他说“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仍将小说家列在末尾，这在小说观念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是一个极大的飞跃。应当说，班固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小说的地位和影响。 六朝时期小说理论的发展较为薄弱，东晋干宝在《搜神记》序中说自己创作此书是为了“发明神道之不诬也”，以信实的眼光将鬼神之事写入小说，这是受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虽然六朝的小说理论建树不太突出，但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实践却大放异彩，张华的《博物志》、王嘉的《拾遗记》、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搜神记》等一批相当成熟的志怪小说与志人小说都在这一时期出现。因此，我们认为，“唐人始有意为小说”，并非意味着古典小说创作自唐代开始，而是早在唐代之前，小说已经经历漫长的发展过程，为唐代小说作为成熟文体的出现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陈文新：古典小说创作是否始于唐代？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有许多种明显不同而又各有理由的答案，原因在于，古今人的小说观念不同，或者说中西小说观念不同，讨论问题的标准也就不同。标准不同，结论自然不同。为了简化问题，我采取回到古人语境的方法。得出的答案有两个：一，有意用辞章的方式改造传记，这一文学风尚是唐代才形成的，因而传奇小说只能成熟于唐代；二，就子部小说而言，唐代以前不仅有了稳定的术语，实际创作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世说新语》就是一部历久弥新的名著。 在唐人传奇兴起的时代，以辞章的风格写作论说文、叙事文，已经成为一种风尚，其典型例证就是“以辞章为古文”的韩愈。如果说唐人传奇是以辞章为传记，那么，韩愈古文的主要特征则是以辞章为论说，即论说的辞章化。在今人看来，论说出于子部，传记出于史部，两者区别很大，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论说与传记都划在“笔”一类，而与划在“文”一类的辞章相对。所以，尽管韩愈古文与唐人传奇在现代文体分类中，一个是散文，一个是小说，好像八竿子打不着，不过，在唐人看来，论说与传记都曾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笔”，用辞章的手法来写传记，和用辞章的手法来写论说文，其实没有大的不同，它们的共同特征都是文、笔的融合。 说唐人传奇成熟于唐代，并不是说在唐代之前，就没有出现过带辞章意味的传记作品。其实六朝时就有了这样的作品。程毅中先生在《唐代小说史话》中举过几个六朝的例子，“如《赵飞燕外传》《神女传》《杜兰香别传》等，就可以看作传奇文的早期作品，与六朝志怪有所不同”。其他作品如王嘉的《拾遗记》，用的是史家体例，写法上却颇多辞章风味。这说明，用辞章的方式来写传记，并不始于唐人。但是必须强调，六朝时期那些带辞章意味的传记作品，只是个别现象，具有偶然性。用辞章的手法改造传记，在唐代才成为一种风气。 就子部小说的概念而言，正如程教授说的那样，这一术语在汉代就已定型并且广泛使用，表明汉人写作子部小说是自觉的，是有明确理念的，王瑶先生的《小说与方术》一文曾就此作过讨论。从《汉书·艺文志》到《隋书·经籍志》，子部小说的概念沿用不衰，表明子部小说在大传统中长期保持了清晰而稳固的身份。 就子部小说的创作而言，《世说新语》体现了子部小说的一些重要特点：第一，子部小说的职能是传达人生智慧，《世说新语》就是教人如何做名士的，所以一向被称为“名士教科书”；第二，子部小说并不关注军国大政，而是关注日常生活，所以它虽大量涉及军政要人，但视野总在朝政之外；第三，讲究可读性，所以重视语言的隽永，重视细节的魅力。 就子部小说而言，唐代之前就已成熟，并取得了极高的成就。以往的小说史著述常常将六朝的《世说新语》等作品作为“小说雏形”来看待，其实并不妥当，《世说新语》作为子部小说的经典之作，它不是“雏形”，它代表了一种成熟的小说类型。 五 主持人：陈教授在这里又提出了一个“子部小说”的概念，这又是一个重要问题。事实上，古代小说的文体认定本身就存在争议，上面的讨论中，“唐人小说”“唐传奇”等概念的兼用并陈，虽是学界惯例，是否恰当，却值得考虑，可惜没有时间和篇幅请二位展开了。依拙见，一个文学史命题的意义，也许不在于它揭示了确凿的真理，而在于它是引导我们探究真理的路标。“唐人始有意为小说”也许就是小说史研究中一个这样的路标，循着这一路标，我们发现的可能不只是唐人是否“有意为”小说，而是他们在怎样“为”，即怎样创作小说或创作了怎样的小说。也就是说，“为”不仅仅受制于是否“有意”的主体意识，也与各种创作效果的客观呈现有关。宋人洪迈有一段评论唐人小说的话也屡见称引，他说：“唐人小说，不可不熟，小小情事，凄婉欲绝，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唐人说荟·凡例》）我们知道，洪迈的《夷坚志》同样在继承传统小说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他是对小说文体有着良好自觉的优秀小说家。洪迈对唐人小说的这一评价，可以说是小说家的会心之见。不过，这又是一个难以落实为小说史定论的看法。很难说唐以前的小说绝对没有“小小情事，凄婉欲绝”的描写，洪迈这一说法的意义，主要可能在于敏锐地捕捉到了唐人小说的一个艺术特征。而深入探究唐人选择怎样的“小小情事”、又如何将其敷演得“凄婉欲绝”，有可能需要从文本内部确立考察唐人小说时代特点与价值的角度。历史的真相，有时就潜藏在这种细节之中。 我注意到，二位的看法虽然不尽相同，但在对唐人小说具体特点的认知与分析上，又有一致的地方，比如都强调了唐人小说的细节描写。我一直相信，一旦小说史深入到小说文本构成的细节中去，必将呈现出更为真实、可靠的历史发展脉络及前因后果。 谢谢二位的高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