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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几乎是抢在刚开门的时刻进入了孔林。 曲阜的“三孔”（孔庙、孔府、孔林），我偏爱孔林，以为就像《诗经》的“风、雅、颂”，孔林更类似于“风”，那二者则是一大篇“雅”与“颂”。 孔林中最受人瞩目处，当然是孔子墓。此刻，除我之外，墓地尚无他人，晨光投射在明暗有致的林叶间，雀鸟的鸣啭声此起彼伏，巨碑后面的“马鬣封”，依然沉厚而安宁。朱红色的三座驻跸亭，封存着昔日帝王们沉沉梦境，而一旁子贡的庐墓处，令人遐想，仿佛这位被孔子誉为“瑚琏之器”的弟子犹在其间，随时会出来回应你的探询。 子贡是孔门弟子、贤人中，颇受称道，又使人感兴趣的人物。单说他筑庐墓前，六年守丧，就令人感回不已。众弟子守丧三年毕，“相诀而去”，唯有他又守三年。六年的岁月，何其漫长，子贡先生要在不胜哀戚的心情中默默度过，而且是在遍地坟冢，一片愁云惨雾的野地里，该是多么不易！此事的文献记载，我总以为或已羼入一些传说的成分，古时候的儒者在张扬其主张时不免会夸张，甚至到不近人情的地步。我想较有可能的是，老师去世之时，子贡正在外地搞经贸，无奈交通不便，待到赶回来，已晚了许多时日，师兄弟们“相诀而去”之际，他自然要表示再留一段，大家亦皆认为合情合理，否则，这个站在“道德高地”上“扬名”的好事，为什么让你一人独做？ 子贡对老师委实也怀有特别深厚的感情。伴随孔子左右多年，他得到老师的指教和夸奖不少。孔子的学生中，子贡因为善于理财，低买高卖，“臆则屡中”，斩获甚多，算是一位“土豪”级人物。有一种说法，老先生办学，周游，是得到子贡给予的经费支持的。子贡又是一位折冲樽俎的外交“达人”，“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史记路仲尼弟子列传》），连国君都要与他“分庭抗礼”，其能力受人敬重如此。正当孔子困于陈、蔡，几乎遭灭顶之灾时，是他搬来楚国的救兵，方才转危为安。在某种程度上，当时他要比孔子更吃得开，有人说他贤于孔子，他则坚决否认，无论人前人后，都极力称颂孔子的德行与学问，甚至比之为“江河”、“泰山”与“日月”，“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简直有“大树特树”之嫌。而面对别人的质疑，他很坦然地说，“使臣誉仲尼，譬犹两手捧土而附泰山，其无益于明矣。使臣不誉仲尼，譬犹两手把泰山，无损亦明矣。”（《韩诗外传》）总而言之，在他看来，孔子犹如泰山一般巍然存在，你说他好也罢，不说他好也罢，他都在那里。尽管如此，有人还是认为，孔子学说“得执而益彰”，其地位和影响之所以与日俱增，与子贡竭力所做的“品牌推广”，实非常有关。 我也曾是质疑派中之一员，但再读一些文献记载，仔细想想，也还颇为子贡的真诚打动。江河啊，泰山啊，日月啊，各人所见不同，姑置不论；追随孔子多年的子贡所看到的一幅真实图景却是——“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类，百官之富。”（《论语 子张》）仅就到达这个“数仞宫墙”而言，也很不易。据说他师事孔子头一年，还自认为自己比老师强；第二年，就有些变化了，觉得孔子与自己差不多；到第三年，认识遂有颠覆性改变，知道孔子确实了不起，不能不拜服。学生之尊崇和欣戴老师，当不能只因师生名分一端，子贡对孔子的态度，看上去还算理性。 不过，有一个故事的细节，让我一度不得释怀。那一次，陈、蔡绝粮，颜回讨回米来煮饭，饭快熟时，孔子看见颜回用手抓锅里的饭吃，装作未看见，开饭时故意说：“刚梦见我的先人，我自己先吃干净的饭，然后才给他们吃。”颜回立即意识到老师意有所指，回答道：“不是那样的，刚刚炭灰飘进锅里，弄脏了米饭，丢掉又不好，我就拣出来吃了。”孔子误会了颜回，很后悔。我看到另一版本是，颜回拣饭粒吃，恰被子贡瞅见，子贡遂报告孔子，孔子不高兴了，讥刺了颜回一顿。如果后者为真，子贡先生就涉嫌“离间”，于他的形象似颇为不妙。然而，在一大堆弟子之间，相互叽叽咕咕，大约也难免，子贡虽为孔子所赏识，却不如颜回更为孔子激赏，“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老师对颜回这评语说得何其倾情！子贡或有一点妒意，此种人性弱点亦无足深怪。话又说回来，子贡所见，与孔子所见，实情为一，孔子承认“所信者目也，而目犹不可信”（《吕氏春秋》），子贡之误，也仅此而已，倘若颜回真的偷饭吃，子贡报告老师，意在维护老师，又何咎之有！ 孔子弟子三千，贤人就有七十多，至今能近距离相伴孔子之墓，受后世无数人拜谒者，唯子贡一人。就俗世名利而言，子贡实在是大赚，若非守墓之举，即使他官做得很大，钱赚得再多，也早已灰飞烟灭，断无如此荣显。或有人以为这正是子贡处世精明过人之处，不过，弘扬师道，除了真情，即便是多少有意经营，其眼光、见识和毅力，也令人佩服。孔子虽做过一段时间鲁国的官，下台之后，并无“组织部门”明示保留何种“待遇”，丧事的哀荣与官本位不挂钩，子贡和同学们能把老师的丧事办得如此隆重，使师道获得旷世未有的光大——到头来，孔子墓前不是他家人的庐墓，而是一位学生的庐墓，这在天地之间，真是别有境界。 孔子后来的地位，正如鲁迅先生所言，是被权势者当做“敲门砖”，抬上了一个“吓人的高度”。与权势和政治捆绑一起，并非好运，倒是厄运的开头。文革期间，蜂拥而来“讨孔”的人，竟然动用炸药，轰开“马鬣封”，必欲戮孔子之尸而后快。讽刺的是，那位“带头大姐”，竟然是一所著名的师范大学的学子，她率领一帮学子，砸了孔庙，又来掘孔子墓——那个疯狂的年代，师道竟然遭此斫丧，这也是子贡万万没有想到的。又据说，当年炸药轰开处，除了黄土，还是黄土，一无所见。此事至今也还是一个谜，这位先师的遗骸究竟去了何处？若说孔子并未葬于斯，前后共计六年寒暑，难道子贡先生看守的只是一个假墓？现今已经有人在用DNA介入古人血缘关系的考证，也许日后会给我们一个近于科学的结论吧。不过，子贡庐墓相伴孔子之墓，即便说是一个“创意”吧，也是一个绝好的“创意”，它除了向世人确证孔子作为一位深受学生敬仰的老师身份之外，也将一则有关师道的美谈长留于世间。子贡远道携来的“楷树”，至今还有遗迹，留给人们瞻仰。据说当地人读“楷”为“皆”，喻皆应效仿之意。千载之下，尊师的传统绵延不绝，子贡“行为世范”，当与有力焉。 (责任编辑：admin) |